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百年演变

郭 瑞 萍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将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本质性的发展目标。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不同决定了对共同富裕实践地位的不同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同富裕被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美好愿景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共同富裕被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的位置。进入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党的十九大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为“新时代”的重要内涵，并将实现共同富裕列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日程表。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实质性共同富裕的建构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新的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更是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并对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等作出了全面阐释和具体部署。这标志着在不断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同富裕从美好愿景一步步发展为直接的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案。在这一发展思想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演变，对于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对于进一步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真理性的认识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之内涵的认识演变

共同富裕包含两个基本方面的内涵，一是“富裕”，二是“共同”，这两个方面的内涵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富裕”是指社会财富总量，它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客观手段为主线，体现需求得到满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质量。“共同”则是指全体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它以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主体为主线，体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特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党对于共同富裕之内涵的认识就是沿着这两个方面不断深化的。

1. 在对共同富裕中“富裕”内涵的认识上，从单一物质性的富裕逐步发展为“五位一体”布局中的全面富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但随着共同富裕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上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斗争中实践地位的变化，党对“富裕”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和拓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共同富裕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终极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将共同富裕作为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将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贫困问题放在首位，“富裕”也主要被看作是物质性的富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共产党人要真正赢得群众拥护,就得“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3]136-137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生产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4]569-57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1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而从其中的论述来看，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造，解决农民群众的生活贫困问题，在认识上属于物质性富裕的范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仍然高度重视实现物质上的富裕，他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116。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愈加重视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5]144。由此，形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位一体”的富裕生活的建构格局。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开始得到较大满足。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世纪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富裕”内涵上强调不断提升社会物质富裕及精神富裕程度，另一方面又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下对富裕的新认识，进一步强化了对用政治文明来保障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认识。在新世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则高度重视和谐社会在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把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相对独立的重要领域，从而把对富裕生活的认识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下的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富裕生活的认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进一步提升对富裕内涵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9这是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客观上决定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富裕内涵的认识必然走向在物质性富裕基础上更具全面性的富裕观，因此，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富裕生活更加具体、也更加形象的表达。

2. 在对共同富裕中“共同”内涵的认识上，从同步实现富裕发展为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是一代代社会主义者共同的社会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之“共同”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认识特征。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7]495这里说的“共同的富”，既是一种发展的状态，又包含着实现富裕的同步性的思想。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坚持公平优先战略，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共同劳动、发展生产，最终将实现全体人民的同步富裕。但是，我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证实，在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次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无法在根本上推动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也无法同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历史性地选择了改革开放新道路，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探索。改革开放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8]721在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初期，面对全国人民依然温饱不足的现状，邓小平高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体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所有人同步、同时的富裕，必须要有先有后的富裕起来，所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由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想，并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之家”水平的时候，逐步要从“先富”阶段向“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阶段转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沿着这一思路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新概念，并构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积极推进共同富裕从“先富”阶段向“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转变，并相应地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分配新思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对“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继续深化对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认识和新探索。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党在兼顾公平与效益的基础上更关注公平，注重富裕的全民性、共同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新发展理念的高度推动实现共享发展。***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6]66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设定了具体的时间段、规划了详细的实践图。***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对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主要考量指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2]，从而形成了分阶段、实质性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完整思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略中，共同富裕首次被作为明确的实践性发展目标的提出，彰显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统一的发展特征，实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创新。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建立，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出从物质性需求到精神性需求，再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9的变化，决定了党对共同富裕之“富裕”的认识从单一物质性的富裕逐步发展为“五位一体”布局中的全面富裕；对共同富裕之“共同”的认识从同步富裕发展为分阶段、实质性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内涵认识上的不断创新。

二、 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之基础的认识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未来社会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10]365后，达到“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1]200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且指出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才能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10]365。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史上，一以贯之地坚持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发展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基础的认识又与时俱进。

1. 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上，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并表现或反映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制度基石，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制度构成及制度性特征的认识则是不断发展的。[12]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看作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新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成为我国经济最主要的制度性特征，也奠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基础。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和理论局限，传统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刚性的单一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在当时条件下推动和保障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在当时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水平，但激励不足的严重弊端制约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从而不能在根本上实现并保障共同富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和创新，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在新的条件下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范畴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这“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13]15。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我国在所有制上打破单一公有制的束缚，积极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分配制度上打破平均主义，重新理解和确立按劳分配的制度；把计划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中剥离出来，与市场一起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进行了重要区分，提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对其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认识也不断走向成熟。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次重大的认识突破，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我国分配制度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明确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新概括，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起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强调同时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在分配制度上，明确将分配制度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而且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发展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注重第三次分配，推进我国分配制度发展到新阶段。在经济体制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使我国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之间实现更有效的制度衔接。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把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应该把握好的一个原则，这就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从而为推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

