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困顿与实践路向

祁占勇, 王晓利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我国开展“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振兴。***总书记强调，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技能，以农业为固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现代农业从业者。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应以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为基础，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2]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要加强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多种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3]农村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地缘性特征理应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做出贡献，但农村职业教育如何能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力量，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中共同寻找答案。

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主体获得广泛关注，现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挑战与策略维度。就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挑战而言，有学者从体系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4]、适应水平不高、社会不够认可等方面展开具体论述，表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不容乐观，没有受到相应重视的现状。[5]有学者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细致论述了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定位滞后时势、体系缺乏统整、布局结构需要优整、制度配置缺位[6]等育人瓶颈。就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策略而言，有学者基于对现代景象中“乡村精英”特征的探究，阐明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精英”的主体，尝试从法规政策、培育体系、培训制度、培训模式、师资聘用、学业考核体系[7-8]等角度提出保障措施，为“乡村精英”的能力建设厚植沃土。[9]可见，虽然学者们在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但已有研究多从外部支持因素进行探索，鲜有将培育个体的心理活动作为重要组成要素展开讨论。然而，新时代“人本化”教育在场的合法回归要求，使农村职业教育必须紧紧把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核心要义，基于人和自身发展的综合视角构建系统化、完整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行动路径。

一、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

新型职业农民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是乡村振兴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乡村振兴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农村职业教育无论是在政策规定、历史经验，还是自身独特属性层面都彰显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使命。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针对农村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提供免费农业技能培训的指导方针。[10]基于此，一系列政策文件随之颁布，均强调中等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是指县级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教育，也包括各种面向农村居民的乡镇农业学校教育、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等，[11]180其作为中等职业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必然担负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任。2014年，教育部办公厅与农业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对中等职业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出包括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基本学制、专业类型、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部署，[12]确定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承担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使命，使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章可循。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3]国务院于2016年前后出台多个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的建设做出规定，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的发展规划当中，依托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办好农业职业教育，“鼓励农民以‘半农半读’等方式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14-15]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高瞻远瞩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紧迫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于2018年颁布，对乡村振兴作出整体规划，指出当前我国农民的适应能力与竞争能力发展依然不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应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16]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发布，规定要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建好办好一批县域职教中心，扩大招生范围，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为广大农村提供实用人才。[17]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以农民就业创业需求为基础，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18]总之，自新型职业农民提出之际，农村职业教育便一直与之在国家政策中相伴而行。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不仅凸显了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确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

诺思(Douglass C.North)认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过去决定了今天和明天的选择。”[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当下的抉择，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历史中已然存在。农村职业教育于清末政治格局混乱中逐渐兴起，“窃惟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之事，而务农尤为中国之根本。惟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通晓”[20]21-22,故设立农务学堂，内设种植、桑蚕和畜牧等科，传授务农知识与技术，使“学生将来能从事农业生产”[21]764。辛亥革命后，怀着“拯救乡村、复兴中国”理想的教育家意识到占据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振兴国家的主要力量，必然不能被教育所忽略。于是，纷纷尝试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气象。虽然在具体实践中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不尽相同，但其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表象下的实质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农村职业教育不应成为农民逃离农村的教育，应契合乡村实际生活需要，以学校、社会等不同的教育形式灵活地提升农民的基本道德素养和务农技术技能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翻开了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快速提升社会生产力的现实迫切需要技术技能人才做支撑，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育必然不可或缺。中等农业学校、农民业余学校和农业中学等农村职业教育机构逐渐在农村地区大量涌现，以基础文化知识和务农技术技能为主要学习内容，培养的学生一般从公社来，最终回到公社为农村建设服务。[22]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建设对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高要求与相应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农村职业教育的重建受到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农村改革使以县办农民技术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等为载体的农村职业教育进入以科学文化知识传授为基础，以技术技能培育为重点，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培养具有相当于中等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人才的新阶段。总而言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从萌芽走向成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经济的复杂变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产生了相应的变革，但其培养具有时代特征的、留在农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务农技术技能的农民的目标却一以贯之，鲜有改变。

