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中死亡观之跨文化解读

丁晓敏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由冯小刚编导的严歌苓小说《芳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部电影将那一代人带回到他们逝去已久的记忆中，同时也增添了后现代所具有的解构与冷静的味道。

电影《芳华》中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好人”形象——刘峰。刘峰是一个如雷锋般的好人，但同雷锋不同的是：雷锋已死，而刘峰还活着。因此死亡带来的盖棺定论——“向雷锋同志学习”成就了雷锋永恒的崇高，而刘峰在战场上“死亡未遂”之后的生活延续中，只能沦为一个落魄的小人物，将原本可以崇高的英雄形象彻底毁灭。

原本刘峰的好人形象已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了他如雷锋的好和佛系的博爱。刘峰的“大公无私”失去了其应该具有的珍稀性，在大家的审美体验中对其产生了钝感，不再具有独特刺激。而且形成了大家的惯性期待：刘峰的崇高应该是没有瑕疵的。当他突然有一天如正常人一样不那么“大公无私”的时候，当这种对崇高的集体期待与想象在现实的人身上闪现出丝毫人性范畴的因素时，则会给人带来一种严重的幻灭感。只有死亡可以阻断时间，拒绝这种幻灭感的降临。

英雄崇拜是需要距离的，距离产生的张力是产生崇拜之感的必要元素。一直存在于大家心中的“圣人”刘峰，几乎脱离了人性中所有负能量，如雷锋一样的人物，突然被大家发现他居然具有普通的人性——距离感瞬间消失，从神的位置被重新拉回到人的中间，这令所有人都恐惧，大家一时间找不到给他的位置——只有死亡才能成就这种距离的永远实现。

其实电影中刘峰在战场上表现出的疯狂的自杀式倾向，就表明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一规律——只有牺牲了，他平凡的生命才会被写成一个英雄故事，被歌手传唱，他才能够成就崇高。而电影在刘峰“死亡未遂”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境遇都恰切地论证了这一命题。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文学中的生死观与《芳华》中的这一生死观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也许借用川端康成的死亡美学能够更加深刻地解读这一规律，并发现其隐含的独特文化元素。

曾任日本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会会长的羽鸟彻哉指出：“川端的「哲学」とは、「死の超越」の問題としてうかび上つてくる。”川端康成佛禅思想浓郁的“死亡美学”不仅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唯美的句号，也为他文学世界的主人公们找到了唯美的生命表达。

在川端康成的美学世界中，死亡是成就美成为永恒的唯一途径。在川端康成的眼中，死亡诠释了美的极致。美是瞬间即逝的，这是由美的本质形态决定的。倘若赋予美持久的感官存在，则不再会产生当初源自美的凌厉刺激，也就无所谓美。于是，只有死亡才能封存这易逝的珍贵，将其变为永恒。正如同为日本作家的三岛由纪夫笔下用付之一炬去封存“金阁寺”之美一样，川端康成在《千只鹤》中，借文子之口表达，“我妈死的第二天，我就渐渐地觉得她美。这倒不是我想象出来，而是她自然而然地显得美起来”，因为死亡是拒绝一切解释的。

川端康成的死亡美学很大程度上源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川端康成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记载，川端康成家族祖祖辈辈都信仰佛教，而且祖上几代都在大阪宿久庄的佛寺如意寺(今慧光寺)担任“坊官”。川端康成本人也在他不同的作品中提道：“我感到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所以，川端康成的思想中有着很深的佛教因素，尤其体现在他的死亡美学中。

佛教的观点认为，世界原本是空幻的假象，就因为人类心里与生俱来的“无明”，以及随之产生的“行”“识”“名”“六入”“触”“受”“爱”“取”,于是，本来空虚的“无”的状态下的世界，在人类这些欲求中，幻化成了一个似乎实在的世界，就成了“有”，于是人就存在于这个自己主观幻想出来的世界中，就有了“生”。而人生的结果，必然走向死亡，这是人生下来不二的终点。佛家学说认为，其实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呈现在众生面前的纷繁复杂的世态，都是人内心“无明”的“因”与各种偶合构成的“缘”结合一起而致其发生的。而这种虚幻与偶合却被世人当作真实去追求，于是出现了人间的各种欲望。人类在这种对欲望的追逐中，陷入求之不得，徒生烦恼，求之而得，又永不满足的轮回怪圈。

深受其影响的川端康成看到了人生的这种虚幻性，如他的代表作《雪国》中岛村的生活状态就是最好的写照。他整天处于精神虚无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看到驹子，求驹子不得时，徒生烦恼，求而得之，又很快选择离开，于是又重新陷入空虚的人生状态。只有唯美的叶子，美得近乎虚幻的状态在死亡中实现了永恒。在岛村看来，叶子在死亡的瞬间，如岛村所期待的，坠落中没有头先落地，保持了最后的美——是死亡将原本存在于虚无生存世界中叶子的幻美封存成了永恒。川端康成这种禅宗味道十足的死亡哲学与死亡美学贯穿于他几乎所有作品中，成为一道醒目的风景。

《芳华》中的刘峰，十分努力地演绎着“大公无私”的角色，他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也自然期望着别人口中、眼中传唱的“好人”头衔。但这种愿望就如人世间所有愿望和欲望一样，最终破灭、归于虚无是其不二的终点。而只有死亡能够封存他的角色定位，封存他的英雄形象。

由此，电影《芳华》和川端康成文学都阐释了一个共同的人类学规律——死亡的意义。死亡能够成就崇高和英雄，死亡能够成就美，同时死亡也能够使原本短暂易逝的美成为永恒。即世间的美好需要用死亡来盖棺定论并封存。

