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的存在主义解读

柴冒臣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一向以通过表现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揭示深广的日本社会内容著称。在其电影中，人物生活往往在不无温情一面的同时，又充满虚无、绝望和恐惧。其带有悬疑色彩的《第三度嫌疑人》(2017)亦是如此，电影实质上是是枝裕和又一次在艺术上对存在主义哲思的践行。是枝裕和引领观众走近一个杀人案件的真相，由此揭示了当代日本社会的重重矛盾，也剖析和探寻了当代日本人焦虑、苦闷的心理。

一、存在主义与是枝裕和

存在主义是一个起源于欧洲德、法两国，随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哲学文化运动，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思想流派。存在主义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传统的强调客观世界的哲学家蒙蔽了人对人存在状态的认识。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人心中的痛苦、需要、情欲等真切的体验是最真实存在的东西。受克尔凯郭尔和强调“权力意志”的尼采的影响，海德格尔创立了无神论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认为，人在存在中面对的是虚无，人只能孤独无依地生活在痛苦和烦恼之中，面对一个荒诞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生活在消极颓废中，萨特将存在主义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全欧洲最为流行的哲学思潮之一。而在萨特的理论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是对立的，海德格尔认为人际关系基本等同于麻烦和苦恼，而萨特更是直言“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思潮也影响了文学和电影等艺术创作，在文学中有如卡夫卡《变形记》，加缪《局外人》以及萨特的《恶心》等，在电影中有如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TheTrumanShow，1998)、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海上钢琴师》(TheLegendof1900，1998)等，都是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品。

在拍摄了《幻之光》(1995)后，是枝裕和便声名鹊起，他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一定艺术价值的创作更是让人将其视为继黑泽明、木下惠介等大师后日本电影的新代表。人们已经注意到，是枝裕和电影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但还较少有人将其与存在主义联系起来。在接受了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两位电影大师的影像与叙事风格的同时，是枝裕和又探索出了个人特色，即他始终关注着日本社会的极端现象，或某种“后遗症”式的心理，日本人生存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本国的经济大萧条高压之下，常常有无力、崩溃之感。这些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俯拾皆是。在《这么远，那么近》(2001)中，邪教集团在水源中投毒，使得近万东京市民成为受害者，教徒们心甘情愿地为教主驱使后被杀，教主亦自杀，多年后前来祭奠的“投毒小组”亲属又汽车被盗，坐困深山。《无人知晓》(2004)同样根据日本社会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单身母亲惠子在出租屋留下四个孩子出走，年仅十二岁的长子明承担起了抚养自己与弟妹的责任，孩子们完全被成人世界所抛弃，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自生自灭，死去的妹妹被埋入泥土。在这些电影中，日本在战后迅速重建崛起的神话被打破，生活对人几乎没有一丝慈悲，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即使是在对琐碎平静家庭生活娓娓道来，人物的命运看起来并不像前二者那么凄惨的《步履不停》(2008)等电影中，观众依然能感觉到某种悲哀。《步履不停》中的横山恭平一家人代表了日本的旧有大家庭生活模式和传统伦理心理，但代际沟壑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濒临崩塌。父亲看似依然是拥有权威的老家长，但失去了长子纯平，与次子良多的交流又陷入失败，良多自己的事业也面临瓶颈；《奇迹》(2011)中年幼的航一和龙之介兄弟因为父母的离婚而天各一方，分别住在鹿儿岛和福冈，两列会交错的九州新干线列车“燕”和“樱”承载了他们相会的希望，航一甚至希望火山爆发摧毁鹿儿岛，好搬去福冈。可以说，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人们几乎总是被外在的生活压力，内在的精神困惑折磨。在《第三度嫌疑人》中，这种存在主义烙印也十分明显。

二、存在主义三要素下的《第三度嫌疑人》

荒诞，孤独与痛苦，是存在主义三要素。首先是荒诞。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永远都是‘在世’，都是处在一定的，然而是极其偶然的环境中……在任何表面看来极其偶然的形式中，每个人都无法规避进行抉择行为的自由。”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本身就是巨大的荒诞，人的存在也如此，人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世界也是瞬息万变，毫无秩序可言的，人被偶然统治，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第三度嫌疑人》中同样如此，当人想要摆脱命运的桎梏时，有可能反而更加迅速地踏进了命运的险境。对于少女山中咲江来说，她遭遇禽兽一样的父亲，以及对此无所作为，视丈夫对女儿的性侵为寻常事的母亲，就是一个偶然，这一个家庭的畸形组合就是一个没有理由和根据，只能接受的荒诞存在。对于律师重盛朋章来说，他业务精湛，在其他人混日子的律所中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且说出“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的他自认为自己足够冷酷理智，能够在法庭和委托人面前游刃有余。然而，他越是认真敬业地对待这桩杀人案，其实就在三隅高司的陷阱中陷得越深，原本作为辩方律师的他任务是让三隅脱罪，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到最后重盛手摸自己脸的镜头，还暗示着重盛意识到自己也成为结束他人生命的“嫌疑人”。