事物的独特属性对事物功能的定位和价值的发挥具有决定性意义。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与普通教育相比，还是与城市职业教育相比，其在培养农业劳动力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肩负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使命。一方面，与普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与其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培养对象的包容性、培养内容的实用性和培养方式的灵活性。普通教育以适龄人口为培养对象，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则纵跨不同年龄阶段、横跨不同职业群体，更具开放性和社会性，可以更好地应对新型职业农民构成的复杂性、知识需求的差异性；普通教育培养内容以学科知识为主，教育性和人文性是其基本特征，而农村职业教育内容的职业性和实用性更为凸显，不仅能帮助受教育者掌握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强调受教育者对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用技术技能的习得。农村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技术技能的培育与新型职业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务农技术技能获取需求不谋而合，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优势得以彰显；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式既包括与普通教育相同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其培养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城市职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属性主要体现在区位优势，地处农村使其与农业、农民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农村职业教育扎根农村，与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织融合，对农村变化、农业发展感知更为敏锐和直接，同农民的互动沟通更为便捷和高效。空间距离的紧密性提升了务农人员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就近就地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信息交换的实时性增强了农村职业教育培育农业劳动者的实效性，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务农知识技能与时代共进步的需求。简而言之，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属性与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高度相关性，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

二、 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现实困顿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城乡建设差距的逐步拉大，农村职业教育实践逐渐背离自身的初心和使命，其人才培育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逐渐脱节。城镇化倾向明显、异质化观照不足以及功利化取向突出等问题使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属性、个性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背离，不能有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一) 城镇化倾向明显与新型职业农民本质属性相背离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城乡之间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若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居民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水平和税负组合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区居住。[23]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促使农民产生向城镇流动的渴望，大量农民远离农村与农业，成为在城镇的“农民”，“人户分离”现象普遍。我国城镇化率在2019年已突破60%，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后将进入城镇化后期，超过50%为城镇化中期的后半期。[24]60%的城镇化率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数量依旧庞大。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例达88.12%，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25]城镇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农村人力资源走向匮乏，“马太效应”愈加强烈，农村相比于城镇建设速度的缓慢和水平的偏低，使部分在村农民宁愿就近“打零工”，随时寻找进入城镇工作的机会，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抛荒随处可见。其原因不仅仅是知识、技能、体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缺乏，最主要的是传统小农生产经验使农民形成农业无法带来可观收益的思维定式，对农业致富失去信心，对成为职业农民的意愿不强。据调查显示，在301位农村社区劳动力中，仅有40%左右的农民愿意成为职业农民，[26]在纯务农或兼业务农的农村劳动力中不愿成为职业农民的数量庞大，与乡村振兴对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职业农民需求存在矛盾。

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为农民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当前城镇化倾向明显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的转移，致使农村“空心化”愈演愈烈。

首先，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占比较高，呈现“普教化”发展倾向。与普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独有的特质是向学习者提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但农村职业教育在实践中忽略自身优势和内在条件，盲目迎合农村民众的需求将其办成升学教育。[27]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领域中，学历教育占绝对主导地位，有超过90%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用于支持学历教育，[28]造成非学历教育发展程度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需求。甚至部分学校直接将升学率作为招生简章的主要内容，吸引生源。甘肃省某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在2018年招生简章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本校的升学情况，4年间该校有170名学生先后被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等本科院校录取，每年的本科升学率保持在10%左右，而高职院校的录取率高达98%以上。[29]由此可见，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大部分通过升学流入城市，继续接受非农业高等教育，使能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屈指可数。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对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关注度远高于对务农劳动力的培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实现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因此，需要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保留部分劳动力，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更注重向城镇转移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农村地区的建设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目的主要是使农民在实用技术培训中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立足于城市，享受城市发展成果。且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多以电焊、育婴师、家政服务等专业为主，虽然近年来对种植、畜牧等也有涉及，但总体体现出为城镇服务的特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有待加强。

本质属性是指能够决定所反映的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30]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力量，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技能的掌握，使其能够适应现代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以农业为固定职业担负起稳定推动农村建设高质量跨越的责任。可见，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属性是现代农业从业者，其地域属性是扎根农村、工作属性是从事农业生产、职业属性是农民，因此，农民逃离农村、农业的心理以及农村职业教育主要为城镇培养人才的举措均不利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

