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刘云生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重庆 400020)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近谋5—10 年、远眺15 年的纲领性文件。“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是其指导思想明确的大战略、大思路、大举措。据监测发现,《总体方案》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尤其是明显违背文件精神的做法得到了遏制,但是各种深层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究其根本原因,大到区域,小到学校,都与 “系统推进”缺失或欠火候密切相关。①教育评价进入新时代,其内涵和外延显著扩展,不仅仅局限在作出价值判断,也不仅仅局限在教育圈子里,还是一种具有立场性的政治表达、牵引力的治理方式、影响力的文化存在和弥散性的社会现象,其改革有且只有系统推进才能获得全面成功。本文运用政策分析方法对此进行探讨,力图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特征、价值、问题、目标、措施等基本要义,以期深入做好“系统推进”这篇大文章。
何谓系统?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1]。钱学森进一步阐释,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有机整体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2]“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道出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特征。
任何系统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失去了特定功能,该系统就无法存在,或变成其他功能的系统了。指挥棒功能无疑是教育评价的特定功能。聚焦指挥棒,“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3]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灵魂所在。科学导向首要体现在评价标准上,要建立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4]。但是不应限于标准引领,甚至简单地认为 “一标可以定乾坤”,还应在评价的规则、工具、技术、方法等方面发挥指挥棒功能,比如学生评价,即使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标准,也要通过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工具和手段来落实全面发展的导向功能。
系统论表明,系统的发展变化是最终通过整体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来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也是如此。一是囊括全主体,教育评价改革的对象包括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五类主体,几乎涵盖了所有机构和人群,是真正面向全社会、每个人的教育改革。二是面向全方位,要求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三是指向全领域,既包括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的评价,也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的评价,还包括社会用人的评价,涵盖了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学校立德树人、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全面发展、社会营造良好教育环境等方方面面。四是牵动全要素,完整的教育评价包括标准、工具、技术、评判、方法、规则等多种要素,这些要素都被纳入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之中。五是贯穿全过程,将教育评价改革贯穿教育实践全过程,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并非一个维度一个维度、一个板块一个板块孤立地推进,而是要通过跨越职能、层级和地域等界限,以一种整体贯通的方式向前推进,防止 “设计系统化、实施却碎片化”的现象出现。
系统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要改变系统,实现不同的功能,必须调整其结构。而结构是由系统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色及其角色间的活动规则组成的。改革只在系统内部进行结构调整,并非像革命那样,打碎结构,拆解系统。其基本做法是 “稳步推进”,“稳”住系统平衡,“推”动结构演进,分层、有序、平衡地进行,既不是疾风骤雨搞运动,也不是修修补补不触及实质。《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稳步推进”,旨在在平衡中推进结构演进。一是分阶段推进,5—10 年主要是改革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10—15年主要是创新教育评价体系。二是破立结合推进,不仅提出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引领性措施,而且罗列出若干负面清单,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三是试点探索推进,提出一系列具有探索性质的教育评价改革项目和要点,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学校和单位进行试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系统能级跃升,在组织上强化关系协同是必不可少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一是要协同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既注重自上而下的领导,也注重自下而上的探索创新;二是要协同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把统筹设计与局部实施结合起来,那种将一个地区的教育评价改革任务分解成几个板块交给不同学校去改革的做法不是系统改革,将一所学校的教育评价改革下放给不同部门去自行改革,相互之间不协同,也不是系统改革;三是要协同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对五大教育评价改革任务要一体推进,同时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有所侧重地实施;四是要协同主要与次要的关系,抓住教育评价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统筹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带动一般问题的解决。
