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动因、意义与行动

姜蓓佳 徐 坚

（1.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2.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9）

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自1952 年设立以来，为国家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高考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唯一主体途径，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既关系国家发展的大计，也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历来是教育领域社会反响大、群众关注度高、涉及范围广的工作。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 制度”。既然已经拥有了模式成熟且不断坚持深化改革的普通高考，为何还要设立职教高考？其背后是党和国家对于高考变迁与改革过程中规律的深刻理解和主动遵循。构建与普通高考制度并立而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是职业教育适应内部改革需求、为高考改革和职业教育改革寻求协同增效、落实“双减”政策以及建立技能型社会的前瞻谋划。

一、高考从改革象征转为被改革的对象

1.普通高考作为大众升学的独木桥逐渐走向过度竞争

1952 年，伴随发展国民经济的 “一五”计划实施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以及适应和巩固高等教育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1]中央政府从历史中汲取统一招考能够快速、公平和高效选拔人才的经验，开启了全国高校统一举行选拔性招生考试的新纪元。20 世纪80 年代之前，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较低水平，因而经济建设需要的是大批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在初等、中等教育结束后直接参加工作是当时大多数人的选择，能够有机会参加高考的学生数量有限。而且，当时教育事业的重点尚在普及和发展中等教育，而中等教育结构中的职业教育规模在很多时候要大于普通高中。资料显示，从1961 年开始，中级技术教育在校生数量始终高于普通高中学生数。[2]虽然从1966 年到1976 年大批中级技术学校消失，但1976 年后，国家迅速提高了中等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的比例，使初、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量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数量的比例从1977 年的0.05∶1（严重失衡）攀升至1991 年的0.95∶1（基本均衡），之后继续上升，直至1999 年达到1.15∶1。[3]这意味着，彼时的社会背景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前置性社会分流机制，从而避免了高考的激烈竞争。

1999 年，我国开启了高等学校扩招的序幕，高考年均报名人数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300万左右迅速跃升至21 世纪后的近千万规模；[4]同时，高等教育的录取率也在上升，2000 年和2001 年的录取增长比率分别达到了36.78%[5]和23.21%[6]。这波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快速迈入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阶段，使高考直接从致力于精英选拔转变成服务于大众升学。虽然高考录取率伴随着报考人数同向增长，甚至时至今日已经达到80%以上，但是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其背后原因在于高考依然是通向高等教育的唯一主体途径，而且高考“独木桥”采取的是常模参照式的分数解释方式，即以考生成绩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来衡量考生的个体差异和相对水平——高考成绩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越高，才越有可能取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因而，即使高等教育资源总量获得极大增长，但是学生要想获得理想的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依然依赖于一年一次的高考并且要在全体考生中取得靠前的位次。这使得近30 年来高考的竞争压力几乎笼罩着学生的整个中等教育阶段甚至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高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高利害事件。

2.普通高考已不能满足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和接续培养的需要

高等教育扩招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院校的种类和形态开始多样化的时期，表现为高等职业院校和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量涌现。《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信号，该文件指出 “招生计划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一定比例（近期3%左右）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普通高中毕业生除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外，多数应接受多种形式的高等职业教育，提高素质”。这意味着高职院校以普高生为主要生源且要从普通高考的末端批次录取新生，这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在大规模发展之初就失去了同期建立起符合自身特征的考试招生制度的 “先机”，还被冠以 “次等教育”的污名。与此同时，高考虽服务于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但是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以学科知识和统一笔试为主，没有照顾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质。这样的后果是，高考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识别、技术知识的基础奠定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效率上均存在着“失灵”风险。

首先，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人的职业能力，所学知识通常为具有涉身性、情境性特征的，难以用文字、符号进行逻辑说明的缄默知识。[7]知识体系规训着考试内容，那么职业教育的考试内容应该是考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解决工作任务的认知特征和熟练情况，反映的是对“职业能力效度”的测评。[8]然而，现有高考植根于普通教育的学科体系，命题从学科逻辑出发，采用分科命题的方式，重在对从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中概括出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的应用能力的考察，本质上侧重于智力检测。高职院校长期通过高考招生，而高考的考试内容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所要考察的技术技能知识与思维模式并不匹配。[9]即使高考改革一再侧重于在命题和考试技术上精雕细琢从而彰显公平公正，但还是掩盖不了学科知识与技术技能知识的实质性差异。也正因如此，对高考难以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难以全面衡量不同类型人才的特点等方面的批评和质疑一直存在。[10]

