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剧作论

高传峰(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女作家霍达是通过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创作走上文坛的。1983年，她出版了《霍达电影剧本选》。这本书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是霍达最早出版的一部文学作品集。集子中共收录《公子扶苏》等5个电影剧本，其中除《我不是猎人》外都属于历史题材创作。霍达曾坦言，她对戏剧和历史的兴趣都非常浓厚，所以才融合二者，从事历史剧的创作，这给了她极大的享受。这里所说的从事历史剧的创作，指的即是她早期的电影剧本创作。这本书出版后，霍达转而开始创作小说和报告文学，并赢得了巨大的声名。同时，被这巨大的声名所累，评论界较多地关注了她的小说创作，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其他体裁的创作。其实，霍达从未间断过她钟爱的剧本创作，除了继续创作电影剧本外，她还创作了一些电视剧剧本，以及话剧剧本。这些剧本有的是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来，有的则属原创。为了对霍达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全面的观照，本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其作品中被评论界谈论较少的剧本创作上。

一、霍达的电影剧本创作

霍达十分珍视自己的电影剧本创作。她不是写出来仅供导演参考的，更是写给广大读者的。关于电影剧本，她认为应该以电影语言来表达，那些没有镜头感、没有文学性的剧本只能算是故事梗概。为了能充分表现出镜头感和文学性，霍达在剧本中乐此不疲地对每个人物和每个场景的第一次出现都做了精心的设计。以《失落的明珠》为例，序幕文字以海水因反射阳光而形成的一团一团朦胧光斑开篇，此后画外音在什么时候出现，片名在什么时候推出，无字歌在什么时间响起，演、职员表在什么时间出场，短短百余字中作者做了十分清晰的交代。这样事无巨细、力求面面俱到的风格，大大压缩了后人参与再创作的空间，但这也正是霍达希望从导演那里得到的“尊重”，她不喜欢别人对剧本的随意改动。

如前文所述，霍达早期的电影剧本创作以历史题材创作为主。她从不掩饰对这一题材创作的偏爱，在她看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写历史。她极为赞赏《史记》中司马迁在不违反“纪实”原则前提下“想象”加“虚构”文学手法的运用，并借鉴在自己的创作中，达到了一种快意地“出入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时空，探索千古风流人物的喜怒哀乐，让那些死有余辜的权奸”[1]87-88在笔下呻吟的境界。《公子扶苏》的主人公扶苏，是秦始皇二十几个公子中最为忠孝的长子。他热爱自己的父亲，同时内心又对他充满了敬畏。秦始皇海外寻仙、焚书坑儒，他都敢于明谏直言，并因此而激怒了秦始皇，不得不奉命北上，协助蒙恬监造长城。扶苏的悲剧在于他是愚忠的，所以最后才会不顾蒙恬的再三劝告，听命假诏自刎而死。因为剧中有较多篇幅写到秦始皇，所以后来作者又稍扩篇幅，将剧名改作《秦皇父子》。在《秦皇父子》中，作者拓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的情节，突出了秦始皇生性残暴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公子扶苏》，还是后来的《秦皇父子》，作者都没有在剧中一味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形象，而是有意地刻画了秦始皇身上未泯灭的一面人性。当仲姜向他吐露胸中块垒后，他做了痛苦的忏悔，并决定对扶苏和仲姜予以赐婚。作者抽出了秦始皇心中的一缕柔情，将其展示给读者和观众，从而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了。如果说秦皇父子两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霍达在探索风流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话，在这出剧作中作者还写到了一些权奸。比如赵高、李斯，他们都是剧中的反面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最终走向悲剧的重要角色。李斯屈从赵高，沙丘矫诏，最终竟落得具五刑、灭三族的残忍下场，可谓“死有余辜”，但作者在让他“呻吟”的同时，还是对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留给了他反省的机会。

