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实现路径探析——基于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

段塔丽， 李玉磊， 王 蓉， 任 灵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政府着力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使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降至2019年末的0.6%[1]。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中国的贫困已不再是因制度和政策的缺失等带有普遍性因素所导致的“面上”贫困, 取而代之的是因区域环境、生产条件以及人口素质等差异因素所导致的“点上”贫困[2]。相关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后，绝对贫困已不再是我国反贫困的唯一目标，反之，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和因病返贫等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已有的“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难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转变以往那套“救济式”扶贫的工作模式,向以增强人的能力为核心的“能力扶贫”模式转变。

秦巴山区地跨陕、甘、川、渝、鄂、豫5省1市，是国务院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其主体部分位于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的陕西省南部地区(俗称“陕南”地区)。共有76个特困县，占全国680个特困县的11.03%，特困人口达302.5万人[3]，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而这其中，作为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人口主体的女性人口的脱贫问题更值得关注。尽管自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扶贫开发项目日益关注妇女贫困问题，但不可否认，在我国，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由于受传统文化、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近20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已出现了“贫困女性化”趋势(1)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00年发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报告数据》印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农村妇女从事纯农业劳动的比例为82.1%, 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 而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等副业的女性在1999年的年均收入为2 368.7元, 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贫困线标准。不仅如此，农村妇女从事非农业经营等非农职业获得的报酬占总收入的13%, 与男性相比低了9.6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女性贫困程度较男性更为严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关于《2009年妇女就业世界趋势》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增多,但女性劳动者比男性更易获得低收入工作。女性的就业率低，控制的财产和资源少，更多地从事收入低的非正式工作，获得的社会保障少，这些因素都使得女性在危机面前处于比男性更不利的地位”。国内有关学者也指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条件下，无论从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还是从非收入和消费的维度衡量，以及从多维度衡量，贫困女性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参见李小云、张瑶《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一文(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加之女性在健康、受教育、就业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较男性皆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遭遇离异、丧偶或家中男性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更易陷入贫困泥沼而难以自拔[4]1。因此，关注贫困妇女，特别是农村女性户主家庭这一贫困女性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战略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以陕南秦巴山区的汉中、安康和商洛3个地级市3个县6个贫困村随机抽样调查所获取的337份问卷调查资料和21份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从精准扶贫政策视角出发，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深入调查和了解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的生计需求与生存现状，从自然地理环境、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几个层面，深入分析和探究其与农村女性户主家庭致贫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户主家庭如何实现能力脱贫提出路径思考。

