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与探寻：论当代青春电影的身份认同

董 雪 黄誉瑶(吉林艺术学院 新媒体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1)

作为拉动我国电影票房的重要生力军，青春电影以其普遍小成本、高回报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获得电影市场的青睐。近年来，更是出现了一批现象级的青春电影，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后来的我们》《七月与安生》《狗十三》等，屡次创下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奇迹。“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每一部青春电影，都在述说着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往事，激发向往抑或是缅怀过往。

青少年作为青春电影的重要选材目标和市场受众人群，必须面对充满困惑和迷茫的青春成长过程，以及复杂的文化身份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每一个青春故事里的焦虑，并探寻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在青春题材电影中，众多故事角色的身份建构均被融入怀孕、堕胎、喝酒、车祸、出国等夺人眼球的元素，但近年来，青春电影逐渐摸索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展现成长过程中自我身份探寻的焦虑和阵痛，打造别样青春镜像，构筑动人文化图景。

一、个体身份认同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身份作为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一般用于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1]它对于处于特定时期的个体和集体而言，具有重要的社会化意义。尤其在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阶段，个体身份经历旧身份的不断解构，新身份的不断重塑，最终完成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过程。在电影艺术中，角色是每一个故事构架的关键支点，推动故事前行。尤其对于青春电影而言，女性角色更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当代青春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经常作为女性主义的外化形式而得以呈现，与其说是在描摹青春和成长，不如说是女性意识的萌发，如《七月与安生》里相爱相杀的“双生姐妹花”，《左耳》里离经叛道的坏女孩，《狗十三》里被成人世界同化的李玩等。

通过女性角色的塑造，侧面体现青春电影里人物对于身份探寻过程中的焦虑感。当代青春电影中，尤以赵薇、徐静蕾、刘若英等女性导演的作品为代表，组成了青春电影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风景。在这些作品里，将女性作为主要的叙事中心，侧重关注女性的成长经历、心理图景的呈现。她们对题材的选择、故事的构造、表演的形式、拍摄的手法，总是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表达，角度总是温柔又细腻。但很多青春电影的女性导演并非导演出身，很多职业背景为演员或其他专业，这种复杂身份的组合，使得导演在青春影片的女性身份建构方面，融入了自己面对导演这一角色转换时不同的理解。

2013年上映的青春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赵薇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内地最终票房为7.19亿元。该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打开了国产青春片的市场，以“怀旧”唤起了观众的青春记忆，更引发了观众集体怀念青春的热潮。本片中以女主角郑微的视角来总领全片，展现了她从一个活泼调皮、敢爱敢恨的大学生，在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和伤害后，成长为成熟稳重、严肃谨慎的都市丽人。这几个成长阶段的身份变化，让人物的个体身份从建构，到焦虑、彷徨，再到试探、寻觅，最终打破重建，完成与自己的和解和最终的身份认同。虽然女主角面对该部影片中的两位男性角色——陈孝正和林静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也曾有过对于个体身份的焦虑和纠结，但终能不依附任何男人，勇敢探寻真实的自己，活出精彩。

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评委会特别奖的青春电影《黑处有什么》的导演王一淳更是非科班出身。曾是一名家庭主妇的她，以自己的青春期经历作为创作基础，用300万元的制作成本完成该片，并在亮相柏林电影节后收获如潮好评。影片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突出的女性角色：一个是身处于传统性压抑环境中备感焦虑的平庸少女曲靖，她并不漂亮，不受老师待见，常被重男轻女的母亲嫌弃，对自己出身和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感无所适从，却一直期待找到自己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应获得的身份地位；一个是容貌姣好、时尚前卫的女青年张雪，她不甘于平庸，但却一直缺少家庭的温暖，想通过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获得外界的身份认可，但又被周围的人嘲笑；一个是曲靖的母亲，中原飞机制造厂的女职工，强势泼辣，被旧思想奴役的她逐渐失去了对自己个体身份的认同感，反过来成为造成女儿身份焦虑的帮凶。曲靖和张雪正如青春少女身份构建的双面镜，一个懵懂，一个早熟；一个平凡，一个美艳；一个在父权世界里深感焦虑，一个在个体意识觉醒时期对自我身份大胆探寻。张雪的出现让曲靖对既有生活产生大胆跳脱的勇气，但每每又在母亲的否定和现实的压榨下妥协与低头。曲靖母亲这个人物正是在旧文化、旧思想禁锢下的个体写照，她或许也曾经历过曲靖的青春，或许也曾有过曲靖的焦虑和彷徨，但最终却在个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被外界环境去中心化。影片中的焦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正直较真却又怀才不遇的法医，曲靖父亲面对社会的压力无法成功破案，有着较好的专业知识却无处可施，种种事件使他感到深深的焦虑；另一方面是曲靖对“性”充满好奇却又得不到答案的焦虑。同时，父亲也成为造成女儿在探寻个体身份过程中焦虑的始作俑者。片中的凶杀案成为一条串联起这些鲜明女性形象的故事线，更为表达青春成长的焦虑感创造了契机。借着一场又一场凶案的发生，该片的女性角色完成了一系列自我探寻、自我定位、自我否定、自我重塑的身份认同之路。