其次，在这个世界荒诞的前提下，人生也就只能是孤独和痛苦的。存在主义认为，无论贫富等，世界带给人们的通常只有无尽的苦闷和失望，人在生活中往往沦为悲观消极之人或堕落者。萨特曾指出，孤独无处不在。在《第三度嫌疑人》中，两位不断隔着玻璃对话的男主人公，本应是同心协力的合作关系，却离心离德，是在案里案外，都孤立无援之人。每一次询问，三隅对重盛的陈述都有所不同，因为三隅的有意欺瞒，案情变得扑朔迷离，重盛一开始制造了一个“接受雇佣，拿钱杀人”的辩护版本，想将三隅定位为从犯，三隅一口答应不料却又翻供，让重盛极为被动，最终法官彻底失去了对三隅的信任，重盛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而在案外，重盛忙于工作而离婚，与自己的孩子关系疏离，三隅更是因为自己早年的犯罪彻底失去了家庭，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两人地位悬殊，但都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之海中。

最后则是痛苦。萨特提出，人不能克服痛苦，人本身就是痛苦。是枝裕和擅长塑造痛苦的中年男性，如《步履不停》中的身为不得志的艺术家，被医生父亲瞧不起的良多；又如同样由阿部宽饰演的，《比海更深》(2016)中的筱田良多，他身为作家却没有令人称道的作品，沉迷赌博，妻离子散；等等。如果说，良多们还只是自我怀疑，颓废度日，那么三隅高司的自我定义和命运则比前述角色更为不堪，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有些人是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实际上也是三隅对自己的看法，因此三隅成为“第三度嫌疑人”，他第三次要杀死的人就是他自己。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后，三隅放弃了所有希望与期待，一心求死，可以说，这是一个将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人生观践行到极致的人。整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一幅悲剧百态图。三隅的一生除了与咲江相处的短暂时日外，可谓毫无欢乐可言，重盛被沉重的生活和工作所吞噬，被害者的妻女即使与被害者感情再淡薄，也要面临经济上的困境，三隅早逝的妻子，腿部残疾的女儿，也是痛苦的承受者。人的生活或是不堪忍受，或是暗淡无光。

三、存在主义与异化日本

在主人公的遭际中，不难看到种种与当代日本社会有关的人性问题。是枝裕和镜头中的日本社会往往是不乏温情的瞬间闪光，但总体上是冷漠而残酷的，人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高度自律中也不愿意过问、关心他人，固执地保持与他人的距离。如《无人知晓》中明明察觉到这家租客有问题，但最终还是选择坐视不管的房东，人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奋力自救与前行。在过往的电影中，是枝裕和还是更倾向于给予故事主人公希望，会为压抑的故事设计一个较为光明的结局，如《比海更深》中的一家人有可能因为一次台风而走向和解。但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是枝裕和以空前的冷峻展示了人性的扭曲，人的互相欺骗和自欺，以及毫无和解可能的家庭关系，令观众触目惊心。

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是枝裕和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异化了的日本社会，人们在现代工业文明中，难以保持健康、正常的人性，或是在物质财富上因为贫富分化而匮乏，或是心灵上陷入空虚和痛苦，这些都是被毒害了的生存状态。这从三隅的两次杀人可见一斑。三隅的第一次杀人，被害人是放高利贷者，其时日本正处于经济低潮，黑帮横行时期，在三隅看来，放高利贷的人就是趁火打劫，勾结黑道欺压欠债者的人，于是三隅杀了人。在坐牢之后，三隅的女儿被镇上居民排挤，还因此被弄伤了腿造成终身残疾，三隅女儿因此十分仇恨父亲，隐姓埋名不再与三隅联系。人们的仇恨都是有偏差的。出狱后的三隅既没有家庭的支持，也难以在职场上找到立足之地。也就是在三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咲江母亲的食品厂的工作时，他发现咲江母亲每个月都要贩卖一次便宜的有毒小麦，咲江母亲还为此给了三隅封口费。

显然，咲江母亲是将物质财富置于第一位的，她对丈夫性侵自己的亲生女儿尚且选择了纵容的态度，素昧平生的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更不是她在乎的。这才导致了咲江利用三隅帮她杀人焚尸，此时三隅实施了第二次杀人。在开庭时，咲江母亲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矢口否认，将涉及封口费的手机短信全部推到了死者的头上。如果说，放高利贷者和赚脏钱的咲江母亲代表的是被异化了的普通人，那么法官、控方和检方则都代表了被异化了的法律人。控方和检方都无视真相而只想减轻刑罚或赶紧定罪，法官则应付了事，只想在规定的庭审时间内越快结案越好，以免影响自己的法庭评价。在三方开会时，大法官用眼神暗示控辩双方将案件推倒重来有着在程序上的复杂性，执意在原来的庭审基础上继续审判，正是这种敷衍的态度让三隅成功地完成了自杀，电影因此才会在结尾提出了“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而由于真相成为整个电影的局外人，那么咲江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心灵扭曲的逍遥法外者，三隅对她的解救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主体性被无情消融，人们找不到出路，又因为与他人的关系脆弱而松散，难以得到他人的帮助，而只能麻木自欺。

是枝裕和的《第三度嫌疑人》可以视为一个存在主义悲剧。电影中的人，生活在一个荒谬的、缺乏理性的世界中，而只能做出有限的反抗，主人公对于他人来说，都是“地狱”式的存在。而面对世界的荒谬以及人生的孤独和痛苦，人的选择很难不背离自己的初衷。如果说，是枝裕和之前的电影，虽然也有存在主义图景，但多少都会有导演给的一抹亮色，《第三度嫌疑人》就是是枝裕和电影之中，少有的将灰暗的色调、阴沉的氛围保持全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