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华裔美国电影中的中国热转向

宋竹芸(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比利时 布鲁塞尔 1050)

根据ComScore公司的数据统计报告，2018年8月15日在美首映的小成本电影《摘金奇缘》，在5天内票房达到了3520万美元，远远超过市场的预期，登顶票房最高位。至此之后，在美国出现了一系列聚焦远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影片，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西方社会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一种持续上升的关注度，那么这些影片中的东方形象和叙事与20世纪流行于好莱坞的刻板东方形象有何不同？为什么这些影片在近几年的西方受众群中显示出了极高的接受度？这就需要我们对影片中所含有的东方形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探索。

一、与“东方化的东方”背道而驰

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中，作者爱德华·W.萨义德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立场，对存在于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流行于西方话语中的东方并不是客观实体的反映，而是指向一种异化的东方形象，它们多数来源于冒险者的东方游记、传教士的东方见闻录、欧洲作家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这些文本中的东方形象通常是原始落后的、故步自封的，与优越的西方形象相反。东方学的提出和界定厘清了西方文化资本或者说知识生产是如何利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建立一套统治东方的术语，将东方包装成符合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

这类“东方化的东方”形象曾一度占据主流的西方电影市场，在很多20世纪的华裔美国文学和电影中都有所呈现，这些文学/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停滞的、落后的、封建的，与现代的、进步的西方社会相反，然而近期的华裔电影所表现的东方形象却并非如此。从目的论出发，我们可以将西方语境中的东方话语分作“喜好中国的”(Sinophilia)和“厌恶中国的”(Sinophobia)两种，如果我们将萨义德式的那种否定的“东方形象”看作负面的、表现西方“厌恶中国”的目的，那么近期的华裔美国电影从目的出发显然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其表现的形象似乎正往“喜好中国”方向上前行，展现着东方大陆脱离贫困，富有魅力的一面。

在《摘金奇缘》中，女主角瑞秋是纽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受她新加坡男友尼克·杨的邀请飞往新加坡参加他妹妹的婚礼，却意外地发现尼克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华裔富豪家族继承人。通过女主角的视角，影片对亚洲富豪的精致生活和他们世代积累财富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而在《回到中国》这部影片中，女主角是一个喜欢在纽约过派对生活的富二代女孩，由于她父亲故意切断了给她的信托基金，只能回到深圳的家族玩具工厂工作，透过女主角的这段工作经历，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也刻画了处于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别告诉她》这部影片通过华裔女孩比莉的视角，讲述了她回到长春老家看望奶奶的温馨家庭故事，这家人也同样的不属于社会底层，女主角的亲友几乎都居住在海外，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

虽然这些影片在人物刻画上难免会表现出一些亚裔的刻板印象，但是其剧情和时空设置将一个现代的东方投射到西方视野当中。这种形象与20世纪好莱坞流行的东方形象相差甚远，首先在电影人物的刻画上，影片没有呈现那种挣扎在贫穷或战乱中的传统东方人物，主要人物的家庭几乎都处于中产甚至是上层社会；再者在社会环境的描述上，近期的影片也没有关于饥饿、战争、政治更迭这样的主题，而是主要突出了一个走入现代的东方社会，讲述其社会经济发展下的东方故事，呈现令人愉悦或感动的东方经验。

二、中国热、钟摆效应与当代马可·波罗

19世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主流的中国形象是消极的、东方主义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西方主流的东方叙事是十分积极的，充满着对东方世界的狂热，而且这种热爱持续的时间并不短暂。在大约1300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呈现了一个大汗统治下的元代中国大陆，通过马可·波罗的游历，西方世界知晓了物产丰富、高度文明、市场经济繁荣的东方世界。此后，西方世界陆续出版了很多东方游记，将一个美丽、富饶的东方标记在了西方人的想象中。如果我们将《马可·波罗游记》看作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的高度理想化的异域中国形象的起点，那么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Chinioiserie)则是这种趋势的顶峰。基于海上贸易的开展，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摆件在西方一度热销，受到上层贵族的追捧，他们收集美丽的瓷器，喝茶作消遣，热爱色泽明丽的丝绸织物，甚至将中国的艺术融入建筑、园艺和室内设计当中。

