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传统与悼念青春的孤本书写——评房伟长篇小说《英雄时代》

王金胜 段晓琳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当下文坛，房伟具有批评家、诗人、小说家的多重身份。他以其锐利、劲健、思辨和突出的问题意识，成为很有特色的“70后”文学批评家。相比之下，在《英雄时代》出版之后，作为小说家的房伟，也开始建构起一个清晰的个性化文学形象。《英雄时代》是一部在戏谑与油滑中，饱含真情地反思传统与悼念青春的“孤本小说”。弥漫于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是一种解不开的青春情怀与抹不去的英雄情结。小说读来，朴实中有奇崛，读后细细回味，却满心苍凉。

一 反思传统与文化批判

《英雄时代》首先吸引读者的，恐怕是故事中套故事、双线齐头并进的交叉/对比叙事模式。小说在肉联厂的快意恩仇里，穿插着一个武松和潘金莲的传奇故事，前者是充斥着肉腥气的庸常现实，后者是满含感伤情怀的英雄幻想。两个故事在主题上是一致的，在精神气质上也具内在贯通性，英雄武松与侠女金莲，既是建民与王梅的情感寄托与理想化身，又是建民与王梅的庸常现实在浪漫想象中的映照，有时《打虎记》的情节进展则更像是建民与王梅的情绪与情怀的惯性延伸。另外，两个文本在叙事上都带有传奇与荒诞的色彩，更重要的是，两个文本都是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思考自由、青春、激情与梦想，在荒诞又真实的体验里去缅怀曾经的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以审美的方式质疑着人们对俗常世界及其历史—文化逻辑的认同:“我固执地认为，有关自由、青春、激情和梦想，一定要以对文化传统的批判为基础。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不好，而是这些传统在接受的过程中，总存在着被简化为道德符号的危险，而成为‘瞒和骗’的伎俩、‘借尸还魂’的工具。我们对传统的选择，不应是捍卫，而是要以‘当下’作为检验。对中国传统中高蹈流走的风致，自由奔放的精神世界，自当向往之、推崇之。”[1]作者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缅怀着那个久已逝去的英雄时代。一方面，小说追溯历史，对文学发达、风采天下、繁华无比的宋王朝进行了深情的追忆与缅怀，通过重构大宋灿烂辉煌的文化场景，呼唤着理想的强大的文化和文明，并从中求得文化再造的伟力。这一部分寄寓着作者的理想、青春、希望和热情，呈现出一个充实饱满、热情真诚、激情充沛的作者形象。但作者最终的目的并非在此，他所要做的是从历史和现实的隐蔽联系中寻找真实的恶性遗传因子，将现实生活与大宋王朝故事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参照、印证，作为我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空间的精神事实的镜像，由此引发人们对现实的重新反思。

《英雄时代》隐含着诸多文化母题。首先，看客/庸众意象。在《英雄时代》中，出现了三次大的看客场景:虎肆看客、武松决战西门庆时的看客和金莲之死时的看客。

一只落寞而又孤独的瘦虎因落难于虎肆，成为各色无聊看客的消遣。在这一场看客的表演里，庸众的无聊、鄙俗与矫情跃然纸上。对那些无聊看客来说，“看”这样一只皮毛像破地毯一样的瘦虎本身是无聊的。那么如何才能让“看”变得有聊呢?那便是矫情。通过矫情地夸张、矫情地表演，看客在看虎与表演看虎间获得精神的自娱和对自身的肯定。没有人真正关心这只瘦虎，更没人关注过它的尊严与灵魂。孤独而落寞的王者，变成了被咀嚼在看客口中的渣滓。只有与它一样落寞而又无路可走的边缘人——武松，才可以靠近它，理解它，看到它内心的尊严与力量的强大。也只有这虎与武松才真正明白这些看客的“无聊”与“矫情”，“浅薄”与“鄙俗”。

看客/庸众的胃口是永难满足的，这一点在武松决战西门庆时得到了极致的体现。这场本来四个回合就可以了结的打擂，却因为看客的不满硬生生地拖了十个回合。为了满足看客鉴赏暴力之需，武松先后把西门大官人打倒了十次却不杀他。后者每摔倒一次，大家都会发出一阵或大或小的哄笑，一些同情弱小的妇女们还自告奋勇地给西门庆送水、擦汗，鼓励他继续上阵。最后，西门庆不堪众辱，一头撞上枪头，用喷涌的鲜血结束了这场冗长的决斗。但如此死法，不仅不能得到阳谷县民的谅解，反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样自己送死算是嘛玩意儿呀!”这一段关于看客的描写，庶几近乎阿Q之赴刑场。无聊与麻木，不满与抱怨，“哄笑”与“同情”，是看客们麻木、残酷和对生命的冷漠的见证。

