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刘君君
晋中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在世界电影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充斥着强烈感官刺激和叙事逻辑混乱的电影,这些电影过于难以理解,而且拍摄者几乎不去刻意追求电影文本生成之后的市场反响和专业评价,文本创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对高的自由度,因此就会参杂很多文本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图,这些电影往往被称为邪典电影。当然这不是一种标准的来自于学院派电影批评理论的理解,但是从这种社会性质的命名过程中也可以窥见到这种电影的最基本属性,那就是这类电影与一般院线甚至独立电影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些电影依旧保持着对社会观众的创作需求,却夹杂着与社会审美规律,甚至是一般的社会常识之间显著的裂痕,这种裂痕被创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放大,观众在这种裂痕面前虽然会感受到强烈的审美差异,但是却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对这种类型的电影情有独钟,这或许就是这一类电影说不清道不明的消费号召力。
本文所关注的电影就是新近上映的此类电影,在这部电影文本的叙事表达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神乎其神的思维逻辑,在文本中还充斥着大量的阴谋论观点,但是通过深入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简单地认识这一类电影的形式问题,势必会带来武断的结论,而一旦将这些反审美、反常识的文本表达理解为一种隐藏的荒诞和反讽,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所试图表达的真实含义,甚至会颠覆社会评价对于这部电影文本所赋予的“邪典”意义。这部电影以时下流行的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作为主要的思考对象,以极为奇特和诡异的形式为观众展现了一个隐匿在社会当中的话语组织,通过对这个神秘组织的逐步发现,不断关照消费主义所形成的社会统一形态的终极命题,将消费主义影响下所产生的流行文化作抽丝剥茧的发掘,并且在这发掘的过程中完成对这种文化的否定和反抗,从而达成对消费主义的另类抵抗。可以说在新世纪之后的同主题电影当中别具一格,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思考和艺术表达方式,在社会和电影艺术表达中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战结束后,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迎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由于战争的过度消耗,战争结束的萧条为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带来新的低迷。这种低迷在精神世界的表达,就有对事物意义的模糊和排斥,传统意义上由各种因素而努力建构起来的现代化意义,在另一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新的困惑和束缚,由于统一的建构影响,这种立足于进化史观的现代化历程的话语成为当代社会长久以来的唯一思想前进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战争之后出现的社会性集体精神创伤,已经很难再用这种思想路径进行解决,社会必须努力尝试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之前现代话语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从文学艺术文本的创作情况上来看,上述追寻新的话语思想的诉求成型在上世纪中叶,如果把对于意义的追求看作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方式,那么荒诞实际上为这种意义的表达提供了十分新颖的回答。
首先,荒诞否定了存在的神圣属性。在战后的社会思想中,传统的存在面临着新的威胁。建构存在所使用的话语在社会思想当中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的表现就在于社会当中普遍存在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和否定。在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个人属性长期被压抑在社会整体价值选择之下,一旦社会整体的意识观念发生动摇,这种压抑就会重新变为个人属性挣脱束缚、抒发自由精神的动力,在这个解放自我的过程中,消解原有的社会主流话语是个人必然采用的一种方式,而荒诞的形式就是这种方式当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荒诞的手段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这种手段使用了一种颠覆性的结构重新解构了既有存在物的本体论地位。单单就《银湖之底》这部电影来说,对于存在物的,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一元性地位的消解,在于重新发现了社会话语系统当中的边缘存在,这些存在物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当中是被否定的对象,一旦在文本话语当中被确认,实际上就是申明了原有的经典社会存在并不是完全稳定的。在《银湖之底》当中,电影文本通过非常不可信的形式,提出了存在于民间的怪谈,比如杀狗者群体、猫头鹰女杀手,这些怪谈在电影中真实发生,但是却又游离于文本叙事之外,表面上看是为文本邪典的意味增加氛围,但实际上是阐明了主流意识形态一直隐藏和忽视的部分,因此主流意义上存在唯一特点就被瓦解了。
其次,荒诞取消了意义的一元属性。如果将社会的统一意识形态规定的社会结构看作是某种存在物的话,那么对于由社会意识形态统一规训的对象来说,存在物的存在意义是天然的、真理性的,但是当统一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崩溃之后,随着荒诞手法的发展,其中所具有荒诞意义本身也被延伸到了旧有的存在物上,使得旧有的存在物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就已经被逐渐消减。在《银湖之底》这部电影中,事物的解释方法产生了更加多样的变化,在电影文本中,最重要的颠覆性发现,是主人公在流行歌词中寻找到了这些流行文化的共同缔造者,是一位神秘的作曲人,在这个作曲者出场时,还同时说出了多年以来的流行文化都出自这个人之手,被主流接受和默认的存在事物遭到了否定。不仅如此,对于发现线索的歌词而言,文本赋予了这一存在的另一种意义,就是这已经不再是包含社会意识观念的词作,而是具有其他的作用,这就让流行文化的诸多形式具有其他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当前事物存在的最主要目的了。
