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角下的《被解救的姜戈》

王佩佩

(安阳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2012年，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于美国上映，次年登陆中国各大院线，这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电影作品首登中国银幕。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被解救的姜戈》在我国上映不过十小时便遭遇下线重审风波，重新上映后又遭遇票房惨淡的滑铁卢，这与该电影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票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与昆汀·塔伦蒂诺对“暴力叙事”的偏爱不无关系。电影中，昆汀为了追求极致的暴力审美效果，特意采用特写镜头、慢镜头等拍摄技巧，以及逼真的音效、铿锵有力的配乐，将暴力血腥的场面真切地呈现于观者眼前，俨然是对中国人传统视觉审美标准的巨大颠覆。然而，纵观整部电影就会发现，昆汀实际上是将暴力元素作为一种影像修辞策略，以层层推进的暴力叙事控诉“美国奴隶经济制度”的丑陋与不堪，在暴力的展现与解构中将关于暴力的议题推展至人性哲学的高度，诉诸暴力以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这是昆汀关于暴力审美的再思索，透露着浓重的“昆汀式”血腥优美，带给观者以全新的审美感受。同时，昆汀对黑色幽默的钟爱也使得《被解救的姜戈》无时无刻不流露出耐人寻味的黑色元素，其采用狂欢化的戏谑叙事深度揭露了美国奴隶制度的罪恶与残忍，将黑色幽默提升至全新的艺术层面，展现出十分鲜明的艺术特征与审美特性。另外，昆汀在电影中也运用了其独特的美学视角对后殖民语境下的后殖民美学进行了探讨，对“白人世界”与“黑人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解读。

一、“昆汀式”暴力美学的血腥与优美

“暴力美学”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用于香港报刊对吴宇森电影的评述。将吴宇森电影冠以“暴力美学”的称誉主要源于其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写意手法，巧妙运用慢镜头与合理的场面调度等赋予枪战、搏斗场景唯美观感，使电影中的暴力呈现臻于撼人心魄的绮丽与浪漫。此后，伴随吴宇森在电影界的声名鹊起以及香港英雄电影的日益兴盛，“暴力美学”逐渐作为一种美学观念与艺术形态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接受度渐趋升高的流行文化元素。但是，关于“暴力美学”的严格定义，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北京电影学院研究所教授郝建认为，“暴力美学”具有其“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主要指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是一种“摒弃表面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诫，就其浪漫化、就其诗意的武打动作的极度夸张走向彻底的形式主义”。可见，郝建将“暴力美学”归结为一种追求形式主义、强调纯粹外在观感、弱化暴力背后存在的伦理性与社会性内涵的艺术风格，这是对吴宇森类型电影中暴力美学含义的高度概括，然而昆汀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则依托黑奴反抗白人压迫的“个人英雄主义神话”这一特定的叙事背景将“暴力美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为暴力构建合法且合理的产生根由，并适度融入道德元素与正义力量，以烘托暴力的价值内涵，赋予暴力美学全新的审度。

自古以来，暴力都是一个禁区，是一个大家避而远之的存在，但不可否认，暴力往往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原始能力与最终形式，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战争出现的暴力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其中被颂扬乃至高歌的暴力往往是正义者一方为护国之疆土、保民之安全的行为。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昆汀将这种暴力的正义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暴力行为涵盖赏金猎人枪杀通缉犯的暴力，白人居高临下奴役、凌辱黑人的暴力，姜戈复仇的暴力。暴力在电影中应接不暇——人物中弹后血浆飞溅的特写、黑人在鞭笞蹂躏下扭曲痛苦的脸庞与无奈的惨叫、尸横遍野的镜头……这些原始且直白的暴力令观者触目惊心，然而却无不充满正义的力量。装扮成牙医的赏金猎人舒尔茨在利益的驱使下买下奴隶姜戈，憎恨奴隶制度的他不但给予姜戈自由，还将其训练成“南部第一快枪手”，并与他搭档“狩猎”。赏金猎人以暴制暴并不可取，但在美国内战爆发两年前，奴隶制度走向衰落而新的制度尚未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秩序的统一与法律尊严的维持，除了诉诸暴力别无他法，因此，赏金猎人的行为甚至可归属为一种英雄式的革命。同时，在文化意识层面，电影中白人对黑人的肆意欺凌在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下是合理且合法的暴力，却与当下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理念相违背，这是暴力的内在冲突，极易引起观者站在同情黑人遭遇的立场上爆发对白人施暴行为的驳斥与批判，从而引导观者在欣赏暴力的同时对暴力行为进行反思。另外，姜戈获得救赎之后的复仇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然超脱个人主义性质，而是以一个被解救的黑人奴隶英雄的身份用暴力举动对所有白人奴隶主进行审判。姜戈的复仇行动九死一生，最终在酣畅淋漓的枪杀与坎迪庄园的毁灭中画上圆满的句号，此时血腥的暴力在基本的普世价值标准的评判下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因而，即使电影画面“满目疮痍”，却不再残忍无情，而是呈现出一种狂欢化的仪式感与游戏精神，散发出一种浪漫的自由理想，充满救赎的力量。

二、“昆汀式”黑色幽默的戏谑与鞭挞

《大英百科全书》将黑色幽默诠释为一种力图引出人们笑声的绝望的幽默，是一种人类对生活无意义与荒谬的反响。有电影评论家将黑色幽默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主要原因在于电影创作者们通常通过渲染、放大甚至扭曲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矛盾性或者不可协调性来突出表现人物周遭环境的荒谬以及社会之于个人的压迫，从而使剧情显得荒诞不经且滑稽可笑，同时又饱含无限沉重与苦闷。昆汀对黑色幽默的热爱不亚于其对暴力美学的痴迷，二者几乎贯穿昆汀的每一部电影作品，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也不例外。