2018年上映的《狗十三》，则是一部男性导演刻画女性角色的影片。电影的海报上有一句话：“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而每个人既是这场凶杀案的被害者，也是靠自己能力存活下来的生还者。从这一点看，两部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狗十三》也是一个展现青春期女孩在周遭环境下对身份的建构过程产生焦虑感，但又在不断自我探寻的成长故事。导演曹保平同样使用了对位镜像的方式，但与《黑处有什么》中两个少女的身份镜像不同的是，本片选择的方式是“人与狗”。片中的狗，是女主角李玩的另一个分身。李玩所经历的那些不能被家人理解的心酸，一次又一次的委屈和对成长不得已的妥协，均能在小狗“爱因斯坦”身上得到体现。面对来自家人、老师、社会等外界影响因素，她对自己身份的认知越来越迷茫，从而产生深深的焦虑感。她不停地在探寻真正的自己，却均以失败告终。“爱因斯坦”的丢失也恰恰表明她在探寻自我认知的这条路上渐渐丢失个体身份。李玩试图做出最后的挣扎，却未能成功。当后来家里给她找来一条假“爱因斯坦”时，她不再把狗当成自己的伙伴，意味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失败。当家里执意要把狗送走时，李玩也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她不再焦虑，并放弃挣扎。经历种种后，当她再次遇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她无法回到曾经人性的自己，所以不能相认，只是摇摇头走开了。外界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她希望通过探寻真实的身份来获得真正的成长，但却最终变成一个“懂事”的大人。导演曹保平想表达的也许就是成长是一段孤独的岁月，其中的痛楚只能经历，不能言说。每个人达成身份认同，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焦虑和彷徨，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自己去探寻。

二、集体身份认同下的视听符号呈现

在当代青春电影中，个体虽然被极尽所能地私语化处理，但却依然作为集体的缩影被提炼和加工，以完成一种情感表达。个体成长与社会密不可分，如马尔库塞指出，成长“作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症候点，不仅关系到年轻的一代，也联系着社会”。[2]在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关键因素是集体成员所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并经历身份焦虑、身份探寻以及身份认同的过程。对于青春电影而言，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得观众在情感上能够因具有相同的集体身份而迅速完成共情，从而与影片产生共鸣。

张一白导演的作品《匆匆那年》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末。影片中导演通过设置具有年代身份的视听符号，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具有真实感和情怀感的青春画面。因故事主要发生在高中和大学的校园，影片更多的是通过构建校园之中耳熟能详的场景符号来展现该时期的集体身份感，比如操场、篮球场、社团招新场地等。从人物造型符号来看，女生的齐耳短发、统一的蓝白校服与白球鞋等，满是青春校园回忆。从时代发展符号看，导演借助了十年间发生的典型性历史事件，来描摹那个时代的集体身份，如千禧年跨年倒计时之时情感身份的转变、吃毕业散伙饭过程中电视直播申奥成功时学生身份的转变等。这些视听符号既激发了剧中人物的身份转变，更让观众找到一种认同感与归属感，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

2019年上映的《老师好》，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偏远山城。在那个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学生们被各种武侠小说、霹雳舞、电子音乐等新鲜事物所影响着。影片为带给观众那个年代的集体身份认同感，其视听符号的构建方式别有一番考究。在视觉符号方面，与其他青春电影中的服装不同，这部影片中没有一致的校服，所有同学都是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课，契合当时物资匮乏的时代特点。影片中不乏出现一些带有强烈时代特点的标志物件，如无花果、麦丽素、酒心巧克力、大大泡泡糖等经典零食。同时，一台奖励给苗老师的永久牌自行车，更作为一种师生之间的情感符号被构建起来。这台车不仅是师生之间角逐的媒介，更是连接他和学生情感的“纽带”。同学们对待这台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正是老师和学生这两种集体身份逐渐从分歧转向认同的过程。

《黑处有什么》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有些保守又因为改革开放面临外来新事物冲击的年代，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视听符号元素，成为构建集体身份定位、营造怀旧感和真实感的不二妙法。影片虽为一部悬疑题材的青春电影，但整部影片的色调却兼具厚重和温暖，不失紧张感和年代感。时髦女青年张雪永远鲜艳的裙子和头花，在那个穿着单一素雅的时代，就像一个不和谐跳动的音符，搅扰着对周遭生活感到焦虑的曲靖的内心。同时，张雪作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最先勇敢探寻个体意识的群体代表，也在努力探寻着一类人对于集体身份的重新认知。影片中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当时的流行视觉元素，如红指甲油、蓝白校服、大头娃娃头套、校园板报、霹雳手套、老式二八自行车、刷着绿漆的水泥地面等，这些视觉元素均与当时的青春表达有关。同时，本片选取大量具有时代回忆的场景如飞机厂家属区、废弃的防空洞、私人放映厅、幽森的芦苇荡等，既作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节点予以表现，更成为一系列青春符号，激活集体记忆。本片作为一部年代烙印深重的影片，在听觉符号方面，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偶像小虎队、Beyond乐队、郭富城的歌曲，熟悉的旋律响起，随即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该部电影不只精准还原了当时的时代特点，更用娓娓道来的镜头语言，如同一场青春回放，以文艺片特有的轻柔手法描绘着时代风貌和社会特质，更展现了独特历史时期一部分人对集体身份构建的焦虑感和探寻身份的求索过程。

