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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产“地域电影”的乡土“旋律”

时间:2024-06-19

[摘要]早期中国影坛出现了一批具有浓厚山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比如《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其续集、《汾水长流》等。该类电影作品都以独特的山西风土人情脱颖而出,吸引了广大观众,流传为一时经典。而且,影片的创作过程广泛借鉴了山西民间文艺精华,“地域电影”中地区音乐元素将属于基层民间的乡土风情与大众审美完美结合,使银幕闪烁出引人注目的民间文化的绚丽色彩。

[关键词]地域电影;乡土文化;民间元素

地域电影在创作中吸收了基层乡土人民在历史积淀和真实生活中独有的思想意识、文化取向、性情举止等,因此,地域电影能体现出该区域独有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

一、诗性意蕴

纵观体现山西风情的乡土影片,早期体现最多的是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户外劳动场面是最常见的画面。因此,影片中有许多环境画面都展现了山西地区美丽的风景,正如歌曲中唱的那样,“人说山西好风光”。在这类画面里,山西独特的地形地貌、高山阔水、牛家饲养的牲畜、田间的植被、人们居住的房屋、穿衣风格、语言特色都通过电影画面传达给观众,这些浓郁的地域特色吸引了观众,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让影片要讲述的故事更加具有现实感。例如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雄伟壮丽的黄土坡、遍野的牛羊、土坡上密集的沟壑、弯弯曲曲的小路、水急湍流的汾河、大路边的白杨树、田垄整齐的农田、一块块火红的高粱。而影片《汾水长流》则呈现出晋中地区的民间图画,风吹麦浪,接天无垠,老伯赶着马车,小伙子肩头扛着锄头,一幅农村安逸自然的劳作画面。影片《花好月圆》囊括更广,既有河湾里一片片的水田,又有黄土高坡上的袅袅炊烟。

山西地域影片中最常见的建筑就是窑洞,窑洞是黄土高坡上的山西人最常见也最喜欢的房屋,而在地域电影中,窑洞不再单纯是一种居民建筑,而是彰显了山西地域文化的载体,作为一项文化符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影片中的人物营造了行为空间。窑洞是山西农村的主体居住形式,根据建筑方式不同,窑洞基本分为两种:其一是背靠高坡挖出来的窑洞,它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叫作“靠崖窑”。这种窑洞十分简陋,在高高的黄土坡上挖出一个洞,内壁用黄泥加固,冬暖夏凉,再装上大门和窗户,就可以居住了。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整个孔家庄都是这种“靠崖窑”,主人公孔淑珍等主要人物都居住在这样背靠高坡的窑洞里。就连村公社同样也是在这样的土窑里,在这个大土窑里,高占武不止一次与老社长产生了矛盾。孔淑珍正是在这座大土窑门前的空地上决意剪去长发投身青年突击队中,当时那里正在组织社员大会。而在电影《花好月圆》中,我们见到了一种区别于“靠崖窑”的窑洞。这种窑洞不只是依靠黄土构建,而是用砖石搭建,叫作“砖窑”。从材质和建筑方式来看,这是土窑的升级版。影片中糊涂涂的家是一座正规的院落,既有供家庭起居的正窑,又有负责存储的配窑。而身为村长的范登高的家比这还要“豪华”,不仅卧室的空间比寻常人间要宽敞,门窗的样式也更为考究,而且他家窑前还有先进的排水装备。这种特殊性不仅彰显了他的干部身份,也影射了范登高损公肥私的行为。

山西省是我国寺庙最密集的地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总是与寺庙有不解之缘,寺庙已经深入到山西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早期山西影片中,寺庙也经常是被重视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寺庙已经脱离了宗教迷信的功能,而转型为人民举行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影片《花好月圆》中村公社的办公地点就在老庙里,村里的集体活动也在这里举行,这是十分符合那个年代山西的实际情况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青年突击队成员走出村子去寻找水源,一直暂住在龙王庙。他们很有纪律地居住在那里,将龙王庙作为很好的暂住地,小心地保护着寺庙的建筑。然而他们的谨慎并不是因为他们畏惧神灵。王二狗曾经打趣式地与龙王讲话,表达了他们不会再依靠龙王,而靠智慧和勤劳来自己解决饮水问题,彰显了新时代农村青年摒弃封建迷信的旧思想,勇于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