二、 文献回顾与数据来源

1. 文献回顾

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领域。然而，有关贫困的性别差异问题却较少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贫困人口中女性居多数的事实。其后，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发布的一些重要项目中也都反映了这一思想，并将低收入妇女确定为一个特殊的目标[5]。国外有关贫困女性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美国学者戴安娜·皮尔斯(Diana Pearce)在《贫困的女性化：工作和福利》(“Feminization of Poverty：Work and Welfare”)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及其发展趋势[6]。同时，研究发现，“女户主家庭是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7]19，从而揭示出贫困女性化与女性户主家庭结构的相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社会对妇女贫困与减贫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研究重点侧重于对妇女贫困指标、妇女贫困的测量标准以及妇女反贫困方法等多个层面。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尝试在实践层面探讨妇女的减贫问题，如将妇女就业问题看做是脱贫政策的中心，特别是女性户主就业对消除贫困的作用等等[8]4。2011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女户主家庭应该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她们在土地制度、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9]38。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贫困女性化”概念以及有关妇女的减贫策略，对我国消除女性贫困具有积极的政策倡导意义。但其减贫策略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是研究问题比较琐碎、不够集中；二是对农村妇女的减贫研究缺乏本土的可操作性。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从性别视角对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1995年召开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下，有关妇女与贫困的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村贫困妇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研究。如叶普万和贾慧咏认为，农村妇女的贫困主要是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体现在就业、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等方面[5]；杨东霞研究了农村贫困女性人口素质的发展现状，表现为教育投入不足、健康存量不佳、非农化转移的滞后性等[10]。二是对农村女性贫困的成因研究。杜芳琴等认为，农村妇女贫困的原因，是因其缺乏公正的社会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信贷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等等。金一虹从制度层面分析农村妇女贫困的成因，认为农村妇女贫困受制于两种因素的制约:即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她看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她们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同时，她们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身份、户籍制度的限制[11]。还有李敏等学者认为，转型期女性贫困与特定的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障转型导致的社会分化是出现贫困女性化的结构性原因，资源不足是造成女性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等等[12]。三是关于农村妇女脱贫能力的研究。索尼拉认为“能力脱贫”是农村妇女摆脱贫困的前提。农村妇女摆脱贫困应具备体能、认知、劳动、就业以及信息获取等5个方面的能力[13]。南静静等人认为，“自我认知能力不足、增加收入能力欠缺、文化知识水平低下、资源获取及运用能力匮乏等”，是我国农村女性可行能力贫困的主要表现”[14]。刘浩认为，导致贫困山区妇女能力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制度性缺失、历史文化制约、地理因素影响、基础设施落后等几个方面”。[15]32四是关于消除妇女贫困的对策研究。不少学者分别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和社会保障体系[16]、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快推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17]、建立农村贫困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18]、改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状况[19]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梳理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近20年来，国内学者对妇女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其脱贫路径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和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已有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是对农村贫困妇女问题的研究说理性分析居多，实证研究偏少；二是从可行性能力贫困视角下探讨农村贫困妇女脱贫，特别是贫困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农村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的脱贫问题，作为当前我国政府扶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有必要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那些长期以来陷入贫困怪圈而不能自拔的女性户主家庭走出贫困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7年7—8月和2018年2—3月，课题组成员先后两次赴陕南秦巴山区汉中、安康和商洛三地市的镇巴、宁陕和山阳等3个县6个贫困村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研究对象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共发放问卷389份，回收348份，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337份，有效率为86.6%。调查内容涉及陕南山区农村贫困女性户主的基本信息、家庭结构与人口规模、收入来源与收入水平、主要消费支出、主要经济负担以及现阶段女性户主家庭脱贫攻坚面临的主要障碍等等。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21户贫困女性户主家庭开展深度访谈。最后，对问卷调查数据运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下是根据课题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的分析和讨论。

三、 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生计状况调查与分析

在深入分析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女性户主家庭”的概念做简要陈述。众所周知，在我国许多地区农村，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父权制”文化及“从夫居”婚姻模式的影响，户主大多为男性。女性成为户主的情况大致可分为3种：其一是因离异、丧偶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只有单亲母亲及其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 其二是丈夫因病或因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妻子的劳动所得维持生计的家庭;其三是女方家无男性子嗣，需招婿上门接续宗祧而形成的“招赘婚”家庭(3)我国历史上，“招赘婚”属于“从妻居”的一种婚姻模式。它是一种与传统“父权制”文化下所认同的“从夫居”婚姻模式相对应的一种非主流的婚姻模式。据有关记载，入赘到女家的上门女婿，多数都是因家贫娶不起妻，才不得不委身于女家。按照我国民间习俗，入赘女婿缔结婚姻前，需答应女家条件，其中包括 “为女家传宗接代、为女家父母“养老送终”等。此外，孩子出生后随母姓，财产继承也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变迁，“招赘婚”中子女是否随母姓已非强制，但为女家父母“养老送终”的习俗规定仍相沿了下来。。以上3种女性为户主的情况在所调查的陕南山区农村项目点得到了证实。与男性户主相比，女性户主由于受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及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她们在抵御各种外部风险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得她们及其家庭成员更易陷入贫困状态，这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4)国内诸多学者认为，由于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使得她们在本家和夫家均难以获得土地、房产等资源，更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如在我国农村，土地和资本所有权通常更偏向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叶普万等，2010); 特别是当婚姻终结、家庭解体时，夫家的房屋、土地、家庭财产及其他资产也随之失去，妇女往往变得无处立足(金一虹，2010)。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专家也认为，资源在家庭内部是不公平分配的，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比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更易遭受贫困损害等等。。以下是笔者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对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生计现状及其致贫原因所做的分析。

1. 受访女性户主家庭的人口学特征

(1) 年龄结构与受教育程度

表1 受访女性户主年龄结构与受教育程度(%)