与武松不同，风尘侠女潘金莲以自己的特立独行、泼辣任性，挑战、耍弄了这帮无聊鄙俗的看客/庸众。正如鲁迅《复仇》里持刀对立于旷野的裸体男女，她总是不愿给那些无聊的看客以痛快——无论是“拥抱”抑或“杀戮”。在罗生门般的金莲之死中，她的每一种死法，都没给那些焦渴的看客们以满足。庸众们盼望她在受尽折磨后问斩，可她偏偏等不得秋后，就先收拾干净了自己，拿裤腰带裸体上吊了;庸众们盼望她在骑木驴的时候经受百般折磨，痛不欲生，可她偏偏就挣扎了一下，就大出血而死，让庸众们看了个不过瘾;庸众们盼望着她能从狮子楼上一跃而下，摔成肉饼与血浆，可她偏偏穿上飞行器，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大鸟飞走，把一群人晾在擂台前发傻。无聊的庸众被给予了无聊，这是对无聊庸众的最大的嘲弄与报复。

其次，阿Q精神与国民劣根性。《英雄时代》中最阿Q的莫过于武大。在西门庆狂热追求潘金莲，全阳谷县都知道武大要戴绿帽子时，武大却以诡异的逻辑安慰自己:“武大是个有理性的人，金莲只和他上过一次床，原来是弟弟的相好，要说戴绿帽子，那也只能是他先给弟弟戴绿帽子，西门庆再给他戴绿帽子，自己也并不吃亏。”但与阿Q相比，小说中的武大更为聪明和狡黠。他不但擅长自欺，也擅长制造舆论。他像一个喜剧版祥林嫂，向那些中老年妇女诉苦，用深情款款而又苦大仇深的语气作开场白:“这些年的事情，不说也罢……”于是武大开始了为自己的辩护，俨然他是一个有涵养有道德，却驯妻不成反受尽委屈的典型好男人。但庸众们更关心的是他与金莲的房事，于是武大便聪明地忸怩着红着脸说:“你坏!老问人家的隐私。”于是妇女们欢笑了，“街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无聊的庸众碰上同样无聊而又甘为笑柄的诉主，那剩下的就只有“快活的空气”了。武大可谓小说中最为粗鄙的人物。他既是可以和老寡妇泄泄火的猥琐小市民，又是不愿独自赡养老人的小心眼;他既是不会发火只会发牢骚的娘娘腔，又是用大烟壳子水做炊饼的无良小贩;他既是偷窥金莲的龌龊奸尸犯，又是爱贪便宜、仗势欺人的无耻之徒，还是利用武松之名发横财的奸商。就是这样一个无耻自私的侏儒，在潘金莲裸体双刀大战西门庆时，不仅不敢跟欺负自己妻子的西门庆叫板，却指责孤立无援的金莲为“淫妇”，俨然一个道德卫士与中华大丈夫。此外，小说直指中国文化与千百年来国民性的积习之处颇多。比如，大宋朝也有爱“揩油”的路士，有喜欢“瞒和骗”的梁山泊，有“爱面子”的大宋皇帝。

再次，伪道德与假正经。肉联厂的王梅与《打虎记》的金莲，都曾遭遇过道德舆论里的“被空气化”与“臭带鱼”效应。庸众是很聪明的，庸众的道德更加聪明，他们不能直接伤害你，却可以突然“糊涂”起来，装聋作哑，装腔作势。中国的道德往往呈现为一种社会舆论而非信仰而存在。它不能阻止一个人做坏事，也不能促进一个人做好事，但它能改变一个人做事的环境。就连妓女也成了高尚的道德卫士。小说中的张大户自称是传统理学的信徒，却以用理学把辣妹们改造成温顺的大嫂为己任，是个“具有守成主义思想的文化卫士”。他沉醉在这一道德拯救的幻觉中，甚至想立即写信给汴梁的理学大师们，向他们介绍心得体会。张大户可以看作是中国伪道德家的典型代表，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道德模样的假模假式，一旦过头就成了矫情。比如王梅，口中谈着堕落，手上却又装模作样地扶了扶副厂长送她的钻石耳钉。来肉联厂视察的省领导，个个假模假式的正经体面，酒席上却是荤段子不断，手底下不安生。就连武松当上都头之后，也变得有些假模假式了，平时叫金莲“小阿莲”，现在叫人家“大嫂”，还故意为了避嫌去送花石纲。最可笑的是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烧杀抢掠，活活淹死十万宋兵与五百梁山义军，让战斗变成了屠杀。

