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学中劳动英模形象的创构

时间：2024-06-19

宋颖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所谓劳动英模，指的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①劳动英雄主要是生产运动的产物，是推行减租，奖励生产，组织起来，公私兼顾及其他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他们主要是生产好，并以生产影响和推动别人生产。基层一线农村的劳动英雄是“以私为主，兼公为辅”，而部队学校机关以及公营企业中的劳动英雄则是“以公为主，兼私为辅”，他们在生产动机和出发点上是不同的。模范工作者则主要是工作好，以其优良的革命品质、正确的思想作风真正为群众服务。见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45 年1 月13 日。随着延安英模表彰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广泛深入生活，了解群众，创作了大量以边区生产、劳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及其影响下的模范村、模范工厂、模范连队等成为延安文学②本文中的“延安文学”，指的是广义的延安文学，“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见林焕平《延安文学刍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 年第3 期。另外在时间节点上将延安文学的“上限主要设定在1936 年11 月，下限设定在1949 年7 月。”见袁盛勇《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 页。的重要表现对象。但劳动英模这一形象群体在以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笔者主要以延安文学中的劳动英模形象为研究对象，全面深入地探讨其思想艺术特点及价值、局限。

一、从普通人到理想化的英雄模范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蒋光慈、草明、谢冰莹等中国现代作家，主要把农民、工人及士兵等放在“普通人”的层面上看取，而且毫不讳言他们身上的精神痼疾和性格缺陷。到了抗战时期，从亭子间、象牙塔里来到解放区的作家们，在现实环境、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文艺方针政策的规约下，普遍“发现”了工农兵的力量和魅力。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为模范，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政权，劳动群众开始翻身做主人，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等下层劳动人民开始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不仅如此，边区政府还通过土地改革、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多项经济政策调动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尤其在1939 年开启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动员群众掀起了劳动竞赛，并多次评选和表彰劳动英模，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政治荣耀，还在群众中“发现”了吴满有、赵占魁等人，将其树立为劳动英雄的典型，激励更多劳动群众投入到生产中来。那些辛勤劳作、积极生产、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劳动群众获得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被授予“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称号，“在中国，这是有史以来的新事件。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2］“好的劳动者被选为英雄，比中状元还光荣。”［3］延安时期劳动群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的不断涌现，激发了一大批关注现实尤其是参加过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作家的创作情思。再加之文艺政策方面，毛泽东在文艺整风中倡导文艺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从于政治”，［4］866认为工人农民比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更干净，并且规约了文艺工作者对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书写态度——“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4］873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更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5］因此，对于艺术家而言，“工农兵”具有绝对的道德高度和正确性，文艺对于“工农兵”必然是歌颂的关系。［6］49同时也说明了“工农兵”不可以再被当作“普通人”对待，他们应作为先进代表和英雄人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延安文学中的英雄谱系主要包括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不同于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主要作为“模范”被讴歌，他们被强调的不是英雄的神奇和独异，而是指向道德和现实层面，他们一般具有可模仿性和革命基本品质相似性，能为世人提供一种学习的标准和榜样。延安文学中的劳动英模形象大都脱胎于现实生活，他们代表边区“最先进”的劳动人民，主要来自于农业、工业和部队等行业、部门，就其出身而言，有移民、难民、雇工、工人、军人等，如艾青的叙事诗《吴满有》中逃难来到延安的移民吴满有，师田手的小说《活跃在前列》中的某团团长陈宗尧，荒草的歌剧《烧炭英雄张德胜》中的战士张德胜，马烽的小说《张初元的故事》中佣工出身的张初元，赵树理的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中“劳武结合”的庞如林，杨朔的小说《模范班》中的某班副班长张治国，柯蓝的小说《红旗呼啦啦飘》中的青年农民刘黑三，欧阳山的小说《高干大》中的高生亮，草明的小说《原动力》中的老一辈优秀工人孙怀德等。他们吃苦耐劳、勤于生产，思想先进、政治觉悟高，而且团结群众、乐于助人，思想性格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理想化倾向。“他们是解放了的人，他们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他们不但自己本身有高度的劳动的自觉性，而且能领导其他群众也跟着他们一样地积极劳动。他们不是旧型的、狭隘的个人英雄，而是能够带领全村全乡的人共同前进的集体英雄。”［2］