(二) 异质化观照不足与新型职业农民个性化发展相脱节

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与变迁，乡村社会进入后乡土阶段，人口“大流动”是后乡土社会的突出特征，乡—城之间每年的乡村流动人口数以亿计，封闭稳定的村落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31]9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腾飞，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出现少量“逆城市化”现象，使农村务农人员结构更加复杂，不仅包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而且存在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以及返乡创业青年等多种务农主体，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提出挑战。另外，正如涂尔干(mile Durkheim)所言，工业大机器时代将加强劳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社会分工日益精密，“有机团体”的分工逐渐迈向精细化。[32]152农业作为社会产业体系的一员，必然走上分工精细化道路。农业产业链的拉长，使不同环节之间的知识和技能壁垒逐渐加深，劳动者分工差异增大。劳动者年龄、性格、体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使每个劳动者成为“全才”的不可能性和不合理性。因此，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依据劳动者自身的状况和劳动对象的特点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个性化发展。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多与城市职业教育雷同，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异质化特征表现不明显，尚未将农村视作自身生存、依赖和服务的广阔天地，对接受教育的务农群体的差异性关注不足，没有形成与乡村建设齐头并进的教育模式。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开设严重不足，千篇一律地开设如计算机、学前教育、物流管理、电子等专业，服务“三农”的定位越来越模糊。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为获得生存、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纷纷逃避对涉农专业的设置，甚至随意删除涉农专业，忽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建设特色，[33]走上与城市职业教育趋同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等职业院校农林类涉农专业招收学生数量从2010年的110.4万人逐年下滑，到2016年减少至29.3万人，[34]54使农村建设人才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办模式以学校为主，培训为辅，且职业培训呈现出“漫灌”态势，不能满足农村、农民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农村职业学校一般建立在乡镇，位置的稳定性、固定性与农村、农业形成地理“隔阂”，学习安排的长周期性、不间断性与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产生时间冲突，时空矛盾极大地削减了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阻碍农民习得现代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村职业培训作为当前对务农人员进行教育，使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形式，却尚未对农村日渐复杂的务农人员结构作出反应，依然按照“按批不按类”“按量不按层”的传统思路对满足开展培训数量的一批人用同样的内容进行“填鸭式”教学，忽视不同务农人群已有的基础和发展需求，使农民的个性化发展成为“空谈”。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可以划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3种类型，其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决定农村职业教育必须遵循不同类型的发展需求进行差异化培养。另外，农村现存务农人员是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其构成的复杂性同样决定农村职业教育需要按照不同群体属性开展针对性培养。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同质化、办学模式的不合理性显然呈现出对群体异质性关照不足的问题，无法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三) 功利化取向突出与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相矛盾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一种正常的、普遍的社会现象，但过度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是内在价值观扭曲的表现，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农民对物质的需求欲望逐渐提升，部分农民对待事物的功利化取向表现突出，在农村职业教育领域具有明显体现。一方面，我国陆续出台各类补贴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其初心是为弥补农民付出时间成本而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目的是使农民以较低成本获得现代化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但政策落实的结果与预期却存在偏差，部分农民并不认可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农村职业教育对其而言可有可无，参加农村职业教育的动力来自外部支持，“给钱才去”“钱少不去”“在而不学”的社会怪象日渐凸显。另一方面，基于政策鼓励和生产需求，部分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持认可态度，参与热情高涨，但其仅关注能够解决当下实践问题的知识和技术技能，学习目的性强且片面，追寻经济收益的立竿见影，缺乏终身学习意识，对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高。追逐眼前利益的功利化思想和行为，使农民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缺乏主动接受系统而全面的农村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阻碍其成为与乡村同进步、具有可持续化发展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职业教育肩负着培育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其施教方式的割裂化和培养内容的片面化忽略了学习型社会对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导致人才输出出现量大质“忧”的状况。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通常以“先理论后实践”的方式进行施教，且职业培训普遍缺乏系统性和跟进性，“条块分割”与“点状分布”的割裂化教育安排体现出农村职业教育的功利性特质。在理论教育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机构依然遵循学科知识体系架构开展教学工作，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快速掌握建立在学科逻辑基础上的专业知识，“为教学而教学”的行为未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和工作的需要，其结果往往因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价值不足而被受教育者用来应付考试，并且“随考随忘”。实践教育主要包括与专业相关的观摩和与专业无关的实习两种形式。与专业相关的观摩实践，在学校教育中一般在学校实训室实施，在农民培训中一般是组织受教育者进入其他农业生产基地交流学习；与专业无关的实习在学校教育中体现明显，通常以某学期不同专业受教育者到企业相似岗位进行集中实习为具体表现形式。为“有实践而实践”，流于形式的举措严重阻碍受教育者专业化技术技能的掌握，其本质原因依然是理实结合、校企合作的浅层化和表面化。另外，人才培养数量是快速展现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方式，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对数量的追求大于对质量的维持，终结性成为每次培训的突出特点。

其次，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农村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存在片面性，忽视对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培养。如边境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在教学实践中强调职业科学技术的传授，未能充分融入乡村文化、匠人文化、生态文化等本土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不仅使自身缺失地区特色，而且制约学生对乡村本土民族文化的感知与传承，影响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乡村文明的复兴。[35]

