从《刺杀小说家》看小说到电影的转码

时间：2024-06-19

揭祎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在2021年春节档的七部影片当中，《刺杀小说家》取得了位列第三的票房成绩。该片由路阳执导，改编自著名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刺杀小说家》用影像打造了奇幻瑰丽的小说世界，并且设置了不少笑料，将小人物的悲歌重新诠释为小人物逆袭弑神的热血传奇，可谓一首现实与虚拟的交响曲。

一、人物形象的增删与重塑

在小说当中，千兵卫先生通过“应聘”“特殊情况处理师”，进而接受“刺杀小说家”这一神秘任务，是因为很需要钱，有了钱之后想去北极看北极熊。为什么要去看北极熊？故事结尾的千兵卫对小橘子说“我和你妈妈准备带你去看熊。很可爱的熊”，这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几年前，千兵卫的妻子弄丢了他们的女儿小橘子，他心心念念要去看北极熊，其实是一种执念，失去至亲骨肉的痛不欲生，使得他将去北极看女儿喜欢的北极熊作为一种释放情感的出口。

与人物原型千兵卫相比，关宁的形象被塑造得更加丰满。电影伊始，就通过一场拦车戏向观众传达了这样一种认知：关宁(雷佳音饰)几年来一直苦苦寻找早年走失幼女的下落。邋遢的造型和憔悴的装扮，无不在低声诉说着这位父亲的痛苦与悔恨。为了增加电影的观赏性，关宁拥有一项绝技——扔石头，石头还会拐弯，正是因为具有这一技能，观众便会自然而然接受李沐的下属屠灵以帮他找到女儿为条件所提出的“刺杀小说家”任务这一故事前提。而随着故事的开展，观众才意识到关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杀手角色。李沐找关宁刺杀小说家，绝不是因为关宁的个人技能，而是因为关宁是完成任务的不二人选：如果刺杀成功，李沐便能摆脱自己与这起杀人案件的干系，让关宁成为替罪羊。关宁与小说家路空文笔下的小说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原著小说和电影的重要伏笔和铺垫。在原著小说里，千兵卫通过主动应聘接受了刺杀小说家的神秘任务，具有很强的巧合性和偶然性；而在电影当中，关宁则是被李沐所找到，以帮他找回女儿为由要求他刺杀小说家。因此，与小说相比，电影更像是李沐所设下的一场局，逻辑更加完整，并且环环相扣。就这一点而言，电影的改编更加合理可信。

从电影情节来看，关宁在几次刺杀就要成功的时刻，选择了迟疑和放弃，究其本质，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情与善之间做出选择。情与善两种伦理原则的辩证法在关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造就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和行为的反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的情与善是和谐统一的。但由于关宁救女儿的前提被设定为刺杀小说家，因而深陷“杀小说家救女儿”与“不杀小说家放弃女儿”的两难困境和悖论当中痛苦不堪。选择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就要放弃和牺牲另一个人，这个选择摆在关宁眼前，让他被激烈的矛盾冲突所折磨。但由于众生平等且同样重要，而邪不压正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而电影通过“关宁得知真相”这一戏份巧妙地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和解和重新统一。

