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机制研究

张治河， 苗欣苑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 引 言

随着世界科技活动规模的持续扩大与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已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与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历经了从“向科学进军”到“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征程”的历史进程，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但在某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自中兴事件爆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状况时有发生，华为屡次遭遇“断供”风波，近期的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在高端医疗装备方面的短板。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就是国家发展的主动权[2]。

要攻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合理配置科技创新资源，首要任务就是判断科技发展趋势、甄选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3]。技术预见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管理工具，被多个国家用来确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与技术。自1992年科技部首次开展技术预见活动至今，我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提供参考，但现有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对技术预见理论、方法的探索以及技术预见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少有对于技术甄选机制的研究且研究对象缺乏针对性。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我国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在参考现有技术预见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关键核心技术的特性，构建了基于国家竞争、服务于政府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模型；同时，考虑到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与传统技术预见活动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将关键技术的甄选活动创新性地延伸至企业层面，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于产业竞争、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模型，以期为我国今后的技术甄选工作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共同繁荣。

二、 理论发展与实践经验

(一) 理论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陈宝钦将关键核心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两弹一星”、航天技术为代表的与国家战略相关的技术，另一类为以微电子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余江认为关键核心技术是一个体系的概念，基础工艺、核心元部件、重要机器设备以及与系统架构有关的技术都包含在这个体系内；赵世柯将关键核心技术定义为通过长期高投入的研究开发过程所形成的具有关键性、独特性的技术体系[4]。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是指在产品研发或应用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掌握其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基础工艺、关键材料及高端设备等，主要依赖于外部引进，面临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实施技术封锁的风险。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的观点，“卡脖子”技术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已经被限制亟待在较短时期内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另一类为关系未来发展需要长远布局的关键核心技术。

不同于前沿技术、突破性技术等概念，“卡脖子”技术具有战略重要性，其甄选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制约等因素，这正与技术预见的理念相一致。就本文检索所见，1983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受英国内阁办公室与应用研究与发展咨询委员会(ACARD)之邀开展了一项调查其他国家在展望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活动中所采取方法的研究[5]。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开始采用“预见”(Foresight)一词来表示“确认可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研究领域”[6]。1984年，研究成果以图书和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本·马丁(Ben Martin)和约翰·伊万纳(John Irvine)在他们的著作《科学中的预见：挑选胜利者》中首次将“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一词作为学术术语提出[7]，并将其定义为“试图确立开始显现战略潜力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技术、机制、和程序”。随着技术预见研究热潮的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权威机构以及国内外多位学者都对技术预见的定义进行了阐述[8]。OECD将技术预见定义为：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系统性探索的过程，其目的是选出新的、可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通用技术[9]。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技术预见的定义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它强调了技术产生的环境效益[10]。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以下界定：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的现有状况与未来趋势进行系统化研究的过程，其服务于一个国家、区域或产业的宏观战略规划与科技政策制定，服务于企业的技术研发与竞争战略，其目的是为经济社会甄别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与技术。

在方法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包括德尔菲调查法、专家会议法、技术路线图法以及情景分析法，强调依靠专家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11]。随着实践活动的兴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趋向于将定性与定量两类方法组合使用。在沿用早期方法的基础上，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文献计量法、专利分析法、专利地图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更多半定量及定量的研究工具也加入其中，TRIZ理论也被应用到技术预见研究中[12]。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定量分析进一步发展，为专家意见提供更多的辅助参考。除了较多集中在理论起源、内涵界定与研究方法方面的探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还展开了以下研究：对各国的技术预见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比较[13]；将技术预见应用于新材料[14]、信息与电子[15]、医疗等多个领域[16]；在综述类文章中，也对国内、国外的研究进程与研究热点展开了详细的研究[17-18]。而在机制研究方面，本文基于艾斯维尔(Elsevier Science Direct)与中国知网数据库(CSSCI)对相关关键词与主题进行了检索，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后，最终得到24篇与技术甄选机制直接相关的文章。

总的来说，技术预见从最初的理论探索已经逐渐发展到应用研究与实践活动研究。下一阶段的研究应该在现有成果上更进一步，从丰富的实践研究中提出技术领域甄选活动的理论机制模型，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二) 实践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进行关键技术甄选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服务于国家或区域科技战略、财政预算以及关键领域战略计划等的制定与实施工作所进行的系统性的技术甄选工作，即技术预见活动；另一类则是以识别技术领域未来发展方向与重点技术为直接目的、以科技趋势报告为主要研究成果的技术趋势研判活动。下面对这两类实践活动展开详细的阐述。