其次，高等职业院校主要招收来自学科体系的普高毕业生，这类学生以零技能基础和零专业知识的背景进入高职院校，这让高职院校能够培养出比中职经验更丰富、技能更高超的高技能人才实难达成。[11]高技能劳动力的开发积累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到新技术从而成为高技能劳动力。[12]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高技能劳动力往往从中、低技能劳动力成长而来；二是必须提高教育效率，这意味着仅对现役的中、低技能劳动力进行短期培训是不够的，要依靠正式教育来大规模地扩大增量和形成稳定的再生产机制。高技能人才之 “高”体现在思维层次之“高”即知能结构的综合性上。在新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下，能被称为高技能人才的人不仅要拥有特定岗位应知应会的能力和知识，还要具备新技术应用能力、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等。[13]如此一来，从技术知识基础和培养效率来看，中职生是比普高生更理想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对象。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稳定的职校生升学制度，中职生的学业晋升通道比普通高中学生面临更大的阻碍，不仅不利于这一群体的技能积累和专业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社会上承担更主要职责角色的可能。

3.普通高考人才选拔的单一框架带动人力资本同质化

高考凭借其职能可以影响人的知能结构和开发程度，[14]表现为高考于个体而言引导个体用社会既定的人才标准来建构自身的智力类型、思维模式和认知结构，该人才标准依照一定的价值被选择且被浸润在高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之中，那么高考本身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导致学生在思维、认知等方面的缺陷；[15]于国家而言，被高考选择的知识也必须被熔铸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之中，通过 “以考促学”得到快速传播，又凭借群体效应迅速完成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千千万万个个体集合起来成为可以重塑国家和社会的人力资本。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前置性社会分流不仅避免了高考的过度竞争，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考对于人力资本格式化开发的规模。彼时，依靠 “八级工资制度”为核心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 “师徒制”培养体系以及面向城镇居民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16]我国组建起了类集体主义型的技能形成体制，[17]并支撑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开发了规模庞大的、在经济体中代表生产能力和直接创造收入的生产性人力资本。[18]这样的生产性人力资本与普通高考筛选和培养的分配性人力资本一起，在当时社会均基本实现了积累和消化的紧平衡。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组织解体、“师徒制”传承模式的式微、制造业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等社会背景的变化，作为生产性人力资本再生产机制的 “稳定器”的政府、行业企业、职业学校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可信性承诺不幸瓦解，[19]不仅使植根于原有技能形成体制中的职业教育随之走向 “衰落”，也使生产性人力资本开发落入 “碎片化”状态。普通高考的 “一家独大”，一方面，致使人们从中等教育阶段就热衷于选择具备更多升学选择的普通教育而不选择学历 “天花板”较低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教育缺乏一个像普通高考那样体现人才培养规格螺旋式上升和衔接的载体，这种考试制度的非均衡引致了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失衡，还进一步传导到了人力资本开发上，不自觉地带动了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失衡。这种人力资本结构性失衡本质上是直接面向生产的人力资本和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分配性人力资本间的失序，其结果是导致教育系统供给的人力资本不断向分配性人力资本的单一特质强化。[20]可以说，作为人才结构配置或者说人力资本结构性失衡的体现并存的“技工荒”与 “就业难”以及 “文凭通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力资本同质化的表现。

二、构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重要意义

1.拓宽独木桥：增加赛道成就有边界和有选择的竞争

高考连接着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从中等教育通向高等教育设置一定的 “门槛”和竞争机制是完全必要的，高考制度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心理的普通高校选拔新生的考试制度。竞争应该是适度和良性的，考试不是高考走向过度竞争的根本原因，但是，考试途径和评价标准的唯一性加剧和放大了高考的过度竞争。如果未能从考试评价上作出彻底改革，就难以根治择校热、减负难、教育焦虑等顽障痼疾。因此，增加职业教育高考的赛道，首先意味着考试途径的扩充，考生无须仅依赖高考及其成绩排位来决定能否获得高等教育资源。上大学不再是 “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其次还意味着考试评价标准的单一性的终结。被纳入高考考试范围的知识体系和高考胜利者不再仅限于学科知识及其掌握者，技术技能知识及其掌握者也可通过高考来获得自身价值的确认，考生可通过自身的知能结构和兴趣爱好来选择成才道路。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其中，分类考试是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的基础和前提，直接决定了综合评价的质量与多元录取的效果。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考竞争大众化的今天，分类考试既回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分类、特色办学的客观要求，意指不同类型定位、不同发展特色的高校都能以与自身特点相匹配的选拔方式招生，也意味着广大考生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自主选择合理、公平和有效的评价标准来实现自身与学校的双向选择和匹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指向的也是破除单一的人才选拔与评价标准，促进和完善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构建职教高考可被视为是以 “基于选择的分类”替代 “基于筛选的分类”，不仅可以为高考增加选择性，分流普通高考的升学压力，拓宽学生上大学的门路，还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评价标准，让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求学之路，体现了尊重个体差异、实现个人公平而差异化发展的思想。