由表1可知，受访的女性户主年龄结构，18—24岁占总数的2.5%; 25—34岁占9.9%，35—40岁占27.2%，41—55岁占41.6%，55岁以上占18.5%。说明40岁以上的中年女性是构成户主的主体。再从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来看，占比最高的初中文化程度为43.6%; 其次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分别占28.9%和12.3%；高中、技校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4%;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低为0.5%。由此可见，贫困女性户主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使得这一群体所能获得与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

(2) 家庭结构与家庭人口规模

表2 受访女性户主家庭结构与家庭人口规模(%)

表2显示，受访的女性户主家庭结构，以祖孙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最大(36.2%)；其次是核心家庭所占比例(31.8%); 排第三位的是单亲母亲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所占比例为23.8%。家庭人口规模方面，以4—5口家庭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1.4%和26.9%; 2口及6口以上比例最低，分别为6.3%和13.0%。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小、家庭劳动力普遍不足，生产经营大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生产。

2. 家庭生计状况与致贫原因

“生计”(livelihood)是指人们用来谋生的手段或方式。作为近年来国内学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专业词汇，家庭生计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家庭生计是指维持或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收入与消费支出两个方面; 广义的家庭生计是指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的各种内部与外部生活条件[20]。本文在分析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生计现状时，主要以狭义的生计概念为依据。同时在分析生计贫困相关问题时，必要时也会兼及广义的家庭生计概念。

(1)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陕南秦巴山区一般农户家庭生计收入的构成，主要包括3类:即农业生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等。但相比于一般男性户主家庭的生计收入，女性户主家庭的收入来源与收入结构相对比较单一(见表3)。

表3 受访女性户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表3显示，女性户主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有:一是种粮(农业生产)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6成(62.8%); 二是作为工资性收入的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成(22.3%);三是作为家庭副业的养殖业(如养鸡、养猪和养羊等)收入，约占家庭收入的1成(13.4%); 四是作为低收入家庭或退耕农户，按政策规定，可享受政府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和生态补偿。这部分收入约占家庭收入来源的10.2%。除此之外，当地一些女性户主家庭还利用空闲时间销售一些土特产(如核桃、木耳、板栗等)以维持生计。但由于经营与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所获收益较小。

案例1 户主，女，47岁。 “家里主要就是种水稻、种油菜，自己榨油吃。有些人家种一些茶树。家里以前在山上有板栗(树)和核桃树，退耕还林后，现在很多地不让种了，板栗也没人管了。”

案例2 户主，女，42岁，初中文化水平。家里共5口人，丈夫、公公和婆婆都患有慢性病，1个孩子刚上大学。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自己种田和帮别人干一点零活挣点钱。

案例3 户主，女，58岁，没上过学。家里5口人，老伴去世的早，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从小患有精神疾病，身体虚弱无劳动能力。小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打工，常年不回家。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大儿子，常年靠政府补助金生活。

总体而言，受访的贫困女性户主家庭中，家庭收入六成以上靠农业生产(种粮)、外出打工获得的收入仅占二成。从中不难看出，家庭收入结构不合理，家庭经济来源比较单一且不稳定。这也导致了日后她们家庭收入水平的低下

相比于男性户主，女性户主所扮演的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体能与生产技能上的“双重劣势”，使得她们难以抽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外出打工，或从事除家庭农业生产以外的“兼业”活动。这也是现阶段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家庭收入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家庭主要消费支出

在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每年的主要消费支出情况如下(见表4)。

表4显示，受访女性户主家庭每年的主要消费支出，排在前几位的依次为：子女上学费用(56.8%)、看病就医(53.6%)、日常生活消费(50.6%)以及人情消费(37.2%)。至于买农技具(15.6%)、种子化肥(17.8%)等生产性消费两项之和所占家庭消费比重仅为33.4%，比看病就医和日常生活消费各低了20.2和17.2个百分点。家庭生存性消费比重偏高、生产性消费比重偏低，意味着这些家庭的收入主要用来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也说明这些家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家庭生计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表4 受访女性户主家庭主要消费支出情况(%)

