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 十朝元老的不倒翁

木匠

现在我们说一个人资格老，常会以“三朝元老”来形容这个人。一个人能历仕三朝而不倒，真的已经不容易了。可在我国历史上，偏有个叫冯道的人，居然历仕十朝而不倒，你说奇也不奇？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人的故事——

冯道，生于公元882年，死于公元954年（只活了72岁，要说也不算长），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

冯道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伺候过后唐的庄宗、明宗、阅帝和末帝；后晋的高沮、出帝；后汉的高祖、隐帝；后周的太祖、世宗十位皇帝，是谓“十朝”。其间，他还向辽太宗称过臣，且始终担任着将桐、三公、三师之位。

尽管后世的史学家多出于忠君的观念，对这个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的冯道极为不齿，比如欧阳修曾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但纵观他的一生，其实无论是在尽职尽责方面，还是在提携后进方面，做得都还不错。

冯道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年轻时，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唐天祐年间，他曾做过燕王刘守光的参军，但因常指出刘的不当之处，并不招刘待见。刘失败后，他便逃到了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门下。后来，张认为他是个人才，就把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在李存勗（晋王长子）与后梁军对阵之时，郭崇韬提出要李存勗裁减身边闲散人员，李怒，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意思就是不干了。李令冯草拟文告发表，但冯却退迟没有拿出来。李正色催促，冯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意思是大王不可因为一时之冲动，而让敌人知道我君臣不和。不久，郭向李道了歉，又经过冯的从中调和，此事得以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冯的胆量和识见。

公元923年，李存勗在魏（河北大名府）称帝后（国号“唐”，史称后唐，是为后唐庄宗），冯道被破格提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在当了大官以后，仍刻苦俭约。当初在晋梁交战时，他曾在军中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时就睡在一堆草上，并将送他的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都安置于别室，等找到了她们的亲人后，就送回去。在当上户部侍郎后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了，在为父守孝期间，遇到了饥荒，他不仅拿出家产救济乡民，还亲自替没有耕种能力的人家耕种，事后人家来感谢他，他却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冯道守孝期满，回朝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在魏州发动兵变，李嗣源（李克用的养子）带兵进班洛阳，他的朋友孔循曾劝他等局势明朗以后再走，他则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选择快速赶赴京师。

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为人，即帝位后（是为后唐明宗），便让他做了端明殿学士，不久，又任命他做了兵部侍郎。一年后，再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相当于宰相）。

冯道在这个位置上，为明宗推荐了不少有才识的寒门士子，虽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和打击，但一直深得明宗的信任。他还和李愚等官员一起刊行了我国历史上最早以雕版印刷术印成的儒家经典“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皆以端楷书写，能匠刻印。这不仅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竟然能够发生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冯当居首功。

又，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尝告诫明宗要居安思危，他说：“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一处很难走的道路时，怕马有个闪失，就十分小心地握紧缰绳，等到了平地，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危险了，就放松了警惕，结果却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还受了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全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您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有保障了？”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聂夷中曾写过一首《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就让左右抄下了这首诗，以备过后经常诵读。

明宗死后，闵帝（李从厚）继位，冯道仍为宰相。当时，闵帝一直把潞王李从珂视为眼中钉。因此，他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从朝中调到亳州，任团练使，并把李从珂一个已经削发出家当了尼姑的女儿召进宫中做人质。又让李从珂改镇河东，让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改镇成德，同时让自己的堂兄弟李从璋调任凤翔，接替了李从珂的节度使职务。

对此，李从珂心中非常恼怒，终在部下的鼓动下起兵造反了。闵帝急忙派兵前去镇压，不料，派去将领竟突然倒戈，率众投降李从珂。不久，李从珂率军攻占了陕州。闵帝只身匹马逃出洛阳，奔向卫州。在到达卫州时，遇见了石敬瑭，原以为得救，不想石却是和李从珂一路的，石将他安置在驿馆之中，自己竟自率军向洛阳进发，与李从珂会合去了。

当闵帝出奔卫州时，冯道审时度势，大开城门，率百官将李从珂迎进了洛阳，李从珂即皇帝位后（是为后唐末帝），冯因献城有功，仍官居原职，后虽一度出为同州节度使，但一年后，又被任命司空。

末帝时，石敬瑭再任河东节度使。因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在太原起兵造反，后唐军兵围太原，石向契丹求援，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并甘做“儿皇帝”为条件，得到契丹人的支持，灭后唐，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定都汴梁，是为后晋高祖。

这时，冯道又投靠新朝廷。石敬瑭素知其办事能力，不仅仍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更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荣宠程度更胜前朝。