2.释放新动能：服务于职业教育人才选拔和接续培养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最直观的意义在于建立起符合职业教育特色和类型定位的、独立的招生考试制度。职教高考还意味着中职生向上升学通道的打通。但是，这种通道的打通只有伴随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提高和能够为高职输送高质量的人才才有意义。易言之，要让职教高考保持一定的筛选度，且这种筛选度能够体现中高职培养规格上的不同，尤其是能够体现出高职相较于中职不仅是熟练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更是在知识能力结构层面表现出升级的 “高等性”特征。知识的层次性决定了考试内容的位阶关系。高考的考试内容既要反映高等教育对人才选拔的基础要求，也要顾及中等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实际。高考将这二者共同熔铸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之中，并以此来检验考生是否具备进入高等教育继续学习的潜力和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高考及其考试内容发挥了区分和连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两阶段内容的 “旋转门”的机制作用——既可以有效筛选出能够进入高一级培养规格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可以有效促成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格的螺旋式上升。

但是目前，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还没有形成这样的 “旋转门”机制。职业教育始终缺少一个权威性、统一性的考试来将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校、专业以及培养内容衔接起来。虽然，职业教育已经拥有了单独招生、对口招生、长学制贯通等不同的考试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职生的升学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中高职教育，但是其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在考试成绩的流通性、项目自身的稳定性等方面饱受质疑；而且由于在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上缺乏统一性，也就未能有效杜绝不同学段之间衔接不畅、内容重复的现象。构建职教高考，基础工作是要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教学内容和学生学习水平作出清晰界定，[21]而考试建立的过程也是考试大纲、试题命制、考试常模、评分细则、题库开发等事关考试的科学化、标准化的过程。这使职教高考构建以一种 “纲举目张”的反推作用令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界线及其衔接关系逐渐明晰，既有利于更高效、更公平地选拔职业教育人才，也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人才接续培养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3.增强适应性：以制度为牵引促进技能型社会的形成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服务于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使命，而高考制度是国家教育体系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才建设表征于形、落于行动的切入点。高考在中国国情下有着不同于一般考试的意义。于个人而言，高考传递社会流动由取决于先赋因素向自致因素转变的 “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号；于社会而言，高考迅速提高国家教育的标准化程度，促进知识传播和文化普及，结构化和批量性地开发和改造人力资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凸显技能偏向时，物质资本对于工业化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逐渐下降，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劳动力技术技能水平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要素。[22]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动力产生于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过程，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多数人的社会效用最大化。[23]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作出 “到2025 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的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提出，代表着技能而非文凭是人力资本的需求方向，那么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就要向着更有利于促进技能形成和技能成才的方向进行改革。设立职教高考，旨在以与普通高考考试结果的等值、考试地位的等同、知识类型的等价建立起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评价体系、学历体系和成长体系，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身份建构和价值认同；以出口的平等和渠道的畅通来吸引原来热衷于选择普通高中的生源主动回流到职业教育轨道，变初中后的硬性强制普职分流为理性选择分流。高考的应考主体是年龄在18 岁左右的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职教高考将鼓励更多青年走技术技能成才的报国之路，有效促进技能偏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再生产，为构建技能型社会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构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行动方略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施以 “政策驱动—试点先行—推广复制”的渐进式改革，分类考试和省级统筹的实践经验可为构建职教高考提供现实抓手。《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就完善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是对构建职教高考的方法论指导和省级统筹下政策执行的工作部署。构建职教高考制度，要遵循政治逻辑、教育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顶层设计与分层决策相结合，瞄准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等值同效这个目标，从谁应考、考什么、怎么考等关键问题入手，试点先行、有序推进，央地协同稳步推动改革落地。

