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田军号》看历史自信与艺术自觉

田昀鑫 胡子希(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诞生以来始终承担着政治思想宣传教育的功能，因非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区别于其他影片，并与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随着我国电影市场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主旋律电影在创作技法上不断吸收商业元素，产生了《辛亥革命》《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主打奇观化视听与流量阵容的影片，以及近年来大热的《红海行动》《战狼2》等新主流电影。这类作品更加注重观众的精神需求，从心理上参照与接近当下的审美评判。反观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叫好不叫座”的现实境遇则依旧存在，观众将其片面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是与重大历史事件年份机械对应的量产片。归根结底，主旋律电影突围需要的是创作理念上的转型过程，从先入为主的宣教目的，到借力于革命历史本身，以国人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崇敬浸润内心，从而在类型化的探索中统筹电影的工业属性、艺术属性与文化属性。

一、立足于平民化视角的影像故事转型

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段相对单一，以“短、平、快”的单线叙事为主，多采用全知视角，故事起承转合的节点明显，缺乏跌宕起伏的戏剧张力与悬念感。在这种单一的叙事手法下，故事近乎是作为政治思想宣传的附庸而存在的，缺乏商业电影叙事中的情感起伏和思维延宕，自然无法赢得大众市场的青睐。《古田军号》没有沿用以往作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军号”这一意象贯穿整部电影的谋篇布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一)新颖的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上，电影《古田军号》以顺序为主，同时也穿插着部分倒叙和插叙，作为人物的回忆内容不断闪现，片中众多的剪辑点都似有意而为之，而非零散地、非逻辑性地凑泊而成，同一场景、不同角度的闪回大大充实了影片的细节，与主线情节形成巧妙的互补关系。本片以一个红军小号手的视角出发，用平视的姿态对话历史，更以平民化的眼光链接今朝、明日与从前。影片开头颇具创新意识地选择了2019年的春节，客家土楼喜气洋洋的舞龙会上，全片的关键角色一一出场——老去的小号手、小号手的孙子、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他们分别扮演着历史的叙事者、画外音与当事人，引领观众从不同视点重归古田会议。随着画面从光鲜明亮转向黯淡，影片随之进入主线部分，还原了二月来信、朱毛之争、九月来信等历史事件，更讲述了我党建军思想发轫、成熟与实践的来龙去脉。在环环相扣、步步推进的主线叙事中，也夹杂着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根据地一路辗转的历程，那些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片刻闪回，与该片首尾热闹欢腾的春节场面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反差，却又是信仰追求上的承前启后，没有革命先驱上下求索的执着，便不会有片中毛主席笑着从人群中走来时，“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般的灿然欣慰。《古田军号》用多元化的叙事手段搭建起历史与现实间的因果联系，从中“既能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神话、传说与故事，也能看到‘当下’的矛盾、冲突与发展，还能看到‘未来’的想象、虚构与求索”[1]。

(二)鲜明的叙事意象

意象是东方象征美学的重要概念，是主观想象与客观事物的重合与延伸，《古田军号》选取了“军号”和“板凳龙”两大意象来讲述革命精神，将热血军魂与闽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有机结合。由众人高举板凳搭建成的长龙在片中多次出现，其中“龙”象征着处于内困外侮中的中华民族，众人的参与则代表着众志成城的爱国救亡运动。青年毛泽东在观看客家舞龙后感慨道“心齐方可成龙”，与片中众多情节的内在思想不谋而合。朱毛二人因军事政治原则而争论，毛泽东与刘安恭因苏联模式而争论，毛泽东和陈毅因立场不清而争论，所有的分歧演绎的实则是信仰的高度一致，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便是红军整顿思想、心齐成龙的历史见证。同时，号声是命令，电影通过吹响军号、传递军号的一系列动作，来表现革命精神的生生不息与薪火相传，每当军号响起便是冲锋时刻的降临，冲锋便意味着流血牺牲，而小号手本人也是在父亲和爷爷相继为国捐躯后加入红军阵营的，“军号”在影片中指代的是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无畏精神。小号手对吹冲锋号的任务从生疏到熟练，更是从动态发展中关照红军的前进历程，抒写着红军由简而巨的成长简史。将情感鲜明的意象引入叙事，使得影片主干更加分明鲜活，同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硬性的宣教之感，将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熔铸于实体物象之中。

