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社会意义

关　杨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档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开播至今，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已日趋成熟，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却仍然是个新鲜的名词，它随着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走红，跃入观众和学者的视野，并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其实，对于辩论型电视谈话节日的探索，在电视谈话节目发展之初就曾有过，但为什么这类节目当时没能得到长足发展?为什么时至今日，这类节目又能重新走向荧屏，并获得成功呢?

[关键词]辩论型电视谈话节日，转型期，社会意义

所谓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是根据节目的话题展开方式划分而来的一种电视谈话节目，它针对有争议性的话题展开节目进程，主要采用针锋相对、激烈交锋的论辩方式展开话题。国内电视谈话节目最初的探索就是从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开始的。开创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历史的《实话实说》栏目最初就定位于观点的对抗和话题的争议性。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言论环境中，既要保证节目质量，又要尽量避免风险，选题范围非常有限。这不仅大大束缚了节目自身的发展，而且最终也没能完全避免风险。

《实话实说》1996年6月9日播出的《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就曾令《实话实说》遭遇停播的命运。制作这期节目的想法源于当时的一场讨论：

位于西单的北京失物招领处十几年前曾经红红火火，捡到东西的人都把东西送还到这里，而丢东西的人也总是先打电话到这里报失，等待好心人完壁归赵，但这些年来，这里渐渐冷清了，以至于这个失物招领处的牌子虽然还在，但已经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当时北京的一家报纸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场讨论，引起了《实话实说》编导的关注。于是，《实话实说》针对这个现象，以当时北京的一个故事为例，制作了《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这期节目。故事讲的是：

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十分稀罕的，当时还被看做身份象征的手机，司机把这个值钱的东西交还给了原主，失主给了这个司机一千元钱作为酬谢，节目请了四个嘉宾坐到演播室讨论“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这种回报应不应该制度化?”

这期节目中有认为拾金不昧应该要回报的，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节目整体倾向于赞成。拾金不昧要回报”，并且觉得应该出台相应的规定。然而，节目播出之后受到了批评，许多观众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随后，《实话实说》被暂停播出。今天。回头来分析《实话实说》为什么被停播?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观点的失衡，另一条就是“拾金不昧应该要回报”这样的观点相对于当时的社会观念来说，有些超前，不能被普遍接受。被停播之后，时间、乔艳琳、崔永元等主创人员为

《实话实说》找到了一条“起死回生。之路，也是适合当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一条道路，那就是“个案+讨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时至今日，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仍然以“个案+讨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为主。

《实话实说》当年放弃走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之路，是因为这一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不意味着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没有发展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不可能限制在单一类型上。多样性是必需的。近几年，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重新兴起，并且大多以新闻话题作为节目选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以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为例，这个节目刚开播一年就摘得了《新周刊》评选的《2006年中国电视榜》“最佳谈话节目。的桂冠。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1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阵痛期，存在众多社会矛盾。关于“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社会转型”是体制转型，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种认为转型是社会结构状态的过渡，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第三种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这其中概括的任何一种转变都是时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衡更加严重和复杂。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较为落后。而北方的经济发展又普遍不如南方地区。社会各行业间也存在发展失衡的问题。此外，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等都是社会失衡的表现。

社会失衡必然会引起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加大，高收入人群优越的物质生活与低收入人群窘迫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状况又将造成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仇富”等心理。当人们心理积怨太深时，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另外，社会的失衡也会造成错误的价值判断。当代社会物质水平飞速提高，但文化发展却跟不上物质水平提升的脚步。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大有人在。人们更注重现实的利益，却很少考虑“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因素。拉关系、走后门、投机钻营等成了许多人发展的方式，也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某些行业还存在“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等所谓的“潜规则”。这样的社会状况有可能导致错误价值观的形成。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因而错误的价值观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除社会失衡外，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资源危机、环境破坏、腐败问题、人口问题、阶层分化等一系列社会失调问题也严重困扰着时下的中国社会。

2面对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大众媒介担任着引导舆论的重任，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重要的引导方式。对于这些在转型期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舆论有或隐性或显性的意见倾向。舆论学将社会舆论分为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三种。潜舆论包括两种：一是未公开表达的信念，叫信念性潜舆论。二是难以捕捉的公众的情绪，叫情绪型潜舆论。显舆论是指公开表达意见的舆论。行为舆论是指主要以行为方式表达的舆论，如示威游行。这三种舆论形态意见表达的强度逐级递增。对潜舆论引导不利，可能会导致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显舆论和行为舆论。而当后两者表达的是负面的意见倾向时，可能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智行为，严重时会危及社会安定，大众媒介要及时引导。一方面，还原事实真相，排除舆论扩散过程中被夸大或被虚构出来的因素，另一方面，给各种意见以抒发和交流的机会。通过各种意见的碰撞、组合，形成较为理性的社会舆论。

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现场实录、深度报道、谈话等许多方式来实现对舆论的引导。其中，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就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引导方式。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关注的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冲突的焦点问题，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也正是这些问题。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典型特征是。辩论”这种话题展开方式。“辩论”是针锋相

对，咄咄逼人的“反驳与论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观点都将被重新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认识，双方的观点都将被批判和补充，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将被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最后，各种意见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原本偏激或片面的认识更趋于理性。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予人们足够大的言论空间，让各种声音都有机会被了解。但是，要注意把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和电视辩论赛区分开来。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和电视辩论赛在形式上都采取了“辩论”的形式，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两者的根本目的不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旨在引导舆论，而电视辩论赛的主要目的是展现选手的语言、思维和思想魅力。其次，两者的话题范围不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范围更广，时效性更强，它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电视辩论赛的话题更工整，更考究，它是经过反复推敲之后确定的，不一定是实时的话题，较多集中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再次，两者对主持人的要求不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掌控非常关键，直接决定着节目能否顺利进行，以及话题的走向。电视辩论赛有一整套成熟的比赛规则和程序，主持人只需要按照规则和程序主持比赛即可。最后，两者对参与者的要求不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一般是与话题相关的当事人和与话题联系密切的研究者、权威人士等。电视辩论赛的选手一般是表达能力强，思维敏捷，知识积累丰富的知识分子。此外，电视辩论赛对选手的仪表也有较高的要求，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在这方面则不做太多要求。

3社会民主的进步为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提供了话语空间，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社会民主进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表达权”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说明公民的“言论自由”被赋予了实际意义，相应地，媒体的话语空间也有所拓展。更加民主的政治环境是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成长的前提条件。同时，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和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人们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近几年，人大代表的提案几乎全部是经过深入调查，听取百姓心声生成的。在民意可以影响决策的社会新环境下，人们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更高。《一虎一席谈》这样的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为普通人提供了传播思想，参与社会讨论和社会建设的有效渠道，将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管理社会事务，从而推动社会民主进程。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表达各种意见倾向的社会舆论。这些社会舆论的发展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大众媒介肩负着引导舆论的重任。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为舆论的意见表达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舆论引导方式。转型期的社会环境为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也将有助于社会在转型期的平稳发展。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需要社会民主作为保障，也有助于推进社会民主的进程。同时，中国社会民主进步也为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