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体育电影的人民性叙事

吴国如(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对文艺和体育非常重视的国度，并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成就。但自晚清至民国，我国的文体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国人甚至被帝国主义列强每每侮以“东亚病夫”称号。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以延安文艺精神为指导，做大会报告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地提出一个共同的未来面对——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事业和体育事业以上述两次会议为先导，在百废待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负载着强国之梦，被逐步纳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轨道，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开始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可喜成绩。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以体育为题材的电影，以时间为序依次包括《两个小足球队》《球场风波》《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碧空银花》《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女跳水队员》以及《小足球队》等，广泛涉及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纵观这些体育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历史诉求和显著的新时代审美特征。

一、突出的新中国人民性质

在竞技体育题材电影里，无论是《水上春秋》，还是《女篮5号》都提到一个共同现象，体育在旧社会沦为官僚、买办资本赌博牟利的工具，体育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被欺骗利用，受尽了屈辱。前者如游泳天才华镇龙，后者如篮球健将田振华，尽管他们有着过人的体育才能和满腔的报国热情，但旧社会留给他们的只有痛苦的创伤记忆。他们为此感到愤怒，华镇龙更是发出了明确的政治诘问：“咱们中国，到底怎么回事？”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主人，体育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成为国家大力发展的事业。作为人民的一员，体育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华镇龙被聘为游泳队教练，田振华从部队转业做了上海女篮教练。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带领队伍从比赛的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逐步改变了人们陈旧的体育观念，不断实现着中国人的强国梦想，凸显出新中国鲜明的人民性质，人民体育为人民的宗旨。恰如有论者所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体育运动的目的和任务同过去完全相反，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也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1]因此，除了历史创伤的记忆、新旧社会的对比，在为党和人民的体育事业不懈奋斗精神引领下，对集体意识、奉献精神的强调也就成了这些体育电影的另一项重要叙事内容。据房友良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影片《冰上姐妹》上映以后，周恩来总理热情赞扬了这部影片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2]在这些作品中，一些主要队员因自身的种种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疏离了集体，在前进的路途中遭遇了挫折。如《女跳水队员》里的陈晓红、《冰上姐妹》里的于丽萍在训练过程中满足于浅尝辄止，面对成绩骄傲自满；《女篮5号》里的林小洁为谈恋爱擅离集体，受旧观念影响重文化轻体育；《水上春秋》里的华小龙和《碧空银花》里的白英急功近利，私下偷偷蛮练。种种情况之下，他们或耽误了比赛，或成绩仍然提不上去。最后在以领导、教练为首的集体帮助下，他们重拾信心，获得佳绩。可以说，围绕新中国的人民性质，这些竞技体育电影非常强调集体奋斗精神、无私奉献品质。当然，在另两类体育题材电影里面，这些精神品质更突出地表现在民众对体育的重视、热爱和参与上。他们或痴迷于观看体育比赛(如《球迷》)，或热切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如《大李小李和老李》《球场风波》等)，体育在此不仅具有娱乐功能，更具有强身健体、促进团结友爱、增强集体认同的社会政治功效。总之，上述电影有关体育的叙事，在强调个人和集体、国家和民族现实利益、政治目标一致性基础上，彰显了新中国开展体育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思想内容的不同层面突出体现了其人民性创作特征。

二、看与被看的时代新义

大概受幻灯片事件的启发，鲁迅的作品普遍采用了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其具有一定仪式感的内在叙事机制总是蕴含着某种象征寓意色彩：既是为了突出国民的劣根性，也是为了表达作者本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现实态度。所以，他笔下那些看与被看的农民、知识分子主人公往往被置于被批判和被期待的境地，或者麻木、愚昧，或者自私、无聊，或者心灰意冷，穷苦、哀愁、羸弱、无助是他们普遍的存在样态。在劳拉·穆尔维那里，好莱坞电影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注重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她们年轻、漂亮、性感、妩媚、风情万种，作为一道被看的女性奇观，吸引了电影院里不少男性观众的目光。借着幽暗的环境，她们被男性观众需要和消费，成为他们性欲望投射的对象，满足了他们的窥视癖。[3]