在青春成长这样一个特殊的主题下，当代青春电影走过了由刻意展现视听效果，到以怀旧元素包裹失真的故事情节，再到叙事上尽量贴近生活、接地气的创作阶段。这同样是观众这个集体对电影审美的认同转变过程。很多青春片在努力减少过于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更多以传播社会正能量为核心。比如2017年上映的《我的青春你来过》成功摆脱了“忆青春”的叙事羁绊，走进现实生活，直面令人振奋而又无奈的高考，在表达高考带给学生成长的焦虑感的同时，影片娓娓道来，展现学生这个集体的青春探寻和成长过程，让人耳目一新。更如2019年的《一吻定情》，影片不像很多校园爱情电影以灰暗青春为基调，而是力求展现爱情让人成长和自我成就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青春的美丽绽放。

三、电影身份认同下的价值观传导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在文化的视角下，通过对信息多样态的编码，来塑造人物形象，并在不同情境下激发行为动力，完成对身份的塑造。观众在解码信息的过程中，因看到了影片中与自身或是身边具有某种特质的身份形象有所重合的情况，而对电影产生情感的投射，进而受到影片价值观念的影响。“青春成长电影总是借助某些自然化和散文化的影像手段，重构电影与现实的基本关系，在某种客观冷静的平等尊重中，隐藏的是导演对青春、青春成长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评价。”[3]而青少年恰恰处于社会化的关键阶段，是价值观更加多元化的重要时期。因此，青春电影身份认同多数围绕着青少年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的复杂构建过程，而体现价值观的冲突。当代青春电影中，更不乏在文本积极探寻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表达出的焦虑感，最终希望通过叙事完成价值观念的传导。

《黑处有什么》借由悬疑的氛围，来展现青春期少女在成长中疑神疑鬼、彷徨无措的过程。通过凶杀案件所展现的人性之恶，侧面反映了主要人物在建立身份认同过程中所展现的焦虑感。影片关于电影中凶手是谁，始终没有明确的交代。在曲靖的噩梦里，平时接触过的男性都变成了杀人犯。这样一种嫌疑人身份的交代，也是电影所希望传达出的价值观念，有些结局未必能即时探究，待到水到渠成之时自然会豁然开朗；有些罪恶隐匿于平凡的生活中，却在不经意间释放出来，杀人于无形。尽管成长里充满未知的焦虑与恐惧，但出于好奇的本能，成长中的人们还是会向一无所知的黑处不断探寻。影片在展现人性之恶的同时，更映衬出人性的光辉。父母与子女之间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中间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这边是无法被子女理解的父母，那边是无法被父母体谅的子女。但每每在曲靖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永远是第一时间出来解围的人，让以为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成长的曲靖，获得一缕亲情的微光。

《快把我哥带走》以漫画般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孩子所带来的成长焦虑和温馨手足情。妹妹一直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位置，但却每每被哥哥欺凌和压榨。妹妹与朋友身份的对调，更是凸显了非独生子女家庭对个体在家庭中身份的焦虑感和不安感。但正因妹妹的许愿，让妹妹可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属于自己的兄妹之情，最终化解了焦虑和不安，迎来了亲情的和解，最终达成身份认同。这部电影深刻反映当下人们在面对非独生子女成长环境时的身份困惑，同时更侧面表达了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对子女成长的重要程度，更在化解成长焦虑、探寻家庭之中个体身份的过程中，传导一种亲情无价的价值观念。

2019年上映的《过春天》入围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新发现”单元，也是中国电影成为该单元开幕影片的首个作品。该片被称为“重新定义青春片”之作。电影借助青少年走私水货犯罪的外壳，通过每一个家庭都会涉及并头痛的亲子关系问题，来引发观众的正向价值观思考，同时也为青春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思路。佩佩母亲在深圳过着乌烟瘴气的生活，每天沉浸在带着女儿去西班牙移民的幻想中。父亲在香港也有了家庭，维系父女间联系的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对于佩佩来说，她和父母之间一直有一道高高的城墙，隔离了她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长此以往在环伺左右的生存困境下，佩佩感到越来越焦虑。由于爱的缺失，加重了佩佩的叛逆，她渴望摆脱自己的生活现状，想去探寻自己的新身份和新生活。影片笔墨一直着重于父母对孩子成长缺失的影响，但又从生活细微之处表达了亲情的可贵。本片表达焦虑，却不贩卖焦虑；展现探寻成长路上的艰辛，但不流于表面。

四、结 语

隐藏在青春成长暗处的风起云涌，让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得以存活下来。当代青春电影通过建立一种广博的视角，对成长多重解构，在表达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对个体和集体身份感到焦虑的同时，努力求索，探寻真实的成长之路，最终完成身份认同。青春给人以最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代青春电影在构筑时代语境的同时，将更努力向更加生活化的形象塑造、细腻化的情感传递和正向的价值观引导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