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苗 淼
(西安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8)
《饥饿游戏》和《分歧者》都探讨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身份嬗变以及在个体觉醒过程中对自我的逐步肯定。此类作品中自我身份的认定与“身体”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而服饰的变化是这个关联的最直观表现。本文将通过梳理两部系列电影中女性与服饰和身体的关系,借米歇尔·福柯对“身体”的定义,探讨两位女主人公如何脱离“驯顺的肉体”,最终找到真实的自我。
“驯顺的身体”是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福柯认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而“这种人体是被操纵、塑造、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即“驯顺的身体”。《饥饿游戏》和《分歧者》的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和翠丝符合这一定义,因为她们在电影中从属于权力结构,是反乌托邦世界中“驯顺的身体”。服饰与身体的亲密性决定了身体以何种方式回应施加在身上的权力,并直接反映出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奏效。Deirdre Byrne指出:认为女性看重服饰是肤浅或者轻浮的这种评论,忽视了服装能在特定语境下框定身份这一事实,而这种框定不分男女。Elizabeth Wilson认为:“时髦的穿着和自我美化在女性研究传统中通常被视为从属的表现。”服饰的另外一个社会功能就是在西方工业时代,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通过特殊设计的服饰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Wilson点出了服饰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主观选择功用:身体既然可以被权力结构驯服,也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权力结构的游戏规则。服饰这个符号,在两部电影中对主人公自我身份认定和自我意识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饥饿游戏》的主人公凯特尼斯生活在一个叫作施惠国的反乌托邦世界里。她在电影里的形象先是长姐,其次是猎人。小说开头刻意弱化她的女性特征:“我翻身下床,穿上我的猎靴。柔软的皮革包裹着我的双脚。我穿上长裤、衬衫,把深色发辫塞进帽子里。”西方服饰文化最明确的性别分水岭就是男性着裤装,而女性着裙装。凯特尼斯这样的打扮是因为父亲在矿难事故中死后,她取代父亲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在传统乌托邦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服装是整齐划一、标准配备的。反乌托邦文学也常常如此。“身体”介于“自我”和“非自我”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处于“真实自我”与“社会人格”之间。而少女的身体是一种含蓄的“驯顺”与“危险”的组合,因为她们既要满足政治系统对外形的期待,同时又对所在体系产生挑战、威胁,从而被监控和受掠夺。凯特尼斯的身体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Andrea Ruthven把《饥饿游戏》划入“后女权主义”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将“驯顺的身体”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联系起来,指出施惠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是通过“饥饿游戏”和独裁特权主宰的一系列美的标准来执行的。“贡品”经过改造后,才真正成为奇观,有观赏意义。反乌托邦作品大都通过描写修饰外形这一手段来体现身体被驯顺的过程,而认同这些手段即认同身体背后的政治体系。