事实上，十七年体育电影也采用了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其意义的获得往往如鲁迅那样也借助了仪式化的象征叙事方式，但其内涵和以往相比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最典型的是竞技体育电影。此类电影的高潮部分(一般即电影结尾)通常会出现重大体育赛事的盛大场景。饱受屈辱、历经艰辛、刻苦锻炼的体育人在新时代万众瞩目的比赛中最终一举夺魁，实现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人孜孜以求的为国争光梦想。如影片《水上春秋》里的华小龙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全国游泳赛中获得了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赢得了现场包括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全体观众的起身致敬和满堂喝彩，宽敞明亮、宏伟壮阔的体育场内此时欢声雷动。《女篮5号》里的田振华带领林小洁等女篮运动员在激烈的竞争中最终获得了代表国家出征世界大赛的资格，有幸到北京出席欢送出国运动员大会。在激动人心的颁奖典礼或者欢送大会上，雄壮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全体体育人和广大观众均庄严肃立，眼睛注视着国旗，口中伴唱着国歌，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自豪的微笑。《女篮5号》甚至还采用蒙太奇叙事手法，以往的家仇国恨、历史的种种磨难均幻化在男女主人公田振华和林小洁这对具有很强爱国情、正义感但又饱受相思之苦的情侣心头。此情此景，令他们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仪式化场景，“带有一种‘特殊节日’的特点，不同寻常、庄严、具有历史意义”。[4]它们不仅展示了新的国家形象，凸显了民族的尊严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的时代主题，而且通过一种集体收看的方式，激起人们深沉的历史感触，引发人们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绪，促使人们在一种共同的期盼和愿望满足中实现民心凝聚、文化传承和人民共同体形成，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现实激励作用和社会整合功能。

十七年体育电影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还突出表现在对体育人身体的展示上。电影作为视觉艺术，不可避免会涉及人的身体。体育电影尤其如此。在观看上述电影过程中，笔者的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电影里出现了大量尽显运动员身体力和美的镜头。他(她)们身着短裤、泳衣或者滑冰服，其拍摄角度、身体暴露程度绝不亚于开放环境下的当下。即使在训练场外，女运动员平时的穿着打扮在今天都不过时。如比赛之外经常身着裙裾的林小洁就颇有上海滩女星的风采。必须承认，这种现象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普遍比较保守传统的年代里出现比较值得关注。仔细分析，至少可以从以下层面得到合理解释。众所周知，解放以后，在人民文艺思想指导下，全国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除好莱坞电影的运动，广泛涉及其思想内容、创作方法和技巧等，与此同时，新中国电影发展因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逐渐陷入停滞和僵化。因此，尽管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并不待见好莱坞电影模式，但深受好莱坞电影影响的导演编剧们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斩断与其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新中国的许多电影人都是从作为中国电影诞生和繁荣地的上海一路走来，曾经在“十里洋场”有过的左翼文艺革命斗争经历让其深谙怎样利用好莱坞电影艺术经验在大众娱乐和革命宣传鼓动之间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和左翼革命文艺一样，十七年电影也并不纯粹是娱乐，作为人民文艺的一部分，它更承载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政治教化功能。这些人知道，板着脸孔的空洞说教只会令人生厌，好莱坞电影的艺术经验也并非一无可取。因此，在现实语境下，他们往往会借着意识形态松动的时机(这些体育电影出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双百方针”时期、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政策调整期)在体育题材电影里凸显身体的魅力。尽管劳拉·穆尔维所分析的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叙事模式、观念机制在此仍隐约可见，但显然，导演的目的并不在于此。此时，运动员们阳光活泼、健美进取的身姿体态、音容笑貌已没有其所暗含的那种纯粹被窥视的猥琐，也没有鲁迅笔下人物的病态。在家国一体的历史语境下，这些身体所焕发出来的力和美更是时代靓丽新风、国人新颜新貌的一种集中展示，是对与过去时代彻底告别的一种强烈宣示。在国人思想观念还很传统保守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导演用这种多少有些无奈的擦边球叙事方式来凸显身体的魅力无疑具有开启民智的作用，观众看后只会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启迪，体现了一种身体政治美学的崇高特征。

三、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

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也是十七年体育电影人民性叙事的重要表征。如前所述，十七年文艺与延安文艺一脉相承，非常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思想艺术追求。但显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十七年体育电影里的时代新人形象和延安文艺的时代新人形象还是有较大变化的。在延安文艺作品中，如早期的秧歌剧《刘二起家》《一朵红花》、小说《土地的儿子》《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以及稍后的歌剧《白毛女》等，新人形象多为旧社会被压迫的底层劳动者，不少人(主要是早期作品里的“二流子”)身上还裹挟着旧社会旧制度的污垢。创作者着重叙写了这些人翻身后的喜悦感和灵魂的新生样态，突出了他们在延安解放了的社会环境下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甚或加入革命阵营的过程。他们的成长变化在当时显然具有现实的榜样示范作用。