延安文学中理想化的劳动英模形象，是知识分子对于劳动人民的美好想象，也是延安文艺工作者配合文艺整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转变立场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体现，契合了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需求，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宣传和生产动员作用。被歌颂的鲜少带有国民劣根性的劳动英模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延安文学对工农兵形象塑造的新开拓，但除了《红旗呼啦啦飘》中的刘黑三、《高干大》中的高生亮和《原动力》中的孙怀德等以外，其他劳动英模形象大都思想性格相对单一，缺少人物精神层面的丰富性，政治色彩浓烈但个性薄弱，呈现出扁平化的倾向，总体水准不高，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对延安文学艺术上的制约。

二、别开生面的妇女劳动英模形象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将女性桎梏在家务劳动中，社会劳动为男性专属，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而“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7］延安时期中共在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上非常重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把妇女参加生产，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和基础，［8］还采取了许多鼓励妇女参与生产的特别措施，如评选妇女“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多少年来被人们所轻视的妇女竟成为英雄，这巨大的变化令人兴奋，整个边区为之轰动。［9］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陕甘宁边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了大批妇女劳动英模，①如以马杏儿、郭凤英为代表的农业劳动英雄;以黑玉祥、刘桂英、张芝兰为代表的纺织英雄;以刘金英为代表的抗属劳动英雄;以陈敏、柳辉明为代表的部队家属劳动英雄;以李凤莲为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等。见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第80 页。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也产生了诸如孟祥英、戎冠秀、王秀鸾、荣林娘等普通劳动者出身的妇女劳动英模。作为史无前例的受到社会尊崇的劳动新女性，她们很少出现在延安女作家笔下，而是更多地进入了男作家的创作视野。赵树理、李根红、刘艺亭、傅铎等人在观照现实和响应中共文艺政策的基础上，运用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创构了诸多妇女劳动英模形象，她们普遍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好劳动、勤生产”成为妇女劳动英模形象的核心性格特征。她们的“好劳动”主要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家务劳动和通常意义的“勤劳”美德，而更多是生产劳动和政治意义上的热爱集体劳动。列宁说过:“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10］妇女劳动英模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像男性一样，通过参与生产劳动获得了个体尊严和主体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蜕变。如小说《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在组织妇女采野菜、割百草成功度过灾荒后，其妇女干部的身份才经过实践的转化，得到了众人的认可;［11］歌剧《王秀鸾》中的王秀鸾清醒地认识到“不参加生产男人瞧不起，家庭地位不能平”［12］;小说《传家宝》中的金桂“在广阔领域里的繁重的劳动互助，改变了女人所因袭的一切传统观念”［13］。另外，小说《李彦凤的故事》中的李彦凤、叙事诗《滏阳河的女儿》中的荣林娘、秧歌剧《一朵红花》中的胡二嫂等都是通过参加社会生产劳动、集体劳动而获得解放与自主性的妇女典范。这些在生产劳动方面“向男人看齐”的妇女英模，在以男性为中心开展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运动中，逐渐具备了和英雄一样的崇高理想、高度的责任感、坚忍不屈的精神以及顾全大局、不怕苦累、热爱劳动的品格。“劳动光荣”和妇女解放在延安时期更多地取得了利益上的一致，妇女劳动英模通过生产劳动完成了自我的重构和价值的实现，切实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还获得了社会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真正从“家庭人”变为“社会人”，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尊重。