著名学者鲁兴启认为,从分子到人类,直到社会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完整的体系,而每一体系同时却又是更大、水平更高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5]这意味着,每一个系统都会对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产生外溢性影响。好的子系统改革必将对所从属的大系统产生正向推动作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局限在教育评价这个圈子里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而是要把它和整个教育和社会系统联系起来,近则正向推动教育事业发展,远则正向推动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价值的本质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合目的性或客体人性化的肯定意义,体现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和永恒追求。[6]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教育迈向世界先进水平的未来征程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不只具有单维价值,而且具有系统价值,反映了当代中国教育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教育评价改革属于方向性改革,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属于重大的教育发展方向性调整。学生发展要从“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发展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调整,切实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教师工作要从 “唯论文”“唯帽子”的形式化作为向践行教书育人使命的方向调整,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突出科研质量、贡献和影响。学校办学要从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向立德树人的方向调整。社会用人要从 “唯名校”“唯学历”的功利做法向按需配置、人岗相适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向调整。一句话,要聚焦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大体分为“追跑”“跟跑”“并跑”,乃至 “领跑”等几个阶段(见图1)。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追跑”和21 世纪前10 年的“跟跑”并非没有教育评价改革,但由于我国教育相对落后,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标准、规则、技术等现代教育要素来改造我国传统教育,总体处于 “因改教育而改评价”时期,教育评价改革位于从属地位,处在碎片化探索状态。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达到了世界中等以上水平,甚至居于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的平均水平,处于 “并跑”阶段,一些领域还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下一步将进入 “领跑”位置,代表世界教育发展方向的评价标准、规则、技术等再也不能依靠 “引进+改造”的模式了,必须进行创造性开发和系统性建构,“因改评价而改教育”的新时期已经来临,教育改革从第一曲线向第二曲线跃升势在必行,《总体方案》由此应运而生。
图1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历程
《总体方案》明确,“到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意味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是改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某些元素,而是改整个教育评价系统,蕴含着从 “考试大国”向“教育评价强国”迭代升级的价值追求。
教育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世界,而是一个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核心是价值和意义,对其作出判断和评价是其固有的组成部分。教育评价不仅具有牵引和演进价值,还有映射和表征作用,反映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的状况。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牵动整个教育生态变革。
教育生态变革是纷繁复杂的,处于现象层的变化更是眼花缭乱,当下探讨教育未来样态大多停留在这个层面。但真正根本性的教育生态变化应该是底层的变化。要洞悉这种变化,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教育媒介来看,人类教育演进大体经历三个时代(见图2):第一个时代是原始教育时代,教育主要依靠的是言传身教等自然媒介,师傅教徒弟是主要的教育形式;第二个时代是表征教育时代,重要标志是文字的出现,文字符号具有拟形、拟声、拟意功能,基于文字符号这种媒介,教育得到极大发展,从私塾到班级授课制,教育逐步实现普及;第三个时代是运算教育时代,计算机出现后,无论是自然媒介,还是文字符号等其他媒介,大都可以转化为电子数据,参与 “运算”,通过数据挖掘、处理和分析,因材而学、因材施教的高质量教育将成为现实。
图2 人类教育演变历程
这三个时代,教育媒介经历了两次大的抽象,第一次是从 “自然媒介”抽象为 “文字符号”,第二次是从 “文字符号”抽象为 “电子数据”。每一次抽象无疑都是革命性的,但第二次抽象更是达到了极致,纷繁复杂的世界可以通过电子元件的开或关来表示,并且让整个世界几乎都可以参与到运算之中。在第二次抽象之前的两个时代,教育实践基础以生命个体经验为主、小数据为辅。第二次抽象之后,教育实践的基础以大数据为主、以生命个体经验为辅,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主要依靠大数据来从事教育工作,个体生命经验主要用于分析、判断和运用教育大数据。