西方社会对东方异域风情的痴迷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发生了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延展，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1762)假借中国人从伦敦给北京礼部官员写信的方式，论述对英国的印象，谈论社会的优缺点，希望以此驱动社会的进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杨池明(Chi-ming Yang)认为中国热引起了西方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改变，她指出，由于丰富的国际商业行为和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普及，特别是儒家学说的传播使得西方伦理道德中所存在的英雄主义、虔诚、感性和荣誉等伦理观念复杂化。中国提供了西方商业社会一种良性的“社会假想模型”，因此中国热实际上对西方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它并不仅停留在社会物质层面，还深入到了社会伦理和道德方面。

学者们常用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去形容在文化、政治领域出现的摇摆于两极间的回溯效应，这种效应实际上正显现于近期的华裔电影上。这些描写东方的电影从演员到导演大部分由亚裔人员完成，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崛起所带的国际关系变化，美国社会找到了一个新东方想象的参照物。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叙事和中国形象产生了从消极到积极的一种转变，中国和远东被描述为一个富裕、社会经济活跃的地方，可以看到一种当代中国热的“回归”。三部影片都借由女主角“回归”东方去描写亚洲的现代社会情况，在《摘金奇缘》中的东南亚被描述成一个富饶的地方，通过贸易连通东西方世界，男主角的华裔家庭积累了数代的财富，是一个低调的中式家庭，诠释着典型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别告诉她》这部影片则直接将场景设置在东北的省会城市长春，围绕该不该告诉比莉的奶奶她晚期癌症的主题进行拍摄，东西方的伦理观在相互碰撞中，迸发出人性的美感、中式的亲情、孝道和儒家尊老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中引发了震动，这部影片的烂番茄的新鲜度高达99%，平均分达到了8.68/10。《回到中国》则聚焦于中国的制造业，直接将场景设置在中国深圳的一家玩具工厂，通过女主角的视角折射中国南方小镇外贸类型的民营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涉及了对商品和人才全球化的讨论。通过三位当代“马可·波罗”的视角，现代的东方游记呈现在了西方的银幕之上。

三、东方形象的变形

20世纪90年代至今，亚洲特别是中国迎来了一个经济强劲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体量巨大，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吸引着全球资本的进驻。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中国经济更是显示出了抵御危机的潜能，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在此期间曾多次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中国市场再度腾飞”等用语形容中国经济的能量和趋势。近年来中国经济更是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政策引导下，实践了数起令世界瞩目的并购案和海外投资，亚洲财富已得到了一种身份认可。在现实世界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已经发生了转变，东方在西方社会的视野中已不再是那个贫穷和歧视的对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形象已经在西方话语中形成。

由于东方实体完成了由贫穷向繁荣的转变，很多西方受众不再满意于泛滥在西方银幕上的那些东方主义式的陈词滥调。大量的西方人通过社交媒体、跨国旅行等途径已经知悉中国的改变。在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亚裔的富人群体、留学生也让西方人拥有了近距离感受东方财富的机会。西方受众对文化产品消费的期待视野已转变为“想知道现代中国故事”，而不是“中国过去的故事”。虽然《摘金奇缘》《别告诉她》和《回到中国》在中国市场遇冷，但是这些影片的主要受众群体仍然以西方人为主。通过这些影片的热播，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受众期待的中国形象——他们希望看到一种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诠释，不同于严肃的政治新闻和财经报道，他们希望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了解中国的改变，和现代中国建立联系。

虽然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出发，很多研究者认为好莱坞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仍然可以观察到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但是，从近期的三部全亚裔阵容的影片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并没有复制流行于20世纪好莱坞银幕上的那种落后、贫穷的中国形象，反而西方电影正在引导和构建一种对“亚洲财富”的探究，它放大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中国经济发展，结合了一些异域风情的元素，对中国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观进行讨论。三部影片几乎无不例外地以女主角经历东方社会生活后，获得对人生的新感悟为结局，这种对西方文化视角缺失进行补足的方式，也为西方受众发现和理解现代东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借鉴西方历史上“中国热”的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影片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与西方对中国的结构性认知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文化“他者”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是西方“自我”的镜像反馈。西方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让很多西方人下意识地向“东”寻找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策略，这些影片的上映印证了西方现存的一种文化反思心理，西方电影对中国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探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好莱坞的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