二 反抗“被安置”与英雄存在的可能

当现实以庞大而坚固的异己面目和敌对力量出现时，个体自我的微不足道感便油然而生。在这种现实、环境、氛围中，个人无法摆脱那种强烈的“被安置感”。尽管小说只是在最后一章里提出了关于“安置”的人生命题，但无可否认的是整个文本都在表达着强烈的“被安置”的生存/生命状态，以及作家对“被安置”命运的抵抗。

王小波曾说:“对生活作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2]129“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2]131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认知系统里，武松被安置了“打虎英雄”称号，活在众人的膜拜里;金莲被安置成了“淫妇”，活在历史的骂名里。处于现实生活和权力关系中的人，总难以摆脱“被安置”的命运。王小波之所以一直怀念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不也是因为在40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人迟早是要被安置的，不同的是，有的人被安置了就忘了是被安置的，“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2]131而另外有些人，却怀有清醒的记忆，发出痛苦的呻吟。武松是不是英雄?放眼中国历史，英雄大多为用刀剑杀人者，用道德杀人者，用仁义杀人者，杀男人，杀女人，杀潘巧云、杀阎婆惜、杀潘金莲。但房伟的武松不是这样的英雄，这个武松有异族血统。他喜欢发明，他可以裸奔，可以呼啸心中的躁动。作为梁山好汉，他不粗野，甚至有些郁达夫式的文人感伤气质，论其性情，也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强悍。这个武松更像是个行走在路上的边缘英雄。他想习文，却被汴梁的附庸风雅倒了胃口;他卖牛杂，却不会搔首弄姿地“叫先”;他想进禁军，却被高衙内的泼皮朋友顶了名;他进了柴府，却因为没有后台推荐而只混了个三级武师;他斗杀了西门庆，却落得个刺配沧州;他上了梁山，却最终成了招人恨的“欠揍派”，为各大集团所不容;最后又在梁山一个欢庆胜利的晚上，他神秘地失踪了，他的去向就像潘金莲一样成了“罗生门”。武松似乎总在碰壁，总面临无路可走的人生困境。他与虎肆中的猛虎，像一对同病相怜的老友，一样的遍体鳞伤，一样的苦闷彷徨。这英雄武松，正如作者所说:“不是以道德杀人的黑社会分子”，也不是“打手”与“大哥”，而是“一个浪漫多情的武林高手，一个善良而不走运的民间英雄，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个人主义英雄，一个不甘束缚、不相信谎言的人格高贵的骑士，一个向往自由与冒险的行吟诗人”。

房伟的金莲，也一反传统道德的“淫妇”设置。她敢爱敢恨又重情重义，率直坦荡又独立特行。她是个风姿绰约且身手不凡的侠女、英雄。她有传奇般的经历。在幼年坎坷遭遇之后，她成了名震京师的女扑手。遇到武松之后，她陷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若不是因为重情义，也不会落入张大户的手中。可金莲毕竟是金莲，她就是不给张大户痛快，也不给武大痛快，她开豆腐店，实现了经济独立。武松归来，她不是投怀落泪，却只将鸳鸯刀劈头而来，不言不语，却胜千言万语。当“打虎英雄”武松当了都头也有点“假模假式”之后，她又气又恨。面对着西门庆的处心积虑，金莲并没有半推半就，而是双刀战双刀来了个裸体对决。她踢残了王婆，又状告西门庆杀人，却成了道德舆论的牺牲品。在武松斗杀西门庆时，金莲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恰恰拒绝“被安置”的武松金莲，才是有着真性情的真人，他们身上有着理想的人性与理想的性格。

在小说的现实叙事部分，这种对“被安置”命运的抵抗，写得更触目惊心。刘建民，一个热爱文学的工科大学生，被安置到冷硬、机械、充满血腥的屠宰车间，从事与自己所学和兴趣毫不相干的工作。理想、激情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放逐。王梅，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一个漂亮雅致，自视甚高，遗世独立的林黛玉式的女子，也不得不整日面对鲜血淋漓、皮肉飞溅的残酷现实。为摆脱“一地猪毛”的工作，她屈从于权力的淫威，委身于副厂长。不仅是他们，疯疯癫癫的“至尊宝”、怀才不遇立志考北大研究生的老崔、“公共汽车”二妞、风骚辣妹徐姐，同样无法逃脱“被安置”的困境。

