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产业文化自信的哲学审视

赵素锦(南京艺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时代课题：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继201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发展战略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议。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表达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强烈决心和坚定信念。

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及未来加强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总指南。在我国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宏观布局与整体规划中，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重大变化，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十分明显。“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这些重要论述勾勒出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也是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电影作为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一种重要文化表现形态，在树立和传播文化自信问题上具有特别显在的意义。仅从电影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电影票房收入从2012年的170.1亿元到2018年的607亿元，年增长率23.6%，其中2018年国产电影票房达到378.9亿元，占比62.15%，中国电影产业实现了飞速增长，单就电影票房角度而言，我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仅次于美国。在2017年10月20日上午举行的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和鲜明印证。他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特别是***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为电影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道路，激发形成了全国电影界热情高涨、奋发有为、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生动局面。五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涌现出像《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狼图腾》《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战狼2》等一批‘三性统一’、两个效益俱佳的优秀影片。”[3]与此同时，据《中国电影报》披露的数据，2017年中国国产电影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42.53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的38.25亿元增长11.19%。这些事实、数据表明，中国电影正日益呈现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高昂态势。

坚定文化自信，绝不是盲目自信、自说自话、妄自尊大，而是一种在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的基础上赢得认同的精神样态，是展现文化魅力与吸引力、拥有强大文化竞争力的信念之基。对当前中国电影发展来说，文化自信是促进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提升电影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应该说，从世界电影发展史来看，相比1895年12月法国第一部电影短片《火车进站》的诞生放映而言，中国电影于1896年夏在上海徐园就开始放映。1905年冬，中国人又有了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中国电影的诞生几乎与西方同步。然而，中国电影的发展却没能呈现出好莱坞电影那种横扫世界的强势自信姿态，个中缘由是复杂多样、一言难尽的。但是，恰如***总书记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4]当代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未来发展，也应该有这个信心。

二、电影产业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价值观念

20世纪初，随着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发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社会思潮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诞生，并在人类社会思想史上产生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乃是对于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文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很多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诸多文化类型中尤其偏爱艺术，于是人们又不难发现艺术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5]13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从19世纪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孵育分化出来，并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开始转向哲学、文化和艺术领域，形成了近现代哲学发展史上重大的文化转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重大转向？一方面，源于近现代人类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模式的巨大变迁(从农商文明时代跨向工业文明时代)，它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迅猛增长虽然极大地优化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感和现代性；但是，也引发了人类精神世界对自我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巨大忧患和困境危机，从而使人类更加深沉地探索和反思生命本真的价值和精神生活的真谛。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军事侵略来主导世界发展格局的模式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和不断反思，国家间的发展与交往以及国际竞争，开始以和平发展的面貌呈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越来越成为衡量国际交往和国家力量的重要指标。21世纪人类社会所倡导流行的“文化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思想，正是符合这一国际发展现实需求的理论呈现和观念表达。

如果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把这些缘由理解为促使人类文化转向、文化自觉的外部因素，那么，其内在的关键性因素还在于文化自身所蕴含的奥秘，即文化并不单单是一种人类文明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呈现，而是包含着信仰、道德、价值等精神意义或追求的特定内涵(1)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对“文化”的理解影响力较大。他认为，文化是指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参见衣俊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第20页。)。只有看到文化的价值倾向，才能去谈文化软实力和文明冲突的存在意义；否则，很难想象，一种人类文明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生活方式之间有何竞争或优劣比较的必要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文化问题，把文化、艺术视为研究的焦点，就是看到了其中内蕴的社会价值或意识形态功能。在这一点上，“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单纯为了艺术本身而对艺术感兴趣，永远是从艺术的社会作用(实为广义的政治作用)出发才关心艺术问题的”。[5]19对此，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最具有说服力。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攻克统治阶级的堡垒，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夺取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也是最终的任务，因为“夺取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就是“政治的领导权”。[6]而这种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同意”“认可”这样的软权力形式来实现的，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可以说，葛兰西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指明了教会、学校、新闻机构、文艺团体等市民社会结构，作为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民间机构，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方面”对大众群体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客观效果。[7]“文化霸权”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国家文化价值统治、文化控制、文化殖民等多重内涵的最佳表达，用于描绘国家竞争力之“软实力”所独具的强大特殊作用。

