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动物》中的青年形象书写

于子淇(长春光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青年形象的书写作为当代文艺作品中并不热门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可供研究和关注的部分并不能算丰富，这是因为凡是专门对青年形象进行书写的作品绝大多数都首先确定了青年形象的基本特点，从形象本身入手并不能准确地发现作为文本中的人物，青年与一般人物之间的明显差异。文学文本或如国内的《沉沦》，或如西方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专门书写青年的精神生活的著作[1]，但是从之后的文本研究的情况上看，这些青年人物往往又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的代表，实际上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从不乏彼时非青年的特质。但是在电影文本中，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电影艺术形式需要将人物最主要的特征通过具体的、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艺术形式下青年形象的建构最能够代表创作者对于青年形象的理解。

如果说电影文本的青年形象建构是集中的，那么在反观绝大多数以青年为主要人物的影视作品时，接受者所承担的最重要使命不是根据电影文本重新描述青年形象是什么，而是观察青年形象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对应的是青年群体中的哪一类人。电影文本中的青年形象虽然是不全面的，但青年群体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矛盾，实际上透视出了创作者对当代青年的反思与叩问，青年在社会中的定义和话语赋予青年的意义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带来了何种结果，都是在具体鉴赏电影文本时所面临的问题。吊诡的是，在当下中国的青春题材电影中，不论是接受者还是创作者，都无法对影像文本的真实性进行完全地确认，在这些电影中，青年的形象往往与青年的生活捆绑在一起，这实际上是按照他者的想象与虚构进行建构的，缺少了必要的人物自我对话，这就导致在国内的青春题材的电影中，充斥着背叛、消费等不必要的元素，缺少了对青年自我发现的书写，从而进入不能自证也不能证伪的青春生活的书写。当代青年的书写实际上应当面临的是青年基于自身的特点形成自我的问题，一味以生活为中心，就会使人物失去其应有的色彩，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动物》为中国青春电影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为青年形象的书写摆脱生活上的建构而回归自我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范式。

一、青年形象的新转变

青年形象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他者的书写，这种结论的得出不论是对于书写者还是观看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首先，对于创作者而言，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创作者都不是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书写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他者的眼光以及视角。其次，对于接受者而言，青年形象的建构常常会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与自我的青年阶段形成对比，这就使文本产生了一种滞后性的特点，由于接受者人生的青年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中的社会，因此在对这一类形象的体认过程中往往并不符合当下青年的判断。而即使是青年人作为接受者看待文本时，也会由于文本青年群体的个别性很难对青年形象产生共鸣，因此文本中的青年形象在接受过程中同样是一种他者的存在。再次，青年形象本身就其社会中的状态而言，常常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流动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青年人的性格、思维、情感体认、价值判断还处于成长的阶段，在生活中还没有固定的立场和认识，因此，在书写时能否体现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过程。值得玩味的是，大部分书写青年形象的文本，都不是集中在人物的青年阶段，或者说大部分的文本都不将青年看作人生成长的一个固定的过程，而是看作正处在变化中的阶段，因此青年形象的书写总是会与接下来的人生阶段[2]，也就是进入并接受成年世界的话语规训的阶段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

《美国动物》这部电影，在文本中的青年形象建构也符合上述的特征，但并没有将青年群体看作一个因为其不断变化和成长而不具有固定社会特征的对象，创作者窥探到了青年成长与成人世界的深刻关系，并且将这些青年看似毫无理由的冲动与自我的探问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为文本带来全新的景观，那就是青年在精神世界的建构中与成人一样面临着对于生活认识的难题。这是因为青年的成长是其摆脱儿童和少年阶段迈向成人世界的重要一步，在这个阶段内，与成年人自我寻找的方式不同，他们并不具有自我表达的话语权利，而是在生活上依旧依附在成年人之下，但是精神世界的成长又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向成人世界的转变，这种裂变导致了这部电影中人物进行抢劫行动的原发动机。总而言之，这部电影没有弱化和忽视青年群体与成年世界的共性，而是客观上承认了青年群体自我寻找的合法性，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二、青年形象在文本中的呈现方式

青年形象作为一种被他者建构起来的形象，在文本中的呈现永远都是以非常明显的状态得以体现的，文本中的其他人物都退居其次而让步于体现青年人物的思想变化。最近时期内刻画青年人物形象的文本并不少见，国内电影如《少年的你》等具有票房、评论的号召力，国外也有如《高材生》《美国动物》等作品，这些电影文本的涌现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对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正对应着文本内部青年形象的呈现方式。传统的青年形象书写往往是社会对于青年群体的观念所决定的，当社会整体更加倾向于青年的活力的建构时，对于青年的书写自然就往往集中在正面的书写与刻画的层面。譬如在现代文学历史中，普罗文学对于青年的书写往往充满革命热情，成为完成社会任务的重要代表。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带领革命潮流的人物群体就从青年人物转向到了年长者，这种转变在赵树理的创作中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尤其明显[3]。在这种有明确意识形态导向视野下的青年书写当然更重视对人物社会特征的建构，而不能将青年当作一个完整的书写对象进行人物内部的表达。