在与中国底层现实的切身搏斗中，房伟切肤地感受和认识到这种生存/文化现实的影响和牵制力量。正统文化观念的巨大惰性力量，无孔不入的权力控制，无所不在的利益交换，随处可见的勾心斗角，构成了环环相扣的现实锁链，一种难以挣脱、更难变更的强大现实力量。主体与外在的现实客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青春、激情、诗性、浪漫、理想统统遭到了无情嘲讽和残酷打击。面对这种现实，刘建民或在冥想和幻化的世界中得到解脱，或通过玩世不恭的言行得以宣泄，或通过小说写作释放自由奔放的生命……他始终未屈膝于副厂长和严书记的权威，始终有对自身命运和尊严的掌握。他恪守着自己的生命原则和信念。但最终王梅成了自暴自弃的妇人，刘建民离开工厂做了个体屠宰户，起早贪黑地忙活，向工商税务部门小头头行贿。就连那本承载青春记忆的《打虎记》也被烧成了一团黑色的灰烬。

“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大多是文化上的异端。”[3]真正的文学是一种对抗性的实践。它要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空间说不，要反抗社会禁忌和一切不人道的异己力量，无论它是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是市场、利润、商业意识形态，还是当下风行的身体、欲望、日常意识形态。唯有反抗总体性话语，文学才能获得自身生长的力量，才能突破自身被异己力量同化的命运，并最终获得自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存在的合法性。对现实的怀疑、介入和批判，是衡量一位作家文学素养和文学抱负的基本尺度。在略萨看来，“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4]当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我们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原则的情势下，将自我从日常化写作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还给他广阔的精神视野和责任伦理的承担，是何等的必要。

《英雄时代》就彰显了这样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力量。房伟小说在对自我及其价值、归宿的审视和寻找及其表达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房伟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审视，既非外在于自我，从外部现实中寻得自身价值的皈依，也非仅从个体得失的角度来权衡。他是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的纠缠、交错中，在个体与历史、文化的深刻联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和价值的。这其中有质疑，有悲叹，有思考，有孤寂，有冷嘲热讽，有游戏幻化，有现实与人心的阴暗，也有生命的沉潜与跃动，有痛苦的绝叫，也有诗意和想象力的飞扬。

从深层看，小说这种混杂的叙事风格关联1990年代以来知识精英启蒙理想的困境，其症候之一便是“英雄”的末路穷途。1980年代，在“新启蒙”浪潮的冲击下，革命文艺“英雄”形象轰然倒塌。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对“英雄”祛神圣化的人性化演绎后，1980年代中期开始，颠覆“英雄”神话与解构“史诗”成为文学叙事的主潮之一。作家们纷纷从民族、国家、人民、阶级立场回撤到私人立场，宏大叙事分解为“小叙事”，崇高、庄重的叙事风格就此瓦解。1990年代，现代性时间观彻底被后现代性空间观取代。失去了由总体性统摄的现代性/时间，“英雄”也就失去了生长和存在的可能。由此，由个体生命意志对抗群体权力而产生的强烈悲剧意识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卑微的个体，日常还原，零度写作，是自由意志的消歇、反讽策略的兴起，是“人”的解构。需要指出的是，房伟的生活和阅读阅历，使他既难以完全认同1990年代以来的犬儒化叙事，也难以完全接受鲁迅那样韧性决绝的启蒙精英话语。在一个“准个体”时代，1980年代那种穿越历史时空和一切文化藩篱的“英雄”，就像印家厚们一样，不会是房伟寄托情志的对象。经历了现实无情的抽打和磨难，他不愿跪伏于磨难与挫败之下，做一个浑噩唯诺度日的人，但也难以做一个彻底与悲剧性人生做决斗的人。在“小人物”、“顺民”和“异见者”、“英雄”之间，他在探讨第三种可能，于是就有了刘建民这样将顽童的游戏心态、青春的热烈激情、多愁善感的忧郁情结、中年的沧桑孤独融为一体的形象，有了这样一个想象力飞扬、世俗粗鄙而充满活力的小说世界。《英雄时代》最动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一种存在于英雄与凡俗、崇高与世俗、游戏与庄重之间的张力。

