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和杰出比比皆是

朱白

乱象横生

音乐人拍电影这个话题，最能让人一下子想到的肯定是高晓松。从叙事上混乱得一塌糊涂的《那时花开》、《我心飞翔》，到票房口碑遭遇双重失败的《大武生》，仿佛当年创作《同桌的你》和缔造校园民谣神话的那个高晓松，正在践行的就是“一个音乐人是如何被拍死在大银幕上的”。不是说当导演这个件事不能失败，恰恰相反不管是半路出家，还是科班出身，经历失败可能是几乎所有导演的必经之路，而是说高晓松的主观意念和客观特长偏好能力，样样都跟电影无缘，却仍然能一部又一部地执导电影，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只有在电影市场呈缤纷乱象的我们这里，才会发生的一桩怪事。

灾难与成绩并举

在电影史上，音乐人跨界成为导演的例子举不胜举。1986年，普林斯 （Prince）曾经自导自演过一部音乐爱情片《樱桃月下》，这被称为银幕上的一场灾难，虽然有王子的出镜和音乐增色，但金酸梅奖当年仍然将最烂导演奖授予了他。美国音乐人、重金属乐队主唱罗布·赞比，2003年的时候自编自导了一部《千尸屋》，口碑票房均不错，以至于罗布·赞比有机会在2005年继续拍摄《千尸屋2》。罗布·赞比的电影成绩不小，尤其是在血腥恐怖的B级片范畴内，更是算得上成绩优秀。他还和昆汀·塔伦蒂诺合作过大名鼎鼎的恐怖电影《刑房》。

优势：触类旁通

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人拍电影跟其他诸如作家拍电影、画家拍电影，或者画家搞摄影、导演写诗、小说家画画等等是一个意思，从创作本体来说，他们都是具有了在抽象形态和具体叙事之间自由转化的人，艺术创作自然有其触类旁通的特性，而对艺术的探索又常常可以突破形式和载体的束缚。历史上那么多的艺术家可以成功跨界成为导演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艺术门类是可以沟通和跨越的，打通一扇们通往另一门类的艺术，也常常是艺术家所热衷的事情。再加上原本台前明星偶像的号召力，音乐人变身导演，将乐迷转变成影迷似乎合理存在。

劣势：抽象遇到具象

具体来说，音乐人跨界去拍电影并不一定具备多少客观优势。比如音乐是抽象艺术，而电影常常又是叙事的具象艺术，如何将此前自己擅长的抽象思维转换成大众可以理解的具象思维，也常常是他们的一大障碍。但障碍只是狭隘说法，你不能断定一名优秀的音乐人就不具有出色的具象思维，只是高晓松作为音乐人太成功和作为导演过于离谱，而容易让我们先入为主地下结论。

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一个在音乐上有着出色敏感度的艺术家，确实很罕见也能将故事讲好，电影是可以反复斟酌的艺术，如果逻辑上只能被创作者一个人接受，那么也可以称之为是失败的作品。

音乐人拍电影：灾难还是盛事？

2007年，当时在歌坛上如日中天的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不管是从立意诚意上，还是从电影艺术的本体论上来看，这部作品确实有着一股华语影坛难得一见的清新之气。不是周杰伦对之贡献了多少个人才华，而是他的主题思路和拍摄范围，均是围绕着自己作为音乐人优势展开的。

去年的《天台爱情》虽然口碑票房的成绩均一般，但依然让人看到了作为导演的周杰伦不同寻常的一面。我觉得至少这部作品能让人看到，不是在消费周杰伦的剩余价值，而是作为一个敏感的文艺工作者，这的确是周杰伦对影像和叙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之后的行为。

但同样是台湾年轻音乐人的王力宏，在2010年自编自导自演的《恋爱通告》则更像是一个笑话。不但没有让人发现丝毫的影像叙事才能，还会让观众觉得这压根可能就是一个从凌乱到凌乱的“事故”。王力宏作为电影演员出现时，也大多给人感觉是听话、礼貌但确实笨拙的印象，《色，戒》里幸好那是一个本来就蹩脚唐突的青年学生角色，否则他的出现实在是太让人凌乱了。

可以说，作为一名成功的音乐人，如果仅仅是出于自恋和榨取商业价值去拍电影，很可能结果是制造一起灾难——不但没法让人在电影院产生愉悦的观影感受，也会在口碑和票房上得到相应的教训；但如果这个人音乐是出于初心和日常的关注后，对电影产生兴趣，对执导和调度萌生了理想，那么即便生涩和粗糙，也可能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毕竟愣头青或者半路出家的跨界好汉成为天才的概率总是存在的，看看昆丁·塔伦蒂诺这种从录像带出租店伙计到戛纳金棕榈导演的例子，也就能明白人才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

我倒是觉得“蓝色骨头”作为一个意境概念，被用在手机、电影、演唱会等相关商业项目上，这已经不像是艺术家出于艺术考虑的事情了，而是一起打捞剩余价值、榨干老本的过激行为。极端地来说，任何类似崔健这种引领过时代风潮的艺术家，如果不能急流勇退，结局大多都是沦为笑柄。真有那么人还在欣赏你的作品吗？你的新作品永远没有旧作重要时，是不是就已经说明这个时代早已不需要你了？在同一个旋律下唱了一万遍，这件事离呕吐还有多远？最后，只能希望《蓝色骨头》不要太糟糕，不要太毁老崔的招牌，毕竟摇滚教父看上去精力还很好，还有很多年要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