十七年体育电影延续了延安文艺创作方法，以人民为创作中心，追求文艺的人民性，也非常注重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突出地塑造了一系列在体育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人形象。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时代新人的人物形象谱系上，如果说延安文艺注重他们由旧到新、解放重生的发展变化过程，甚至开启了受压迫的底层劳动者的革命化叙事模式，十七年体育电影则更突出了他们在新社会的时代风采和英雄形象，如无私无畏的跳伞跳水姑娘，意志坚定的游泳健将，青春活泼、积极进取的女篮5号等。电影往往将他们置于一些公共空间甚至是重大场合来体现他们的锻炼成长，一是训练场或比赛场，一是办公室或家里的厅堂或者集体宿舍。这些空间“全景敞视”，由社会成员集体构成，里面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共同的价值标准为大家所共同遵守或践行，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大家有形无形的目光监视关注之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其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及时发现个体身上不合法的异质性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排斥和隔离等惩戒措施将其治愈，是典型的对个体进行改造并达成一种广泛社会团结、意识形态普遍认同的空间。具体而言，前者用以体现他们的体育技能在教练帮助下不断获得提高，凸显出他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为国争光的崇高思想，后者则起到对单个运动员渺小自私、骄傲自满、畏难虚荣等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行集体规训作用，以突出新时代新社会运动员的思想成长。上文提到的于丽萍、陈晓红、华小龙、林小洁等都是此类人物代表。电影通过改造加成长的叙事方式，将他们置于公共空间完成身体和思想的蜕变，凸显出他们平凡中的伟大。尽管相对于延安文艺，具有更加广阔时空自由的十七年体育电影的受众面要更广，但其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对他们体育技能、思想状态、精神面貌成长变化过程的展现，在当时显然也如延安文艺对时代新人形象的塑造那样，均具有现实的榜样示范作用，共同体现了“用艺术塑造‘新人’以教育人民、塑造人民主体性，是人民文艺的一个重要任务”的特点。[5]

四、传统又现代的艺术追求

我国自古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总是不断被文艺作品同构性叙写和热情讴歌。十七年体育电影也不例外，如上述竞技电影里的体育人大都有现实生活原型：《水上春秋》就是以三破世界纪录的中国游泳泰斗、世界冠军、“一代蛙王”穆祥雄和他父亲为原型。《女跳水队员》则以我国两位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奖的女跳水运动员、被誉为“跳水双娇”的黄秀妮与郑观志为原型。他们在不见硝烟的体育战线上为国争光，为党和人民做贡献，不愧为新时代的英雄。电影按照英雄叙写的传统方法，突出展现了这些时代新人、人民英雄在提升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和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此外，电影里还常会出现平民化日常生活场景。不论是《水上春秋》华家吃饺子的情境，还是《大李小李和老李》所展现的工人新村工人们富有情趣的日常细节，均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温馨景象，凸显出新时代人民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反映了新社会人民对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期待。而且，这些电影还具有浓烈的传统喜剧色彩。一方面，其普遍具有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契合了国人一贯就有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有些体育电影借鉴了传统的喜剧表演方式和情节结构，营造出较强的幽默诙谐喜剧效果，同时又不失时代色彩，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郦苏元就认为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借鉴了滑稽戏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部偏重滑稽闹剧又兼有多种喜剧元素的综合性体育喜剧电影。[6]滑稽戏是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发源于杭州、风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说唱曲艺独角戏逐步发展而成。[7]影片的主演大李、老李和配角均由上海滑稽戏知名喜剧演员扮演，对比性设置大李、小李、老李、大力士等的人名、体型、性格常会让人于反差鲜明的漫画化喜剧性效果中忍俊不禁，相声、小品、误会、巧合以及夸张的动作和表情等传统喜剧元素的加入也创造性地营造了轻松活泼的喜剧氛围。在此过程中，这些体育电影还展示了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有游泳、跳水、跳伞、滑冰、篮球等竞技类项目，更有足球、摔跤、骑自行车、广播体操、乒乓球、举重、拔河等群众性民间性体育运动，尤其是在《大李小李和老李》等影片中，传统武术太极拳伴随着现代体育运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体育运动承载着家国民族的梦想，兼具健身娱乐游戏等功能，其对于力和美的展示很能够振奋国人精神，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深受群众喜爱，构成了新时代全民体育运动的集体狂欢，展现了国民不同以往的风采和魅力。

综上，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名词，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承载着民族国家梦想。人民性也因此具有集体特征、时代色彩和民族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新中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十七年体育电影以人民为叙事主体，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体育人形象，以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突出了上述特征，在家国一体的意义上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的人民性质、人民体育为人民的时代主题，凸显出强烈的人民性思想艺术追求。***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8]也因此，十七年体育电影成了人民连接情感不可或缺的纽带和达成广泛社会团结，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