正与邪的斗争，忠与奸的较量，这也许是一切历史题材作品都回避不了的永恒主题。在霍达与《公子扶苏》同时期创作的《飘然太白》《江州司马》等电影文学剧本中，我们都可找见类似的线索。以《飘然太白》为例，剧本写的是诗仙李白在官场的一段沉浮经历。李白因为贺知章的举荐而得以顺利跻身官场，等待他的将是与安禄山、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皇帝身边权臣之间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剧作在序幕中有意安排李白坐着一叶扁舟出场，这时候的李白还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而在剧作结尾处，李白则满头白发，痛苦地扑向了江心的月影。霍达写过一篇以叙李白生平为主，名为《江上月魂》的短文。她深知李白的天真，懂得他报国无门的恼恨，便将他的这一心迹细腻地描画在了自己的剧作中。值得注意的是，《飘然太白》中的杨玉环也站在天平上邪恶的一端，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与《长恨歌》《长生殿》等文学作品中集李隆基万般恩宠于一身，恨不能与其天长地久的贵妃形象不同，《飘然太白》中的杨玉环竟然把李隆基说成是一个昏庸糟朽的老头子，并大胆地向李白倾吐真情。当李白断然拒绝后，杨玉环怀恨在心，又得高力士挑拨，便转而开始诋毁李白，并恳请皇帝将其免职查办了。尽管作者也给了这个人物较多的辩白空间，让她有机会袒露内心的苦楚，但终究这里的杨玉环是一个奸邪的人，是她和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等人一道将李白逐出了长安。客观来讲，因为这里的杨玉环形象和读者头脑中的印象相差太远，严重偏离了史实，所以笔者以为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成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霍达创作了《失落的明珠》《龙驹》等电影文学剧本。与上文提到的几部历史题材剧作不同，这两部作品有很强的当下性。作者首先在两部剧作中揭露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官场的腐败或者说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失落的明珠》中的何家伦算盘打得很响，他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光会耍嘴皮子不行了，需要有点业务的专长才能产生些影响。剧作中提到的五幕话剧《希望在召唤》和中篇小说《路》都不是他的作品，但他却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大方”地挂上了自己的名字。靠着这个本事，他竟然要调到出版局去了。《龙驹》中掌管人事的大刘夫人，在迟扬要出国的当口，居然在他的政审表上写上其合作搭档周紫珊政治身份不明，以期用这种方式来阻挠他出国。国家明文规定，出国人员给予500元的服装费，由所在单位发放。可无论是迟扬，还是他率领的3个聋哑青年，无论他们有没有工作单位，最后他们都只能自己来解决服装问题。人说邪不压正，在这两部剧作中，霍达都尽量让官场的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抵制和纠正。《失落的明珠》中《文坛》编辑部的黎耕和徐靖通过多方奔走，最后终于弄清楚了小说《路》的真正作者是黄幼鹤，并在作品发表时还了人间一个公道。《龙驹》中，在迟扬出国遇到阻碍的关键时刻，方老及时地干预，并用下跪的方式挽回了危局。在这两部剧作中，作者的深层意旨并非仅在揭露官场问题，官场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压制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才的成长，这才是作者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谁愿意让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呢？《失落的明珠》中卢行健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自己的名字前再署上何家伦的名字，他才有可能从电视机厂调到剧团来当专业编剧。当他表露出来要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单打独斗”的想法后，他的工作调换问题马上就泡了汤。卢行健当着《文坛》杂志的编委说了一席业余作者的苦衷，那正是千百万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的青年人在遭遇这类挫折时的真实心声。《龙驹》中的迟扬明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可是在“文革”后期却被调离了剧院，到一个区属文化馆工作。“文革”结束后，他好不容易调回了剧院，却又被安排在剧本组工作，无法演戏。迟扬是幸运的，因为方老的慧眼识珠，他有了演戏的机会，还得以出了国。要试问一句的是，在全中国有迟扬这样机会的人能有几个呢？霍达是残忍的，因为她总喜欢给笔下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失落的明珠》中一切终于真相大白，小说《路》的作者是黄幼鹤，但当这个作品在《文坛》发表的时候，黄幼鹤的名字上只能加上一个黑框，因为黄幼鹤已经死了。他是那么热爱文学，如果他还活着，这将会给予他多么大的鼓舞啊！《龙驹》中的迟扬出国回来就病倒了，他没有等来自己事业的春天就撒手人寰了。这些通过了各种艰难险阻，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人才，却没能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龙驹》中还写到了像迟扬这样的人才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他家中生活空间十分狭仄，一下雨还四处滴水，白墙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难能可贵的是，在美国面对旧情人周紫珊的一再挽留，迟扬没有动心，他在做艺术强国的梦，而这个梦的实现需要他脚踏实地地奋斗。在这里，作者高扬了一种爱国主义的主题。这让人想起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霍达还创作过一部儿童文学题材的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写小记者常乐在动物园和狩猎队的经历。1982年，该作曾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彩色故事片。在霍达整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写给儿童们看的作品并不多，这或许是她一次心血来潮的尝试吧。