公元942年，石敬瑭病死了。他的侄子亦是养子的石重贵继承了皇位，是为后晋隐帝，冯道仍为宰相，又加大尉，封燕国公。后又出任了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后改镇威胜，治邓州）。

石重贵即位后，虽仍向辽帝耶律德光自称孙儿，但不称臣，并主张抗辽，曾几次击退来犯的契丹人。公元946年，石重贵派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统十万大军征辽。不料，杜竟一心想要自立为帝，他到了前线以后便按兵不动，并派人去和辽秘密联络。辽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又胁迫将士归附了大辽，随后，与辽军一起，回兵进攻汴京。石重贵闻报大惊，但又无可奈何，急忙与后妃10多人准备自焚，后为亲军将领薛超劝阻，奉表出降，后晋亡。

契丹灭晋后，冯道又事契丹，朝辽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有人说，正是冯道的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于是就让他当太傅了。据说耶律德光还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虽有很多人不屑于他的这种奴颜婢膝，但也有人说，正是他的这种奴颜婢膝，才使耶律德光没有夷灭中原人民。

公元947年，一心想做皇帝的原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起兵。不过一开始他为掩人耳目，仍沿用了后晋的年号，称天福十二年。他的这一做法，不仅大得民心，更吸引了大批后晋官员前来归附，为其称帝铺平了道路。

契丹人在中原人民的奋力抗击下，退出了中原。刘知远随即进入开封，改天福十三年为乾佑元年，并大赦天下，堂而皇之地做起了皇帝，史称后汉。

当耶律德光北撤时，冯道亦随辽军到了常山。当他听说刘知远已于开封建汉称帝后，便儈跑回了开封，刘知远与他以前就认识，素知其为人，便让他做了太师。

刘知远其实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在位不满一年就去世了。其子刘承佑继承了皇位，是为后汉隐帝。隐帝即位后，对郭威、王峻、王殷等有功大将十分疑忌。更于公元950年，与亲信李业密谋，欲杀郭威等人，想一举铲除前朝旧将势力。众将闻报，群情澈愤，于是推举郭威为带头大哥，打起“清君侧”的大旗，起兵造反。

隐帝见郭威起兵造反，急忙派兵前去镇压。七里坡一战，后汉军大败，郭威带兵入京，觐见李太后，并请太后临朝听政。

其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极其老到的政客，据说就连郭威都要仔细地观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他认为后汉的大臣一定会推举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却发现他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也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假意提出要立刘知远的另一个儿子（其实是养子）刘赟为帝，并说要派冯道去徐州去迎接刘赟。因此，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把后汉的灭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的事也已经习以为常，并不在意。

这时，边关来报，契丹人忽然南下。郭威率军北上抗击。途径澶州，士兵兵变，黄袍加身，郭威于是返回汴梁，逼太后任他为“监国”，夺得国政。公元951年正月丁卯日，郭威正式称帝，国号大周，定都汴京，改元广顺，史称后周。

要说这个郭威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了。他常说：“我是个穷苦人，得幸为帝，岂敢厚自俸养以病百姓乎！”还曾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珍宝，并让人把宫中的珍玩宝器和豪华用具当众打碎，说：“凡为帝王，安用此乎！”

为革除唐末以来的积弊，改变后梁以来军人政权的丑恶形象，大周立国后，重用有才德的文臣，主张以儒教治天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道又被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死。他的养子柴荣继承了皇位，是为后周世宗。他即位以后，就要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世宗说他要以唐大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大宗。”因而惹怒了世宗，是故亲征时，便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太祖（郭威）的后事。结果，当太祖的后事刚一处理完毕，冯道就病倒了，同年四月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冯道墓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至此，冯道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后人在评价冯道这个官场不倒翁时，多对他的先后伺候过十个皇帝颇有微词。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桐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也用了不小的篇幅对他大加挞伐。这些批判虽都看似大义凛然，但若联系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遇到的又是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而冯道所处的却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为频繁的时代，可谓不幸至极。其实，他从入仕到死，加起来不过31年，平均每帝只有三年多一点，就是时间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8年。如果他是生在康熙、乾隆朝，他一生做过的时间，才刚超过了皇帝享国时间的一半，不用说换代，都等不到易君。

而且，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也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別皇帝还像个样外，其余的都劣迹斑斑，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了。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一度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尝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只要他想出来干点事，就必得为这些皇帝效劳。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去优游林下了，难道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昏暴之君治天下吗？那百姓岂不是要吃更多的苦头？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于山林，或优游于下僚。”且不说在乱世之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于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你了，你能逃得掉吗？再说，官大官小又有何区别？

又，冯道在他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敦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首诗中，读出一些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