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侯孝贤与《戏梦人生》的民族性

[摘要]侯孝贤编导的《戏梦人生》借一个传统家族的经历，把焦点聚焦到台湾人的民族性上。电影以一位台湾艺人为叙事线索，把丰富的哲理性、多义性、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包蕴其中，有条不紊地表达出台湾民众生存延续的传统观念，传达了导演看透世情、豁达、淡泊的人生观。电影的叙事结构、画面构图、摄影与美术共融的艺术造诣，都堪为经典，是戛纳国际电影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为中外电影艺术的主题、立意、选材、人物塑造等方面，拓宽了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侯孝贤；《戏梦人生》；民族性；艺术

侯孝贤编导的《戏梦人生》于1989年第46届威尼斯影展获金狮大奖之后，在1993年又获得第46届电影节评审团奖，是电影艺术峰峦上一道旖旎风光。电影根据台湾杰出民艺大师李天禄前半生的生活和人生经历改编拍摄。和侯孝贤以前的电影《童年》《悲情城市》形成了一个照应系列，它们在内容和题旨上的联系，构成了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这个系列都是借人物和家庭故事，侧重写台湾某个时空的历史变迁，再现了台湾民众生存的艰辛、不屈的抗争、悲惨的归宿。《童年》描绘出1949年以后内地移民、难民在台湾的心态和生活、朦胧期望、台湾的社会沿革等。《悲情城市》借台湾“2.28”国民党镇压民众起义的现实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映照出1949年前后，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回归祖国后又被蒋氏王朝奴役的社会政治面貌、经济状况以及民不聊生的不同版本；《戏梦人生》追溯到19世纪末，清朝在台湾割据给日本时期的真实历史。影片展示了更多的中国风俗以及人物的不同精神锁链和命运归宿。

侯孝贤的三部曲涵盖了台湾近百年的历史，可说是台湾近代史的电影版。影片虽然表现的是个人或者家庭，但是导演将其大背景提升到社会和国家的层面，倾注了导演对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联结的密切关注，这种情怀和创作理念一直贯穿其中。

一、侯孝贤的思想与文化精髓

侯孝贤出生在广东省，年幼时期随父母到了台湾。他在服兵役期间，受英国电影《十字路口》的影响，立志花十年时间踏进影坛当导演。1969年他22岁退伍之时，如愿以偿考上了台北“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电影科。1972年毕业后，他当了一段电子计算机推销员。

侯孝贤1973年进入电影界，从场务、编剧、副导做起。1976年到1979年间，侯孝贤担任赖成英的副导演，作品有《月下老人》《爱有明天》《悲之秋》《作业雨潇潇》等十多部。1978年，侯孝贤开始和赖成英的得意门生陈坤厚搭档。陈坤厚导演的《我踏浪而来》《天凉好个秋》《蹦蹦一串心》等影片的剧本，都是出自侯孝贤的笔下。他们在亲密合作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都市写实喜剧路线”，颇能在平凡的人和事中捕捉生活的情趣，并且把琼瑶式的爱情故事由豪华的别墅、舞厅、餐厅转移到台湾的城镇乡间，流露出导演对大自然的向往与热爱。

侯孝贤认为“人大电影才大”，这是他成为闻名于世的导演、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艺术基础。1982年，他和陈坤厚合拍了《小毕的故事》。这部电影里没有大明星，低成本，采用纪实的方法，直陈台湾未婚生子、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在台湾电影市场惨淡之时，它异军突起，获得票房、影评的双重肯定，成为台湾新电影浪潮的前卫作品，给年轻的后起导演以深刻的启迪。1983年，他执导了《风柜来的人》，之后又执导了长镜头纪实风格的奠基作品，带有台湾乡土和侯孝贤个人强烈的特色。1987年，又先后执导了两部同时描写青少年苦涩成长经历的影片《恋恋风尘》和《尼罗河女儿》，但观点意念迥然不同，前者眷恋山庄淳朴民风，人物、自然景物、人情和谐统一。后者通过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迷失，呈现了台湾现代社会中家庭解体、伦理道德关系式微的社会趋向。1989年，侯孝贤执导了第10部电影《悲情城市》。影片以基隆一个家庭成员的生离死别来展现台湾过去的一段历史。该片在台湾获得票房7000万元新台币，创1989年台湾片卖座最高纪录。侯孝贤还清了以前的电影亏欠的债务，并从此确立了世界级导演地位。《戏梦人生》之后，他又编写了19个电影剧本，不少影片参加台湾金马奖闻名世界的影展和评奖，成就斐然。《油麻菜籽》与廖辉英同获1984年21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冬冬的假期》获得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剧情片奖、休斯顿国际影展种族文化类银牌奖、瑞士卢卡诺国际影展人文精神奖、第30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还有获得国际影评奖、夏威夷影评特别奖、非洲最佳影片奖的《童年往事》；《悲情城市》获得第46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富金龙尼奖”等奖项。