1.以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制度等值同效为目标进行资源配置

如前文所述，构建职教高考的意义之一在于增加高考的选择性、促进良性竞争，通过更完整地建立起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循环体系，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需要以与普通高考在考试地位、考试结果等方面的等值同效为目标，为职教高考进行资源配置和布局。

首先，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基于本地区的生源结构、职业高等教育的资源布局和专业结构，合理设计职教高考的考试招生比例，尤其要进一步提升通过职教高考招生高校的层次和数量。目前，高层次职业教育仍以专科院校为主体，中职生通过分类考试能够升入的本科院校还比较有限。由于选择相对有限，分类考试对考生的吸引力有待提高。要加大高考招生计划的结构调整力度，鼓励和引导更多优质的应用型本科、职业教育本科等本科院校通过职教高考招生。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的职业本科院校和专业，使职教高考成为职业本科学校招生的主渠道。此外，要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引导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敦促本应是应用类的本科院校切实回归应用型高校的本质、加强其应用型内涵建设，增加对中职学生的招生比例和数量。

其次，职教高考的考试组织实施比普通高考更为复杂，需要在考试组织、经费投入、人力资源投入等方面维持与普通高考基本持平的水准。在职业教育由省级政府统筹管理的体制以及考试命题权由中央下放至省区市的现实情境下，各省市区应充分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周密部署，责成各省级招生委员会切实负责起本省职教高考的组织实施和过程管理。各省级招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应在现有的服务监督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和负责国家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的工作内容基础上，将相关组织和服务工作对标普通高考、向职教高考板块进行拓展和延伸。在委员聘任上，可考虑由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兼任主管职教高考业务板块的负责人，委员由教育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职业高等学校的负责人、企业行业代表等组成，统一领导和管理职教高考改革与发展工作。省级教育考试院作为各省教育考试的主要组织者和官方的专业考试机构，应切实通过加大资源整合、机构协调和人员配备等，为职教高考在考试大纲制定、试题命制、题库及命题团队建设、测试手段开发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展现应有作为。此外，各地还要加大对职教高考改革的专项经费投入，以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2.从谁应考、考什么、怎么考等关键问题入手做实制度安排

职教高考本质上是一项考试活动，最直观地涉及了谁应考、考什么、怎么考等现实问题。职教高考作为服务于职业教育类型特点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考试招生制度，在生源群体、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安排上要符合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考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效率性是高考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24]也是奠定职教高考的重要基石。要准确把握上述特征，从关键问题入手做好制度设计。

首先，对于职教高考谁应考的问题。职教高考的名称使用了“高考”二字为表述。“高考”的完整含义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是由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25]结合已有文献在谈及职教高考时的对象指代、构建目的以及 “高考”二字在现行高考中的完整含义，职教高考的考试对象应该由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组成。职教高考的应考主体是中职毕业生，但同时向普通高中毕业生等具有同等学力者敞开大门，这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特征。职教高考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生源群体，在考试组织过程中，各地要统筹考虑、综合设计，为不同的生源群体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考试入学方式。同时，要格外关注考试的公平性，要明确和严格执行不同群体的入学条件，确保不同群体在不同考试途径上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其次，对于职教高考考什么的问题。职教高考实行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考试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等国家政策从试题命制依据、考试科目内容、技能考核比例、技能考核形式等方面对考试作出了框架性规定。文化素质考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统一组织。职业技能测试分值不低于总分值的50%，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专业大类统一制定职业适应性测试标准、规定测试方式。对于文化素质考试，普通高中毕业生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中职毕业生的考试要由各省级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或在其批准和领导下授权优质相关单位组织。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尽快建立中职生学业水平测试制度，并将考试成绩 “一考多用”至职教高考的考试录取当中，以体现过程性评价。对于职业技能测试，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省级招委会或高职院校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中职毕业生参加省级招委会或高职院校组织的专业能力测试和技术技能测试；对于社会生源，需要严格审查其已经获得的学历资格，再由其自行选择参加针对中职毕业生或普通高中生的考试；对于以相关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免于相关专业职业技能考试的考生，要严格审查其所获奖项和证书与相关专业的对应程度。各地要依据上述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认真总结已有工作经验，充分借鉴国际国内的有益做法，进一步完善考试科目、内容、方式和录取办法，提高职教高考的考试科学性。

