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我们》：青春艺术片的多重体验表述

李晓娟(赣南师范大学 科技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青春电影在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有着长足发展。在我国，青春电影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需求，个体于青春年少时的特有体验，都经由青春电影实现了充分的表达。其中，部分电影关注的是处于边缘状态的主人公(如小偷、地下摇滚乐手等)，他们的青春经历是灰色，充斥着亚文化(subculture)符号的，电影让观众得以感受到其不安与躁动的体验；而还有部分电影选择的主人公生活于更为阳光和符合主流文化的环境中，其体验的残酷性与戏剧性势必要弱于前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年少经历就是单调、乏善可陈的。由章笛沙根据八月长安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最好的我们》(2019)无疑就属于后者。在电影中，耿耿、余淮等年轻人都更接近于观众们熟悉的身边人，但他们的青春机遇依然是丰富而精彩、引人喟叹的。尽管电影所撷取的人物青春片段主要在其高中的三年间，但观众已足以浸润于其充满酸甜苦辣的多重体验中。

一、青春之情感萌芽体验

人在青少年时期获得性启蒙，产生对爱情的向往，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青春体验，也是青春电影反复表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两性之间的悸动已成为青春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其中既包括纯洁无瑕、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例如霍建起大量运用了诗意镜头语言的《暖》(2004)，张艺谋歌颂纯爱，对于性爱欲言又止的《山楂树之恋》(2010)等，也包括了有微妙性意识产生甚至是偷尝禁果行为的爱情，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张扬的《向日葵》(2005)等。在表述纯爱体验的电影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是理想化了的，电影人从叙事和影像等多个方面，为观众建构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童话，既迎合着观众对于含蓄、节制、真诚爱情的渴望，又借以表达出某种人文关怀。而《最好的我们》中耿耿和余淮之间的爱情正是如此。

在电影中，两人因为在入学名单上排列在一起，音同“耿耿于怀”的巧合而结识，随后，余淮主动要求和耿耿做同桌，加上后来余淮在物理课、篮球比赛上的优秀表现，在体察到耿耿学习有困难后不露声色的照顾，这个高大俊朗，有时候自称“小爷”的男生逐渐走进了耿耿的心。在简单、贝塔两位闺密的帮助下，耿耿也采取了偷拍余淮，假装丢了单车钥匙，在肯德基请余淮喝酒等颇为稚气的方式，试探出了余淮对自己的情意。在三年共同进步的学生生涯即将结束前，耿耿在余淮的胳膊上画下一个对号，预祝他高考顺利，而余淮则将这个对号变成文身永远留在胳膊上。两人的情感没有大起大落的跌宕情节，两人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身体接触，但两人在一起的娇羞、甜美乃至误会等，都能引发有类似经验的观众的共鸣。

除此之外，电影中还有其他的几次爱的悸动体验，也都是无果而终，但是留给了当事人美好的回忆。如“怪胎”学长迷恋女神学姐，不仅日日为她买早餐，还在大雨之中为她弹着吉他唱歌表白，乃至遭到保安的驱逐推搡，几乎成为全校师生的笑柄；简单等女生暗恋着男神学长盛淮南，对他给予着类似追星式的关注；贝塔则爱上了班主任老师张平，但是除了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痴痴地看着他以外，贝塔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多年之后，余淮的好友徐延亮俘获了贝塔的心等。

在表现这种学生时代的爱情时，电影注重设计了诸多有“小清新”意味的细节，以及充分运用了武汉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如耿耿和余淮在山上栽种下一棵刻有各自名字的许愿树，两人一同乘坐跨越长江的轮渡，一同在又叫“晚秋高地”的武汉东湖磨山千帆亭上约会等，草木茂盛，云淡风轻，天高江阔的景物成功地烘托了主人公的纯爱。

二、青春之反抗他者体验

青春电影中主人公对“他者”(the other)的反抗是极为常见的。青春正是一个青少年接触成人社会以及传统规则制度，并与其发生冲突的时段，青少年又易于以莽撞、冲动、张扬的方式对其进行质疑与挑战，以宣示自己的存在或成熟。例如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2)中，无心向学又正是满身精力无处发泄的柯景腾们用上课“打手枪”的方式让老师头痛不已，遭到体罚，他们也在这种反抗中收获了他人的关注。除此之外，青少年原本在童稚阶段习惯或可以忍受的父权等，也开始成为他们反抗的对象。正如弗洛伊德在《家族浪漫史》中指出的那样，人在幼儿时期最为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像父母一样高大成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会否定自己曾经给父母的这种崇高地位，对父母感到不满。代际矛盾由此产生。如在顾长卫的《孔雀》(2005)中，姐姐卫红就给自己认了一个“干爸”，表达对生父的不满。

在《最好的我们》中，对既有规则和父权的反抗都得到了表现。如在庆祝国庆的文艺比赛中，原本班级准备的合唱曲目是《黄河大合唱》，然而在排练之时，大家却热情不高，贝塔更是有意跑调，这时候余淮则提出了新的建议。在比赛当天，在文潇潇弹过了《黄河大合唱》的前奏后，灯光暗下，梁静茹的《勇气》伴奏响起，余淮和“怪胎”学长一起领着大家唱起了这首流行歌曲。这既是“怪胎”学长向自己苦追不得的学姐的一次表白，也是余淮和耿耿的一次情意互诉，在演唱时，余、耿两人都觉得舞台上只剩下了对方。而台下的学生们也激动不已，高声相和，而老师们则对此难以接受，只有张平老师对学生们表示了理解。在原本应该演唱与爱国主义相关歌曲的场合，学生们却虚报比赛曲目，进行个人情感的袒露，这无疑是叛逆的。又如在原本应该邀请家长出席的家长会上，一直学习不好的贝塔为了隐瞒自己的成绩从劳务市场为自己雇来了一个假爸爸，在张老师要求“贝塔爸爸”留下联系电话时惊恐不已，最终露馅。不难看出，学生们并不是循规蹈矩的，他们偶尔还是会有“越轨”行为，不断地试探成人世界对他们的容忍程度。