侯孝贤是一位开放、温和、大方的导演，他的影片创作直接来源于传统中国美学和台湾历史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间既有历史的观照，又蕴含人世风情，透析出的社会人性和人性冲突带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他的影片能得到世界影坛的肯定，而他的一系列影片因坚持长镜头纪实美学风格在世界独树一帜。侯孝贤25年中执导了16部电影，是台湾20年来唯一坚持创作个性的多产导演。他博览群书，对唱歌也情有独钟，他觉得唱歌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提升了生活和生命的价值，让艺术走进了更广阔深邃的领域。1997年，徐小明出品的《侯孝贤画像》（94分钟）由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执导，颇为真实地记录了侯孝贤电影艺术创作历程及其对台湾电影的建树和影响。

戏、梦、人生是《戏梦人生》的主要内容，它借一个传统家族的经历，把焦点聚焦到台湾人民的民族性上。

二、戏与梦融合的《戏梦人生》

《戏梦人生》描写的是台湾艺人李天禄的传奇人生。与侯孝贤的其他影片一样带有丰富的哲理和多义性。李天禄在片中娓娓讲述他的掌中天地，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传统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表达了台湾民众生存延续的传统观念：女孩生下来就要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命硬的孩子要叫父母叔叔和婶婶；为了不断香火，男方要到女方家生活。李天禄祖孙四代有不同的姓氏，祖父姓何，父亲姓许，他姓李，儿子姓陈，便是因为入赘的原因。这习俗，沿袭下来，似乎也被人们认可了，成了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李天禄的成长经历又透析出一些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譬如母亲替祖母许愿抵命消灾而死，祖母要克死很多亲人。李天禄的祖母便克死了她的儿子、孙子、克病了她女儿的养女、天禄的继母等。天禄是魁星命，得以幸免。人们大都相信命运在天，不能人为地抗拒。这种看透世情、达观和淡泊的人生观，是导演在电影里表达的理念之一。《戏梦人生》中有很多亲情关系，都和祖孙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祖父或祖母具有很多傳统美德，壮实健谈，言语中透着人生哲理。祖辈对子孙总是宽厚、仁慈、呵护备至。电影反映了中国比较根深蒂固的传统观、伦理观，都是不可动摇的。

《戏梦人生》以冷静、客观、徐徐道来的叙事方法，表达了人们不能选择时代和命运，品尝着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影片谈到李天禄二十多岁的时候，刚巧碰上日本偷袭卢沟桥的“七七事变”。日本殖民者推行“黄民化”，因为“野台戏”是一种群众会和扩散的活动，自然要遭到禁止。到1941年，殖民者成立“黄民奉公会”，所有民间艺人都要加入这个组织。殖民者为配合军国主义稳固台湾基地，在台北郊区成立了一个宣传队，用一些穿日本服装的木偶表演，宣传太平洋战争，或者演一些古装剧。台湾光复，李天禄又被拉去当国民党布袋戏宣传队长。天禄这个艺人，前半生在日本的统治下生活，客观现实环境中，他和日本人的交往，只有一种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哪个日本人对他好，他就觉得这人不错。没有从不同的视角俯瞰国恨家仇之间的关系。日本统治台湾51年，几乎每个人都给日本人做过事，当然，不可能都被认为是汉奸，只有那些和日本人狼狈为奸，欺负中国同胞的人才被定为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局疏散分处分配给李天禄一家棺材店，他老丈人高兴至极，躺在棺材里睡，得了疟疾，又传染给刚出生几个月的外孙子，爷孙俩先后不治去世。天禄也染此重病。他拖着病体，偕妻子和两个儿子返回台北。为了生计，李天禄带着重病参加戏班的演出。面对断壁残垣，面对日本人破坏的飞机，台湾人把铝片敲下来卖给古物店，换钱请戏班，让戏班人赖以生存。天禄的“亦宛然”戏班在奄奄一息中有了点生机。