作家是从自我与外在的现实与人生的关联中，以质疑/否定外部现实和人生的形式，执着于诗意/希望的找寻。小说中充满了对庸常现实与人生的呈现——灰色的生活，物质的渴望，欲望的景观，尤其是在刘建民、王梅“反成长”的成长故事中更让我们看到了心灵的隔膜、灵魂的破败和生命的衰朽。这本是一种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最常见的叙事经验之一，但房伟在讲述这一些故事时，是怀着一颗温暖的、诗意的心——它曾被视为软弱的、无力的，甚至是过时的。但恰是这样的“心”才最有力量。这颗“心”有沉重的体验、绝大的悲哀，有着属于作家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境遇。作家通过这颗“心”建构了他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生命内觉的被触发，诞生了《英雄时代》的奇幻景观。

三 坚硬的现实与强劲的想像

在价值荒芜的时代，曾经热血充盈的青春之躯，在现实日复一日的践踏蹂躏下日益剥落销蚀。灵魂也渐趋粗糙、荒凉、冷硬而孤寂。但富有血性和激情的心灵，也在顽强地向诗意最深处掘进。如果说，反思传统与文化批判的部分集中体现在《打虎记》里，那么《英雄时代》里关于肉联厂的主线叙述则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青春记忆，那是一种带着点意识流的，带着点肉腥气的，阳光灿烂的记忆，又是一种抹不去的，怅惘的，带着血和泪的青春情怀。青春，总是承受着躁动的迷惘与灼人的痛楚。《打虎记》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写了武松情欲的躁动与爱情的萌发。当他在那个烦躁多雨的夏天，忧郁地感慨“他很怕失去金莲，因为他把握不住金莲，正如他把握不住那个多变的夏天”时，当金莲与武松在冬至那天夜里，爬上古槐盟誓后，金莲凝望着宇宙苍穹，想“那些不是星星，而是雪的眼泪，是女人梳头时散落的新罗玉珠，是漫天被冻结的五颜六色的山盟海誓时最美丽的语言”时，记忆中那最深处的温柔与感伤被无意间触动，激荡起曾经的青春年代里碧色的涟漪。但当青春梦醒时，激情变作沧桑，自由不过是短暂的自欺欺人，现实仍旧是庸常的琐碎与平凡。刘建民与王梅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为了生存也选择了他们曾经不以为然的手段。

尽管青春的记忆里总有苍凉的底子，可到底还是怀着英雄幻想去追求自由、激情与梦想。青春的喜与狂、伤与痛，都在最灼人的痛感里，如此真切地证明“活着”的真实。在《英雄时代》这部看似游戏的小说里，在油滑与戏谑之下，是作者悼念青春的全部真情。这种激情在小说结尾处的“老虎”意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许，这世上本就没什么英雄，在我甜美的梦中，武松逃离了纪律森严的城堡，正像一只强壮的老虎，奔向那无限广阔、无限美丽的森林原野。武松要去找他心爱的女人金莲，他永远在快乐地奔走，他永远在路上。”

关于青春的记忆和叙述，需要的是一种奇谲瑰丽的想象和精准的语言。惟此，才能使最难以传达的最真实的青春体验穷形尽相。相对于主题、内容而言，小说中奇谲的想象与精准的言说所带来的直接阅读快感，让人有更深切和久远的体验。小说一开篇即借助想象对食品厂进行了神采飞扬的颇具油画风的皴染，肮脏淋漓的工厂在“我”的想象中成为了“庄严、肃穆，充满了神秘的气息”的中世纪欧洲城堡。运送活猪活牛的车“都是些英俊的高头大马，神情高傲突兀，披着厚厚的黑色马甲，只露出两个马眼看清楚敌人和前方的路”。而作为肉食加工车间工人的“我”则化身为“欢送他们的号手，为他们吹响满怀信心的出征号角”。当骑士们满载牛羊和女人而归时，“我满怀崇敬地守在城堡门口，双手举向天空，向勇敢的骑士们欢呼，并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他们。”于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城堡中，在浪漫瑰丽的骑士传奇里，一场场青春的快意恩仇上演了。不管是屠宰厂里的大起大落，还是“燕麦小子”的浪漫幻想，不管是武松金莲的爱情新写，还是梁山故事的现代重构，作者在现实与想象的交叉叙事中，飞扬着叛逆与反思的翅膀。