今天，人们面对好莱坞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巨大成功所强烈批判的，就是其倾销传播的美国式“文化霸权”价值观念。即使如《花木兰》《功夫熊猫》之类的所谓中国体裁、中国符号电影，也依然内蕴着鲜明的西方美国式价值主张。恰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主义所具有的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8]所以，就电影这样一种独特的声画影像艺术形态而言，其本性真的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说，“照相的本性存留在电影的本性之中”吗？[9]37事实上，外部客观现实和内心精神生活，在电影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电影究竟是记录和反映物质现实，还是探索内心生活？电影史上的这一长期争辩并未因克拉考尔厚厚的论证而终止，相反，争辩本身恰好表明，电影承担着双重的职责，这是不可否认的既定事实，只不过在历史的流变中双方的主角色彩在不断轮转，但决不意味着完全可以顾此失彼，抛弃另一方。因此，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相比其他传统艺术形式而言，“电影……要求观众采取一种新的活动形式：他的敏锐的眼光必须从物质的东西开始，然后转向精神的东西”。[9]418

其实每部电影都带有某种或明或暗的价值立场，即使是完全标榜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纪录片电影，也隐藏着导演如何拍摄与剪辑的价值原则和意识观念，“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是电影的另一个语言系统，但常是经过伪装的语言”。[10]电影中的角色、对白、摄影、剪辑，甚至道具、服装背景、环境等，都是意识立场的表达者和寓意符号。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伪装语言的复杂性和隐匿性，对于一个非专业的电影人来说，要辨识电影其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可谓十分困难，尤其是面对一部跨文化背景的外国电影时，更是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审查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审查，其目的在于维护文化安全、国家安全。

三、电影产业文化自信的根基：讲好中国故事

2013年12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1]198这一论断，坚定地指出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所具有的重大时代意义。

虽然，“软实力”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但当时在我国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才真正从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上阐释“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对此，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2015年5月做客《文化名人访》节目时曾提出，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在软实力前面加上了文化二字，为什么呢？”他解释道，“我们关于软实力的理解和美国的理解有区别。美国人是把文化、制度、话语权平行并列摆开，而在中国人看来，文化是居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是制约其他层次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软实力概念来到中国，在前面加上了文化二字，证明文化是中国的灵魂，是制约其他层次的力量。这显示了中国的特色，也形成了中国的优势”。可以说，“文化软实力”的概念阐释，秉承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的信念传统，是在延续古代社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道统中的现代表达。

之所以把“文化软实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提到如此高的重要地位，不仅仅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更主要的问题焦点在文化中的思想价值观念层面，因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11]105但是，这种“软实力”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之争，并非直接意义上的简单商品输出，或者抽象意义上的文化道德说教，而是需要借助某种“硬实力”的具体物质现实或形式载体来呈现，如跨经济领域的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等。电影艺术自身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具有强大的讲故事叙事能力和大众娱乐传播影响力，而其产业化发展又为电影艺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其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现实支柱。

2016—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连续三年持续上涨，从492.8亿元到559.1亿元、再到609.8亿元大关，这距离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100亿元的突破，仅仅相隔8年。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它昭示着中国电影发展已经进入真正可以和国外电影谈竞争、讲自信的新阶段。纵观2018年的电影成绩单，全年票房总收入609.8亿元、全国银幕总数达60079块、全年故事片产量902部、票房过亿元的有80部、票房超过10亿元的有16部，其中年度票房前三名的《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和《我不是药神》，均为国产电影，收入均超过30亿元，而且2018年国产片共上映393部，票房占比约62%，创下历史新高。从全球电影市场来看，虽然北美市场在2018年增速回升为7.3%，但中国市场9.1%的增速仍然高于北美，票房差距正进一步缩小。

但是，电影产业的票房差距缩小，并不完全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最终方向。要想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大放光彩，确立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强大地位，其根基还是在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因为从哲学辩证思维的眼光来看，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统一于普遍性之中，两者不可分离、有机统一。中国电影如果不能彰显自身的特殊性与个性化，其普遍性的电影艺术价值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就世界电影舞台而言，各国电影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显现其民族特色，从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风俗、价值观念等多重维度展现人类社会共同的命运呼吸。换句话说，电影在表达人类存在本性时，需要多元化、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中国电影曾经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如武侠电影的风靡一时，其秘密根源就在于电影本身内蕴和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在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等方面，有着独树一帜的文化风格和民族精神，从而打动世界上每一个观影人，赢得一席之地。

