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人生和心理的展示

冯永朝

[摘要]《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小说以象征手法，通过对故乡呼兰小城的种种景象、事象、物象、人象，以及风俗生动具体的描绘，喻示了深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和包围着的小城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自私保守、冷漠残酷的病态人生和心理，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具有深刻的启蒙和批判意义。

[关键词]象征；意蕴。病态，人生；心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而薄命的作家。在她短短31年的生命历程中，共出版了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集十一部，创作总字数近百万字，她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鲁迅先生当年就称赞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一般认为，萧红的创作以193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包括与萧军合著的《跋涉集》，以及《生死场》《桥》《手》《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等小说和散文，后期作品有《黄河》《汾河的圆月》《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马伯乐》和著名的长篇《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从1940年9月1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开始连载，到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全部连载完毕，是萧红继中篇《生死场》震动文坛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小说以作者的故乡呼兰河小城为时空环境，展示了故乡的人、事、物、景，用充满深情的笔致描绘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我国东北小城的风土画卷。像许多作家写乡土乡情的作品一样，《呼兰河传》也渗透着作者浓郁深厚的乡思乡情，如冬天雪野的旷达晶莹，夏日云彩的绮丽变幻，初春大地的明丽新鲜，秋天大豆高梁的丰饶饱满……但是，它不像有些作家(如沈从文)的作品那样。把故乡的风土民情理想化、纯净化，抒写故乡人民淳朴的生活、优美的人性，而是在对故乡回望、眷恋的同时，融进了更多质疑、否定和批判的素质，深入挖掘因受两千多年封建思想和统治毒害的故乡人民的愚昧、麻木、迷信、保守、自私、冷漠和残酷，展示了他们病态的人生和病态心理，正如作者在小说“尾声”中所说。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故乡人民麻木、愚昧的悲苦人生深深刺痛着萧红，这种痛无疑是极其强烈的，但是作为思想和艺术都已成熟的作家，萧红并没有像一般作家那样做直接的大声呐喊和直呼，而是将呐喊直呼的情绪加以收敛和控制，以圆熟的象征之法出之，含蓄隽永，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象征，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这里，所谓“特定的具体形象”。可以是具体的人象、物象，也可以是景象或者是特定的情节事象，而通过这些形象的暗示所达到的是对另一种事物的象征或对抽象义理的表达。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正是通过对故乡呼兰小城的种种景象、事象、物象、人象，以及风俗生动具体的描绘，喻示了深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和包围着的小城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自私保守、冷漠残酷的病态人生和心理，揭示了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

本文拟从作品景象和事象描写两个方面，对《呼兰河传》的象征意蕴作一解读。

一、景象描写的象征意蕴

熟悉萧红小说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萧红特别擅长描摹自然景物，她的作品犹如一幅幅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风土画，这些风土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景物描写，并非为单纯地对自然的模拟，也不是为小说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环境，而是表现为景物描写的象征化，是让自然景物承载着作者的思想，从这景物具象中纳绎出作者及文本的抽象之思，这一点在《呼兰河传》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作品第1章描写小城环境时，作者特别着意描绘了呼兰城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

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瀙糊，比浆糊还黏。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个大泥坑不仅阻碍了交通，而且车马行人常常陷溺其中，猫狗鸡鸭屡有淹死，抬车抬马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回。而小城的人们呢?对这个使他们面临险境的大泥坑态度各异，侥幸过了大泥坑的，自以为是英雄，被大泥坑吓得脸色发白两腿打战的，自然是胆小鬼。不幸陷入其中，总有人围过来看热闹，当然，也总是有热心人帮忙。也有人提出过解决问题的建议，比如拆除路边院墙从而拓宽道路，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沿街植树让行人攀树越过，等等。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说过最简单易行的办法：用土填平。因而大泥坑就得以年复一年地陷落车马行人而人们却束手无策。萧红之所以如此浓墨重彩地描写呼兰小城这不光彩的一角，“尽态极妍”地展示呼兰人对大泥坑的精神态度，其用意就在于要对此赋予深刻的象征意蕴：就像泥泞不堪阻碍交通、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的大泥坑一样，混沌懈怠的呼兰城的社会生活也在阻滞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更令人悲哀的是，呼兰城的人们面临此境却安于现状不思改变，甚至沉湎于其中而津津乐道，在这种生存威胁中享受刺激或者对它心生感恩，并且自欺欺人地享用“淹猪肉”的福利。大泥坑的隐喻是非常深刻的，就如同腐朽的传统陋习，在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惰性中存活，虽然腐烂，但人们已经在长期适应中认同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僵化、保守、自私的思维方式制约了他们对现实变革的能力。正如鲁迅所言：“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由此，作者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超越作品文字描写本身的审美空间，让读者领悟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回味无穷。可以说，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中原本并不突出的社会背景蕴含了一种澡广的时代意义和历史韵味，呈现出一种超时空的魅力，流露出作者对于民族命运、民族“病态”的忧虑。