凯特尼斯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她的形象嬗变密切相关。在外形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凯特尼斯的身份如何浓缩成嘲笑鸟这一符号。初入角斗场前,造型师辛那塑造的她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少女形象。而在准备贡品游行时,辛那则通过黑色紧身连体裤凸显她角斗士的形象。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她仍是“驯顺身体”的事实,因为她的穿着、行为、决定都是由支配她的上层机制决定的。但也正因如此,第一部电影就埋下了《星火燎原》的伏笔:凯特尼斯自始至终的形象都与火焰有关;紧身衣的火焰设计和采访时宝石镶嵌的彩衣都让人联想到炭火正旺的颜色。她真正觉醒是在第二部电影《星火燎原》中被迫重返角斗场前,按照斯诺总统的指示穿上婚纱那一幕。按照辛那的设计,她在采访结束时起身旋转,白纱逐渐消失,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展开翅膀的嘲笑鸟——独裁者憎恨并畏惧的革命符号。凯特尼斯借助服饰,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身份嬗变。
即便如此,凯特尼斯还是被动接受着自己所谓革命符号的身份。直到第三部《嘲笑鸟》开始,她才主动用自己形象的号召力换取十三区领袖科恩的支持,救出被斯诺囚禁的皮特。这是凯特尼斯第一次真正明白自己是有力量的,并开始借用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嘲笑鸟这个符号,作为谈判筹码来保护自己的爱人。影片结尾凯特尼斯带着战争的伤痕返回十二区,重新穿上父亲的旧皮衣和自己的皮靴去打猎,仿佛那才是她最真实的身份。
《饥饿游戏》的故事结束了,但结局似乎没那么简单。电影结尾颇有深意:凯特尼斯身穿连衣裙,怀抱出生不久的婴儿,看着远处的丈夫跟儿子,露出满足的表情。这画面似乎在提出一个问题:凯特尼斯经历了从猎人、灰姑娘、新娘到革命符号的转变,但这个身份最终停留在一个最传统的女性形象上。她是否最后完全掌握了对自己身体的话语权,这点值得深思。
与《饥饿游戏》不同的是,《分歧者》呈现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是包含了五个派系的微缩社会。每个派系有专属的着装颜色,而且个人一旦选定派系便终身不能更换。而这种对未来选择的局限性也最直观地体现在着装上。因此,服饰在《分歧者》里代表了个人预设身份。
女主人公比阿翠丝出身无私派,他们信奉克己自制、无私奉献,派系着装统一为灰色。第一部电影开始有一个细节,即母亲为比阿翠丝修剪头发,也是她少有的可以照镜子的机会,因为无私派认为审视自己的外貌是虚荣的。比阿翠丝天生的爱美之心因为她出身的派系被压抑,这反映出分歧者世界对人性认知的僵化。成年后,每个人都要通过一项能力测试以决定自己一生所属的派系。而最危险的是在测验中被鉴定为“分歧者”(Divergent)的人。“分歧者”,顾名思义,就是被现存体系所不容的人,他们思维灵活,兼有两个以上派系的能力特征。BalakBasu认为,“分歧性可以被解读为使用自由意志,战胜外界强加控制的能力”。在比阿翠丝现有认知里,“分歧”代表了危险、异类和边缘化。分歧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决,因为他们被视为是对已固化社会结构的威胁。
比阿翠丝对成长的焦虑也反映在她对个人从属和边缘化的思考上;她对未来和自我的期待,就是能力测试会告知她属于哪个派系。故事开始时,她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模糊、被动的。当能力测验结果显示她是分歧者时,她无法接受。虽然她不愿只选一个派系,但是让她更无法接受的是没有派系。集体身份的认可对她来说无比重要,因此她最终选择了无畏派,以掩饰自己真正的身份。为了被新派系接受,她改名为翠丝,以示自己已舍弃从前无私派的身份。从服饰角度看,她只是将着装从灰色换成黑色。但其实她在用无畏派的身份来掩盖分歧者的真实身份,出于生存本能而伪装才是背后真正动机,也是隐藏真我、表面“驯服”的表现。
翠丝接下来继续利用派系符号,作为掩饰自己身份和诉求的工具,比如无畏派特有的文身习惯。翠丝进入无畏派后在锁骨下文了四只鸟的图案,代表她原生家庭四位成员。旁观者很难解读这些符号的含义。用隐晦的符号来表达禁忌是一种叛逆行为。翠丝巧妙掩饰了自己对多重身份的渴望。“翠丝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虽然也曾经彷徨过,但最终认清了自我,不再害怕和迷茫。”她后面几次改装都有明确目的:或隐藏、伪装,最终脱离派系制度,表达全新自我。
派系分类与个人身份认同是《分歧者》的重要主题。“在无畏派中,翠丝主体建构以测试作为分水岭,前后截然相反。在早期,她竭尽全力地与无畏派小他者和大他者认同,渴望获得这一社会性群体中的一席之地。”《分歧者》是对僵化身份界定模式的抗议,更是罗衫下“驯顺身体”的反击。《分歧者》结合亚青年文学及电影中的成长焦虑,反映了青少年对身份多面性的诉求。这种焦虑体现在翠丝身上,则演变为她对群体认知的选择、认同到最后的突破与成长。
《饥饿游戏》与《分歧者》这两个系列中隐含对服饰、身体与社会身份的探讨。服饰可以突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驯顺个体的掌控,也可以简单缩略成一个颜色或统一着装,从而表达另一种抹杀个性的程式化驯服过程。服饰不只局限于衣着,而是延伸到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两部电影透过女主人公的服饰形象的演变,展现了她们寻找和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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