《被解救的姜戈》中，姜戈在舒尔茨的带领下骑马走进得克萨斯州的多特里小镇，眼见如此情形的白人无不报以惊愕的眼神，当姜戈与舒尔茨走入酒馆时，酒馆老板甚至差点从桌子上跌落，并不断叫嚷着“把那个黑鬼赶出去”……电影中，姜戈成为自由人身份是在1859年，当时的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根深蒂固，即使不具有奴隶所有权的底层白人，也无法容忍一个黑人与他们一样拥有自由人身份，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使然，也是昆汀调侃美国奴隶制度并展开抨击的切入口——当被解救的姜戈以种种越轨行为挑战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反叛”精神刚好诠释出了黑人被奴役的愤懑以及对自由平等身份的渴望。

另外，电影中频繁出现了几处对舒尔茨马车上的奇怪牙齿的特写，这颗牙齿摇摇晃晃，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不仅是昆汀刻意埋下的笑点，也是“昆汀式”黑色幽默的匠心独运之处。随着剧情推展可以发现，这颗奇怪的牙齿是舒尔茨存放枪杀通缉犯奖金的秘密之地，其“站在”马车顶部并随着行进的马车律动的形态恰似一股神圣的正义力量，居高临下地对所有不公瞥下蔑视的目光。奇怪牙齿最终被舒尔茨用作阻挡“3K党”袭击的炸药的隐藏之所，被引爆的炸药成功地给了“3K党”致命一击，此时奇怪牙齿被赋予的摧毁力量隐喻着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昆汀关于奇怪牙齿的刻画与铺陈展现了其对乱世中秩序缺失的嘲弄，颇具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

在坎迪庄园，舒尔茨与姜戈解救希尔迪的计策被黑人管家史蒂芬识破，行动不仅落败，更被卡尔文勒索，以1.2万美元的“天价”买下希尔迪，舒尔茨备受其辱，但狂妄自大的卡尔文并不想就此罢手，提出要和舒尔茨握手以“完成买卖”的要求，也许是内心愤懑的驱使，也许是为了捍卫尊严，气氛凝结至冰点之时，舒尔茨猛然拔枪将卡尔文击毙……该桥段中，暴力的出现不失突然，甚至充满荒诞，但置于二人剑拔弩张的对峙情境中，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昆汀借人物形象累积至极点的突然爆发，将人物之间的冲突演绎到极致，此种充满戏谑的暴力叙事模式充满反讽式的黑色幽默，一方面预示着奴隶主坎迪以之为傲并千方百计践行并维护的奴隶制终将破溃，另一方面痛恨奴隶制并反对种族主义的舒尔茨在击毙坎迪后被射杀的下场也暗含了美国推翻奴隶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其嘲讽与批驳意指非同寻常。

三、“昆汀”式的后殖民审美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以美国内战前夕为背景，直击黑人在奴隶制的摧残下遭受的非人境遇，对美国残暴的奴隶制进行了正面揭示。诚如昆汀所说：“我想拍摄一部关于美国最黑暗历史的影片，在这段历史中，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奴隶史，包括对奴隶的买卖和虐待。”电影以奴隶姜戈的自我觉醒与救赎为主线，对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历史关系进行了再思考，填补了长期以来奴隶制与种族问题单纯作为电影故事背景或“配料”的空白，展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与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对白人文化对黑人审美意识与价值判断的深远影响，以及黑人对白人反抗进而与白人实现文化融合与审美意识趋同的意识形态变化，进行了纵深探讨，展现了“昆汀”式的后殖民审美个性。

电影中，获得自由人身份的姜戈先是选择穿上了一套颇具喜感的蓝色套装，而后在回到坎迪庄园复仇时特意换上了坎迪的衣服——一套与其肤色完全不相称的酒红色西装，并特意对黑人管家史蒂芬说：“史蒂芬，喜欢我的衣服吗？一小时之前我还完全不知道酒红色很配我呢……”如此可见，姜戈所秉持的价值标准已然超越“黑”与“白”的界限，在他的内心，所谓的“白人世界”与“黑人世界”等量齐观，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只要有违道德，他都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予以反击，这从他驳斥白人舒尔茨不顾逃犯儿子在场，仍旧唆使其射杀他的行为，以及毫不留情地射伤奴隶制的帮凶——黑人异类史蒂芬并将其炸得尸骨无存中可以见得。显然，在电影中，姜戈这个人物形象实质上是一个“黑白共同体”，虽然拥有黑色的皮肤，却拥有自由的身份，并完全具备白人世界的完整思想等种种要素，这与传统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黑人形象截然不同。昆汀借此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趋同意愿，其审美意蕴已然跨越了传统的后殖民思维，而在伦理与道德深度上建立了一种共通的审美追求与审美融合，探讨了黑人融入白人世界的可能性，反映了深层次的美学理念，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四、结 语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是“昆汀式”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的“集大成者”，其将充满道德价值的正义力量加诸血腥残忍的暴力影像，巧妙运用荒诞戏谑的黑色幽默鞭挞了美国奴隶制度与种族歧视，不仅揭发了奴隶制度的残忍本质，也表达了创作者关于奴隶制度的愤恨，以及对饱受压迫与剥削的弱势群体的同情之心。另外，昆汀也运用其独特的审美视角重新审视了“黑人世界”与“白人世界”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展现了黑人与白人的共同点，通过建立某种共通的审美追求，探讨了白人同黑人走向文化趋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