二、霍达的电视剧剧本创作

霍达写电影剧本，也写电视剧剧本。比较来看，她这两种类型的创作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如《鹊桥仙》1980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为单本电视剧，但其实作者是作为电影剧本来写的，所以这个剧作收在了《霍达电影剧本选》中。随后霍达在出文集的时候，却又将其标为电视剧剧本。霍达曾在北京电视制片厂工作，和电视有一段情缘。这里主要谈的是霍达的两个电视连续剧剧本，《鞘中之剑》和《苍天圣土》。

李清照是霍达在创作时的一个参照，她希望自己也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惊天泣地的作品。在霍达的电视连续剧剧本中，我们看到了她一直期待在作品中出现的那种豪迈的气象。《鞘中之剑》和《苍天圣土》也是在写历史，但与她电影剧本中尤好关注古代的历史人物不同，这两个剧本写的是近现代史，作者没有再聚焦于这段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人物，而是以事件为主，力图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鞘中之剑》是一个谍战题材的剧作，作品写到了像萧剑、李大夫、林淑娴这样的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人员身上的机智和勇敢，也写到了国民党不同阵营人员溃逃前夕的凶残、慌乱与烦躁，还写到了像李含真这样找不到革命队伍的知识青年内心的天真、无助与彷徨……基本上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面貌。剧作在结束时揭露出刘龙泉的真实身份系我党情报工作人员，让读者眼前一惊。可惜在前文中却没有做适当的铺垫，稍显突兀。为了写好这部剧作，霍达除了阅读回忆录外，还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霍达说她要以这部剧作来表达自己对当年那些参加地下工作的英烈的敬意，这体现了她心中的家国情怀。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作品有此豪迈特质的并不多见。霍达的作品能够频频获得主流文学奖项，也与此点密不可分。

电视连续剧剧本《苍天圣土》写的是晚清时期中国政府被迫向英国割让“新界”的一段屈辱史。剧本由霍达的长篇小说《补天裂》改编而来。《补天裂》1997年5月在香港回归前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年作者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本，后又再度改编，定名为《苍天圣土》。之前为了完成小说《补天裂》，作者曾数度赴港，查阅数千万字的历史资料，采访数百人次的各界人士，耗时三载才最终完成。后来两度改编成剧本，作者又做了大幅度的增删，大量史实、叙述语言、人物和场景的描写都删去了，“留下来的只有动作和台词，以‘故事’作为剧本的基本支柱，并且对原有的事件重做剪裁和铺叙，还增加了众多的人物和情节”。[1]92在作品中再现中华民族被侵略和奴役的那段历史，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耻，倡扬一种爱国之心，这是评论界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从小说到剧本改编，作品还有很多不完美之处。早在小说发表不久，就有人指出作品的缺陷了，“关注回归行为本身就是时代驱使的结果”，作品“局限在时令应景文学的通常水平上，其‘对生命的挖掘’所体现出的人性表现的深度”[2]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以最后定稿的剧本《苍天圣土》为例来谈这部作品的不足，首先即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成功。英国人林若翰是这部作品中的重要角色，其戏份甚至比一号主人公易君恕还要多。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形象很生硬，行为举止有很多矛盾之处。他是一位牧师，却没有本本分分地做这个职业分内的事情。在北京，他干预中国的朝政，好像在期望着中国快点富强起来。回到香港，他又极力地接近港督，愿做其鹰犬，好图谋政治上的作为。他一边帮着港督府做侵略中国、强取“新界”的工作，一边又收留抗英人士易君恕，在无意中襄助其抗英保土。作者似乎要用基督的精神来为这个人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解释，但这其实很难让人信服。易君恕的形象又过于单薄，作者从头到尾都让他板着一副“崇高”的面孔，哪怕是在和倚阑缠绵的时刻，也在交代完情节后就很快让他做出痛苦和忏悔的姿态。这是一个贯穿故事始终的人物，刻板的面孔减损了该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剧作的第二点不足，是部分情节设置的不合理。为了扩充篇幅，作者在改编剧本时增置了许多人物。港督卜力的仆人玛丽亚就是一个增设的角色，为了基督的信仰，她大胆地扣押下了伦敦发来的电报。如果这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的话，当她向卜力坦白了这件事后，卜力竟然命令爱犬盖瑞趁玛丽亚不备而疯狂地扑向她撕咬她，这已经有些不合常理了。因为正如玛丽亚所说，对盖瑞来说，玛丽亚就像它的母亲。况且，港督卜力当着众人的面做这件事，也太失身份。总之，因为有种种缺陷，所以这并不是霍达最出色的作品，难以称之为一部杰作。