关宁偶然遇见当年拐卖其女儿的人贩子，从他口中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离开人世，再加上他从小说家口中了解到了电影的大致情节，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李沐欺骗和利用，于是关宁刺杀小说家的举动失去了逻辑支撑和动力，私情和大义得到了统一。因此，关宁便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选择听从自己的良知，跟随自己的内心，义无反顾地保护小说家，帮助其建构他的小说世界。在强大对手李沐面前，关宁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全内心良知和世间大义。于是，关宁便从一位父亲转变成一位英雄，一位爱女儿也爱众生的英雄，他是世俗化的英雄，因为具有凡人的特质和性格，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所左右。他有着自己的软肋和私心，但也能为世间正义而战，成长为最坚硬的铠甲。通过完成舍生取义的选择，关宁的现实个体和个人利益退隐，伦理实体和道德追求凸显，人们意识到与生命相比，正义是更为崇高的东西，它可以洗涤人的灵魂，净化人的心灵，并在面对强敌时赋予人一种支撑与力量，使个体得到升华和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还对小说的主要人物进行了一定的增删处理。小说当中有这样几个人物：千兵卫、小说家、赤发鬼、久藏、老伯、老伯的律师、千兵卫的妻子、久藏的母亲。小说中的老伯从未出场，只存在于代理律师的描述当中，显得神秘莫测，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在电影当中，以老伯为原型的李沐(于和伟饰)是个呼风唤雨的成功人士，有过好几次亮相。他外表光鲜亮丽，擅长鼓动，雄心勃勃，心狠手辣，给人极强的压迫性。通过影像，能够充分表现李沐身体随小说中赤发鬼境遇而每况愈下，给观众更加真切的代入感。而这是文字影像化，小说转码为电影的必要处理，也是“看小说”与“看电影”的差异，正如乔治·布鲁斯东所言：“人们可以是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是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象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当中的两位女性角色在电影当中彻底消失：一位是小橘子的母亲，一位是久藏的母亲。母亲形象的缺席一方面是由于电影时长所限，需要突出强调关宁与空文这两位主要人物；另一方面电影增加了两位女性角色，分别是空文的姐姐和屠灵。为了救弟弟空文，姐姐(佟丽娅饰)惨遭赤发鬼派来的老僧杀害，家破人亡的空文意识到不能再逃避，因而毅然前往异世界皇都，打算找赤发鬼复仇。空文姐姐的死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有利于增加观众对空文的弑神之举确立起一定的认同感。

随着故事的发展，屠灵从李沐的得力干将变成了关宁的重要搭档，这组人物关系其实可以对应黑甲与少年空文的关系。如果说黑甲与少年空文的合作是黑甲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之举，屠灵的转变则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与关宁的同病相怜。屠灵起初对关宁非常轻视和不屑，因为他是一个把自己女儿弄丢了的“不称职”的父亲，而屠灵则在幼年时被父母所抛弃，对亲生父母的心情非常之复杂，可谓因为极度缺失而导致极度排斥，但在内心深处她也不过是一个渴望关爱的小女孩。随着屠灵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她选择放下心中的偏见，与关宁并肩作战，保护小说家，并将李沐绳之以法。

不难发现，在电影当中的两位女性角色都是男性角色的“附庸”。她们所承担的功能便是为男主角的复仇提供一定的刺激抑或是支持。空文的姐姐甫一登场，便是紧张密集的动作戏份，台词少得可怜。而屠灵在前半段更大程度上是李沐的代言人，以服从和执行命令为天职，我们看不到她的性格和个性；特别是对于屠灵的转变过程电影的着墨很有限，仅仅是设置了一场屠灵本要亲自动手结束小说家的生命，因为偶然偷听到了小说家空文与其老板李沐的恩怨，便陡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与阵营，转变之快未免显得仓促草率，毕竟，以李沐的个性，屠灵之前肯定也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对于屠灵而言，“倒戈”不仅表示她在善与忠之间选择了善，也意味着她很有可能要以失去生命为代价去捍卫她的选择。如果能够把屠灵的转变过程交代得更加丰富，想必这一角色会更加打动观众。而在完成转变后，屠灵的戏份主要体现在其与李沐的两位男下属的打斗戏份，观众依旧无法走进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女性角色被边缘化，处于“失语”的被动地位，人物性格更是苍白扁平，这无疑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一项不足与缺憾。

联系到路阳导演的前作《绣春刀》系列，可以看出路阳导演的作品常常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突出男性的阳刚气质，同时设置一些花瓶式的女性角色加以点缀，女性被建构成围绕在男性左右的“他者”，进而增加电影的商业性和观赏性。电影作为一门当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再现了现实生活，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女性的社会地位、男女两性互动、性别平等和性别社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女性形象常常被类型化、刻板化的同时，部分国产电影中也开始出现觉醒的、独立的女性，她们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发声，比如聚焦性侵事件的《嘉年华》、采用双女主叙事模式的《找到你》、深刻剖析母女关系的《春潮》等。如何塑造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突破女性形象刻板单一的窠臼，这值得所有电影人不断思考和努力。