技术预见活动主要由各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与科研机构组织进行，是宏观规划与战略布局中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对国家或区域未来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与关键技术进行预测与选择，旨在为社会资源分配与科技政策制定提供依据。20世纪30年代，为准确预见作战技术的发展趋势，美国率先开展技术预见活动；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了其第一次技术预见活动，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由政府部门实施的国家级技术预见活动。20世纪90年代，技术预见的热潮蔓延到了荷兰、德国、中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到20世纪末，技术预见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及地区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工具。进入21世纪，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加入了运用技术预见的方式来预测和选择未来重点研究方向与技术领域的队伍[8]。

日本的技术预见活动最具有代表性，迄今已完成了11次预见活动，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前4次的技术预见调查活动由日本科学技术厅实施，自1992年的第5次活动起，由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组织进行；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被纳入《科学技术基本法》中；2005年起日本技术预见活动与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协同进行，促进其有效利用[19]。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问题的复杂化，2018—2019年的第11次活动着眼于跨越和融合多个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方法上强调AI技术与专家判断的结合，在德尔菲调查选出的702个技术主题中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AI层次聚类分析创建了32个科技主题聚类，最终提取出了8个特定研究技术领域[20]。

我国的技术预见活动起步较晚，主要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部分地方研究机构负责进行，为我国国家科技规划与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具体的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技术预见活动发展脉络

1992年，原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启动了我国首次国家层面技术预见活动“国家关键技术选择”项目，并于1993年、1997年、2003年、2013年、2019年分别进行了第2次至第6次技术预见活动。2003年，中国科学院发起了“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研究”，并于2005—2008年完成了4个重点关注领域的研究报告撰写，涉及技术领域有信息通信与电子、能源、材料科学以及生物与药物[21]。2015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新一轮面向2035年的“支撑创新驱动转型关键领域技术预见与发展战略研究”。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也于2014年共同负责了面向 2035 的工程科学技术预见研究。除了国家层面，自2001年起，由上海、北京牵头，广东、武汉等地随后，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也根据其发展状况先后开展了地方技术预见活动[22]。

与技术预见活动不同，技术趋势研判活动的实施主体更加分散化、多元化，由各国政府部门、产业界、专业咨询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等单独进行或共同合作开展, 判断未来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识别可能催生重大产业变革甚至是社会变革的技术创新趋势，目的是帮助利益相关者了解科技趋势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并据此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虽然所形成的科技趋势报告仍服务于政策制定与战略规划，但技术趋势研判活动通常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向，整个甄选过程相较于技术预见活动而言更加灵活、独立，表1显示了近年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10个权威科技趋势报告。

表1 权威科技趋势报告

总体来看，这两类实践活动既相互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两类技术甄选活动侧重的服务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周期与研究方法均有所不同。技术预见活动主要服务于各国政府，研究所涉及的技术领域更深入、更专业，且预见周期较长。而技术趋势研判活动的服务对象则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通常根据一定的需求对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做出预测判断，甄选出的技术项目直接面向市场需求、更贴近社会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技术趋势研判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对技术预见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科技趋势报告发布的频率更高，能够即时反映科技趋势的最新变化，是大型技术预见活动中愿景展望与需求分析的良好素材。同时，对前沿方向的预判与把握也是技术预见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三、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机制设计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是一个全面的、复杂的系统化过程，为了使甄选机制更加科学合理并能够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本文将参考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结合技术预见与技术趋势研判两种实践活动累积的经验，从不同视角出发建立出一个完整的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体系。以下从研究方法、参调专家以及机制模型等3个方面来进行 “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的总体设计。

(一) 研究方法设计

本文设计了以德尔菲调查法为基础、融合情景分析、需求分析、专家会议法以及专利分析、文献计量、自然语言处理、层次分析法及技术路线图法等多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组合方法，来进行政府层面“卡脖子”技术的甄选。企业层面的甄选活动则可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与可支配资源的多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德尔菲法，又名专家调查法，是由美国兰德公司发明的一种匿名函询法，是技术预见活动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进行技术甄选的流程中，通过德尔菲调查征询各领域专家对技术的意见与判断，并将经过梳理的调查结果不记名反馈回去，再次征询专家的意见。经过几轮征询→集中→归纳→反馈的循环后，得到最终的调查意见。在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层次分析法被广泛使用。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能够为难以完全量化的复杂系统提供简便的决策。专家会议法贯穿于技术甄选的整个过程中，前者由各技术领域的专家与技术预见专家共同对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技术路线图法通过制定技术路线图来反映技术随着时间的发展路径以及某项技术与对应的研发项目、产品、市场的关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专利分析、文献计量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等定量方法成了重要的辅助研究工具。通过对专利文本与科技文献进行分析、处理、整合及统计，海量的信息被转化为具有总结性的、预测性的趋势信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对备选技术项进行文本聚类分析，可以实现对同类文本的冗余消除、信息融合、文本生成等处理[23]。

