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与互动”——纪实医疗影像的风格想象

潘丹丹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40)

一、医疗场域的全景透视

在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中，医院和监狱、学校这些社会组织与结构共同培育了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权力功能运行机制，其中医院成为社会转型期中矛盾问题突出的灰色地带，它自身内部的日常运作和权力关系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相比国外对医院的“格外关注”，内地涉及医疗问题的影像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中多数以医疗剧为主，主角的情感纠纷和紧张冲突的医患关系是其主要的呈现内容，因此无法客观有效地记录医院这一场域的真实全貌和背后故事。近几年，随着社会对医疗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创作形态的多元化，电视纪录片、纪实真人秀、纪录电影都拍摄记录了一批优秀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医疗题材作品。医院场域作为社会大型场域中的组成部分，在今天不同的医疗影像创作理念的“跨越与互动”中，其模糊的外在“面貌”和复杂的内在“故事”日益清晰和明朗。

(一)丰富的故事叙事

医患关系自然是纪实医疗影像需要着重记录和展现的关键环节，但故事的展开与表现仅聚焦于医患矛盾的场面上就会丢失纪实影像记录真实的本体特质，违背了它与观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最近几年银幕播放的纪实医疗影像中，如《人间世》《生门》这两部作品在讲述医患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描绘由医患关系这一固定叙事模式之下衍生出的其他社会主要症结。与之前单一的故事叙事相比，由于纪实医疗影像间的“跨越与互动”，电视纪录片、纪实真人秀、纪录电影这三种纪实媒介类型在艺术创作手法上相互借鉴，叙事策略和模式逐渐走向多元化故事讲述状态。

亚伯克隆指出：“叙事的本质是社会对其自身的一种观照，叙事中运用的故事展露了一系列基本冲突、事件和关系范畴，它们正是社会基本特征的表现。”纪实医疗影像间的“互动”，有效地拓展了医疗题材叙事结构的外延。医院作为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结构，毋庸置疑它属于公共场所领域，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坐标；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医疗机构，有着自身较为完善的内部结构和权力制度。医院和社会之间构建了“自我”与“他者”的对应关系。通过对医生和患者这条主要叙事线索的刻画，唤起潜藏于话语权力之下的其他故事的“叙述能力”，完整了公共领域的叙事内容。最终完成了医院即是反映社会结构特征的天然宿命。

(二)身体与情感的深层表达

医院之地与身体一直存在直接关联度，而通过对一个个饱受病魔摧残身体的记录，实现了情感维度的升华。关于镜头之下对病人身体的曝光一直涉及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是这几年来大众对于纪录片纪实理念的主要存疑点。而纪实医疗影像间的“跨越”机制下，对医疗伦理问题的质疑之声有减弱之势。“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在身体活动中体现出来，表达的都是身体意向性而非纯粹意识的意向性”，这显然在强调身体对于环境与情感思维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纪实医疗影像中身体则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之中，它寄希望实现他人意识的意向性(高超的医疗技术)救赎。相较于直接、单一记录肉体的病态过程，《人间世》《生门》《急诊室故事》对身体的呈现具备情感的深层挖掘与表达，之前身体的不可挽回象征了生命的陨落，不指涉其他；而这三部纪实作品摆脱了“直接电影”的作壁上观的旁观视角，同时又与具有娱乐表演性质的真人秀节目区别开来，是两者创作理念的结合。简言之，展现病态的身体并不局限于悲痛的传达，还与这一身体之外的背后故事是否还在述说、发展有关。

二、纪实医疗影像复杂交融的“呈现状态”

从格里尔逊将纪录片的含义界定为“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之后，纪录片理论在之后发展的近百年时间内对格里尔逊的这一定义质疑不断，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直接电影”出现之后，它试图清除全部的“中介”，拒绝所有经典纪录片技巧去“真实”地记录事实。之后的布莱恩·温斯顿认为“叙事”“见证人”是定义纪录片的两个基本的条件，某种程度上这就意味着纪录片外延被无限拓展；而斯特拉·布鲁兹更为激进，在他看来纪录片就是一种表演行为，以至于他把肥皂剧、真人秀、类型化纪录片都纳入纪录片类型之内。与之前的纪实医疗影像严格遵循一种纪录片创作理念不同的是，以电视纪录片《人间世》、纪录电影《生门》、纪实真人秀《急诊室故事》为代表的三种不同的纪实医疗影像在创作手法和播放平台上都具备了相互“跨越和互动”的可能性，这种“跨越与互动”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当下纪实医疗影像间复杂交融的呈现状态。

(一)《人间世》——直面生死的“娓娓道来”

直接将病人的抢救过程和死亡的结果在镜头中呈现出来，这是一般电视医疗纪录片所不敢尝试的，但是《人间世》在第一集《救命》中就直接让观众面对一例抢救失败的案例，直面生死的真实现场调动了所有人对于死亡的重新思考，同时这种震撼也在追问医学和人性的终极方向。《人间世》以医院为原点，但每一集都有核心的表达主题，跟踪拍摄的对象不局限于医院的患者、医生及患者家属。在第二集《理解》中通过对救护小组里成员的工作面貌和工作之外日常生活的记录，客观展现了医疗体系内较为边缘的群体之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这一镜头视角的转换不仅突破了之前医疗影像建构的医患关系矛盾为核心的记录表现形式，同时也达成了医院观察社会的心愿与目标。