在原著小说《刺杀小说家》当中，老伯的律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西装革履，说话啰唆，拐弯抹角，喜欢绕圈子。到了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在赤发鬼的手下老僧和李沐的两个男下属这三个角色上找到这位律师先生的影子。老僧死后，寄生其身体的黑甲便钻进了空文的身体，成为其弑神道路上的重要伙伴。而李沐的两个男下属则成为关宁保护小说家完成小说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阻碍，一个以电力作为武器，另一个则通过注射药品增加战斗值，精彩刺激的打斗戏份充分增加了电影的看点。

由此可知，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电影有选择性地删去和简化一些角色，同时突出和丰富了主要人物。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男主角千兵卫承载着重要的使命。到了电影当中，关宁的父亲形象是深入人心，让人信服的。亲情和人性是电影《刺杀小说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心理变化的重要动力。亲情的羁绊，让关宁接下了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而人性的闪光，让他在弄清事情真相后选择保卫弱者，维护正义。

二、喜剧、寄生等商业元素荟萃

在《刺杀小说家》当中，黑甲与少年空文存在寄生关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漫威电影《毒液》。作为人类宿主和寄生于其肉体的外星生命共生体不合理结合的产物，《毒液》中的人物形象是具有明显双重不同性格的单一实体。少年空文原本是独立个体，弑神的意志坚定但并无多少战斗值；黑甲进入空文身体后，以其血液为食，长此以往，便也开始受空文意志的操控，成为空文忠心耿耿的合作伙伴。黑甲造型大胆，充满邪气，暗黑属性十足。如果没有空文的控制，黑甲可谓暴虐与冷酷的化身，但因为空文内心向善，因而发挥了强强联手、惩恶扬善的重要作用。黑甲不但承载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同时也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笑点。黑甲杀人不眨眼，打斗动作行云流水，脾气火暴，看似盛气凌人，玩世不恭，但却不得不向少年空文低头服软，委曲求全，具有很强的反差感。

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都具有一个共性：奇幻与现实模糊了边界，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壁垒轰然坍塌。原著小说将大量篇幅都用来阐述现实世界当中千兵卫接近小说家的过程，但这个空间相对单调，对于小说家笔下的小说着墨不多，奇幻世界究竟为何模样有待读者发挥丰富想象。而在影片《刺杀小说家》当中，现实世界比重有限，小说家笔下的小说世界得到了丰富的影像呈现。小说中的“虚拟世界”，场景恢宏，想象力肆意挥洒，城坊、塔楼、房屋等元素极具东方美学。为了打造这一“奇观”，剧组使用了16个摄影棚，超过4万平方米搭景。在实拍之后，又经过近两年的特效制作，最终得以建立起这个奇幻世界。这也满足了观众对于大制作、大场景的期待。

对奇观的诚意打造和大肆渲染其实有利有弊。特效技术基本贯穿于影片的整体叙事进程当中。数字视效技术的“在场”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鲜感和猎奇感，这也是电影的一大特性，那就是创造不可能。影片《刺杀小说家》的合作特效公司是MORE VFX，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特效公司之一。其中的特效镜头有1900～2000个镜头，而有难度的镜头超过1200个。然而，特效的大量存在也容易转移观众的注意力。正如文字的魅力常常在于言外之意，电影的留白往往可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电影在打造恢宏的场景和激烈的战斗场景上煞费苦心，有意迎合和满足观众的猎奇探秘心理，但可惜的是小说当中关于暴力、杀戮、罪恶与欺骗的隐喻和象征在电影当中几乎隐匿不见。其实，叙事与奇观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但在电影制作实践当中，许多电影常常存在奇观压倒甚至取代叙事、作为核心的故事被边缘化的弊端，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互动与协作，充分发挥电影的特性，值得电影人持续探索。