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的频繁交流，使人们必须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成员，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能力自然必不可少。而农民、农村职业教育过度功利的心态和举措却是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获得的现实阻碍，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可持续化发展相矛盾。

三、 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路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农村职业教育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围绕“三农”建设进行转型和回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乡村振兴建设有效对接是现阶段的重大战略任务。借鉴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的经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志、智、技”依然要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关注点和落脚点。因此，立志以定向强化农民务农动力、强智以引行塑造农村现代气息、持技以立农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是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三农”，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强”的全面乡村振兴的应然实践路径。

(一) 立志以定向强化农民务农动力

志愿和志趣是决定事业发展方向、引导事业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志向的确立能够有效凝聚力量，精准实现奋斗目标。农民是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激发农村务农劳动力与务农后备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唤醒其乡土情怀，建立其务农信心，引发其职业认同，使其以“爱农”的蓬勃姿态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推动力。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人才培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面对全面乡村振兴中“农民富”的目标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要回归服务“三农”的价值取向，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要培养任务，增强其务农的动力和实力。

农村职业教育要树立服务“三农”的志向，锁定新型职业农民为主要培养目标。农村职业教育的重点培育对象应是农民而非学生，是著名职业教育专家福斯特(Philip J.Foster)的观点，也是我国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的初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应改变主要从以学生为培养主体、向城镇输送劳动力的倾向，转向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己任，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供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首先，要调整教学内容设置，使其充分体现涉农特色。应改变以升学为目的的培养思路，使理论与区域农业发展相结合，为本地的农业生产培养人才。如信息技术类专业可以向互联网农产品销售、农业网络课程开发等方面转化；加工制造类专业可以向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转化，且加强不同内容之间的关联性，为整个农业生产链提供各类技术技能人员。另外，针对农业生产管理和一线务农人员的培养内容设置所占比重较低，应着重予以添加。其次，要改变教师能力结构，使其具备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和能力。“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36]144是晏阳初于百年前对乡村教育提出的忠告，对今天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为解决教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工作而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发展现状不甚了解的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培训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重构教师能力结构，定期参与农村、农业培训使教师了解农村、农业的实时变化及未来趋势，长短结合的不定期实践使教师深入参与到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中，明了农村、农业的实际建设情况和农民的现实需求。基于此，教师可以进一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37]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新架构教授内容，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从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实用性。

针对农村务农劳动力与务农后备力量，农村职业教育应以唤醒乡土情怀、建立务农信心、引发职业认同为重点，充分激发其爱农业的情感，破解其趋于城镇化和过度功利化的心理，促使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活力。首先，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人们对土地的天然亲近和复杂情感已经融于血脉、刻入基因，在灵魂深处始终保留着最古朴的乡土情结，但时代发展的洪流使其被深埋和掩盖，使农民产生逃离农村、逃避农业的行为。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振兴乡村，必然要唤醒受教育者的乡土情怀。一是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为依托，融入乡村情感教育内容，激起受教育者关于乡村生活的回忆，产生情感共鸣，体会到乡村社会的温情与美好；二是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乡村百年发展历史长廊，向受教育者展示乡村发生的巨大改变，使其认识到在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下我国乡村建设已取得重大突破，未来的道路充满希望和光明。其次，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低收益使人们逐渐对务农致富失去信心，放弃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帮助受教育者重建务农信心。一是可以通过数据展示和实际计算对比传统生产投入产生的收益与使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实施生产产生的收益差距，用清晰的数字使受教育者了解务农困境在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支持下将会得以改善，从而萌发学习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兴趣。二是可以发扬榜样的力量，通过融入新型职业农民成功致富的案例，增强其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心。最后，职业认同感低是人们不愿成为农民的重要原因。农村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向受教育者展现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收益增长，或邀请创业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讲述自身经历，使受教育者从收益的角度产生职业认同。另外，农村职业教育要以越来越多取得高学历的青年人以及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却乐于回乡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人员为典型，编制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典范案例册，向受教育者展示现代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使受教育者认识到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与选择其他职业的平等性，增强其职业认同。

(二) 强智以引行塑造农村现代气息

与时代发展相宜的智慧的汇聚是推动社会前行，实现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乡村劳动者的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劳动者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其培养必然要强调内在素养的现代化，即“智”的现代化，现代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基础人文素养的提升能够引导其有效参与乡村生态农业建设和乡村文明建设，推动全面乡村振兴中“农村美”的目标顺利实现。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结合乡村建设需要及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需求进行转型，以教育现代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38]以教育振兴服务乡村振兴。