最后,荒诞否定了意义的存在。在存在的意义逐渐被荒诞的艺术形式解构之后,荒诞的艺术手法曲解或者消解了事物原有的意义,使得意义在本体论上被逐渐否定,人的思维逐渐发生变化,对于事物的本身存在进行确认,而不再试图去寻求事物的存在意义。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中,最重要也是历史源流最长的就是关于基督教的思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当中的存在物,其存在的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在《银湖之底》这部电影中,存在于社会历史传统当中神性传统被戏仿成为另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的话语不再具有神性和社会性,而是以与社会整体意识相抵抗的姿态出现,这就颠覆了西方社会根本的思维形式,存在物被逐渐解构,而由于这种宗教认识的历史影响,包括此存在物在内的一切被这种认识所赋予意义的事物都被推翻了,也就是说被否定的不再仅仅是存在物本身,而且是存在物存在本身所产生的意义。
在讨论反讽的概念时,首先要肯定的是,这种概念是一种有其历史传统的、在文学文本创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修辞手法。如果首先承认了这个基础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就势必需要回归到历史的传统当中,讨论作为相比较反讽而言的、更加具有古典意味的讽刺精神,并找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需要首先明确在传统概念的演变过程当中,讽刺的修辞学意义与存在方式。
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较早重视文学文本中的讽刺精神,在彼时的文学理论系统当中,有“诗可以怨”的观点,而所谓“怨”,也就是“怨刺上政”,表达的就是对时政、社会状况的讽喻之意。但是此时的讽喻,仅仅是对于文学文本作目的论层面的关照,更加注重发掘文本的功利性内涵。与之相类似的立场也集中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创作过程中。以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为代表,在文学文本努力表现现实的同时,对社会加以关照和影响的文学文本就势必会以讽刺作为武器进行现实的表达。但是值得玩味的是,讽刺的修辞手法同样存在于浪漫主义文学当中,并且随着现实主义创作与浪漫主义立场不断融合变异,最终汇集到了富有现代性意义的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文本中。但是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修辞方法的传递,而是针对讽刺在内容上的修辞意义进行了突破,使讽喻的作用在文本形式上同样具有意义。
具体来说,反讽是建立在文学的形式之上的,它以一种不可靠的、甚至背谬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这种修辞不追求从语言的内容上确立讽刺的意义,而是通过对传统形式的颠覆和戏仿达成讽刺意义的完成,甚至是涵盖叙事学方面在内的综合性表达。这种表达隐匿于文本表达的空隙之中,试图通过不符合逻辑、不合乎常识的方式证明这一修辞手段真正发挥着作用,读者可以遵循着具有别样深意的形式层面的线索,实现对反讽修辞的发现。
反讽的手法在电影《银湖之底》文本中的应用,主要可以体现在对于神秘的作曲家的出场以及描写上。根据流行歌词作为正式的线索,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在流行文化当中,由于消费主义的渗透,流行文化以市场为导向本身不具有其他的意义,但这种虽然广泛参与、不过并没有社会代表性的文字形式,却在电影文本当中具有别样的深意,成为重要的叙事线索。这些歌曲背后的作曲者所具有的反讽意义就更不必待言,流行文化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体系在庄严的表面之下,具有戏谑的存在属性,因此也就使这一文化上的大厦在根本上出现了动摇。
综合考察《银湖之底》这部电影的荒诞哲学和反讽手法,不难发现存在于这部电影文本当中光怪陆离和违背常理的叙事手段之后的对当代消费主义所形成的新的商品拜物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电影文本中对蕴藏在当代社会之中的流行文化迷雾的反思。
反对消费主义浪潮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以及变异,是当前许多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体裁的重要核心内容。一方面,人在面临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不得不对自我生活的建构产生新的怀疑;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新的宗教式文化逐渐侵蚀了当代社会人类的精神家园,不仅使人类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塑造发生了变异,同时也逐渐对社会所构建的一元性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并且逐渐改变了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因此大部分反映这类问题的电影文本都选择了畅想彻底拒绝这种所谓的当代生活方式的影响,重新回到更加原始的生活状态中,重新发现人类的本质和追求。然而这种尝试在大多数的文本之中都走向了另一种话语的极端,那就是完全否定当代社会建构的历史价值。无法否定的是,在讨论当代社会的意义时,不能单纯地按照传统的进化论史观进行关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代社会在历史整体当中实现的跨越式发展,不过,附着在当代社会观念当中的消费意识和流行文化已经逐渐趋向消散这种价值的光彩,使当代社会的意义逐渐扭曲,这种异化才是艺术表达真正应当关注的焦点。
为了回应这种焦点,作为不同于主流表达的电影文本《银湖之底》,尝试了堪称经典但形式特异的创作手段,利用荒诞的精神以及反讽的手段,系统表现了存在于当代社会当中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现象。虽然在文本中这种视角被偶尔缩小或偶尔曲解,进而营造出了一种与主题看似没有关连的表达形式,但是蕴藏在其中对于消费主义盛行的反思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尝试超越了躲避社会活动或者彻底与当代社会决裂的解决策略,以黑色幽默的方式,颠覆和叛逆了借助消费建构起来的流行文化的意义,使覆盖在当代社会价值之上的消费泡沫得以破灭,用解构的方式面对另一种形式解构,实现了对消费话语的放逐,可以说是作为电影文本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勇敢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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