但电影《芳华》与川端康成文学在阐释这一共同规律过程中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印记。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叶子通过死亡，成全了她的美。而《芳华》中，安排了主人公死亡未遂之后再生的命运，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破坏了主人公的崇高。

众所周知，中国同日本、西方世界相比一直都有“贵生”“重命”的传统。黄帝之学中讲究“贵生”，杨朱之学中讲究“为我”，战国时代的行气玉佩上讲“气”，《庄子》里面提到“熊经鸟伸”“吹呴呼吸”之类，以至于后来甚至历代君王都出现追求长生、永生的愿望，术士炼丹等现象出现于中国也就不足为奇。再加上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所有中国人都相信，“一死不能复生”。当佛教传入中国，原本对于死亡超脱虚空的境界被隐匿，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国的“黄泉”传说和“泰山”故事结合起来，更加渲染了死后世界的恐怖。之后随着佛教故事更加广泛地被翻译传播到中国，这种恐怖氛围的渲染更加具体而阴森。中国一统皇朝的意识形态需要借助此来规范人间的行为、语言、思想，让人们遵守伦理、戒律、道德，从而维护儒家思想规范下的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由此从先秦两汉时代开始的中国人“珍惜生命”的意识就一直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一直映现在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

电影《芳华》也自然会继承传统，努力在“生”的范畴内言说人性，思考生活，不会如川端康成文学，轻言死亡。于是，给主人公延续了生命，让他们重新空降到地平面，降到世俗世界中平凡地活着。以此来探索、思考希望破灭的徒劳之后在虚无中平凡地活着的意义。在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活着”本身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除此之外，在川端康成文学的映衬之下，凸显了电影《芳华》审美追求的独特性。川端康成文学中所映射的人生终极理想是美，而电影《芳华》中人生的终极理想则是崇高。

在川端康成文学中，基本都是以追求和展现美为第一要务的。正如他在《美的存在与发现》中所讲的，文学的意义在于观照“美的存在与发现的幸福”。美是川端康成文学和人生追求的终极意义。如《雪国》中所描绘，叶子死亡的状况是通过岛村的视角展现给读者的。而看到叶子被火烧死，失去生命的过程，岛村所想的，不是对叶子失去仅此一次珍贵生命的惋惜和哀叹，而是叶子不是头部朝下掉到地上的，且腰身或膝头都没有弯曲——实现了叶子最后的美，也实现了其完整的美，使叶子虚幻的美在岛村心里成为完美和永恒。与其说这是岛村面对叶子死亡的真实想法，毋宁说是川端康成的真实想法。川端康成在作品中将叶子的死亡安排在“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的背景之下，本就具有远离尘世的意味。那张在火车玻璃中第一次结识的空灵、虚幻的叶子的面孔，这时变成惨白的脸，她穿着红色箭翎花纹布和服掉到摇曳着的红色火苗里。叶子在红色与白色两种明晰的色彩互衬之下显示出虚与实的美感——死亡将这一个充满绘画美感的场景定格为永恒，也将美得近乎虚幻的女神叶子封存成永恒。死亡，令其实现了纯粹的美、永恒的美。

而在电影《芳华》中，死亡所成全的终极意义不是美，而是“崇高”，其本质是“善”。刘峰在战场上英勇奋战，舍生取义，何小萍在炮弹降临的瞬间奋勇一扑，舍己救人，这都是人性中“大公无私”的萃取。

这种“美”与“善”的错位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中、日民族文学中。中国传统的审美世界习惯于将美的外延无限扩大化，成为一个囊括了善的所指的宽泛概念，比如“最美乡村教师”，这暗含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与集体无意识。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佛教、道教的寺观里，都可以听到“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这样一句话，这句话里包含的“善恶”二字跨越了佛教、道教的界限，成为几乎存在于中国一切宗教伦理的全部内容以及他们的思想核心和价值观念判断。但是，对于“善恶”这一思想核心的解读与诠释，则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儒家的标准。不难发现，自古以来，中国的“善”，都是指“孝顺忠诚、重视亲情、勤俭自律”等；所谓“恶”，指“犯上作乱、鱼肉乡里、荒淫贪婪”等。这无疑反映着儒家传统的要求：在人际关系上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在个人品质上以谦让和睦为目标，在日常生活上以勤劳节俭为标准。正是因为儒、释、道三家都能够用“善”这个普适要求将其笼罩于儒家的君臣礼治体系之内，而相安无事齐居于中国历史几千年。因此“善”的所指与在中国社会中囊括的特指都决定了它对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会打上无比深刻的印记。

而众所周知，川端康成的创作目的在他的《美的存在与发现》中表达得十分明晰，即努力去发现美，并将发现的美用文学语言昭示于众。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追溯到日本传统的审美世界中，本身具有去道德的特征，道德与文学的审美世界是分属于两个领域的存在——这也构成了日本文学传统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传统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独特之处。正如本居宣长在评《源氏物语》中的不伦之恋时所讲：“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并不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而是为了栽种莲花。如果要欣赏莲花的美丽，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写悖德的不伦之恋正如蓄积污泥浊水，是为了得到美丽的‘物哀之花’。”这种唯美的创作倾向成为日本文学传统最具鲜明特色的追求，唯美主义能够在日本繁荣就是十分好的证明。

在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电影《芳华》对死亡观阐释的殊途与同归中，可以看到人类共通的规律，也可以窥探到隐含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因子存在。

注释：

① 资料出自川端富枝『若き日の川端康成と川端家』(私家版、昭和45年4月)、長谷川泉「川端家ゅかり紫金山如意寺の瓦」(「国文学」昭和47年6月)、羽鳥徹哉「川端康成家柄と家系意識」(『作家川端的基底』教育出版センタ—、昭和54年1月)等文章。转引自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