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处于关键转折期，是量与质的飞跃式发展迎来重大变革的转折关键期。巨额电影票房优秀作品的涌现，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捉妖记》等，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国内导演大手笔制作世界精品之作和中国电影未来走向国际顶端舞台的极大可能性。但是，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些电影作品本身的表现内容和影像形式时，却也能发现其模仿好莱坞大片的明显痕迹。那么，这就给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走好莱坞电影的成功之路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有没有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成功之路？民族的东西如何才能是世界的？这是摆在每一个电影人面前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

四、中国电影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为时代画像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电影的飞速发展所大幅提升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仅是就国内电影市场而言，国产电影终于可以从步伐艰难的低潮与困境中走出，开始以站立姿态面对迎接国外大片的侵入，直至今日甚至有了抗拒国外大片竞争的底气和信心。这份自信来之不易，一方面源于摆脱了长期“不自信”的劣势处境，另一方面源于获得大众内心深处的承认和认同。首先，对国产电影而言，自信的背后，最基本的意义乃是意味着拥有了竞争力，能参与竞争。其次，是如何保持并提升竞争力的问题。摆在当前中国电影人面前的时代难题，就是如何走出国内市场，赢得海外市场竞争力。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国产电影在海外的影响力，相比之前也获大幅提升。2017年国产电影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为42.53亿元，同比增长11.19%；但是其差距还是一目了然。作为2018年度内地票房冠军，《红海行动》北美票房仅154万美元(约1076万元人民币)；亚军《唐人街探案2》北美票房198万美元(约1383万元人民币)，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自2016年《美人鱼》在北美取得323万美元的高票房收入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国产电影票房成绩突破200万美元。[12]由此可见，国产电影的海外开拓之路还很遥远，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竞争力还亟待提升。

其实，未来电影产业发展的文化竞争力问题，其焦点和关键，用哲学范畴来表达，就是如何处理好共性和个性、内部与外部的关系问题。相比音乐、舞蹈与绘画等传统艺术形态而言，电影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要求内容上的审美表现和思想深度，更需要形式上的表达技巧和科技创新。因此，影响电影文化竞争力发展的诸多因素是复杂烦琐、变动不息的。对今日中国电影而言，最新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横空出世，票房突破48亿元，实现影片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并且当前票房超过10亿元的国产电影数量已经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开始了现象级增长。2018年有17部影片票房过10亿元，其中有6部电影票房达到2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当制约国产电影快速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和技术逐渐解除之后，中国电影的成长空间是无限的，而剩下的关键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指向电影艺术本身。

从电影的诞生源发与理论发展的双重视域中看，电影艺术很大程度都贴上了“西方化”的表达标签，而很多经典的电影作品也凝聚了成功电影必备的核心要素，如对人性本质的探索和讨论、对真善美的再现与追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描绘和反思等；诸如此类均可视为一种“共性”意义上的优秀电影品质。然而，“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朱子语类》卷六)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观点应用在电影艺术上，其“分”与“不同”则呈现为具体的类型片或国别式电影，不同的民族国家立足自身所期望表达的电影艺术理念不同。可以说，文化共性是基石，文化个性才是真理，不仅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特点，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3]因此，从事实际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及其现实的生活过程，决定了电影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僵化死板的、一成不变、虚幻缥缈的，而是与直接的社会生活和客观现实条件密不可分，是透过某一群族或整个社会成员长期共同的生活习惯、思想行为或心理倾向来表现的，是具体的、生动的、包含着无限创造性和可能性的。由此来说，优秀电影文化的成功必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往往指向民族性与时代性。

把握“理一分殊”式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对于电影文化考察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电影与世界优秀电影之间的共通点到底应该立于何处？中国电影走向国际舞台、赢得世界观众的共鸣点在哪里？中国电影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激发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换句话说，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必须把“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气派”的再现与表达，植根于人性自我的普遍本质和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共同问题基础之上，由此出发塑造“中国形象”才可能真正成功。这是“理一分殊”理念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今日的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电影产业也面临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机遇，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演好时代新剧，中国电影才可能冲破好莱坞的高墙，真正站立在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