再次，对于职教高考怎么考的问题。文化素质考试以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等学科知识为考试内容和科目，在考试形式上可以依照普通教育选择纸笔测试，这也是目前教育考试中最通用、最成熟的考试形式。职业技能测试（包括职业适应性测试）作为职教高考的重中之重，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需要在考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和作出周密安排。一是加强命题研究，提高命题质量，确保依标命题。通过组建多元命题团队、建设题库等方式加强操作考试的命题研究。操作考试要明确考试范围、技能构成及标准、评价目标，考题设计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重点考核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选取典型工作任务及相应的职业能力，以工作任务完成度和职业素养的展现来考查学生的技能水平。鼓励产教融合型企业参与操作考试的考试大纲制定和考试题目设计。二是巩固考试实施环节的规范性。现场操作是目前多数地区选择的操作考试方式，各地要加大在标准化考场建立、考务人员聘评和培训以及操作考试的细则制定等方面的投入。操作考试细则应包括对考试场地、考试设备的要求，监考人员职责，考场规则，考生守则等。各地也可围绕技能特点尝试开发新的测试手段。例如，可应用信息化综合实训平台远程提交操作视频的方式来取代现场举行技能操作考试，但同时须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确保相关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

3.以试点先行、有序推进为原则，央地协同稳步推动改革落地

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涉及利益面众多、改革成本高、改革内容复杂，需要以试点先行、有序推进为原则，在东中西部选择若干省或地级市进行先行先试，总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央地协同发力，共同稳步推动改革事项落实落地。

首先，依托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率先开展职教高考改革试点，形成一批可推广复制的试点经验。实际上，高职分类考试演化至今，地区先行先试已经发挥出了良好的试点效应。单独招生、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技能高考等分类考试途径的原型来自上海、天津、湖北等省市的政策创新。2020 年开始，教育部陆续与山东、江西、甘肃以及江苏 “苏锡常”、浙江 “温台”、广东深圳、福建厦门等地提出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探索建立 ‘职教高考’ 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办法”被列为高地试点的重要探索内容。高地建设行动旨在通过整合省试点和城市试点，持续创新职业教育央地分权治理模式，丰富职业教育制度供给渠道，形成一批可推广复制的试点经验，并在之后把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制度化。

山东作为全国首个职教高地，在分类考试上已经率先作出突破，其在加大省内招生计划结构调整力度的做法已经被复制到了四川、甘肃等地。江西则在强化技能考试的命题研究支撑方面率先作出探索。2021 年12 月，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开展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测试考试资源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由省政府统筹省内各应用型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院校开展职教专业技能测试考试资源的建设试点工作。江西将探索包括虚拟仿真测试、模拟仿真测试、数字孪生测试、专业理论测试、真实环境测试、特定技能要求加试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测试的不同模式，根据农林牧渔大类、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等19 个专业大类特点，开发相应的考试大纲、考试标准、考试题库等考试资源，力争通过1—2 年取得阶段性成果、3—5 年时间取得系统性成果，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能够广泛应用于职教高考和职业教育专升本考试的技能测试标准和考试资源标准。

其次，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央地协同稳步推动改革落地。现阶段，职教高考的实施更多依靠中央规划和地方主责。中央政府给予了省级政府充分的统筹管理权和自由裁量权，国家政策多从总要求、总目标、总原则和实施进度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省级政府作为职教高考推进的关键角色，应从自身教育发展阶段出发，主动强化责任担当，以更细节性、更具操作性的措施将中央政策细化到具体的任务分工和工作进度中。省级政策是国家政策的 “配套政策”和 “实施细则”，多涉及操作层面。省级政策的制定水平不仅事关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地执行，更直接影响着本地区的改革效果。地方在制定本地区职教高考实施方案时最好采用 “确认+补充”的方式对没有明确执行主体的政策引导进行进一步明确，即先确认与国家政策要求保持一致，再对国家政策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够详细的地方加以补充列举，这样才符合好的教育政策要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标准。[26]国家也要与地方协同发力，共同解决体制机制的制约问题、打通政策的痛点堵点，体现出分工协作型的央地关系。未来，为了保障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以及为了统一、协调使用高等教育资源，下一阶段势必要建立起国家层面的职教高考制度，这也是职教高考能真正与普通高考等值同效的前提。因而，在一定时机后，国家要统一实施职教高考，使职教高考从地方性考试制度转变为国家考试制度。

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高考制度的历次改革都与国家的经济社会背景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于改革中不断走向完善是高考制度的生命力之体现。与时代同行，高考制度于70 年前在国家对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中应声而出；与时代同频共振，如今站在价值激荡与体制碰撞的十字路口之上，高考制度力求以改革创新来化解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化之困。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让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在改革和完善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