除此之外，作者的想象力还在屠宰厂里的快意恩仇与武松金莲的历史传奇中多有体现。这些部分往往写得潇洒自信而又有着恢宏瑰丽的气度，有着鲁迅所极度赞赏的唐传奇之风。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有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5]鲁迅所激赏的，正是唐传奇的“文采与意想”和“想象”，这正是它与其他以道德劝诫为目的的小说的不同。且不提老乡与工人们械斗的跌宕起伏，也不提二妞事件里“猪战群雄”的大气精彩，且不说“翡翠绿青蛙”事件的诙谐讽刺，也不说武松与史进“茅厕面条战”的幽默犀利，单单是“金莲裸体大战西门庆”这一节，其壮观程度，惟金莲双刀战武松与武松斗杀西门庆可与媲美。关于金莲之死先后有四种说法，且一种比一种生动传奇。先是说金莲被挑断了手脚筋入了女牢，判了斩立决，在当了“小凳子”与被“盐水灌肠”的折磨后，未等及秋后问斩，就脱尽污秽，干净体面地全裸自缢身亡;第二种说法是金莲因是“淫妇”而被当街骑木驴大出血而亡;第三种说是金莲在与官兵的包围战中，被砍四十多刀，成了肉酱，后随大雨冲走化作了春泥;第四种则更加传奇，说金莲穿了武松发明的飞行器，“化作大鸟”高飞不见。在这里，“文采与意想”，“想象”构成了小说的本体质素，被放在了叙事作品的价值高端，成为作家展现文学追求和人生理想的重要方式，是文学对抗庸常现实的重要方式，充满了智慧的快乐和创造的喜悦。

与这奇谲瑰丽的房式想象相一致的，便是独具特色的房式语言。在《英雄时代》中，作家展现出了他令人惊叹的语言驾驭能力，精确而形象，生动而犀利。只有对生活的质感有着最敏感的体验与捕捉的人，才会流淌出如此具有艺术个性的语言。在这里，姑且将《英雄时代》最具有房氏个性气质的语言，称之为“屠式语言”。这是一个发生在屠宰厂里的“英雄故事”，于是小说叙事也采取了屠户式的视角与叙述语言。有些词句相当精彩。比如“我蹲的姿势很古怪，几乎就要坐到地上了，屁股和地面的距离就差横放一条小火腿肠的宽度。”(第3页)①本文正文中标注页码均见房伟:《英雄时代》，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王梅则‘砰’一声倒下，像一袋子猪肉倒在了案板上，很快发出粗重的鼾声。”(第6页)“(严书记)他一直闲得发慌，本就肥胖的身体日益丰满，陷在宽大的藤椅里，活像绞肉机卡住了半吨猪肉。”(第38页)“这些风宪官就像六个月的小公猪一样无法无天。”(第68页)“那个‘微笑’就会像猪尿泡一样迅速发酵、膨胀，直到最后在空中撑破，发出一连串低沉而羞涩的声音，好像一把杀猪刀砍在了猪的大腿骨上。”(第116页)这些语言，在房伟的笔下流出，是这样的自然，在屠宰厂的英雄传奇里又是多么的和谐。这样的在屠户视角下流淌出来的屠式叙事语言，是《英雄时代》最突出的语言风格，幽默风趣而又机智准确，独成一体。

除却“屠式语言”，房伟还在《英雄时代》中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艺术敏感，并用最为质化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在这些精准的语言之下，饱含着一个作家最生动的生命体验与最深刻的青春记忆。比如“我曾看到冷冻车间的临时工大老李，偷偷从冷库顺出一只猪腿，猪腿上闪烁着青冷幽光，仿佛我的小说中武松使用的雁翎刀，寒光闪闪，照亮了多年后睡梦中我甜美的笑容。”(第6页)“如血的夕阳像漫天的红汞压迫在每一个帝国公民的心上。”(第31页)“马蹄铁敲击在石子路面，发出好听的音乐声，像是空中飘满了快乐的冰糖。”(第50页)“熟睡的栗色战马，并肩而立，月光划过它们光滑的脊背，如同骑士锋利的剑划过湖水，是那么美丽而迷人。”(第63页)这些最能抓住读者心中最敏感的温柔的语句，是作者对于生活最具个性的体验与对个人记忆最精准的表达。

[1] 房伟．后记[M]//英雄时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82．

[2]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M]//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3] 余虹．文学知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4]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M]．赵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7．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