《戏梦人生》中，李天禄表演木偶戏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最重要的还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把民间艺术延续下去。从整体来看，侯孝贤导演的《戏梦人生》中把戏剧、人生引申至历史、现象的象征。天禄前半生所处的台湾早期社会，选择了日据时期，无疑替台湾现代史补上了重要的一页一一海岛政治无垠的另一种变奏。李天禄没有逃脱命运的摆布。所以，只有在被迫无奈的选择中步人玩木偶的艺人旅途。影片将他偶然被乡班艺匠看中的机缘巧合，传导到辗转不安的个人前途，以及台湾同胞受日本殖民统治时的心境。李天禄为日本人演傀儡，本身便着际为其“木偶”解符。所以，影片故事虽然只讲到1945年，但感染人的，始终是那种探究个人、家庭、社会和历史关系的态度。

三、《戏梦人生》的叙事结构特色

《戏梦人生》把纪录片的特征与传记式的叙事结构互相渗透，在其间穿插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现身说法的手段，让时空交错，借以缩短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整部电影的叙事风格清新、清晰，舍弃复杂的戏剧特征和故事情趣，不能不说这是电影的创新与发现。侯孝贤通过影片，去提供他对李天禄说出的历史环境下自己的观点。侯孝贤说，自己和李天禄有不同的观点，彼此还互相制约，再加上中国戏曲结构处的中国价值体系，倒是相映成趣，蛮有意思的。影片处处由李天禄亲自解说自己的生活片段，这种叙述體无疑成了非常有趣的镜像：主角现身说法与旁述戏剧重塑了三线发展。片中李天禄阶段性地自述，以他的身份后来观点来叙述生平概貌，加之导演安排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很好的铺垫。不同观点的交替出现，形成了多种视点，各有千秋。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李天禄的戏剧人生和生命不同阶段的特殊遭遇，又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台湾不同时空中的政治、经济、环境、人际关系等的风貌。

《戏梦人生》叙事风格的沉、缓、静、谧和李天禄的不卑、不疾、不复的现身说法自相呼应，影片讲究画面构图和精确的、写实的考证，使得摄影和美术格外突出。在为数不多的一百多个镜头中，导演善于运用远景和全景镜头，清晰地呈现远景的景物，赋予再现人物过往生活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外景则以独特的自然景色为主，有蓝天白云、山水花鸟、绿树红墙、断壁残垣，给人古朴典雅、意韵深长的感觉。有些空镜头组成的与剧中人物和主要情节相关联的外景，酿造出了天人一体的道家境界，也不同程度地渲染了人物的性格、心境、追求、价值观。影片在福建南靖县等地取景，那里有不少老房子，光源取白天井，天井上有一小块玻璃让光线进来，这样的光源使得中国传统建筑十分古朴，亮的部分非常亮，其他部分非常幽暗。侯孝贤导演就模仿屋顶上玻璃投射下来的光亮特点，在色调上压暗，表现台湾传统宅居的阴暗、古旧但又深远、稠密的风格，让影片透析出一种历史和传统共存的韵味。

总之，《戏梦人生》是侯孝贤导演又一经典之作，无愧为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造型设计、录音的称号，是导演精深的艺术底蕴、丰富的人生阅历、出类拔萃的艺术造诣共同孕育的电影之花。

[作者简介]刘凤（1981- ），女，江西高安人，硕士，南昌理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