霍达拒绝了影视文学中流行的“淡化政治”“回避崇高”等主题，拒绝了观众已习以为常的那种娱乐的精神。当然，那也非她所擅长。剧作中有易君恕带着大家一起游宋王台的情节，易君恕在此向倚阑讲述了南宋少帝带着十万将士投海而死的故事。当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山呼海啸，巨浪滔天”。中华民族血脉中流传的那种浩然正气，扑面而来。19世纪末，英殖民主义者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霸占了“新界”。当地爱国人士在两国政府已经签订条约的情况下，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一身身傲骨中回荡着的是那股不曾迷失的中华正气！这不正是霍达一直想要在自己作品中寻找到的那种感天泣地的精神吗？她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谱写了一曲“黄钟大吕”般的民族正气之歌。尽管作品还有不完美之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其中体现出来的霍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身上的担当精神。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从电影剧本到电视剧剧本，同样是从历史中取材，但霍达的视野明显更开阔了。在电影剧本中，霍达关注更多的是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在创作电视剧剧本时，她最为关心的问题则是家国的破败、民族的危亡。没有变化的，就是霍达在作品中始终弘扬了一种心忧天下、爱国爱家的精神。

三、霍达的话剧剧本创作

霍达还创作过两个现实性很强的话剧剧本，即《红尘》和《海棠胡同》。霍达曾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创作，“历史，民族，人生。我的思索”。[1]105-106如果说从电影剧本到电视剧剧本，霍达是从历史写到了民族的话，那么再到话剧剧本，她则又是从民族写到了人生。

话剧《红尘》系从1986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发表在2005年第2期的《新剧本》上。为了适应舞台的风格，使剧本更紧凑精炼，作者在保留小说主干情节的同时做了适当的增删，如删除了马三胜他妈等次要人物，还有让在小说中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黑子成为马三胜的徒弟等。德子媳妇最后仍然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悲剧的一生，不过自杀的方式从小说中的吃安眠药改编成了吸煤气。德子媳妇的命运与走红了一辈子的孙桂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霍达爱写悲剧，因为“有价值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当众被打得粉碎，却能给人以灵魂的震颤，激发人的良知”。[1]134德子媳妇的命运给人的就是那灵魂的震颤。可惜的是，在剧作中那些看客们良知依然泯灭，这里住过一个窑姐儿反而成了他们后来炫耀的口实。