在当下的电影文本中，青年人物的书写则基本摆脱了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要求，专注于对青年形象本身的书写[4]。在人物呈现上也逐渐将青年人物看作成人世界中的普通参与者而不是成人社会的一个部分，青年群体的心理逐渐浮出水面，专注于青年自我的建构。在《美国动物》当中，青年人物的建构集中在对这些青年自我寻找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些青年的自我寻找走向了犯罪的行为方向，但是本质上来看，这种犯罪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不是一种作为成人社会的社会行为，而是作为一种与一般成人平等的自我寻找的行为。这种自我寻找的探索与努力所展现出来的，依旧是作为一种独立于社会其他参与者的追求。或者说这种呈现方式是一种直接的展现和书写，主要集中的是青年群体的精神变化，而不过分注重情节的作用，在电影文本中集中在镜头、光影、音乐等其他手段来展现人物的内在变化。

三、青年形象的反物化特征

对于青年群体的塑造，上文已经说明了创作者的立场常常是一种他者的，用这种陌生眼光来审视和判断青年群体的心理变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时间的错位，那就是创作者已经脱离了青年群体的话语环境，进入了另一个人生阶段。但是如果要对青年群体进行生物层面的定义，这种错位就会令人产生一种疑问，每一个处于线性时间中下一个阶段的人，都必然经历过这一青年的阶段，这种他者的眼光存在的意义对于青年群体的塑造而言也就被消解了。因此，这种他者的陌生性不是建立在线性时间阶段内的，而是以话语环境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某一种话语环境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话语逻辑是不同的，随着话语环境的改变，即使是同一社会群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话语逻辑，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也就必然会产生话语的隔阂。因此青年本身不是一种时间的必然阶段，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逻辑。这就使得他者性得以在文本书写当中成立。

换言之，这种他者的眼光即使是最成熟的导演来拍摄青年人物的生活也会产生一种个人的话语属性，他者的存在是必然的。与其他电影类型不同的是，青年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对于接受者而言同样是一种他者的立场，因此，当社会中的青年群体直接面对文本中的青年群体时，最主要的疑问就是文本的真实性是否成立。因此，文本中的青年群体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潮流中的象征物，而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青年群体产生影响的人。在《美国动物》中，四位主人公犯罪活动本身不是电影所希望表达出来的自我寻找的方法，他们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案例，它将四位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放置在不同的时空之下，将人物的变化进行了跨时空的对比，这种直接的结果对比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恰恰就是青年群体自我探索的结果。也就是说，创作者没有将这四位主人公当作是由于社会、家庭影响产生的罪犯，而是尽力模糊来自家庭的负面影响，更加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人，脱离了一切附属的身份，青年群体自我探寻的渴望与冲动。

四、青年形象的再发现

借助他人来认识自我在任何一种语境下都是一种无奈之举，从主体认识的角度上来讲，人很难直接对自我进行认识，人的自我发现往往都是伴随着他人的认识逐渐建立起来的。对于青年而言，他们正处于对自我认识由完全依赖他人向开始自我判断转向的时期，必然会产生一种话语的冲突。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自主生活的权利，在《美国动物》电影中四个主人公的犯罪动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无力摆脱现阶段依赖家庭的生存现状，电影中他们真正实施犯罪时与自我想象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逐渐深入和还原四位青年犯罪者的心理变化和案件发展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想，那就是整个案件的主要推动者，号称自己曾到欧洲与黑帮接头，为自己将要抢到的艺术品寻找买家，但是这个行动到底真实与否却没有人知道。这个情节的补充实际上在电影文本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文本中的四位犯罪者而言，什么才是他们进行犯罪的目的？他们制订了可笑的犯罪计划之后，还像煞有介事地进行预演和准备，但是在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充斥的又都是突如其来的压力和慌乱，对于四位主人公而言，他们从来没有做好犯罪的准备，但是他们的犯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与成人世界的犯罪动机不同，困扰他们的不是来自社会生活，包括金钱、声誉、地位等方面的压力，而是他们自身的心理原因，这种心理原因也不是成人世界所描述的精神问题，而是出人意料的简单答案，那就是对于这四位青年而言，他们的身心在进行成长。

电影文本关注这种成长不是关注于这四位主人公步入了成人的话语世界，而是关注于这种成长本身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状态，这种成长不是单一的、积极的前进，而是带有惶惑、徘徊的自我认识。或者说，在电影文本中，导演所试图描绘的是一种针对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身份的赋予，这些青年人如同族裔、性别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群体一样，需要在社会的整体语境中被发现和关注。如果其他的社会少数群体的解放是一种对现状的打破，是一种对获取权益的自由化认识，那么青年群体也同样适用于这种自由的解放，他们同其他少数群体一样，在当今自我建构的潮流之下也同样需要再一次被社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