而耿耿和余淮都对父辈意愿有所反抗，只是前者相较于后者要温和得多，在父母都表示“女孩子学文科好”的时候，耿耿一度也妥协选择了文科，但最终还是为了和余淮在一起而转向了自己并不擅长的理科。而余淮与母亲的冲突则要更为强烈。在余淮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是缺席的，但强势的母亲代行了父权，使得余淮长年都处于父权的严厉审视与压迫之下。在初中阶段，母亲就武断地判定余淮帮助了女同桌而影响了学习，要求班主任将两人分开，余淮妥协了。而在高中，当母亲又一次找到学校，态度强硬，出言不逊地要求张老师将耿耿从余淮身边换走的时候，余淮没有再接受长辈的监管，而是从张老师身边强行将母亲拖走。母子间的较量，子对母的叛逆以母亲生病告终。

三、青春之成长与追梦寻梦体验

青春体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人的成熟和成长。在时间的推移中，年轻人会得到在身体发育、体格体质得到加强的成长，以及在价值观、人生观上得到培养与完善的成长，同时，即使是在看似一成不变，被书山题海所包围的中学生活中，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判断能力以及社会交往心理也在逐渐成熟，越来越趋近成年人。

在《最好的我们》中，成长的主体主要是耿耿和余淮两人，由于电影主要选择了内聚焦的叙事模式，从耿耿的角度展开叙述，因此观众更多地能感受到的是耿耿的蜕变。和“学霸”余淮不同，耿耿考进振华中学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进入振华之后，她学业上的短板马上暴露了出来，成为一个经常上课听不懂的“学渣”。由于对余淮的迷恋，她无法像组建“垫底三姐妹”的贝塔那样大大咧咧，而是想尽办法地提高学习成绩，将考进北京的大学视为自己的目标。余淮成为她的补习教师，时常在肯德基或教学楼天台上为耿耿讲题。从余淮妈妈口中的“差学生”到最后能够凭借成绩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无疑是一种有着励志意味的，顺应了主流社会期待的成长，和《狗十三》(2013)，《过春天》(2018)等青春电影有着鲜明的区别。在后一类电影中，少女在现实规训中的成长往往都是残酷的，其精神世界在接触社会的工具理性之时浸透了泪水，而《最好的我们》则选择放弃了这一体验，让主人公以一种较为平稳的方式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即使是“怪胎”学长在大雨滂沱中撕心裂肺的歌声，也并没有太多的“阵痛”感。

梦想是与现实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积极、美好的期许。而青少年正是“未来”的拥有者以及对自身在未来有多种可能的期待者。尚处于大好年华的他们被赋予了更多追梦寻梦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中，普通人普遍难以完成对梦想的浪漫追寻，而部分青春电影正为沉浸在日常琐碎中的观众搭建出了一种虚幻而美好的人生境遇。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便是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2013)，主人公能够成功地抵御环境的压迫，最终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如贾樟柯的《站台》(2000)中，崔明亮等年轻人离开站台去他乡寻梦，然而，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依然一无所有；又如在顾长卫的《立春》(2007)中，王彩玲等文艺青年在梦想广博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追梦也是一场空。无论是哪一种追梦体验，都能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最好的我们》中，在高中时代的余淮是“最好”的，然而耿耿却是在10年之后才是“最好”的，两个明明相爱的人之间出现了这种错位，这正是因为两人在追梦结果上的区别。余淮是一个追梦的失败者，他的理想学校是清华，但是因为母亲突然罹患尿毒症而在高考时过于紧张，导致与心中的最高学府失之交臂，只能在复读后上了一所普通的学校，从此开始了和耿耿七年的离别。在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余淮让徐延亮为自己编造了去美国留学的谎言；而家境优越，能得到父母充分支持的耿耿则得以全力追梦，成为一个摄影师。类似地，文潇潇、贝塔，乃至于成为著名歌星，能在电台节目中侃侃而谈的“怪胎”学长等人也都是成功的追梦人。

有的人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无所适从，在人生即将扬帆时陷入到无序、颓废、迷茫的状态中，而有的人则能够向着梦想接近，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情，这两者又在最终的同学聚会上形成令人唏嘘的今昔对比，这正是一种真实的青春体验。所幸的是，电影并没有让余淮彻底停留在精神荒原中，而是安排了耿耿探寻他的成长轨迹，进入他现在困顿的生活，这给予了观众一种慰藉。

在《最好的我们》中，当代青少年的多重青春体验，如爱情、叛逆、成长、追梦等，得到了较为饱满的表述，不同的观众可以在其中提取到不同的青春“关键词”。电影在规避了当代青春片中颇为千篇一律“残酷”“怀旧”元素的同时，让阳光美好成为主人公们生活的主导，积极进取成为他们的常态，整部电影呈现出明朗的色调，青年文化应有的活力在这种表述中得到了传达，而正要重温，或规划自己青春的观众，也得到了正面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