此外，走访中发现，近年来，伴随着陕南秦巴山区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生产生活成本和日常消费指数都在持续攀升。此外，看病就医和药品价格也在不断上涨，所有这些都对个体家庭的收支平衡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更加剧了这一地区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生计的入不敷出。

(3) 家庭主要经济负担

与上述家庭主要消费支出相对应的是子女教育、看病就医、日常生活和人情消费等4项成为受访女性户主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见表5)。

表5 受访女性户主家庭主要经济负担(%)

表5显示，受访女性户主家庭经济负担占比第1位的是教育负担(54.6%),第2位的是看病就医(52.1%),第3位的是日常生活(49.2%),第4位的是人情送礼(35.9%)。 为什么此4项成为当地受访农村女性户主家庭主要经济负担？以下就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别加以分析和论述。

教育负担。近年来，尽管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已被免除，但随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陆续推行“撤点并校”教育改革，使得农村大量小学生不得不转入城镇上学。撤点并校后产生的寄宿费、交通费以及家长陪读的生活费，甚至择校费都构成了现阶段农户家庭生计的一大负担。如果子女读高中、考大学，教育费用更是成倍增长。这对于农村家庭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家庭的生计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而作为当地农村收入偏低的女性户主家庭而言，无疑构成了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

案例4 户主，女，54岁。家里6口人，夫妻俩、3个女儿和1个儿子。“前两年3个女儿都出嫁了，小儿子今年上大学。自己和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残疾，不能干重体力活。这些年来都是靠政府的低保金维持生活，没有挣钱的能力。小儿子上大学也要花钱，对我家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就医看病。当今看病贵、看病难是城乡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为：一是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差;二是因为山区农村交通不便，农户家庭收入低，农民有了病，经常“小病拖、大病抗”，导致后期医疗费用明显增加；三是新农合政策实施后，尽管农户看病的费用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报销，但一些需要花费较多的大病尚未列入报销范围。所有这一切都构成那些低收入的女性户主家庭一笔不小的支出。

案例5 户主，女，51岁，初中毕业，家里共有6口人，自己和老伴、两个儿子，还有公公和婆婆。公公和婆婆身体不好，长期患有慢性病需要看病吃药。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种田，再有就是在山上种了一些茶树和板栗。家里经济负担主要是两位老人吃药看病要花钱。日子过得很紧，家里没啥收入，就怕生病。

案例6 户主，女，39岁，家里共有3口人，自己、丈夫和儿子。丈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得一直住院打针。家里主要靠自己种庄稼、照顾丈夫，还要支持儿子上学。之前家庭经济情况在村子里算是可以，自从丈夫查出心脏病后，去医院检查，说要做手术得花几十万。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消费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往往从其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和家庭是否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来判断。而在陕南秦巴山区农村，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农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家庭生存的需要。但其他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品，特别是婴幼儿奶粉、油、盐及衣服物品等，仍需从外面购买回来。近年来，由于各种物价指数普遍上涨，加之山区交通运输困难，山区居民日用生活用品的成本较城镇及发达地区农村偏高，从而无形中加大了山区农户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成为继子女教育、看病就医之后又一家庭主要经济负担。

人情送礼。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送礼体现一个家庭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关系网络。在陕南山区农村，亲戚、邻里关系一般都比较密切，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互相帮助。因此，经常有人情往来的农户在村里人际关系就会比较好，遇事往往能得到亲戚邻里在人手、资金等方面的帮助：

案例7，女，54岁，家中4口人，婆婆、丈夫、儿子和自己。有7亩耕地，5亩种粮食，2亩种烤烟。自己花钱请牛工(耕牛)一天，其余的牛工由娘家的哥哥帮忙，烤烟季节和邻居之间互相帮忙，不直接请人工。每年人情送礼需要4 000块。

调查发现，一些身为“低保户”的贫困家庭，尽管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却为求得村里人的尊重和他人帮助，不惜省吃俭用，每年向邻里亲戚支付一定的人情送礼费：

案例8 户主，女，46岁，家中3口人，丈夫、儿子和自己。儿子在上学，家中有8亩地，家里除了种田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怕自己在村里被人瞧不起，每年人情送礼2 000块钱。