2. 在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上，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为实现生产力充分和平衡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对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以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为主线，快速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华民族的面貌开始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但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实行却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期低水平、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严重脱离，无法使生产力持续发展，也在根本上制约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期盼。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继续推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使我国生产力从外延发展不断向内涵发展转型。改革开放使我国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9，这就要求在新时代要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首先，要推进生产力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自201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是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论是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差距，发展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新时代形成了生产力要充分发展的新认识。其次，要推进生产力平衡发展。十八大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深化对我国生产力充分和平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不断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4]，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新条件下以足够的发展自信宣布，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新时代确立了生产力充分、平衡发展的新认识，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认识，这种理论创新成为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创新的前提。

三、 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径的认识演变

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以强国富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目标。毛泽东高度重视强国建设，邓小平将富民放在首位，***则将“富民”与“强国”有机结合，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力促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新时期发展质量高低的判断标准归根结底是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15]。所以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史，在如何实现发展、建构共同富裕科学路径的问题上，党以共享发展为目标不断推动经济体制变革和发展目标的提升。

1. 在发展机制的认识上，从政府单一资源配置机制发展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任何发展都需要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都需要将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因此发展机制其实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选择和制度化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表明，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对科学的经济发展机制探索和选择的过程。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发展经验，在“一五”期间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政府集中控制资源、通过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虽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因忽视经济主体的利益激励最终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生产率不高的状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作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个的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之前的改革探索中，党逐步确立以政府调节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发展机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6]17，从而确立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控为主体的发展机制。之后，一方面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强调“进一步发挥”，党的十六大强调 “更大程度上”、党的十七大提出 “在制度上”、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始终坚持政府宏观调控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对策以及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完善对策。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开始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更加充分调动经济发展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7]5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8]，至此，党在发展机制上形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创新认识，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又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的原创智慧。

其一，明确形成有效市场是推动我国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6]26，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有效的市场。首先，只有建立产权界定明晰、保护充分的产权制度才能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激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要保护公有制经济产权，而且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两个不可侵犯”的重大观点；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更是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2]旨在强调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励企业家对市场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带动作用，对后富群体的带动作用。其次，只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提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要素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形成的标志，只有当包括要素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时，市场才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因此，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强调生产要素按市场贡献进行分配，以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为进一步解放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二，明确建设有为政府不仅有助于有效市场的形成，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我国政府的有为性集中体现在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规范社会生产，矫正市场失灵，保障社会生产中重大结构、重大比例的平衡，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十八大后，党在经济调控上同时运用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手段，确立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调控方向，推动高质量供给与美好生活需求的良性互动。在营商环境的构建上强化法制建设，以形成责权明确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充分有效的市场监管。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党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政策激励促使先富群体、先富地区带动后富群体、后富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机制，抑制收入差距过大。今后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2]

2. 在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上，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下，建成现代化强国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发展目标，但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上对现代化的认识则是不断发展的。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认识到“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9]14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业化扩展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改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要继续坚持“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强调“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20]140。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升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党逐渐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还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所以将“四个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机融为一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和谐社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由“四个现代化”拓展到“五个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并制订了实现这一任务新的“两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部署，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更是将共同富裕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可见，新时代我国全面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鲜明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首先，用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界定我国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容。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富裕”在内涵上必然走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下的全面富裕，也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其目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实现全面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其次，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面实现程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全面现代化的建设，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建国一百周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到那时，“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23。这一伟大发展成就的实现，将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吸引力。

纵观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传承和与时俱进中不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百年演变的鲜明主线。一方面，无论是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或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同富裕思想，还是***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都始终坚持对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彰显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中不断地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紧紧围绕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主线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进入新时代，党将促进共同富裕看作是“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是“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2]，在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上，从同步实现单一物质性富裕深化为分阶段实现“五位一体”布局中的全面富裕；在对共同富裕实现基础的认识上，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生产力平衡和充分发展；在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认识上，从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深化为更加重视共享发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内涵、基础和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领导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经验，也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