教育实践基础从生命个体经验为主向大数据为主转移,是整个教育生态的根本性变革。其中,教育评价尤其是大数据评价是其重要的支撑点,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意义,评价却能赋予其价值和意义。正是教育评价,让数据成为教育实践的基层基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归根结底就是推动这种基层基础的位移,促进教育向运算时代快速挺进。
教育属于服务业,其下游是产品供给,包括提供图书、设备、网络等服务;中游是教育生产,包括举办学校、教辅机构等;上游是价值引领,包括教育标准、规则的制定和输出等。教育评价处于教育服务业的上游。在世界教育服务业的分工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中上游,尤其是占据着教育评价的制高点,盛行全世界的高等学校排名、PISA 测试等都是其实施价值引领的抓手,由此向全世界推广其教育价值和服务,收获大量利益。目前,我国教育在世界教育服务业的分工中还处于中下游,向中上游升级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按照《总体方案》要求,“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则是占据教育服务业价值链高端的重要目标。一旦我们抢占了教育评价的制高点,拥有教育标准、规则等制定的话语权,参与世界教育治理就有了更多主动性,教育服务世界就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当今世界进入动荡期,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影响全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等的斗争加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中国这艘巨轮要在动荡的世界中破浪前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凝聚起磅礴的国家力量。其中,集聚起价值的力量更为根本和持久。评价关乎价值,是引领价值、集聚力量的重要手段,是形成集体力量的黏合剂。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就是要牢牢把握价值引领的主动权,推动价值力量的集结和生长。《总体方案》特别强调价值引领,其目的在于形成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观,努力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全体中国人都具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追求时,任何风浪都无法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教育评价回归教育本体。[7]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所针对的教育评价系统,从实践逻辑来看,涉及评价活动、教育实践、社会服务三个层面,形成了 “评价活动为教育实践服务,教育实践为社会服务”的服务性结构。其中,教育实践又包括立德树人、科学研究、教育治理三个子层面,形成了 “教育治理支撑立德树人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支撑立德树人”的支撑性结构。改革总是奔着问题而来的。新时代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所指向的就是这三个层面五个问题所构成的系统。
当下教育评价问题的病灶集中表征为《总体方案》所说的 “五唯”,即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但不限于此,还可以罗列出唯奖项、唯职称等诸多现象。这样的评价,以 “文凭”等人化物取代人、以 “分数”等数量取代质量、以 “论文”等科研代替教学、以 “职称”等形式代替实绩、以 “帽子”等外促代替内生、以 “奖金”等物质代替精神,忽视人和教育本有的丰富性,把简单的、外在的、量化的、物化的材料与人的复杂性、内在性、精神性简单挂钩,其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形式化、单一化。形式化必然导致教育评价越来越外在性、静态性、空洞性,单一化必然导致教育评价越来越简单化、机械化、片面化。
很显然,这样的教育评价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但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文化的因素,上千年科举考试的历史传统所形成的 “状元情结”和近现代以来所形成的 “锦标赛情结”为 “五唯”提供了土壤和市场;有制度的因素,现有招生考试、评优评先、晋级奖励等制度的不完善,为 “五唯”提供了基础依据;有社会的因素,各个层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看似公平的数量化评价易于被社会接受,同时在 “五唯”背后存在不少的灰色地带和利益链条,以此谋生的组织和群体会推波助澜;有技术的因素,由于传统教育评价无法掌握一个人学习与发展的大数据,不具备全面客观评价人的工具和技术,对一个人作出价值判断,只能是 “因陋就简”,直观地看分数、文凭、帽子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便呈现出 “越陷越深,越深越陷”的不利局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在铲除这些病根上用力。
教育评价的短视化、功利化必然导致立德树人的狭隘化、内卷化。所谓狭隘化,就是立德树人的目标和内容变窄,具体表现为:人才培养目标趋于外在、显性,可直接把握、立竿见影显出培养效果的结构化要素得到过度关注,无法或难以测评的内隐性素养往往被忽视、被遮蔽;课程教学内容趋于封闭、艰深,“考什么就学什么、教什么”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笔试几乎 “包打天下”,结构化知识和技能得到重视,非结构化知识和能力被放逐,再加之,为了提高考试的区分度,各级各类考试不断拔高考题的难度,所教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深涩,越来越远离社会和生活实际。像这样只做 “有限游戏”而不做 “无限游戏”,仅仅用过去的结构化知识和经验教现在的人,却要让其适应未来的生活,是难以适应当今这个快速变革的社会的。所谓内卷化,指的是立德树人形式的僵化和过程的封闭。形式僵化主要表现在坐而论道有余、实践参与不足,刻意练习有余、创新探索不足。过程封闭主要表现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衔接贯通不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缺乏一体化的培养标准、系统化的培养方案;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转换的体制机制。各级教育 “各管一段”,各类教育“各管一域”,难以形成整体的育人效应。