二、大众文化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融合

受制于世界电影市场的产业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主旋律影片选择与商业化制作和解，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曾经的主旋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过于紧密的结合，连影评的形式只有一种单一的政治评判”[2]，而今市场准入的不断放宽，又使得许多商业片对主旋律进行着不伦不类的套用和改造，如何找到国家话语与大众文化的平衡，是当今主旋律影片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历史矛盾环境的再现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是依托史实而诞生的，它建立在客观记录的支撑下，自觉排斥非理性的虚构与主观臆造。对革命历史本身的自信，是电影《古田军号》最为可圈可点之处。该片没有刻意避讳特殊历史时段的多重矛盾，而是借年轻的林彪之口道出了“红旗还能扛多久”的严峻境况，对于这支刚从井冈山上下来的革命队伍，上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核心领导成员，下至小号手般的普通战士，每个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终极诘问。电影毫不避讳地展现了当时红军队伍中的种种症结，例如极端民主化、军政工作不平衡、军阀主义等反面思想的滋长流窜，思想政治工作在重重阻碍下踽踽而行。影片着力刻画了特派员刘安恭这一人物，以此展现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国实际国情间的冲突，为毛泽东离开红军队伍，深入闽赣两省进行社会调查埋下了伏笔。因此，青年毛泽东与造纸厂、裁缝店的工人同吃同住，与夜校的妇女和穷孩子们打成一片，教导他们习字读书、反抗阶级意识的压迫，引导女校学生积极寻找工作的机会，使男女平等的思想深深扎根在她们的心中。矛盾的客观再现与解决矛盾的不懈探索，构成了红军星火燎原的内在动力，《古田军号》将直面历史问题的勇气摆在首位，塑造了一段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革命历程。

(二)伟人青春群像的塑造

主旋律电影中主人公“高、大、全”的设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这表明人的天性是要选择最好的，表明人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进步要求”[3]。而当我们对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英雄的影视形象进行对照时，不难发现后者往往缺失个性的塑造，千篇一律的伟人形象无疑折损了影片的可看性。《古田军号》在宣传时便主打“红色男团，集结出道”的标题，以贴合年轻观众审美的方式重现红色历史，几位领袖被分别赋予“思想担当”“军魂担当”“战术担当”的标签，展现出创作团队对市场偏好的缜密分析与迎合。此外，对伟人青春时期的形象重塑，同样也是大众文化喜闻乐见的内容，片中的人物演绎没有墨守成规，转而追求一种历史氛围上的贴近。青年毛泽东既有爽快明朗的笑声，也有运筹帷幄的沉思，更有雷霆万钧的愤怒、扼腕长叹的痛惜，在多种情绪的蕴漾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对革命立场的坚定。这种去程式化的人物设定与表现方式，在大众文化的主导下为主旋律输出另辟蹊径，为进驻年轻群体的市场提供了可能。

三、建构于思想性之上的革命精神抒写

自20世纪末以来，主旋律电影便开始不断探索自身的时代定位，“要解决好主旋律和多样化，就必须要解决好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辩证统一”[4]。其中思想性是居于统筹位置的，这充分界定了主旋律影片的社会功能，将弘扬民族精神、表达国家主流意识思想纳入影片的核心内涵，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社会教化的传播效果。

(一)峥嵘岁月的历史情思

就创作背景而言，本片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古田会议90周年而拍摄，尽管古田会议是革命历史上党建军建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但少有观众能够全面清晰地认识其意义。因此，认识史实是感悟革命精神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古田军号》在描写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并没有像大多数主旋律电影一样，采用会议商谈、起草宣言的方式再现史实，而是采用了“小木门”这一影像符码。小木门取材于实景拍摄地的闽西民居，通过床边小木门的开合，几位领导人对红军乃至中国的未来命运进行着商讨和勾勒。例如陈毅在打开小木门时发现毛泽东坐在书桌上挑灯夜读，朱德通过小木门将毯子传递给临行前的毛泽东，几人也曾以小木门为窗口彻夜论战。这种全新的商讨形式灵动有趣，不落窠臼，在趣味中传递了古田决议的重要意义，同时将伟人的政治生命与日常生活合而为一，生动地呈现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如何诞生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如何树立的。

(二)红色征程的意义深掘

“我们是能够通过观察我们所谙熟的某一重大事件来了解历史的根源。我们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往事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5]，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对红色记忆的回溯同时也是对民族复兴建设的展望，《古田军号》很好地将这一点应用于镜头光影之间，尤其体现在影片的尾声部分，已是耄耋老人的小号手守望着自己的家乡，希望代替当年牺牲的战友们看遍大好河山，在令人目眩的舞龙表演中迎接又一岁的冬尽春来。在红四军从竹林中奔袭而来时，镜头还穿插着2017年阅兵式的信息化、现代化部队集合的场景，新时代的中国军队步伐整齐，意气昂扬，这正是当年革命志士挥斥方遒、壮怀激烈的情怀激荡。影片将当下的真实记录与艺术改编相结合，在人物历史原型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看点与亮点，“使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其行动的环境，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6]。情感盈溢的情节能够充分唤起观众的共鸣，使之从现实的角度拆解红色历史，搭建起历史照亮现实的空间可能。片中处处是感情化的伏笔，例如想要跟随红军队伍而去的当地女孩，在“杨老师”的劝说下留在家乡教书育人，用教育播撒未来的希望。对于红色革命意义的探讨，并不局限于历史本身，而在于用中华民族肯定历史、反思历史的行动去开拓未来，主旋律电影应立足于当下与未来，进一步追求大众情绪的认知与满足。

四、结 语

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不断走入类型化转型的深水区，面临着创作理念、大众需求、市场机制等多方考验，其探索进程尚处于在政治宣传与商业制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通过拆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目的，可以看到思想力度、讲述力量和审美追求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的统一，以《古田军号》为代表的相关优秀作品，注重讲述方式与人物塑造上的包容性，通过多元化的影像手段实现思想意识上的一致，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理念的革故鼎新有着重要的指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