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需由学校为主、培训为辅转向培训为主、学校为辅，满足乡村所需建设人才的“智”的可持续发展。福斯特(Philip J.Foster)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他指出虽然正规学校教育对农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而不是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重点应是农民培训。[39]同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对高质量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当前大量农村成年劳动力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的需要，新型职业农民的后续可持续发展诉求，均表明农村职业教育应向培训为主转型，且大有可为。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以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为主，为乡村振兴提供适宜人才。另外，农村职业教育在转型的同时要采取分层分类的差异化培养措施，克服目前培训中存在的“漫灌”问题，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个性化发展。首先，农村职业教育可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等类型供受教育者自行选择，并为其选择作出合理建议；其次，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合理确定受教育者的学习起点，设置不同层次的培训内容，并采取模块化的教学方式使受教育者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培训之间存在流动的可能性，保证新型职业农民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农村职业教育应以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为基础重新架构课程体系，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精神世界的充盈，使新型职业农民能够采用科学绿色的技术手段进行农业生产，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引导自身的日常行为，促进生态农业和乡村文明的崛起。首先，以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为基础重新架构课程体系，但并非简单地复制实际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而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系统化的处理，破解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架构课程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条块分割的弊端。以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为基础架构课程体系应经历完整而复杂的过程，一是应对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每个生产步骤和环节；二是总结不同生产过程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基于教育学的系统化处理；三是邀请专家对初步形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程体系进行评议；四是结合意见组织修改，并重复评议和修改两到三次，形成较为成熟的基于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的课程体系；五是在进行试点、修改的基础上广泛推广。其次，农村职业教育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精神世界的充盈必须采取一系列支持措施使之达成。一是可以依据区域特色专门设置传承乡村文化、匠人文化、生态文化的课程或依托文艺表演形式送文化下乡，使受教育者较为集中地、明确地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清晰地认识和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40]二是可以将乡村文化、匠人文化、生态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融入其他课程，如将淳朴善良、精益求精、环境保护等精神以及当地优良的民俗习惯通过情景再现、影片观赏等方式渗入课程计划，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共同体意识，[41]促进乡村现代化和谐氛围的产生，实现乡村文明振兴。

(三) 持技以立农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发展全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将有效提高农业能级与效率。[42]因此，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在工业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质量农业生产中同样被需要，尤其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强”的目标要求下，其作为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内容。

农村职业教育要动态更新已有的技术技能传授内容，并加深与现代农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保证自身开展技术技能教育基础与实力的与时俱进，以培养高质量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助力乡村产业的兴旺。首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技能更新速度提出新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灵活调整和添加技术技能传授内容，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适时性和实用性。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作出判断并非易事，需要建立专门的调查和预测团队，以对本地区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情况进行调研为基础，深入解析国家相关政策内容、研究国外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和趋势，并与其他地区保持信息沟通。以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资料的搜集、汇总、分析为依据，以合理的时间间隔对本地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判断和预测，对应调整农村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传授内容。其次，现代农业生产性实训基地是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知识得以深化、修正和应用的重要载体，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增强与现代农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相近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尝试联合开办现代化农业生产试验基地，或与多地多个规模化农业生产大户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共享联盟，使生产、实践与教学同步进行，充分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实习实训需求，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掌握水平，在生产实践中有效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

农村职业教育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掌握进行系统化、跟进式培养，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终身教育需求，从而为农业转型升级的持久性、乡村振兴的延续性提供充足动力。首先，在线下教育过程中要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收获和应用进行追踪调查，深入田间地头汇集农业生产中的共性问题，使之融入下一次教育内容或据此调整原本的教育安排，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符合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另外，系统性和顺序性是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培养不可违背的原则。农村职业教育应坚持技术技能培养内容设置相对稳定性与随机应变性的统一，增强新型职业农民技术技能获得的扎实性和实效性，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对不断发展进步的农业技术、产品的适应能力，避免在过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被淘汰。[43]其次，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线上技术技能培训空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教学常规，线上教育迅速成为主流教学形式。疫情的发生为艰难前行的线上教育提速增档，使教育和互联网的结合更加牢固和融洽。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借助线上教育迅猛发展的势头，开发线上技术技能培训资源，如开发技术技能培训系统优质课程、建设虚拟仿真技术技能教学平台、与企业合作共同制作技术技能培训小游戏等，满足新型职业农民个性化、多样化、趣味化和终身化的学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