人情往来是中国礼俗社会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情往来不再通过实物、劳务来承载，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货币形式来体现。当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货币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人情送礼这一“温情脉脉”的传统逐渐“异化”为农户家庭一项重要的经济负担也就不足为奇了。

(4) 家庭生计贫困的原因

受区域性资源环境约束机制的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家庭不仅收入贫困，而且还伴随着健康贫困、教育贫困、权力贫困、信息贫困与能力贫困等多维贫困[20]。当地受访女性户主家庭的调查数据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见表6)：

表6 家庭生计贫困的致贫原因(%)

调查中发现，尽管不少受访女性户主有着强烈的脱贫愿望，但受制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她们不知如何去提升自身的脱贫能力。表6显示，现阶段影响女性户主家庭生计贫困的十多种原因中，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 孩子上学费用高(54.7%)、身体多病(45.6%)、没有资金(35.7%)、家务劳动负担重(34.3%)、自然灾害严重(32.4%)等。此外，缺少劳动力(31.2%)、交通不便(30.8%)、不懂技术(25.6%)也占有较高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生计贫困的致贫因素中，既有来自客观外部环境的自然灾害、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畅，也有来自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负担重、缺少劳动力、没有资金等。此外，还有因女性户主自身的原因，如身体多病、不懂技术、找不到农副产品销路等等。显然，上述十余项致贫因素中，包含生态贫困(自然灾害)、健康贫困(身体多病)、教育贫困(孩子上学费用高)、收入贫困(缺少资金)、技术贫困(不懂技术)、信息贫困(信息不通畅、农副产品找不到销路)、支持性贫困(家务劳动负担重、缺少劳动力)等多个方面。与当地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相比，其贫困特征不仅具有该区域多维贫困的共性，且具有女性户主家庭所具有的集结构性、复杂性、多样性与脆弱性为一体的独特性。

四、 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面临的现实困境

本文所指的“能力脱贫”，是在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路径分析。依据森的理论，“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在他看来，可行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21]37此种“功能性活动”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读书、看电视以及社会参与等各种活动的组合。从“可行能力”视角出发，分析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可以归因为“一种能力的不足”，也即“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之后所导致的“能力贫困”。能力贫困也可称之为贫困的诱因，它与收入不足、就业能力差、文化水平低下、健康状况不良、缺乏平等或发展的机会以及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等皆有关联[4]1。以下针对受访女性户主家庭能力脱贫面临的现实困境，运用可行能力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加以分析和论述。

1.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存在着性别盲区

众所周知，我国主流的贫困测量一般采用贫困线的办法进行，所谓贫困线标准，是指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衡量标准在衡量收入贫困人数和贫困程度的指标时，其理论假设是男女“均等”的。而在扶贫项目的实际操作中，人们也普遍认为对家庭的扶持就是对妇女的支持，忽视了贫困问题的性别差异。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内部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是存在性别等级之分的，且表现为女性的弱势[22]。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关于“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理论假定的脆弱和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23]，从而造成扶贫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性别盲点。近年来在全国开展的扶贫调查研究证实，现有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人群的看法和感受较少关注。一些贫困户特别是女性户主的贫困户，无法从区域扶贫和扶贫到户的政策中得到好处，从而降低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24]。除此之外，女性作为脱贫主体，参与决策的机会往往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贫困女性户主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发声”机会，她们内心的诉求与脱贫需求往往难以被聆听和采纳。

2. 扶贫攻坚战中贫困女性户主遭遇的角色困惑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相对闭塞、传统习俗文化的熏染以及教育资源的不足等因素的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户主思想观念一般都比较保守。在她们的心目中“男强女弱”的性别角色分工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反之，如果谁家女人比男人会赚钱，则说明该男人“无能”，该男子也因此会被村里人瞧不起。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承下来的这套刻板性别印象，深深印在许多已婚女性的心里，使得她们无法走出家庭生活狭小的圈子，以致于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遇事习惯于听从男人的想法和计策，很少自己独立自主地行事。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导致当地贫困村中女能人、女致富带头人数量极少。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户主性别的差异通常会导致农户决策的不同。一般情况下，男性户主更富有冒险和挑战精神；而女性户主多属于风险规避型，农业生产及其他方面的决策更倾向于“低风险、低收益”[25]。这也说明户主为女性时，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可能性更大。