二、事象描写的象征意蕴

从小说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象征诗意的不断渗入和增强，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其叙事功能和故事性被大大削弱，叙事和故事成分虽还存在，但常常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故事或事件成为象征体，它暗示或隐喻着作者某种思想。萧红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呼兰河传》的第5章和第7章分别讲述了“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故事，通过她们生命悲剧的展示，隐喻了呼兰小城普通民众那种愚昧无知、冷漠残酷的“看客”的病态心理，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忧民意识。

在小城人们死水般的生活里，任何一点“越轨”“反常”，一点觉醒，一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被禁锢得完全窒息。年仅12岁就散了人家童养媳的团圆媳妇，只因一顿能吃三碗饭，长得高大健美，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一副团圆媳妇“应该有”的低眉顺眼，诚惶诚恐的样子，在她的婆婆和外人眼里就不像一个团圆媳妇。于是婆婆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把她吊在大梁上，拿皮鞭打得昏死过去，打得生了病，不去反省自己的举动，只是按照风俗，有病就请跳大神的。邻里乡亲似乎也是关心至极，这个给出个偏方，那个一条邪令，到最后竟然听从大神的胡言用开水给小团圆媳妇洗澡。“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小团圆媳妇被热水烫的哇哇乱叫，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的三四个人依然从缸里舀起热水往她头上浇，“她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助她，把她从热水中解救出来”，等到人们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死了的时候，“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泪来”。萧红这样描写了围观者：

看热闹的人，你望望他，他望望你，虽然不知道下文如何，这小团圆媳妇到底是死是活，但却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不无所得的。

“看客”们竟然以一个年轻姑娘的死来填补生活中的无聊和空虚，这和《药》里的华老栓及茶客们如出一辙。小团圆媳妇又活过来了，大神说洗澡必得连洗三次，还有两次要洗，竞又无一人提出质疑，“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有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又是“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一群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人们折腾死了。一场残忍的闹剧散场了，众人又回家过起自己的日子，就像那位刚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享用了主家提供的酒饭的有二伯说的：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这是一幅名副其实的愚民作恶图。可悲的是，他们却不自知，还自以为是，心安理得，认为自己是在行善。

另一出悲剧的主角是王大姑娘。王大姑娘待字闺中时，别人看了都说：“这姑娘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大眼睛长得怪好的，带点福相。……这姑娘真响亮……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可谓人人赞不绝口。而当王大姑娘冲破世俗，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自己做主嫁给了磨倌冯歪嘴子后，人们先前夸奖她的话整个翻了个个，骂声鹊起，王大姑娘这也坏、那也不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那声音那么大，不是好东西。……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工似的。”最终具有反叛意识的王大姑娘在舆论的挞伐中死于一次难产。是人们的舌头和白眼将这个青年女子吞噬了，而这些人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这证明了鲁迅先生的精辟论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他们的愚昧麻木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冷漠残酷又使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了杀人者。是她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也是她们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对这两位女性的悲剧，萧红没有做任何直露尖刻的评判，但这一幕幕活的惨剧已经寄寓了作者对人们麻木、自私、冷漠、残酷的病态心理和行动的愤激之情和批判之意。

上述分析表明，萧红的认识是深刻的，她超越了阶级批判的层面，将艺术之笔伸向“国民性”，努力探寻那些凝重的习惯势力下的国民的劣根性，较之一般作家描写乡土乡情的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启蒙和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