(二) 参调专家设计

以德尔菲调查法为基础的技术甄选工作涉及大量的定性分析与定性定量结合分析，参调专家的意见会从根本上影响技术预见的结果。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到专家的学识水平、实践经验、参调状态以及专家组的组成结构等因素，合理配置研究团队，以确保甄选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根据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以下设计：

1. 专家领域分布

一项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涉及基础研究、实践应用、政策推广、生态搭建等多个步骤，参调专家应广泛分布于大学、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等，缺乏任一部门的意见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片面的。我国现有的实践活动存在着专家分布较为集中的情况，以最近开展的日本第11次技术预见活动与我国工程科技 2035 技术预见活动为例：我国来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占比高达76%，而日本这一数据约为49%。应适当增加来自企业的专家数量，积极吸取产业界的经验[24]。

2. 专家知识构成

当前越来越多的技术呈现出了跨领域、多学科融合的特征，尤其在科技前沿领域。评价、判断和筛选战略研究方向与重点技术需要更多具有交叉性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参与进来。同时，考虑到技术预见过程的专业性与复杂性，需保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有技术预见领域的专家进行管理与监督，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3. 专家参与度

专家参与度是指专家参与调查研究的积极程度，通常采用实际参与人数与邀请参与人数的比例来衡量，主观投入程度也是影响专家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但较难有效测定。参与度低可能会导致实际参调人员的组成结构与预期设定相差较远、收回数据的质量较低。为确保专家参与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可预先开展一轮参与意愿调查工作。

(三) 机制模型设计

考虑到“卡脖子”技术对我国科技事业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以及相关领域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根据适用主体的不同设计了两套甄选机制：基于国家竞争、服务于政府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模型与基于产业竞争、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模型，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体系。

1. 基于国家竞争服务于政府的机制设计

基于国家竞争服务于政府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设计主要借鉴了技术预见的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以技术趋势研判活动为辅助参考，具体流程分为以下6个环节：组织架构建立、社会愿景与技术需求分析、趋势研判与调查、“卡脖子”标准界定、综合分析论证，以及甄选效果评估。此甄选模型图2所示。

图2 基于国家竞争服务于政府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

(1) 组织架构建立

技术甄选是对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探索的长期过程，涉及多方群体的组织协调、资源配置以及各渠道的信息收集等大量工作。要保证这项复杂工程的有序进行，就必须具备与其适应的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以推动各项计划的有效实施。首先，参考国内外近期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初步划分技术领域，设置高层次委员会及各领域分委员会，制定各岗位的职责与权利，确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数位委员的人选。其次，遵循多元化、专业化与积极性原则，选取参加需求分析、趋势研判与德尔菲调查、综合分析论证的专家组成员。专家组成员应包括政府官员、各领域学者、产业界从业人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以充分吸取各方意见。在选取过程中，除同行推荐与行业协会邀请外，还应充分利用研究者数据库。

(2) 社会愿景与技术需求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越来越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2000年以来，技术预见活动的方法论由“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描绘社会未来景象”逐渐转变为“按照所指社会形态探究必要科学技术”。社会愿景与技术需求分析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勾勒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确定预测周期与目标年份，向各领域人士广泛征集愿景信息。由专家组成员对所征集信息进行整理，概括出未来社会景象与核心价值；第二步，将勾勒出的发展愿景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确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与主要目标；第三步，由高层次委员会对总体需求进行分解，与各领域专家共同研讨，提出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各个层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需求[25]。