3. 恶劣的生态环境加剧了当地贫困化程度，影响着贫困女性户主的身体健康

陕南秦巴山区集革命老区、水库库区和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具有集中连片特困与生态环境脆弱耦合的双重特征，属于典型的区域性贫困。据陕西省地质部门地质灾害(1954—2001年)普查资料和2002—2006年陕南实际发生的地质灾害资料，山体滑坡(含崩塌)、泥石流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地质灾害，期间共发生滑坡3 798次、泥石流314次[3]，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化程度。不仅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还严重影响着当地农村女性的身体健康。据调查，在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多数农村女性户主患有不同程度的腰酸腿疼、胃肠道疾病以及多种妇科疾病等。而健康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又直接对农村女性户主的生产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研究表明，各种健康问题频发是导致农村妇女丧失基本的劳动和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同样，由于贫困而导致的身体素质低下，使得她们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且难以脱贫。

4. 贫困女性户主受教育不足，导致其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脆弱性

受家庭条件和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女性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调查发现，受访的337户女性户主家庭中，多数女性户主文化程度仅限于小学或初中。由于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导致她们在农业生产经营、把握市场行情以及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均低于男性。不仅如此，作为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她们还肩负着照顾孩子和老人的重任，使得她们很难离开家庭去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组织的实用技术培训中，仅有15.6%的女性户主参加过，而占72.4%的女性户主一次都没有参加，说明她们在选择自主就业和学习技术的自我意识方面还比较淡漠。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精辟地指出, 家庭生产明确的性别分工虽然取决于生理差异, “但主要取决于经验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同”, “只要妇女的活动局限于家庭内部, 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很少投资, 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 那么就会产生收入悬殊的现象”。[26]21由此可见，女性所充当的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与责任，是阻碍妇女参与劳动市场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在照料过程中女性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不仅影响女性生理、情绪和社交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影响女性的经济收入与资产累积，从而增加女性陷于贫穷之中的风险[27]。

5. 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社会支持网络薄弱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周围可得的社会关系来获取相关资源并受益的能力，如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资源渠道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正是通过各种社交活动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并借以获取相互的信任、理解与支持。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所拥有的学历水平、社会身份、权力地位以及与此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将大大影响个体社会成员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总量。如前所述，在陕南秦巴山区农村，受当地男尊女卑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即使是户主也经常会遭到人们的歧视。相比于男性户主，女性户主家庭往往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调查发现，在山区农村，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可以借助的社会资本，主要来自男方家的亲朋好友。但对于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情况则大不相同。无论是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遇到困难，还是家庭遇到天灾人祸等突发性事件，多数女性户主家庭往往得不到类似于男性户主家庭那样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而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娘家人的有限支持。不仅如此，调查还发现，当地农村贫困女性户主家庭中32.9%的女性户主处于离异、丧偶或再婚状态。她们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负担外，还需要承受因婚姻变故所带来的社会压力[28]。一项研究表明，妇女一旦离异，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就会破裂[29]。社交网络的狭窄使得离异妇女无法获取正式社会支持网(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社区) 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如血缘、亲缘、业缘、地缘和朋友构成的社会网的支持与帮助，这些都增加了女性户主家庭生存环境的脆弱性。由此可见，贫困女性户主家庭因缺乏脱贫致富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从而导致其致富无门，长期陷于贫困的怪圈中而无法自拔。

五、 提升陕南秦巴山区贫困家庭女性能力脱贫的实现路径

1. 关注妇女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增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女性独特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特别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身份，使得女性贫困较男性贫困具有多重特殊性。此种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妇女贫困具有易受损害性和脱贫难度性等方面，且表现在妇女贫困的分散性、多样性、传递性、脆弱性和隐蔽性等方面[22]。目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模式，是对过往粗放式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一次全面清理和矫正。在肯定其取得减贫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精准扶贫政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未能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区分男女贫困户，导致政策中的性别盲点不时显现。例如，在许多有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或产业扶贫的项目中，由于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导致不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村庄，产业扶贫缺乏主体，而针对村中留守的中老年女性群体又缺乏应有的性别关照。由此可见，实施精准扶贫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并对不同情境下的农村贫困家庭的社会性别结构做更多的分析，才能真正体现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之意。此外，针对女性户主家庭，应从贫困家庭女性户主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了解贫困女性户主的心理诉求与生活需求，准确把握贫困女性户主对贫困的认知经验，研究并开发出不同性别的贫困识别工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消除女性贫困户的政策措施。

