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潜心的突破之作——读温奉桥新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

朱翠翠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003)

温奉桥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王蒙研究，特别是在王蒙文艺思想研究方面，更是倾心倾力，孜孜矻矻，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王蒙文艺思想论稿》(齐鲁书社2012年，以下简称《论稿》)可以说是他十多年来潜心研究王蒙文艺思想的沉淀与精华，体现了王蒙研究不断自我深化和超越，标志着王蒙研究正走向一种新的内在突破。

《论稿》呈现出对王蒙文艺思想的独具特色的思考。王蒙文艺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为王蒙画像是非常困难的。困难在于王蒙是复杂的、立体的、变化的，而不是简单的、平面的、确定的。”从“少共”时期的满怀激情到“右派”生涯的历经曲折，再到新时期的复出重生，王蒙波荡起伏的一生和共和国的历史紧紧相连，他的经历和思想也随这段历史愈加复杂多变。因而，作为研究的具体对象，王蒙是在历史中自我纠结着挣扎着不断变化着的个体，这也就意味着王蒙的思想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甚至存在着模糊和矛盾之处，难以简单予以概括和阐释，这在本质上决定了王蒙文艺思想的研究并非是一个简单化的描述和画像，应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探究。《论稿》对王蒙的解读是内在积淀后的突破，在充分考虑到王蒙复杂性的同时进行的开拓式的思维探讨，如除了对以往的革命、政治等思想特点的强调，把王蒙及其思想的争议性作了个人精神气质的分析，“王蒙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永不满足、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把王蒙文艺思想与人道主义相联系，认为“王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等等。可以说，《论稿》的研究体现出了一种深厚而内敛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论稿》的创新与探索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的历史意识。《论稿》紧紧抓住王蒙的历史性，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探讨王蒙文艺思想生成的独特语境和特点，使《论稿》具有了一种超越论著的历史品格和思想史意义。研究王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只有真正理解了这段历史才可能真正走近并理解王蒙。《论稿》在论及王蒙的主体性思想和创新意识时，将王蒙的文艺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历史流程中展开探讨，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识视野和清晰的历史意识，“从胡风四十年代的‘主观战斗精神’，到王蒙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创新’理论，构成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另类性存在，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另一条线索。”《论稿》还从现代性的概念入手，把王蒙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中，创新性地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三个现代性转变。“从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流变的内在性而言，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赵树理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文学、王蒙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王蒙的文学思想与鲁迅、赵树理一并提及，构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新性解读和对王蒙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义。可以说，王蒙的意义，只有置于历史过程才能彰显。《论稿》对于王蒙文艺思想的研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静止的点，而是始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王蒙，深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王蒙思想的不同特点，勾画出了一个清晰的思想链条，成全了王蒙思想内在的主体构建，因而《论稿》展现是一个动态的王蒙，发展的王蒙，随着历史一起成长的王蒙，即王蒙怎样彰显着历史，实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反过来，历史又是怎样以它的跌宕起伏、曲折深邃创造着改变着王蒙。强烈的历史意识构成了《论稿》的显著品格，这源于作者对王蒙的根本性解读和把握，正如《论稿》所指出的王蒙“不仅是个体制内作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执政心态’的作家”。

王蒙是复杂的、立体的、变化的，这必然要求王蒙文艺思想的研究不能是一个平面化的研究，《论稿》的创新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方面就是以多维学术视角洞察王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勾勒出王蒙立体而复杂的个体性存在。不论是少共时期的王蒙还是新时期复出的王蒙，学术界每每论及都逃离不了政治性的话题，甚至认为政治使王蒙的文学不再纯粹，便以高傲的姿态为纯文学与王蒙塑造了一层隔离之墙。《论稿》特别指出了政治之于王蒙的悖论性意义:“作为文学家的王蒙，政治是把双刃剑，既成就了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摧毁’着他。”少共时期的王蒙就是以政治的身份介入文学的，历经了“右派”生涯和新时期的复出，这种外在的政治身份已经内化为王蒙潜在的自我意识，也影响了王蒙看待、思考问题的视角。王蒙的作品渗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作家王蒙来说是一种限制，反过来又成全了他在文坛上的独特性，《论稿》特别指出:“王蒙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这种‘桥梁’的角色外，同时还拥有另一个‘身份’——‘界碑’。”这就使得“王蒙确实有‘左右逢源’的时候，但同样也有‘左右夹击’的窘迫”，由此彰显了王蒙思想和精神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于王蒙80年代复出后小说的争议，《论稿》显然不赞同单纯把他归入“意识流”创作的评论。王蒙诚然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影响，然而这与其说是对西方文学技巧的复制，不如说是王蒙带有历史和个人感悟的一种创新:“王蒙这种看似无节制的语言扩张现象，表达了一个噤声时代的另类诉说，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同时，又是一个走出噤声时代后对复杂多元世界自由言说的‘失态’。”这是对王蒙文学特别是语言创新的一种新的阐释。

《论稿》的创新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为其全面立体的研究理路。从王蒙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到其形成的历史性溯源再到多种历史视野下的价值定位，《论稿》以上中下三编的布局对王蒙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探析，独具慧眼地把王蒙的文学精神定位为人道主义，“王蒙文艺思想是一个系统的多层面的开放体系，……人道主义是其本质和灵魂。”人道主义同文艺主体性、文艺本体论、现实主义、政治性一同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基础性理论，关于王蒙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新论断，是对王蒙文艺思想新的概括和拓展。在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性探讨中，《论稿》不把目光局限于革命文化和历史视野，而是多方面深入道家文化、中国古典文学、苏俄文学、欧美文学对王蒙的重要意义，其中道家文化特别是老子思想对王蒙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成为王蒙思想研究的又一开拓。《论稿》最为出彩的是对王蒙历史意义的多维阐释，分别以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等多种历史视野的重新界定和阐释，展现了开阔的学术眼光。这样王蒙就和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起伏、文化史的波动、文学史的转折紧紧关联在一起，更与鲁迅、赵树理一道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转折的重要标志。王蒙的转折性意义就在于新时期以来他以积极的主体性探索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吸纳多种现代性手法应用于创作的实践，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东方意识流”显现出的是与时并进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此外，《论稿》对王蒙的《红楼梦》研究、李商隐和庄子的研究，也进行了深入探析，展示了作为学者王蒙的独特性。

《论稿》是一部潜心之作，也是一部超越之作。正是这种潜心和突破使这部著作成为了王蒙研究领域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