如果说人们起居的窑洞和集体活动的寺庙都是山西风情的外在部分,那么山西人地道的乡土生活才是山西风情的内部核心。这些“地域电影”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展现新时代农村的现实生活,每个人物的刻画都仿照真正的农民,富有农民独有的朴实憨厚气质。影片中的人物在语言上都用了标准的生活口语,融入了浓郁的山西方言代表性词语,充满了泥土气息,令人倍感亲切。这些乡土风格的语言形式既离不开当代“山药蛋派”作家们的作品影响,更离不开影片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细心观察与体验,也离不开演员们进入农村感受生活的辛苦以及在表演时活灵活现的塑造。在这些乡土影片开拍前夕,导演会带领所有的演员到当地去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学习农民如何劳作,也感受农民的淳朴情怀。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其续集拍摄时期,整个主创团队驻扎在山西大地上,演员们不畏劳苦,与真正的农民几乎没有差别。尤其是影片中孔淑珍的扮演者金迪,更是成为模范。金迪是娇滴滴的上海女孩,从气质上看与山西姑娘的豪爽质朴截然不同。然而当她换上具有乡土气息的小红袄,白皙的小脸变得黝黑,活脱脱一个山西土生土长的女娃。续集中有一幕经典的片段,孔淑珍一身电工打扮爬上了高高的电线杆,哼唱着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手里忙着自己的工作。演员们激情洋溢的表演再加上符合农民劳动条件的外形装扮,人物的塑造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山西“地域电影”中对乡土民俗的渗透,也让更多人领会了山西独特的文化气质。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人民不仅延续了老辈山西农民勤俭节约、与时俱进的精神,还培养了积极进取、爱祖国爱集体的风貌。山西农民在悠闲的状态下,女人会一边做针线一边闲话家常,男人会叼着烟袋听戏,这些生动的画面在山西“地域电影”中都屡次出现。听晋剧是山西农闲时最主要,也是最受欢迎的休闲活动,正月新年和重大节庆时,村里都会邀请戏班子搭台唱戏来表示祝贺。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孔家庄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邀请了戏班子来唱戏。在老庙的台子上上演的经典晋剧戏目,使得附近村子的乡亲们都纷纷前来围观,就连青年突击队的年轻人也都加入了看戏的行列。在山西农村,玩纸牌也是家家户户喜欢的休闲方式,尤其老年人更喜欢。影片《花好月圆》中,几个主要人物边聊天边打牌,形象地描绘出山西人的家常生活。很多山西乡土影片中,随处可见的山西汉子形象腰间都有一个大烟袋,抽旱烟也是当地农民的生活特点之一,影片中的曹茂林起初也是如此,不过后来他在爱人小翠的监督下,戒掉了旱烟,将精力都用来钻研新发明,这样的设定与人物的个性十分贴切。电影《汾水长流》在呈现社员大会之时十分注重细节,老百姓在听取领导发言的时候,中老年男性一般嘴里都叼着烟袋,而妇女们则在做着针线活或搓着麻绳,画面立刻变得生动起来,仿佛是山西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俗作为最能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标识被“地域电影”广泛挖掘凸显,生动地刻画了山西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意识思想。电影创作团队为了获取灵感下基层访民间,亲身体验农民的劳动与生活,才能成功地找准地域文化内核,塑造出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

二、地方性意念延展

“地域电影”中地区音乐元素的体现也是彰显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创作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时,作曲家张棣昌跟随剧组一路下到汾河畔,在娘子关和汾河畔附近进行创作采风。那一带的民歌极富有地区特色,不仅调子婉转优美,更包含了当地人民真诚的情感。这些都给张棣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为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影片增光填色。尤其是影片里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更是人人传唱,成为一时经典。这首歌曲的旋律如同行云流水,唱腔婉转圆润,歌词中融入了经典的山西方言,其演唱者郭兰英又正好是地道的山西人,既唱出了山西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新时代下的青春气息,将新社会年轻人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积极向上表现出来。一直到现在,《人说山西好风光》依然是代表山西文化的经典符号。