2. 加强医疗健康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女性户主的身体素质

关注贫困家庭女性户主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多年来，由于生活于陕南秦巴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农村贫困女性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往往处于较低水平。在高强度的生产与家务劳动的双重压力下，她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危害。为此，应加强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和完善各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成本较低、覆盖范围广、效益较高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地方政府部门应当以制度和政策保障贫困户充分地享有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尤其是针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户主，计生部门应定期对她们进行身体检查和疾病治疗，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让她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与温暖。长此以往，有助于她们在家庭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降低医疗消费支出，减轻心理压力，提升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3. 加大力度普及和推广农村各类教育，增加贫困女性户主人力资本投资

现代社会充分的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健所提供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保证是人们获得经济参与能力的重要条件。[30]然而调查发现，陕南秦巴山区贫困家庭的女性户主所受的文化教育大多在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这无疑成为制约她们及其家庭能力脱贫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提升贫困女性户主家庭脱贫能力的关键，是激发她们自身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此方面，大力发展各类农村教育，以增加贫困女性户主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关键。人力资本的获得有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两种主要方式。其中，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是提升贫困女性户主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而为贫困女性户主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是促进贫困女性户主人力资源开发的专业化途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时，应将农村贫困女性户主的能力脱贫与人力资本投资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4. 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山区贫困女性户主脱贫的自主意识与能力建设

农村贫困妇女是当前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生力军。相关研究也证明，贫困妇女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勤劳勤俭、责任感等特质，往往使得她们比男子更本能地参与反贫困[31]。正因如此，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离不开农村广大贫困妇女的积极参与。在当下要实现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的能力脱贫，必须加强贫困女性户主谋求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对此，相关举措有：一是提高她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增强其接受科技文化知识的能力，让她们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二是加强针对贫困女性户主的实用技术培训，通过采取免费培训、资金支持、跟踪指导等措施，全面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三是围绕精准扶贫工作，以贫困女性户主为主体，以项目制方式组织开展一系列扶贫活动，让贫困女性研判自己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扶贫活动的讨论和具体实施，增强贫困女性户主自信心，同时提升她们的组织能力、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四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激发贫困女性户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具体而言，其一是设计专门针对贫困女性或妇女的扶贫开发项目，通过项目申请增强其自信心，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其二是吸收贫困女性户主参与村委会工作，有效发挥她们在社区扶贫项目中的规划、实施及民主监督中的作用，实现扶贫资源与扶贫对象更好地衔接，以实现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其三是从贫困女性户主的生活实际出发，扶贫项目在时间安排和培训方式上更多地考虑她们的实际需要，以便于她们更乐意接受和更充分地参与。

六、 结论与思考

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个结构性社会问题。对于处于快速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历史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与转型中出现的性别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过去30年间中国大规模的贫困变化，使得贫困与女性问题更加复杂”[32]。导致贫困山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陷入贫困状态的原因，是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社会变迁与个体家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社会性别和家庭分工之下，女性独特的生育者、照料者角色，使贫困母亲更容易将贫困传递给子代，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性。[33]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除了受制于区域性自然环境、乡土习俗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制于女性户主自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人力资本、心理素质、生产技能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如果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那么妇女脱贫可以说是妇女走向自由与解放之路的必备条件。由于种种原因，相比于男性，妇女脱贫之路可以说更漫长、更艰辛。在当前形势下，贫困地区农村女性户主家庭的能力脱贫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合作，并建立长效机制。这其中，以社会性别视角介入农村女性户主家庭反贫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并在贫困地区农村建立一种由地方政府部门、农村基层组织与妇女发展组织、志愿者团体与贫困女性户主家庭所组成的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对于有效实现贫困女性户主家庭的能力脱贫以及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