在剧本《红尘》中，有一个关键的情节设计得是否合理有待商榷。小说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借马三胜之口多次极言德子媳妇的见多识广。如孙桂贞到德子家领疯顺儿时与德子媳妇有一席谈话，因为德子媳妇会说话，孙桂贞的自尊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临走时，德子媳妇又抓了一把瓜子放进疯顺儿的衣兜里。马三胜看见这一切后，赞叹德子媳妇是个大人物，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保准见过大世面。马三胜从德子家走之前，再次夸赞德子媳妇，说她仗义，到哪儿都不怯场。在第一幕第一场中，马三胜曾向德子媳妇嚼舌孙桂贞和她小叔子的是非，说完之后叮嘱德子媳妇别向孙桂贞再打听这件事情。德子媳妇郑重地告诉马三胜，说她嘴严着呢，不该说的话一个字也不露。可就这样一个在大风大浪中淘洗过、口风紧的人，在诉苦会上竟那么轻易地就被孙桂贞撬开了嘴皮。更严重的是，她一说就打不住，恨不能把自己当过窑姐儿的经历也当众抖搂出来。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为了这件不光彩的事情能够被瞒着和掖着，她和德子已经搬过很多次家了。孙桂贞明明知道自己的老公没有死，很有可能去了台湾，却能一直守口如瓶，还弄来一张烈属证保一家平安。德子媳妇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低能的事情来呢？这哪像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行为啊？细细品味，会发现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前后是矛盾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某些情节的不合理。这是全剧中一个最关键的情节，因为它直接开启了德子媳妇后来急转直下的悲剧命运。还有一处情节的安排也极不合理，第四幕第二场当中因为电视上放电影《望乡》，德子一气之下就出了门。马三胜见到德子，就拉他去孙桂贞家看《望乡》。德子明知道这时候不适合在公众场合出现，居然轻易地就让马三胜给拉过去了，并且在孙桂贞家碰了一鼻子灰。德子也不是傻子，怎么会做出这种自取其辱的反常举动呢？这行为显然有些情理上的不通之处。霍达把小说改编成话剧，让它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其对作品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吹毛求疵地指出了剧作中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和方家探讨之余期许的是作品能够更趋完美。

三幕话剧《海棠胡同》是霍达的近作，2011年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公演。剧作围绕着海棠胡同拆还是不拆的矛盾展开，霍达没有着意去批评矛盾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对他们各自处境的艰难都给予了理解。梁德宝和魏老师在搬迁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最能折射出当下社会中大多数中国人背着房子活命的生存困境。他们其实都盼着赶紧搬走，之所以赖着不搬是为了想方设法来抬高补偿的价码。在媒体的力量下，开发商陆天宇做了妥协，梁德宝和魏老师这时都背弃了苏宛君，选择和开发商媾和。这种不讲信义的行为背后，其实有着深深的无奈！就像剧中梁德宝说的那样：“我要保住我的生存空间！我儿子得结婚，我不能跟儿媳妇一块儿住吧？”问题是假如不拆迁，梁德宝该怎么办呢？所以在尾声中，海棠胡同最终确定不再拆迁时，梁德宝痛苦地对吴伟发了一通牢骚，他现在后半辈子连个舒展腿脚的窝儿都没有了。魏老师也觉得一切都白折腾了！与梁德宝和魏老师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他们两家一起住在前院的装修商林志龙。他盼着赶紧住进天宝园二期的房子里来，他要把媳妇接过来，把孩子生在北京，让孩子成为北京人。“有钱的进来，没钱的出去”，这是林志龙的“换血”哲学，也是北京城乃至中国各大都市人民血淋淋的生存现状。海棠胡同中的萧家宅院不能拆迁，因为它所传承的是一缕文脉，这个事情反而被在院中居住的人们架空了。除了苏宛君，没人真正关心院子的存世价值。当人的吃穿住行成为头等问题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不得不被边缘化了。梁德宝的儿子梁辰和魏老师的女儿魏佳是80后的青年，作者借梁辰之口说出了这一代人的困境，“没赶上福利分房，倒赶上了房价飞涨；没赶上毕业分配，倒赶上了就业难”。没钱，没房，是他们走上社会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所以，梁辰去了浙江，魏佳傍了大款，一对情侣劳燕分飞。剧作还写到了假大款黄永良的自杀，他只去过一次南美，给自己包装了一个新的身份，便从一个小县城的车队长摇身变成跨国集团的董事长。身份变化前后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对于这个社会他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实在太势力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该何去何从？这是剧作提醒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海棠胡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它不能被拆迁，作者也意在借此告诫国人无论生存环境多么严峻，我们都不能放弃精神上的守护与追求。

从早期出版的《霍达电影剧本选》，到近期的《海棠胡同》，霍达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剧作领域的耕耘。她握着一支孜孜不倦的笔，在剧作中描画历史，描画民族，也描画人生。在这个体裁领域，她的创作一样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谈论霍达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剧作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