《人间世》中的解说主要是以导演秦博“我”的第一人称进行讲述，“我”参与到记录现场中，认真倾听和访问让观众更具有主观感受。导演秦博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里面的解说词大多是他在现场拍摄记录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这种粗粒感的自我表述和老舍电视文稿的讲述风格，为纪录片增添了些许新鲜之感，同时作者观点的有效表达，使得观众能够得到某种观点，在这种意义的传输过程中纪录片的记录美学追求得到了落实。在第九集《爱》讲述了年轻患癌准妈妈张丽君的故事，创作团队采用了电视剧的叙事模式去记录张丽君夫妇在她最后的时间里的情感生活，悲伤的音乐、情绪化的镜头语言，使得这一集成为《人间世》是否做到客观记录的讨论点。正是因为公开遵循“直接电影”的影像创作理念，同时加入其他诸如电影的悬念化营造机制和电视节目的矛盾互动模式，才让《人间世》这部纪录片具备创意立新之处，也让电视医疗纪录片在关注医患关系之下多了些人文情怀。

(二)《生门》——戏剧逻辑下的“现实白描”

看电影成为当下社会大众主要的日常审美观看活动，电影自身作为最为流行的视觉影像艺术，相比电视它拥有相对独立的艺术表现手段，更符合现代观众的视觉观看审美取向。《生门》在保证纪实的前提下凭借电影的故事叙事逻辑，让《生门》这部纪实电影有了电影艺术的质感和感染力。《生门》讲述了妇产科四位母亲的真实故事。导演陈卫军并没有选择将这四个故事分别独立展开讲述，而是通过剪辑将这四个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段落”，一张一弛的多组叙事组合，让影片看起来更有富有故事讲述的刺激、紧张感，也让观众有了深度沉浸式体验之感。例如当前一个镜头画面记录了夏锦菊在急诊室面临血崩的生死现场，下一个镜头就由高潮转入对另一个故事发展阶段的讲述。

拍摄700天的记录80个家庭的影像素材最后生成106分钟时长的大电影，以陈卫军为核心的拍摄制作团队显然遵循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原则，整部电影无解说词的“直接电影”风格达成了观众与纪录片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电影化的叙事手法与纪实真实理念的遵守，让《生门》这部电影在观众群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由于纪实类电影自身的类型属性与追求故事化、视觉化的电影特性仍然存在天然的鸿沟，同时纪录电影由于商业资金不足在宣传营销策略上后劲乏力，促使电影《生门》的制作方已经将《生门》素材整合剪辑成10集左右的电视系列纪录片，重回荧屏。这种屏幕间的“跨越与互动”某种程度上让电影《生门》的有效素材最大化利用，实现话题度和收视率的双丰收。

(三)《急诊室故事》——日常素描的“角色刻画”

“纪录片乃电影、真实与表演三者之间协商的产物”是布鲁兹一直坚持的观点，由此在他的理论视野中一切纪录片都是表演式纪录片，只有在表演的状态下，纪录片方能成型。在这一独特的视角范畴内，肥皂剧、真人秀等电视节目类型都成为他理解层面上的纪录片。与娱乐真人秀以表演作为真人秀主要的节目元素相比，全国首档大型急救纪实真人秀《急诊室故事》又是一档具备复杂属性的电视节目。《急诊室故事》两季共36集，“节目以遍布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大厅的78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真实记录发生在急诊空间内的人生百态，触发社会各界对于医疗问题、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思考”。这种全景的纪实方式，不仅让医院每一角落都在镜头“监视与审查”的视角范围之内，同时医院里的日常工作运作也能够较为真实地展现出来。每一集的记录对象和呈现内容都不一样，依托医院这一场域来展现社会日常的总体特征与面貌。在素材的选择和记录的手法上，《急诊室故事》作为医疗真人秀可以被划分到电视纪录片当中。但是《急诊室故事》又运用真人秀的矛盾核心元素、戏剧化的情节展现医患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同时煽情、电影栏目化的解说词，音乐与采访以及数字动画字幕，这些都让《急诊室故事》有了过多“人为性”成分。

由此《急诊室故事》与《人间世》《生门》在某种程度上都将纪录片本体模糊化，表征的是不同纪实医疗影像之间的“跨越与互动”的整体趋势，同时关于真实的问题在如今的语境下可以暂时被搁置。

三、边界超越与旅行想象

布莱恩·温斯顿认为今天正处于后格里尔逊纪录片时代，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类型，它拥有更远的海岸，他乐观地将纪录片各种变体都纳入纪录片范畴当中。但是温斯顿仍然是将格里尔逊时期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作为纪录片本体中的主体，这时被温斯顿称为纪录片变体的“纪录片”，如纪实真人秀节目、肥皂剧、先锋电影、“真实电视”都失去了纪实的合法可能性，成为格里尔逊时期纪录片继续存在和延续的化身。跨媒介互动是当下媒体发展的基本趋势，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纪录片的边界问题多少与时代相悖且故步自封。纪实医疗影像因其记录内容和对象的社会关注度，需要借助不同屏幕和影像之间的“跨越与互动”来实现对医疗场域全知视角透视，以冷静的旁观记录而又富有直观的自我表达、日常素描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发挥媒介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不断地“跨域与互动”的媒介行为中可以期待医疗纪实影像美学“风格化”的出现，这种“风格”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对这趟纪录片历史之回顾与未来之展望的想象之旅做出最后心愿的自我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