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S—SEM的烟草生产研究

申珅

[摘要]烟草具有上瘾性、垄断性和高税收等特征，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重点规制的商品，且从2016年开始逐渐加大了公共场合禁烟的力度。而烟草生产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并包括纵向和横向影響，通过单一模型很难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而文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整合相关影响因素，并通过偏最小二乘法来测度其影响方向和程度。通过研究发现烟草生产受到烟叶种植、税收及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并与地方财政收入联系紧密。因此，文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有效规制烟草生产与消费，进一步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以实现中国烟草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烟草； 结构方程模型；偏最小二乘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807026

1引言

烟草具有上瘾性、垄断性和高税收等特征，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烟草行业的垄断分为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后者是规制的重点，国家为此出台了多项反垄断的法律法规。除了垄断问题外，烟草能够使人上瘾并损害身体健康，还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然而它又是烟农增收的关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在部分地区还成为经济的支柱。中国始终通过国家专卖制度烟草进行规制，但在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以达到国际要求。随着加入WTO和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中国烟草也将受到国际烟草巨头的冲击并肩负着“走出去”的重任。出于健康的考虑及烟草“负外部性”的控制，使得国家不断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措施。为了确保中国烟草的健康发展，对于烟草生产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国内学者们大多数是讨论国家专卖制度或者运用SCP范式来进行烟草研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烟草生产过程，更没有考虑地方财政收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为了弥补这一领域国内研究的缺失，为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提供依据与参考，本文采取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对整个烟草生产进行研究，使用偏最小二乘法（PLS）测度相关因素的影响，具有可检验性和较高的说服力。这样能够更好地分析烟草生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以实现中国烟草的健康发展。

2文献综述

Glantz（2002）分析了烟草企业（菲利普·莫瑞斯等）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成功逃避“二手烟”规制的方法，号召拉美人民关注健康，采取相关措施。Muggli等（2003）同样研究了烟草企业影响公众对于二手烟的看法，分析了ETS（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咨询项目。Freeman（2007）研究了关于烟草制品包装的规制和国际社会、政府与烟草企业之间的行为。Jones等（2008）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现状及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研究烟农和烟草公司的关系，得出一个有效的结束游戏规制战略。国内学者主要选用SCP范式进行分析，王德平（2008）通过SCP分析框架认为集中度仍然较低，且市场存在较高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大多数烟草企业需要提高其规模与经营管理水平。张先平（2007）和袁培元（2008）先后采用SCP框架对中国烟草业进行了研究，后者更强调对烟草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研究。周克清和戴鹏（2011）则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了烟草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贡献度。

Joreskog和Wiley（1973）等最早提出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概念，而用于测度SEM的偏最小二乘法（PLS）则最早由Wold和Albano（1983）提出。Fornell和Larcker（1981）分析了SEM中的不可观测变量和测量误差，认为现在的检验方法在样本大小和模型解释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因此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共同方差测度基础上的新检验方法。Chin（1998）总结并分析了SEM的相关观点与问题，主要讨论SEM的测度方法和指标及模型选择。Haenlein和Kaplan（2004）介绍了处理SEM的另一种方法即PLS分析法，指出其较适用于处理大量指标和极大似然法到达极限时。Chin等（2008）回顾了SEM在销售中的实证研究，包括模型说明、识别、估计和评价等方面，考察了乘数理论模型和模型误差与样本误差等研究，并提出了更好应用SEM的建议。Kline（2011）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SEM的基本概念、数据和模型选择及检验，并提出了选择不同模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近些年，结构方程模型被介绍到中国并广泛用于实证研究中。郭鹏辉（2006）基于中国数据，利用线性结构方程模型（SEM）来验证内生增长理论，并测度了物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三个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张勇（2006）通过PLS和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博弈论等对我国的烟叶生产和收购进行了研究，寻找科学的收购定价方法，以调动烟农的生产积极性。武星星（2008）基于250份调查问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大学生网上购买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揭示了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与购买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刘威（2008）和刘霜叶（2009）分别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我国187家上市公司和能源行业的收益质量，安赟（2009）则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测度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七类因素。周旭武（2009）利用教育与满意度数据对比了处理SEM的PLS和LISREL方法，并用改进的BFGS方法得到比PLS方法更好的估计参数。贾航燕（2012）基于SEM模型测度了影响商品房住户满意度的相关因子，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建筑特征，其他主要因子为性价、环境和个体等。黄秋杰（2012）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中国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发现具有直接影响的是企业规模，并提出了提高营利能力的相关举措。李新杰等（2013）利用SEM和中部六省的数据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能、智能、体能和技能四个人力资源能力。陶忠元（2013）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测度国内外标准化对出口企业（“良好型”和“薄弱型”）的影响。薛彩霞等（2013）同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影响农户经营非木质林产品的相关因素，结果影响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特征，其中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外部培训、农户间的相互影响及机会成本均具有显著影响。崔晓聪（2013）改进PLS和LISREL方法存在的不足，证明New-DCQGA算法是结构方程模型（SEM）的高精度估计方法。