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 “上书架”与 “上货架”并重,是研究成果能够发现规律、引领文化、更新观念、指导实践、产生实效。但形式化、单一化的教育评价导致科学研究更多追逐的是课题、论文、获奖等纸面成果,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每几年一轮的各级各类科研成果、教学成果评奖 “生产”了不少 “成果”,“说”出了不少 “创新”,但真正推广应用、产生效益的并不多,而能解决 “卡脖子”问题的更少。并且,这些纸面化的成果通过一系列政策、机制等的运作,成为换取资源、地位、利益等的 “硬通货”,继而加剧了科学研究的功利化。“利”字被 “彻底”地贯穿到科学研究之中,人作为 “经济人”“利益人”的一面日益凸显,作为 “文化人”“学术人”的一面逐渐退隐,“义”越来越 “小”,经世致用的科学研究便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逐渐异化为对新颖、绩效和功用的追求”[8]。更为致命的是,学校教师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纸面化、功利化的科研成果获得上,不仅荒废了立德树人的田园,也难真正用研究成果支撑教育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管”“办”“评”是现代教育治理的三大要素。其中,“评”在现代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评”是 “管”和 “办”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 “评”的 “管”和 “办”是难以实施的;“评”对 “管”和 “办”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评”既是 “管”的支点,也是 “办”的航标,不基于 “评”的 “管”和 “办”难有科学性可言。“评”的问题不但最终影响整个教育治理,而且就是教育治理问题的一部分。前述几个层面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教育治理工程化、标签化的结果,是工业化发展模式在教育中打下的深深烙印,是经济领域GDP 思维在教育中的 “运用”。教育本来是培养人的事业,却按照物理工程的方式来治理,教育行政部门简单以下达指标、搞工程、创牌子等方式管理教育,学校简单以论文、课题等来评价教师,教师简单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社会简单以升学指标为学校贴标签、列等级,唯简单、刚性的指标是从,很显然是用错了对象,其结果必然是人的灵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受到了压制,教育的生动性、开放性、创新性受到了钳制,“灵魂摇动灵魂”的美好诗情受到了破坏,教育生态被恶化。
教育为社会服务,一是通过立德树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方式实现的;二是通过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式实现的。当前,前者存在的问题是错位化,在学习与应试几乎画等号的现实逻辑中,学生所学与应试硬挂钩,关乎人幸福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以及适应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并不全在应试之列,学生所学难以真正用于人生之需、社会之需;另一方面,社会用人单位只凭借分数、文凭、论文、帽子等来选用人,无法全面掌握人才成长和素养情况,难以找到真正与岗位匹配的人才。后者存在的问题是割裂化。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9]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评价指标、工具和方法上,导致教育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转,与服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功能脱节。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经过5 至10 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不难发现,这些目标超越了评价本身,不仅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针对的是系统问题,而且也表明了改革的目标与要破解的问题是相对应的,也是系统的,有其内在逻辑。
针对教育评价本身的问题,《总体方案》提出,“到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就是教育评价的形成性目标。近现代以来,教育评价分别经历了以测量为特征的第一代评价、以描述为特征的第二代评价、以判断为特征的第三代评价和以建构为特征的第四代评价,现在迎来了 “以育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五代评价。[10]育人化、服务化、智能化就是新时代教育评价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至少有三点十分鲜明:一是评价的政治性,坚持党的领导,特别强调对党委和政府的评价;二是评价的育人性,引导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是评价的多元性,做到教育评价全方位全覆盖,每一个国民都应成为评价的参与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至少具备六个要素:有引领世界的标准、有世界认同的工具、有全息的数据库、有专业的人才队伍、有健全的评价组织、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针对立德树人的问题,《总体方案》要求“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表明教育评价改革的促进性目标包括构建体系和培养新人两个方面。其中,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横向上即各类教育,包括普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纵向上即各级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总体方案》要求,“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学习全过程纵向评价”贯穿各级教育,“德智体美劳横向评价”联通各类教育。这样的立体评价是全民终身学习、立德树人的重要支撑。有了这样的教育评价系统,人的终身学习就有了 “立交桥”,可以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 “行走”,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和层次进行修习。