电影《花好月圆》更是突出了音乐的作用,将音乐融入了整部影片的创作里,为烘托剧情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音乐作品就是插曲《三里湾》,在电影的开头部分和结束部分都出现过。在电影开篇的时候,随着《三里湾》的曲子,画面呈现了三里湾美丽的自然风景以及纠结的人际关系,而在落幕时《三里湾》再次出现,但改变了基调,这也预示着三里湾在改革之后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以及人物之间的圆满结局。《三里湾》由作家赵树理作词,歌词一共分为三段,措辞直白朴实,富有乡土特色。而作曲则是雷振邦,雷振邦在谱曲创作时大量借鉴山西民歌欢快的节奏,在乐器选择上,也使用了山西人民节庆时常用的唢呐和锣鼓,整体风格偏打击乐,不仅呈现了山西地区的人文风情,更铺垫了电影欢乐的喜剧基调。雷振邦还将《三里湾》的主旋律进行变奏成为影片的背景音乐,根据不同的剧情,衍生出明快或者舒缓等不同的版本,在影片中几对青年恋人共处的时候作为铺垫,表达出恋爱中的人心中的幸福与喜悦。

与《花好月圆》异曲同工,电影《汾水长流》也将音乐融入了叙事之中。劳动人民在集体劳作时,高亢有力的歌声响起,显示出人们干劲十足的激情。影片中的插曲《汾河流水哗啦啦》与上文中提及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同出自乔羽之手,都是歌颂山西文化的经典曲目。这首歌不仅歌词通俗、接地气,旋律更是高亢嘹亮,将浓郁的晋剧韵味融入其中。《汾河流水哗啦啦》也被传唱为经典,民歌演唱家喜欢唱,戏曲大家们也喜欢唱。这首歌由土生土长的山西人高如星作曲,高如星依靠山西文化特色之一晋剧进行创作,借鉴了“驻马亭”等晋剧曲牌的旋律,乐器上也使用了晋剧伴奏常用的乐器,除此之外,还融合了山西民歌的神韵,创作出了这首时代经典。这首歌不仅艺术性极强,在使用上也是恰到好处。曲调每次出现都以不同的形式,配合了剧情氛围,推动了情节发展。插曲的首次出现是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是晋剧名家王爱爱演唱的版本。伴随着王爱爱嘹亮的歌声,画面中出现了故事的发生地点——杏园堡公社的美丽风景,继而镜头推进到广袤的田野间,农民们正在忙着将高粱秆送到地里,用熏火的方式来预防霜冻。而在第二段结束第三段还未开始的时候,音乐变成背景,画面开始突出支书郭春海和爱人彼此鼓励的情节。当第三段继续演唱的时候,画面又转变为全体社员共同劳动,连夜熏火,火光染红了天际的壮阔景象。这首插曲在电影后半部分再次出现,这次换成了歌唱家孟贵彬演绎的版本,而此时的杏园堡正是一幅丰收景象。歌曲的第一段演唱之时,镜头中是风吹麦浪的喜人画面。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中间的间奏部分,支书郭春海兴致勃勃地通知社员们拖拉机要来了。第二段开始演唱的时候,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劳动大赛。而在第三段前面的间奏部分,画面中是周富有家凄凉的地头,单干的冷清和集体劳动的火热对比明显。而当第三段开始演唱的时候,画面变成大远景,辽阔的田野上社员们正在努力工作。

三、结语

早期地域电影在创作中吸收了基层乡土人民在历史积淀和真实生活中独有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山西乡土影片的创作过程广泛借鉴了山西民间文艺精华,将属于基层民间的乡土风情与大众审美完美结合,既表现了山西乡土风情的韵味,又融入了新时代的青春气息,将新社会年轻人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积极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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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广飞.“十七年”山西乡土电影评析[J].当代电影,2010(04).

[5]车涛.山西电影步入“暖春”[J].今日山西,2005(04).

[作者简介]卜晋雯(1984—),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安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筝的演奏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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