纵观近十年的中国电影作品，电影《刺杀小说家》无疑是相当特别的一部，并且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示范性。在观看一部电影前，观众常常已经对电影文本有了“期待视域”，即产生对于作品的叙事、形式、风格和表演的某种期待，电影能否满足这种期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认知和满意程度，电影《刺杀小说家》便是超出期待之作。影片在类型拓展和要素融合方面进行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实验和突破，通过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文，以交叉叙事的方式，将动作、武侠、奇幻、悬疑等诸多要素共熔于一炉并且显得秩序井然，拓展了类型的边界，带给观众丰富的视听体验。

与此同时，路阳导演在电影当中设置了不少笑点，使得电影的喜剧效果满满。比如，关宁与小说家路空文走进一个偏僻的巷子里，关宁数次拾起路边的砖头，想以此为武器结束小说家的生命。结果小说家毫无察觉，以为关宁是递给他原材料，便一次又一次地“接过”关宁“递给他”的砖头，并工工整整地拼了起来。关宁的紧张与路空文的松弛对比强烈，关宁计划的次次落空，给了观众故事反转的惊喜和意外。再如，在电影的许多打戏里，人物常常会说出一些让观众听了瞠目结舌然后开怀大笑的台词，进而舒缓观众观看动作戏份时的紧张情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结尾的打斗戏，关宁身着红色铠甲，火力全开，嘴里高喊各种战神式角色，与赤发鬼一决高下。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片《刺杀小说家》可谓一次成功的商业化改编。它一方面存在血腥、暴力、科幻、悬疑等因素，使得影片风格化十足，独树一帜，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也通过一些台词设置笑点，与电影的风格相中和，符合春节档观众观影的心理预期。

三、精神内核的悄然置换

克里斯丁·麦茨指出，在文学中，小说“表现为纯语言学的意指作用，它在被应用的习语中与作者使用的语词单元联系在一起。在电影中，它由在形象中被复制的图景的或在声带中被复制的声音的直接(知觉)意义来表示”。电影《刺杀小说家》横跨小说、电影两个世界，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在叙事逻辑方面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感，并且，与原著小说相比，已经悄然实现了精神内核的置换。

从故事情节来看，当代故事的主线是“刺杀”和“寻找”，而小说奇幻故事的主线则是“复仇”。现实世界和小说家所创作的奇幻世界，两个世界互为命门，神奇设定带给观众奇特的观感。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心中的疑问也一一解开。现实世界的因果，在小说世界当中得到了延续；而小说世界的故事走向，则深深地影响了现实世界当中的生死悲欢。通过这种互文的方式，小说家凭借一己之力塑造了一个新世界，而这个奇幻世界的存在也在不断地改变旧世界。两个世界交替出现，虚构世界影响现实世界，可谓小说和电影共享的叙事前提和叙事方式。

具体而言，小说和电影在叙事逻辑方面还是略有差异。原著小说通过千兵卫先生的描述，带领读者感受“刺杀小说家”这一神秘任务的离奇曲折。而在电影当中，观众更像是一种“上帝视角”，跟随摄影机在当代现实世界与小说奇幻世界这两个独特空间当中穿梭往复。

作家双雪涛爱写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特立独行，与“正轨”保持距离，是一群籍籍无名的人物。双雪涛写他们的悲欢，他们的失意和渴望，用文字给他们赋予尊严，展现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的沉浮。

但在电影当中，这种人文关怀其实已经被冲淡了不少。在原著小说当中，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名叫《心脏》。而在电影中，小说家创造的小说名叫《弑神》，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电影的主旨。小人物逆袭为大英雄，这是电影常用的情节设定，常常能够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原著小说只交代了久藏与赤发鬼的恩怨，并没有明确阐述小说家与老伯之间的仇恨之源。但读者很容易根据小说家笔下的小说联想到，老伯其实就是害死小说家父亲的罪魁祸首。但结合原著小说虚实相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加以观察。其实，无论是久藏，还是赤发鬼或者久天，一定程度上都是小说家自身意识的外化，久藏与赤发鬼的斗争，甚至是久天与赤发鬼的分道扬镳，都可以视为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斗争。