其次，男作家笔下的妇女劳动英模多为已婚女性，她们大多身兼妻子、媳妇的角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既有冲突反抗的一面，同时又与父权制家庭伦理形成某种协商关系。一方面，妇女劳动英模因为参加生产劳动而翻身，其价值观也发生很大变化，家庭不再是她们的人生归宿，反而往往成为她们追求解放和进步的障碍与束缚，如《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和《传家宝》中的金桂，都在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劳动的过程中遭到了守旧婆婆的否定与反对。另一方面，成为劳动英模的新女性并没有对影响自身进步的父权制家长采取激烈、决绝的抗争态度，她们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走向决裂，而是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趋于缓和，如《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和婆婆，《传家宝》中金桂与婆婆，《王秀鸾》中王秀鸾和婆婆等。这与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对中共妇女政策的认同和宣传息息相关。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强调:“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14］也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必须以保证“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15］为前提，妇女地位的提高不得破坏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16］

此外，男作家笔下的个别妇女劳动英模在外貌、行为、价值观等方面开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女性化”或者“男性化”的倾向，她们自觉以男性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消褪了自身的女性色彩和性别意识。如《李彦凤的故事》中被选为县劳动模范的李彦凤，不仅比男人还精通农活，而且从身形装扮到行为举止毫无女性气息。延安文学中初露的这种女性异化的倾向，在20 世纪50—70 年代的劳动叙事文学中愈发鲜明，劳动女性最终彻底丧失了女性特质，变为男性的翻版，成为“雄强”的化身和代名词，在异化之路上渐行渐远。

总体来看，延安男作家对于妇女劳动英模的叙述，主要采用第三人称的外部视点，将叙事聚焦在妇女劳动英模所处的外在环境，尤其是促进妇女解放的外部因素，如生产渡荒、互助合作、共产党及男性干部的指引/拯救等，却极少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社会解放作注脚。“解放区的妇女解放与五四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社会价值。”［17］男作家笔下所歌颂的像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响应政府号召，融入集体劳动洪流且被表彰的妇女劳动英模，体现了边区政府对妇女在生产中重要作用的肯定，有利于妇女通过经济独立和社会认同提升自身地位，走向解放之路。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延安男作家对妇女劳动英模的叙写，多是将女性解放裹挟在阶级、革命与政治之中，虽然妇女劳动英模通过生产劳动而翻身，但她们的主体诉求和性别意识尚不明晰，女性的性别解放淹没于作家的政治观念和男性主体意识之中。

三、“成长”模式以及“相结合”模式

“真人真事”创作是整风后延安文坛上的常见现象，也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文艺工作者“写的真人真事大半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他们本身就是新社会中的典型，就带有教育的意义”。［18］延安文艺工作者主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摹写”而成的以及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劳动英模形象，在叙事结构方面普遍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主要遵循两种叙事模式:“成长”模式与“相结合”模式。

延安文学中劳动英模的“成长”模式在情节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受难—拯救—劳动新生”。作者着力表现劳动者在旧社会的辛劳、穷苦以及翻身后在新制度下的喜悦与新生，尤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旧时代劳动者的卑微、劳动意义的虚无以及新时代劳动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并把劳动英模的“成长”首先归因于外部力量。如《吴满有》《戎冠秀》《张初元的故事》《原动力》等文本中拯救劳动英模的外部力量，主要指向革命或政治力量，有八路军、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民主政权、男性干部及妇女工作者等，他们是劳动英模“翻身把歌唱”的缔造者和解放神话得以完成的领路人。其次才是他们的主体因素，如劳动的热忱和集体主义精神等。这样叙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证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义性，“权力要想成为权威——要使自己合法化、合理化，主要看它对所辖集团的福利所做出的贡献……更普遍地说，可以认为，权力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必须维持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状态……权威的合理性，则依其对负有责任的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定。”［19］正是新生的革命和政治力量打倒或削弱了压迫劳动者的敌对势力，帮助劳动者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使之具有了主人翁精神，迸发出强大的劳动热情，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局面。