综上所述，对于烟草的研究大量集中于SCP分析，而结构方程模型（SEM）已经被不断完善并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中，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并用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在SEM的测度中，偏最小二乘法（PLS）则以其优势成为使用最多的方法。当然，部分学者也在PLS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精度的估计方法，然而受到实际经济情况的制约，新提出的算法并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对于烟草的研究，目前仅局限于烟叶即上游原材料环节，且只有一位学者使用了SEM模型。因此，本文基于烟草数据的特性，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来测度整合后的烟草生产结构方程模型，统筹烟草生产的全部环节，并考虑其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烟草，并使SEM能够更符合中国国情，以有效测度出各个因素的影响，促进中国烟草的健康发展。

3方法与数据

中国一直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烟叶的种植面积、收购数量和收购价均由政府决定，具体收购环节则由烟草公司进行，且由于烟叶税的实行，地方财政收入对其产生严重依赖。因此，研究烟草生产必须和烟叶种植、烟叶税及地方财政收入联系起来，本着投入—产出的基本分析法，因而需要考虑烟叶的劳动力投入、收购价格以及烟叶的成本—收益等因素。当然，烟草生产的下一个环节是消费，所以还需要考虑烟草消费的影响，本文选取城镇人均烟草消费支出这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测度。基于烟草相关数据的样本量较少，且部分呈现有偏分布及变量之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SEM）来研究烟草生产情况，并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测度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

结构方程模型（SEM）最早由Joreskog和Wiley（1973）等在结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提出的，它可以测量不可直接测量的抽象变量（隐变量）以及估计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测度方法主要有LISREL方法和PLS方法。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及需要较高的预测准度，因此本文选择PLS方法。偏最小二乘法（PLS）最早由Wold和Albano（1983）提出，它能够有效解决多重共线性、样本量较少等问题。根据烟草的具体生产过程，需要测度上游的烟叶种植面积及产量、成本和劳动力投入，外部影响因素为烟叶税和地方财政收入，下游还需要测度烟草消费，具体如下所示：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双控”政策严格控制烟叶的种植面积和收购数量，并且调整了烟叶和烟草制品的税率，因此本文选择1999—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实际调研、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烟草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并进行了CPI平减，然后利用Visual PLS 104b1软件对模型进行测度。

4结果与讨论

将烟草生产的相关数据输入Visual PLS软件，选择PLS回归并加以整理，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得到模型的R方均较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测度出隐变量和交互效应的影响。通过系数分析，可以发现：

（1）烟叶价格和劳动力投入均对烟叶种植有着正向影响，成本产生负向影响，而烟叶种植情况则正向影响着烟草产出，烟叶价格负向影响烟草产出，这符合投入—产出方法的基本规律。此外，交互效应中烟草消费与产出和烟叶价格与税收对地方政府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而烟叶价格与税收则抑制了烟草产出。

图烟草生产SEM的PLS回归结果

（2）烟叶税抑制着烟叶种植，相反却对地方财政收入和烟草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考虑提高烟叶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烟叶种植的作用，然而却通过传导机制提高了烟草产出，促进了烟草工业的发展。

（3）人均烟草消费对于烟草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却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负向影响。这反映了烟草消费产生的负外部性部分由地方政府买单；对于烟草消费环节的征税措施并没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因而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烟草消费税，只有这样才能利用经济手段调控烟草制品消费。

（4）烟草产出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高达0675，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地方税收依赖现象，这表明规制烟草的重点还在于地方税收改革。根据周克清和戴鹏（2011）的研究，云南、贵州和湖南的烟草税收依赖最为严重。因此，对于烟草在地方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省份，控烟将十分困难，这就需要在财税改革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实行相关规制措施。

5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烟草生产与上中下游的多个因素密切相关，还包括烟叶税和地方财政收入这两个外部因素，但部分因素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而烟草规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并与税收改革相结合，从整体和细节入手，综合纵向和横向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烟草的健康发展。因此，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1）烟叶种植直接影响着烟草生产，种植环节的利益主体为烟农、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因而相关规制政策（如“双控”政策）需要做到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否则将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黑市交易等问题。

（2）烟农作为弱势群体，受到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严格控制，而烟叶税抑制了烟叶种植并损伤了烟农的利益，却有利于烟草产出和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国家应该考虑逐步取消烟叶税，增加烟农的收入，通过烟草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税收来进行规制。

（3）烟草消费作为规制的重要环节一直被忽略，长期以来烟草消费税都是在生产环节进行征收，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考虑在销售环节来征收烟草消费税或者通过上交中央并返还固定数额来摆脱地方税收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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