针对科学研究问题,《总体方案》尽管在改革目标中没有直接阐述,但逻辑上应该包含在“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中,因为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必须为育人做好支撑。《总体方案》在改革任务中重点谈了 “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主要目标是建立质量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长周期评价,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推动 “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
针对治理支撑问题,《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 “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目标。在现代教育治理中,“管”“办”“评”三要素既要分离,也要融合。[11]在“管”方面,政府、学校、社会都要成为管理的主体,政府要加强科学履职、学校要完善育人机制、社会要强化选人用人;在 “办”方面,除了加强学校育人机制建设外,还要强调教师潜心育人、学生全面发展,家庭也要发挥协同育人作用;在 “评”方面,学生、家庭、社会共同参与评价。由此形成政府、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教育评价具有治理的功能,是治理的工具,[12]处于教育治理的关键位置,构成了评 “管”、评 “办”的新格局,成为现代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发展。这里的社会发展包括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作为社会发展组成部分的教育发展,《总体方案》强调教育评价改革要落脚到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第二个层级是作为与教育对接的社会选人用人,《总体方案》明确了 “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的目标;第三个层级是以教育为基石的整个社会,尽管《总体方案》着墨不多,但仍可从“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中窥见,那就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系统发展变化的总体机制最终通过整体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来,而整体的发展变化则是要素、层次、结构、功能以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3]教育评价是由理念、标准、工具、技术、评判、服务、制度、文化等要素构成的。其中,理念和标准构成教育评价的价值层,工具和技术构成教育评价的模式层,评判和服务构成教育评价的实践层,制度和文化构成教育评价的机制层,由此形成 “价值-模式-实践-机制”的教育评价结构。新时代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就是要整体推动教育评价这些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在教育实践中变革和发展。
现代教育评价有三个向度(见图3)。[14]第Ⅰ向度是“关于教育的评价”,发端于19 世纪英国菲希尔(G.Fisher)的5 分评价法。评价者作为局外人,站在教育之外,对评价对象进行价值判定。其追求的是评得科学准确,努力方向是不断提高评价的精准度。第Ⅱ向度是 “促进教育的评价”,发展于20 世纪70 年代美国教育家布卢姆(B.S.BLOOM)的掌握学习理论。评价者作为圈内人站在教育线上,通过评价促成价值。其追求的是实现目标,努力方向是不断提高评价的效用度。第Ⅲ向度是 “作为教育的评价”,开启于21 世纪 “评价即学习,也即教育”观念的形成。评价者就是教育的当事人,站在教育实践之中,致力于创生价值。其追求的是开放生产,努力方向是不断提高评价的创生度。
图3 教育评价向度及功能
教育评价三个向度属于不同的评价方向和维度,其价值、特征和功能等各有不同,并且综合起来看各有短长。第Ⅰ向度存在 “测不准”的天花板,如果不顾评价的目的和需求,一味提高评价的精准度,也会陷入 “过度化评价”的泥潭。第Ⅱ向度由于目标及其标准一旦 “给定”,基本上就固化了,这样的确定性必然 “限定未来”,促进教育发展的无限可能就被框定了。第Ⅲ向度由于 “无标杆”,所以具有 “不确定性”,有可能超越承载能力,也有可能低水平重复,缺乏基本的判断准绳。只有将三个向度统整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评价的作用。而统整的纽结点就是立德树人。将教育评价第Ⅰ向度判断价值求 “真”(精准评价)、第Ⅱ向度促成价值求 “善”(实现目标)、第Ⅲ向度创生价值求 “美”(开放创造)都统一在育人上。也就是说,教育评价无论做什么或是怎么做,都必须紧紧扣住育人这个主线,鉴别也好,诊断也好,选拔也好,改进也好,都是育人。有利于育人,继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就是好的教育评价,反之则不然。因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第一要务是确立 “评价育人”新理念,如《总体方案》所说,“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
教育评价实践由标准、方法、工具、技术、评判、服务等构成,其内在逻辑是有序递推和相互关联。所谓有序递推,指的是教育评价实践按照先确立标准,再选择工具、技术和方法,然后实施评判,基于评判开展服务。所谓相互关联,指的是这些要素在任何环节都需要相互关照和协调,比如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可用什么工具、技术来评判,这样的标准能否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
第一,改立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标准,做到标准的综合化,破除标准单一甚至唯一的现象,推动形成科学的教育标准体系。在制定教育标准时,既要注重党委政府、学校、社会三个方面标准的协同,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标准的尺度推移,包括尺度下推,即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原则性规定→教育发展标准→教育评价具体指标→教育实践过程规范;尺度上推,即上述过程的逆向推移。在尺度上下推移中,确保教育评价尺度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内隐和外显的耦合统一(见图4)。
图4 教育标准制定的双向推移过程