除了个体英雄的“成长”模式外，延安文学对劳动英模的叙写，还有个体英雄和集体模范“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小说《模范班》《“四斤半”》，话剧《红旗歌》，歌舞剧《烧炭英雄张德胜》等均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相结合”叙事模式的情节结构可概括为:出现分歧—团结后进—共创先进。故事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先进如何感化落后，个体英模如何带动平庸集体，［6］247故事的开始往往是先进个体与落后人物之间因劳动态度、责任感、荣誉感等不同而产生矛盾、分歧，之后先进人物知难而上，通过自身完美的道德人格示范和对落后者耐心的说服教育，影响、改造了落后人物，最终英模人物被所有人认可并奉为表率，而英模人物与普通工农兵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消失，群体成员团结一致，共同迈向集体模范之路。如展现部队生活的《模范班》描写了军中劳动英雄张治国和其创造的模范集体，最后团部颁发了两面新的锦旗，一面上写着“模范班”，另一面属于张治国个人，写着“培养英雄的英雄”，这暗示了模范人物在道德上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从一个人可以变成一个班，从一个班还可以变成一个排……［6］247另外，工人先进分子和先进集体也在延安文学中开始出现，如以描写纱厂的劳动竞赛为背景，先进工人改造落后工人，最终集体赢得流动红旗的《红旗歌》。“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主题内容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仅推崇英雄主义，更着力凸显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它没有将个体英雄与集体英雄、先进者与落后者、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注重它们之间的结合或转化，“强调个人模范与集体模范相结合，先进的帮助落后的，英雄带动大家，这才是真正新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20］这也正是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现实的迫切需要和极力弘扬的伦理准则。

延安文学塑造劳动英模形象的两种典型的叙事策略，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彰显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民主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伦理正义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劳动群众思想领域的“去蔽”，打碎他们旧的劳动、英雄和私有观念，配合历史和政治运动中的生产动员、土地改革、接收工厂等革命举措，“‘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21］同时在艺术上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基本范式。

延安文学中劳动英模形象的创构，是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响应中共号召，进行意识形态生产和建构的重要体现。意识形态的诉求与通俗化的文艺形式相结合，劳动英模形象使人民群众在审美狂欢中转变劳动、英雄和私有观念等，实现对新政治、新政权和新文化的认同，并激发出他们改造社会历史现实的精神伟力。但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也使劳动英模形象的塑造出现了某些艺术轨道上的偏离，如形象的扁平化、类型化、叙事情节的模式化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期望借助劳动来构建理想的乌托邦，劳动在社会和文学中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学世界里，高大全式的扁平化的劳动英模形象频现于作家笔端，如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等;劳动女性也愈发呈现出“雄强化”的倾向，如柳青的《创业史》中的徐改霞，王汶石的《黑凤》中的黑凤等。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人们对于劳动的热情锐减，劳动失去了原本的价值中心地位。“劳动人民”这个曾经无上光荣的称号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心转移，而逐渐缩减为“底层”的代名词。［22］现如今，劳动时代已然远去，文学中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也愈发微弱，“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力与美逐渐从小说视域中淡出，文学家们很少再去直接表现劳动的主体，也不愿意花费笔墨去描写劳动的场景、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技能”，“文学题材越来越‘小’，体力劳动渐行渐‘远’”。［23］而回溯延安文学中劳动英模形象的塑造，可以窥见延安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十七年文学”的密切关联，也可为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1］陈瑞云.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建设［J］.史学月刊，1982(6):51.

［2］《解放日报》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N］.解放日报，1943-04-08.

［3］艾思奇.劳动也是整风［N］.解放日报，1944-02-19.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N］.解放日报，1944-04-08.

［6］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

［8］秦燕.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理论与实践［J］.人文杂志，1992(3):76.

［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514.

［10］〔苏〕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2.

［11］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17.

［12］傅铎.王秀鸾［M］.艾实惕，等，作曲.延安:新华书店，1949: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