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说画

本期节目我和春妮带大家到一个民居，这可不是一般人家，是大家熟知的艺术泰斗级人物蒋兆和先生的儿子蒋代明先生的家。提起蒋兆和先生，我们这个行当的人都会有“一座大山”的感觉，所以我很紧张，怕自己对这位一直敬仰的大师说不好，特意请到一位理论家于洋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说。

本期嘉宾：蒋兆和先生的儿子蒋代明先生；著名理论家于洋先生。

蒋兆和的《流民图》

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曾上百次地提到徐蒋体系，也无数次地提到《流民图》，今天我们来对蒋先生和我一直都心存敬畏的《流民图》做—个详细解读。

首先我们说《流民图》这幅作品在中国绘画的历程中是扛鼎之作，当我们提到中国画代表作的话题，恐怕怎么都绕不过去这幅《流民图》。用陈丹青的话来说：“如果要在中国画当中找到一张图能够和《流民图》比肩的，恐怕你都不好找。”

《流民圖》这幅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巨作，纵200厘米，横2700厘米，纸本水墨设色，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创作于1941年，那时中国正是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它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罪恶。蒋兆和先生当时生活在北平沦陷区，对他来说不仅是这段苦难的见证者，也是切身的经历者。蒋先生曾说过：“如果我是在国统区，我恐怕就画不出《流民图》了。”当时他周围的人心情都是一样的被压抑着、痛苦着，而作为一个画家，他发自内心的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激隋，要把艺术家的良知灌注进一幅艺术创作中。于是他把当时看到的老百姓、知识分子、演员，甚至科学家在内的流亡状态用画笔呈现出来。《流民图》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把传统的文人笔墨跟二十世纪现实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结合得是那么的巧妙，那么的成熟，突然一下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从《流民图》中我们发现，其实它没有什么背景，全部都是人物，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但是你分明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哀鸿遍野、流离失所。所有人的表情、状态都是一种愁苦，都是那种不知道到哪儿去、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的心态。《流民图》的尾末并没有作者署名与题记，只画了一群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一棵大树。蒋兆和先生曾表示，这里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棵大树就是历史的见证。

《流民图》的创作故事

有人问我：假设你在当时那种背景下画《流民图》，敢不敢？我特直爽地说：我可能不敢。因为当时在沦陷区，很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在画《流民图》之前，汪伪政权就把蒋兆和传去，跟他明确地讲，你出版的那些画册不允许再出版了，就是《阿Q》《小子卖苦茶》《街头叫苦》《卖小吃的老头》等等。而那些作品在《流民图》之前，也就预示着当时《流民图》是绝对不许画的。蒋兆和躲着偷偷地画，他当时在北平艺专任美术教员，学校里有一个叫伊东哲的日本人，是上面派来监督这些教师的，他跟校长和一些老师问过蒋兆和怎么不来上课，听说他还画什么画，艺专的校长和同学们就搪塞，说他是画画，但具体画什么，不太清楚。蒋先生曾回忆说：他看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总是到他画室里去，他也就提高警惕了，尤其是他画的中间那个部位，就是轰炸的那个部位，他很谨慎，画完草稿就藏在柜子里，经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画成了，当时是分段画，一段一段地画，最后用大头针把一段一段的画别起来，这个时候他自己才看到完整的画面。

蒋兆和画完《流民图》，迫不及待地雇了一个洋车，卷着一大摞画就奔琉璃厂，找最熟悉的那个老师傅，那个老师傅一看一卷画，挺高兴，他说，这么高产，怎么也得半个月连托带裱。蒋先生慢慢打开这幅画，老师傅一看就傻了，他拿大头针把画一段一段地都给接上，更惊呆了，他头一回见这么画中国画的。老师傅的徒弟叫刘金涛，现在还在世，当时是个挺机灵的小孩，看到这幅画满脸挺害怕的样子。装裱师傅感到为难了，好家伙，这画二十五米，怎么弄，不仅是内容担着风险了，还没那么大地儿，没那么大的桌子，没法裱。但让蒋兆和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师傅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们稍加商量就决定当晚铺在大街上千，反正豁出去了。当然有的师傅说如果巡逻队来怎么办，老师傅说，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只能这样了，我们晚一点，十点以后开始。蒋兆和回忆：当晚他是负责提煤油灯的，因为画太大，纸难支撑得住，通常是用一张高丽纸就可以了，为了让它更硬一点，贴了三张，可三张根本干不了，不要说是一夜，就是五天也干不了。可是天已经差不多亮了，行人也多了，围着看，刘金涛挺机灵的，又上烟又说话的，就是让大家别那么注意这张画，最后老师傅就说，不行了，不能再迟疑，便湿着卷起来了，卷起来进屋还不到五分钟，巡逻队就来了。现在想起来，冥冥当中是有护佑的，护佑这张画。

冒着风险画成了，第二步裱也裱成了，接下来开画展又遇到麻烦了，上边说把这个题目改了，《流民图》太刺激了，就改成《群像图》，在现在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那儿展出。展出一天就被查封了，但已经被许多人看到，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已经竖起来了。每次回忆起当时展《流民图》，蒋先生就泪流满面，脸涨得通红，他说：当时展《流民图》时气氛很压抑，他就站在太庙西门门口，静静地站在那儿迎候来参观的观众，分发《流民图》的照片，因为想到可能出事，他赶印了几十套照片，也算是留个资料。展出一个多小时，宪兵队把公园包围了，伪军警察进大殿，把观众轰走，场面乱了。裱画的刘金涛当时就在现场，他说：“我也被轰出来了，当时吓坏了，蒋先生站在那儿，旁边还有一个警察，还有人说蒋兆和是共产党，我想这回完了。我急匆匆地跑回店里，跟师傅说，完了，出事了。师傅说，如果实在不行咱就到乡下去。”还有一个观众回忆，他去晚了没看见《流民图》，但看见到处都是大兵，站着日本人，展场已被戒严了。警察告诉蒋先生的学生，日本人说了这幅图拿回去烧掉，学生老实实地跟警察说：对对对，肯定的肯定的。这时蒋先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警察，突然警察队伍里跑过来一个年轻士兵，在蒋先生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敬了一个礼。蒋先生一说到这儿便会情不自禁地流目，他说：“中国人还是爱国的，当天，看这个展览时，很多人己、里不平静，因为大家的境遇也一如《流民图》当中画的某个人，每个人都为这个民族的遭遇而唏嘘。”

蒋兆和夫妇的姻缘也是因《流民图》而成。后来《流民图》虽经历了失而复得等许多坎坷和灾难，但它的命运就跟它的名字一样不断延续，不仅是艺术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见证。《流民图》虽然饱经苦难，最后成为一个残件，但在中国美术史上，它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是一座大山！历史已见证了它的生命力之顽强，它将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