第二,改用教育评价方法体系(见图5)。坚持纵横结合,实施立体评价,纵向拉长,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横向加宽,改进结果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在这样的框架下,分层次推进教育评价,最底层是 “全覆盖”的教育质量监测,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监测,确保其达到合格要求,防止跌破底线;中间层是突出 “关键点”的教育评估,针对教育新生点、薄弱点、难以突破点等开展教育评估,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最上层是确保 “提品位”的教育认证,对优秀的办学水平、学科发展、专业和课程建设等进行认证,提升教育品位。
图5 新时代教育评价方法框架
第三,改创教育评价工具和技术体系。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教育评价智能服务系统(见图6),把以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为主的教育评价内循环系统和以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社会用人评价为主的教育评价外循环系统链接起来,形成 “一核多点全链条”的评价体系。“一核”即智能化教育评价平台,“多点”即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办学机构,“全链条”即将育人链、数据链、判断链、应用链贯通,将教育、教学、学习、教育学术、教育评价融通,为学生、教师、家长、政府、社会提供多种服务,实现现实学校教育系统与镜像改进系统虚实合璧。
图6 教育评价智能服务系统框架
第四,改进教育评价服务体系。坚持评用结合,将教育评价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通过大数据评价为学校、教师、学生进行数据画像,服务学生发展,帮助学生改进学习和选择课程、专业、学科,进行生涯规划等;服务教育实践,辅助教师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帮助家长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促进因材施教;服务教育改革,引发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管理等的根本性变革;服务教育治理,帮助政府部门掌控全局、监测动态、防控风险、检验效益、实施考核;服务育用贯通,推进人岗相适,人尽其才;服务产业发展,繁荣教育评价产业。
新的教育评价实施需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至少由制度、监管和文化三个方面构成,文化是隐性 “航道”,制度是显性 “护栏”,监管则是具体“护手”。
第一,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坚持正反协同,做好教育评价制度的正向设计,即先从社会用人评价着手,然后依序思考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和党委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制度供给;同时还要做好教育评价制度的反向施工,即先进行党委政府教育工作的评价改革,接着依序改革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社会用人评价,最终形成教育评价政策正向、反向协同的连环。
第二,改建教育评价文化。坚持虚实相融,一边要作教育评价改革,一边也要作评价文化的系统建设,要增强教育评价文化润泽力,树立 “教育评价、美好未来”的理念,推动教育评价创造美好教育生活;继承和发展优秀教育评价文化,将从内到外的展示文化和从外到内的涵养文化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引领时代的先进教育评价文化,成就高品质的教育评价事业。
第三,改善教育评价监管。任何评价都具有控制效应,会对被评对象产生控制性影响,有些控制是必需的、恰当的,有些控制则是限制发展的钳制。正是因为评价的控制,被评价者大体会按照评价者的标准和要求去做,这就会形成拟态效应。评价最难回避的是人情效应,因为评价难以完全屏蔽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人情关系。当评价者作出不恰当的评价或者严重损害被评价者的利益时,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关系就会紧张,甚至导致关系破裂,产生破碎效应。教育评价也是如此,是一把 “双刃剑”,既具有提升教育评价认知、说明、比较、激励、改进、提升等正向功用,也会产生工具化和功利化、加剧趋同化和分化等消极影响。因此,要加强教育评价监管,完善教育评价自动调节机制,条件成熟时,推动教育评价立法,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减少多头评价、重复评价,切实减轻基层和学校负担,千方百计防止和减少影响发展的控制效应、拟态效应、破碎效应和人情效应出现。
教育评价事关为谁办教育、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办学校、办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学校等关键性问题,在保方向、保质量、保效率、保安全、保公平、保发展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必须强力保障。一是把教育评价改革纳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落实 “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等重大政策和项目予以保障。二是把教育评价服务作为新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予以保障,着力建设公共享有的教育评价标准库、工具库、数据库、专家库、策略库,以及教育评价服务,满足老百姓继 “有学上”之后 “上好学”日益凸显的选择、鉴定等需求。三是把教育评价能力建设纳入教育基础建设予以保障,加强教育评价学科和专业化教育评价机构建设,培养教育评价专业人才,整体提升教育工作者评价能力。四是把教育评价治理纳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排除影响教育评价文化、制度、社会、技术等进步的障碍,突出评价治理的功能和效用。
注释:
①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受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委托承担了全国各地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情况监测,重点监测了负面清单的贯彻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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