到了电影当中，则对小说家和李沐的关系做了更加明确的界定。电影当中的男主角名叫空文，与现实世界的小说家路空文在名字上完美呼应。通过空文家里的一张合照，再联系到其笔下的小说情节，关宁意识到指派自己杀人的李沐其实就是多年前杀死空文父亲的凶手，如今李沐故技重施想借自己之手解决自己的仇人。获知真相之后，关宁决定保护小说家帮助他完成作品，而在小说家被刺住院后，更是转由关宁之手完成了这部作品。正如《弑神》其名，小说家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寄托到了文字当中，以笔为刀剑，去宣泄心中的不满。赤发鬼是强大的神又如何？少年空文是小人物又怎样？从空文决心踏上弑神之路的那一刻开始，这个颇具反叛意涵的故事就已经成功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如果说原著小说主要着墨于小人物和边缘人的尊严与悲欢，饱含作者对各种边缘小人物的关怀和理解，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悲剧意识；电影《刺杀小说家》则着力渲染了小人物逆袭的反差。需要指出的是，“复仇”是中国小说和电影常见的故事情节，受到儒家学说、侠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容易引起受众的认同，但也常常陷入冤冤相报的无限循环，并与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为了增加观众对“复仇”之举的可接受性，并与传统武侠电影加以区分，电影为少年空文的复仇赋予了“拯救苍生”的意涵，并把赤发鬼和李沐塑造成了负面人物，小说里的赤发鬼意欲将空文置于死地，而现实世界的李沐则委派杀手想夺去小说家路空文的性命，于是，个人仇恨与天下苍生合二为一，“弑神”之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逼无奈的绝境抗争，同时具有强烈的正义性，显得大快人心、酣畅淋漓，有利于引起观众的共鸣。

在原著小说当中，小说家是事业失意的，但他之所以一篇作品也无法发表，是因为“幕后黑手”老伯暗中关照编辑的缘故。小说家坚持五年写作，自称自己写的是些“没人看的东西”，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不冒烟的烟囱，“站在那里，暂时还没有被拆毁”。他将写小说视为生活的一切，认为自己除了写小说别无所长。正如他所言：“我要做这件事，我的一生只能做这件事，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也许你不相信，我听见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别无选择了。”我们可以将此作为原著小说作者双雪涛的内心独白。

双雪涛原本是一位银行职员，因为受到内心关于写作的强烈感召，毅然辞职，从他决定以小说为生的那天开始，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而原著小说当中，小说家从25岁开始写作，写了五年；刺杀小说家的千兵卫被设定为一位银行职员。再加上《刺杀小说家》正好诞生于双雪涛写作事业还看不到曙光和未来的至暗时刻。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家以小说作为自己和世界沟通的桥梁，将自己对于小说家这个职业的认知全都放到了自己的小说当中。

而作为当下备受关注的一位新锐导演，在《刺杀小说家》之前，路阳相继推出了《盲人电影院》《绣春刀1》《绣春刀2：修罗战场》和《金刚川》(与管虎、郭帆联合执导)等作品。创作者的一些思维意识和价值取向常常在作品当中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展露出来。《绣春刀》系列的两部作品都以明朝末年作为故事背景，大胆颠覆了传统价值观，聚焦人性的复杂性，展现人与人、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凭借凝重黑暗的氛围和浓郁的悲剧意识在武侠电影中独树一帜。与前作相比，《刺杀小说家》则显示出一种更加浪漫主义的风格意蕴。正如路阳导演所言：“较之《绣春刀》而言，《刺杀小说家》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更理想主义、更浪漫化的主题故事。”路阳导演希望主人公关宁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积极的感召。“他可能的确是一个凡人，但是在某些重要的时刻，他能够焕发出某种光彩。这种光彩能够对每一个普通人形成一种感召，他虽然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出英雄一样的选择，一种伟大的选择，一种有价值的选择。”恢宏瑰丽的奇观与主流意识形态巧妙融合，起到了一种正向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