(3) 趋势研判与调查

上一环节明确了技术发展的总方向，趋势研判与调查环节将进一步聚焦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选取出关键核心技术。首先，收集我国现有的技术预见成果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相关信息。根据期刊级别及专利质量筛选出有重要价值的科技文献与专利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把握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其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对初步提出的技术领域进行修订，确定重要领域及其所属子领域。再由各分委员会负责，向专家组成员及高水平人才征集关键技术项以形成Delphi调查用技术清单。为收集各领域专家对现有清单内技术项的意见，开展两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型德尔菲调查。第一轮德尔菲调查以调整改进现有技术清单为主要目的，设有“建议新增技术项”与“建议删除技术项”题项，形成新的技术清单以备第二轮调查使用。第二轮德尔菲调查旨在获得各领域专家对其领域内每一项技术发展前景的具体判断，问卷主要涉及技术的重要程度、国际竞争态势、我国发展基础与制约因素、预期实现时间以及所需采取的政策手段5个方面。在第二轮德尔菲调查之后，根据参调专家的意见对技术清单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清单。

(4) “卡脖子”标准界定

从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甄选出存在“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核心技术。首先由高层次委员会明确“卡脖子”的准确内涵；其次，由高层次委员会将描述性的内涵转化为可衡量的具体特性并制定统一的甄选标准；再次，由各领域分委员会根据所属领域的特点，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对每个领域的甄选标准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最终标准符合每个领域技术各异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规律。“卡脖子”技术可分为亟待解决的与关系长远的两大类。根据“卡脖子”的具体内涵与分类方式，本文从紧迫性、必要性、隐患性和重要性4个角度来界定一项关键核心技术是否属于“卡脖子”技术。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第一类“卡脖子”技术，符合隐患性与重要性的关键核心技术属于第二类“卡脖子”技术。

(5) 综合分析论证

根据上述所界定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标准，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从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甄选出“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及核心技术群组。首次，收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等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关键技术清单，与我国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进行对比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筛选出各个国家共同关注、共同预测的重点技术项；使用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备选技术项目按照相似度分类形成各个集群，并由专家进行近似集群的合并，核心技术群组即被甄选出来。其次，对提取出的重点技术项进行一轮新的德尔菲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对重要技术项的甄选特性判断题项。再次，利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每一项技术的“卡脖子”指数并据此进行排序。最后，根据核心技术群所反映的集聚信息以及各项技术的“卡脖子”指数排序，由高层次委员会与各领域分委员会共同商讨决策，选取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并对甄选出的技术绘制技术路线图。

其中，“卡脖子”指数的详细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卡脖子”技术的标准与技术创新的需求建立“卡脖子”技术甄选的层次分析模型，具体划分为：目标层O、准则层C与技术层T；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aij并采用德尔菲法获取专家对每一层次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第三步，计算层次单排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即为同一层次元素对于上一层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最后，计算层次总排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方法如下：设定C层m个因素C1,C2,…,Cm，对总目标层O的排序为c1,c2,…,cm,T层n个因素对上层C中因素为Cj的层次单排序为t1j,t2j,…,tnj(j=1,2,3,…,m)。T层第i个因素对总目标的权值的计算公式如表达式(1)所示Ci=1,2,3,…,n，即为第i项备选技术的“卡脖子”指数。

(1)

为使所选技术尽可能覆盖到每一个重要技术领域的同时保证其关键性，在甄选过程中，先计算每个领域技术项目占“卡脖子”指数排名前50%的比例，再以一定数量为基准根据此比例确定每个子领域中应该选取的技术数量。

(6) 甄选效果评估

由于影响“卡脖子”技术发展的因素众多，技术创新的风险较大，且预测的周期跨度较长，直接对技术趋势研判与甄选工作的研究结果进行效果评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从研究方法入手，对德尔菲调查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对德尔菲调查法的评估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将各领域专家确定的关键技术与通过德尔菲调查统计排名靠前的关键技术进行对比分析。统计各领域由专家确定的关键技术占据德尔菲结果统计排名前10%、20%、50%的比例。第二，对评选指标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先收集各领域内被甄选为关键技术的和未被选为关键技术的“卡脖子”指数，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卡脖子”技术的甄选工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滚动过程。在完成这6个环节后，研究成果经推广应用服务于科技规划与技术创新活动，并在应用过程中得到实践的检验与反馈。一段时间后，新的愿景与新的需求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产生，科技领域的发展也呈现了新的趋势，下一轮的技术甄选活动再次开启[26]。

