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谔谔之声——评张丽军《谔谔之声》

常思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一 引 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言中说:“密拉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的时刻才会起飞。在这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刻，只有云雀在高唱，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知识分子就是那暗夜的猫头鹰，只在黑夜里展翅飞翔，孤独地在夜空中俯瞰这宁静的天地，也只有在这一时刻他才会发现黑夜里的残忍和无情，才会正视早已存在的黑暗和无耻。知识分子不可能像云雀般在明媚的太阳下一起停在枝头高唱美妙的赞歌。他们的声音是要让人不安的，必须时刻警醒着大地，而不是让大地在曼妙的歌声中沉醉。

而如今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在做那只暗夜里惊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是否依旧向强权高昂着头颅?我想答案并不是肯定的。在这样一个离开“文革”如此遥远的日子里，在言论可以如此自由的岁月里，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走出自己，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新的文学作品出现，紧接着就会有跟风一般非捧即骂的评论。在这种没有个人立场的批评中，作家也失去了研读的兴致，好作家不看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瞧不起作家没有理论知识，却时时跟着作家身后跑，在这样一个怪论中，文学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被轻视以至最后被自己摧毁。知识分子为何得不到肯定?这绝不仅仅是与文化失落、消费兴起有关，更多的该是知识分子自己放弃了批评的勇气和立场!“中性化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他们拒绝大问题，然后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内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与作为思想守护者的知识分子相反，学者是知识的看守，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研究的韵脚。”［1］

知识分子该如何重新拾起失落的勇气和立场?这是放在现今众多文学批评者面前的课题。这个课题不难攻破，需要的只是一种敢言的勇气!而张丽军的新作《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正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勇气和智慧。

二 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质疑之声

《谔谔之声》中对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走向做了一个总结，在质疑文学批评乱象的同时提出了“文学批评走向何方”的疑问。余华沉寂10年之后的力作《兄弟》出版后，马上引来批评界的一阵喧闹之声，“众多批评家对于《兄弟》的巨大认知歧义以及褒贬两重天的截然相反评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与疑问。”［2］29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声音”以肯定和赞扬成为了一种权威式的力量推着《兄弟》向文学最高殿堂进发。在阅读复旦青年学者郜元宝《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时，张丽军认为他是“戴着对余华的‘爱’的有色眼镜来评价《兄弟》这部新作的”，这样的批评逻辑让人哭笑不得，知识分子的批评最应有的理性思考和智性判断在这里显得缺失。陈思和先生在分析《兄弟》的粗鄙修辞与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形态的渊源关系时为余华的“屁股”描写做了辩解和维护。在《兄弟》中余华不遗余力地描写“下半身”，这是否已经超越了现代人对于民间精鄙的容忍度?这种将精鄙写是否真的能达到以恶向善的目的?在《谔谔之声》中张丽军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这种批评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表现出对于权威质疑的勇气与胆量。这与以炒作为目的而与名人叫板的小人完全不同，张丽军的质疑完全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详实的资料基础。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一个有力的群体，用群体的力量发声，力量更大更强也更持久，而这种形成群体的知识分子又很容易落入维护团体而牺牲独立精神的情境。团体需要领袖而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够只遵从一位领袖而不去发出个人的声音?“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达到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3］39

只有质疑是不够的，正如真正的哲学家要把哲学哲学化一样，真正的批评者应该把批评理论化。张丽军就余华《兄弟》批评的乱象总结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三种症候:“一是非捧即骂的意气性、二元对立思维批评症候。二是创作引导批评、批评家跟着作家跑的‘顺势思维’的批评症候。三是祛除批判理性精神的、唯市场论批评症候。”［2］37这些总结几乎都戳中了当代批评界的要害。在消费时代，批评似乎成了谁都可以染指的工具，作家可以借批评家的痛骂或大赞以出名，作品大卖;批评家可以借着作品大卖以加强自己的威信，只要站好了队，就不会一无所得。批评成了市场的一种需要而非自我的一种言说。

在《谔谔之声》中，张丽军在不断质疑着时下的权威批评。知识分子能不能为底层人民代言，这个多年来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底层群众无法言说自己，只能让知识分子做自己的代言，而这个代言是否真的是底层群众所期望的代言，一直困扰着众多知识分子们。《谔谔之声》在第一章中就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能不能为底层代言?我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为底层代言，而且是可以成功代言的。”［2］8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或是深切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少数假知识分子除外) ，他们为何不能代言底层群众?不能因为从底层群众变成了写文字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写底层群众而只能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了。

面对新世纪青春文学，《谔谔之声》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张丽军认为青春文学在各个时期的审美方式是不同的，“五四”时的青春文学是激情万丈启民心智的文学，时代需要这群年轻人去燃起革命的烈火，焚烧掉一切阻挡青春前行的力量;而新世纪的青春失去了“五四”时的美丽光环，他们不得不在平庸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身的价值、批评社会的不公以展现自我个性。不能将不同时代的事物放到同一时代作比较，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特色，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局限。我们可以怀念过去，却不要忘记现在。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3］25。在挖掘了被遗忘的事情之后，也要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批评有时是偏执的，但这种偏执不该是主观的没有依据的偏执，而是在强大坚实的资料之上，反复考察思考之后做出的无法动摇的偏执。

三 结 语

知识分子该做什么?知识分子又能做什么?这个自古以来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如今的消费时代却成了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就该坚定自己的观念和看法，这观念和看法并非一时得来的灵感，也非人云亦云的附和。那该是知识分子在暗夜中不断咀嚼着思想的痛苦和质疑的艰辛之后，收获的心灵硕果。知识分子所坚定的信念不会放弃，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偏执与坚持。用理性去思考，这是张丽军新著《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带来的震聋发聩的信念和理想。

［1］旷新年． 现代文学的现代性［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7．

［2］张丽军．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