2. 基于产业竞争服务于企业的机制设计

基于国家竞争由政府组织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活动明确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与突破口。面对国际间日益激烈的产业竞争与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考虑外部竞争环境与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甄选出关系企业未来生存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最终服务于企业技术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布局。基于产业竞争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流程包括技术发展趋势分析、重点领域确定、技术体系分析、薄弱环节识别与判断以及突破路径选择与实施5个环节。甄选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产业竞争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技术甄选机制

(1) 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产业竞争的核心逐渐由资源竞争、产品竞争转化为了技术竞争。面对国际间日益激烈的产业竞争环境与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紧跟前沿技术领域、把握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就成为企业确保其发展方向基本正确的必要工作。企业层面“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的第一个环节即是对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首先，收集日本、英国、德国、中国等技术预见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最新的技术预见研究成果以及近5年内的权威科技趋势报告。其次，由企业高级技术人员与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专家组成员对这些研究报告进行详细解读，并从研究成果及报告中提取出两类要点信息：企业涉及技术领域及相关领域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国家重点攻克的技术方向。

(2) 重点领域确定

企业作为直接面对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技术创新主体，对市场需求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虽然政府和市场都有可能成为技术甄选的主体，但对于以市场效益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市场选择的逻辑必须优先于政府选择的逻辑[27]，企业战略的制定必须要明确市场机制是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主导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本环节的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聘请专业人员设计市场需求调查问卷对目标客户开展需求调查，并由调研人员与技术人员将调查所获得的市场需求信息转化为技术需求信息。第二步，根据所获得的技术趋势信息、技术需求信息以及企业的自身条件调整现有的战略规划，确定企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在众多技术领域中选出符合技术发展趋势、满足外部市场需求的重点领域。

(3) 技术体系分析

企业进行“卡脖子”关键技术选择既要遵循技术的内在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也要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化、了解企业自身的技术体系。接下来将通过对企业技术体系的全面分析进一步调整上一环节所提出的重点发展领域，并为后续薄弱环节的识别提供基础。首先，对本企业、主要竞争企业及行业内领先企业的技术体系进行总体分析，了解各个企业的技术分布情况，找出各企业共同关注的关键技术领域，由专家组对企业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地位做出初步的判断，并据此对上一步所确定的重点技术领域进行调整。其次，对本企业的技术体系进行详细分析。根据技术研发应用的流程将分析内容确定为产品服务设计、技术研究开发、产品生产测试、大规模应用这4个部分，由专家组对重点发展领域内的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4) 薄弱环节识别与判断

在完成技术体系分析后，进行薄弱环节的识别与判断。首先由专家组成员评估企业现有的技术体系能否支撑所确定重点技术领域未来发展的需求，无法支撑或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即为存在“卡脖子”风险的技术领域。其次，根据上一环节的具体分析结果找出这些“卡脖子”技术领域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再次，运用德尔菲调查法征集这些薄弱环节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项。本环节进行行业范围内的德尔菲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企业的主要技术人员、管理层、行业协会专家以及合作科研院所的学者。在通过德尔菲调查获得初步的技术清单后，举行专家研讨会对每一项技术进行研讨与判断，筛选掉不符合要求的技术项形成备选技术清单。最后，由专家组成员对备选技术项的紧迫性、必要性、隐患性与重要性进行打分，前两项得分与后两项得分分别相加，综合得分排序较高的技术项即为企业的“卡脖子”技术。

(5) 突破路径选择与实施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为企业明确了未来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方向，下一环节企业必须找到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技术突破路径加以实施。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第一步工作，技术甄选过程贯穿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专家组成员将根据选择与实施突破路径时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对技术清单进行及时的调整。突破路径选择与实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找到关键突破点、提出详细计划、筹集所需人财物资源、设立专门机构与研发平台、实施规划方案。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与提出详细计划的过程中，专家组成员必须从长远性和战略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到技术更迭后的发展需要，并对竞争对手未来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做出预测与准备。

四、 总结与展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机遇下，我国必须要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加大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关力度，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与国家战略安全提供有力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第一步工作即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准确判断出亟待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本文从国家竞争与产业竞争的角度出发，在对现有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服务于不同对象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如下： (1) 将技术预见与技术趋势研判结合在一起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既是对现有机制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与创新，也将研究视角聚焦到了亟待解决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使所构建的技术甄选机制更具有针对性； (2) 克服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情况，根据企业的经营特点与实际情况构建了服务于企业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机制，与服务于政府的甄选机制组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甄选体系，能够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3) 厘清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内涵，提出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判断标准与甄选流程，为“卡脖子”技术突破路径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创新战略与突破路径展开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