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景观和现代性想象——以新时期文学书写为例

黄继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景观描写历来是文学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20世纪末兴起的空间文化理论的审视下，文学叙事中的景观描写不单单是作品的背景或故事发生的场所，其不仅能推进叙事活动的展开，还兼具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文本意义。以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政治性标志景观(以下简称政治景观)为例，政治景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视觉范畴，与其说它是“风景”(scenery)，不如说是“视点”(viewpiont)，一种审视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政治景观的依次呈现承载着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变革并见证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同时也成为新时期文学书写中重要的空间意象。这既是我们理解城市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诠释文学现代性中的一个特殊视角。按照这样的思路，本文将从一系列政治景观的文学叙述中，来解读新时期国家政治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现代性话语在各阶段的不同演进和流变。这种政治景观的演进和流变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结果，也暗含着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一 从“革命”到“解放”的话语变迁

一直以来，政治意识形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当革命或解放的重心发生位移时，有关革命或解放的文学叙事也会随之发生地理空间上的置换。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来重新解读新时期的文学文本，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突出表现在具有标志意义的政治景观当中。无论是塔山还是广场都能成为文学叙事中集中展现政治理想的空间意象，并形诸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美学风格。居伊·德波曾经在《景观社会》中表述过这种景观的政治美学形态，“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1]174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形态中两个最重要政治景观(宝塔山和天安门)之间的交叠置换，标志着作家用主观想象的文化符码来表达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空间置换的体认和思考。

宝塔山始建于唐代，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性建筑。自1937年中国共产党将延安作为革命根据地以后，宝塔山成为这片革命圣地的精神性象征。所谓“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枣园油灯亮，红日照延安。”[2]但是宝塔山真正上升为革命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政治景观还是归功于众多文学家和诗人的集体塑造，尤其是贺敬之在诗歌中赋予宝塔山的特殊情感，使得这著名地标一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空间物化形式。在《回延安》中贺敬之这样写道:“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3]依照作者诗歌叙事的层次，如果将根据地延安比作为革命的“母亲”，那么，宝塔山可算作为哺育无数革命儿女的“乳房”，作者“双手搂定宝塔山”的直抒胸臆，把人们在革命语义背景下对宝塔山的感激之情推崇到了极致。就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斗争环境而言，这首家喻户晓的政治抒情诗实际上构建出人们对革命圣地的家园认同感，解放区人民对国家理念的追寻和民族感的指认，实质是通过延安——宝塔山这样的政治景观的引导而完成的。宝塔山在文学书写的叠加中上升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远景”形象。新时期文学在大量的作品中提供的正是主人公对宝塔山这种“远景”的无限景仰和渴望，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写草莽英雄终于杀了恶霸地主，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人生目的和出路，小说的结尾处肯定要写他到山的那一边去，山那边能找到自己的队伍和精神家园。《黄土地》写翠巧要到黄河那边去，河那边是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那边”成为革命叙事中某种“远景”意象，是作者文学观念的支柱，没有这个“远景”意象，作品整体上就呈现出消极悲观的色彩。所以说，文学书写中的宝塔山成为特定时期意识形态中的代表性景观，暗含着当时革命历史阶段的美学理想和价值观念，并随着诸多文学叙事的叠加成为放大的审美尺度。

但是随着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政治景观很快完成了从宝塔山到天安门的空间置换，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天安门便正式成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标志景观，并逐渐取代宝塔山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空间意象。不仅如此，以天安门为坐标中心又耸立起一系列新时期政治景观的标志性建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这些建筑景观和天安门遥相呼应，共同构建了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意识形态空间语义场。1965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曾经邀请当时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共同创作了题名为“天安门广场”的系列诗文，这些政治抒情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在文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系列诗歌或散文中，天安门或内化成为主人公生命中的信仰和寄托，如《旗红似火》中李师傅将每天路过天安门视为激发自己工作热情的动力;或对人们教化和感召的力量成为一种庄严神圣的思想洗涤，如《在天安门前接班》中，主人公带着无限景仰和羡慕的语气来赞美一个能在天安门前执勤的哨兵。可以说，天安门作为重要的政治景观和美学意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最为丰富的呈现。还以《人民文学》这一期刊为例，在十七年期间以天安门为主题或者为写作内容的政治抒情诗就有27篇;全国人民的炽热感情集中在一个建筑景观上并以文学化的形式得以呈现，这在中外诗歌史中都鲜有先例。当然，宝塔山、天安门并不等同于建筑空间中存在的景观实体，因为前者是所有关于这个建筑景观的知识文本，它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被各种文本意义所堆积并不断地被赋予衍生的意识形态内涵和历史文化意义，从而得到对景观本身的公共性认知。可以说，文学叙事中从宝塔山到天安门的空间位移传达出强烈的时代政治信号:即共产党从在野党过渡为执掌正统的身份转变，对天安门的文学书写表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政治景观的变迁(从宝塔山到天安门)以及这种变迁被赋予的强大内涵并不来自于景观自身，而是被新诞生政权赋予的强有力意义。

二 从“政治”到“生活”的话语回归

政治景观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演进而经历着各阶段的变迁，而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对城市现代性的阶段性认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提出过“想象的共同体”[4]的概念，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正是各时期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不断增长和被赋予的过程。所以，政治景观并非铁板一块的固定形象，它应和着不同时期的主流话语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符号意义。下面我们将从对长安街这个政治景观的叙述转变中，来解读新时期叙事话语的多元化倾向。

长安街作为重要的政治外事活动场地，是人民传达政治愿望和表现革命热情的重要空间意象，其仪式性的特点成为表达普罗大众感情愿望的重要象征性符号。一般符号包含符指和符意两个层次，符号的真实内涵并不局限于符指(即客观对应物)，而是符意(即文化意义)。长安街单纯从符指上来看，其枢纽和通行的街道功能和任何街道并无相异之处，但是就符意层次来看，长安街贯穿天安门广场，沿线有中南海、故宫以及许多中央政府部门，其政治功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长安街的文学书写中意识形态的投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十七年文学”中，长安街带有明显的“政治唯美主义”和“救世冲动”的精神印记，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远远超越了街道为行人提供日常通行方便的功用。不仅如此，长安街作为政治标志景观甚至见证着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全程。

宽阔明净的长安街，你这伟大的历史见证人，经历过几回今天这样的场景呢?且不说那遥远的岁月里，你曾亲眼看到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怎样纵马奔驰到你身边，一箭射中明朝皇宫的匾额;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八国联军侵略者的铁蹄怎样粗暴地践踏街心的青石板，义和团的勇士们怎样视死如归，血染长街;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英雄的人民，怎样砍倒黄龙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怎样折断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和美国侵略者的星条旗，终于，在那个金光灿烂的十月，毛主席在万众欢腾中亲手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长安街上响彻了胜利的礼炮声……[5]

可以说，长安街作为当时政治运动中群众游行集会的圣地，成为表达政治愿望和生活理想的重要场所，并且和天安门一道成为具有新时期代表性的政治标志景观。所以，在作者的笔下，长安街不仅参与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的顺利完成。

但自从上世纪末文学叙事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现代文学对长安街的书写也发生了从“神圣化”到“祛魅化”的转变，新时期作家“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6]以此来解构建国后政治神圣性的文学倾向。莫言在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7]中以荒诞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兼具东西方神秘魅力的美女，在手执长枪的白马男人的护送下，骑着一只矮瘦的黑驴行驶在长安街上，他们身后跟着许多围观看稀奇热闹的现代人;骑驴美女的蓦然回首，使得人们看见“她的美像一道灿烂的阳光”，而美人身上赤子的味道，更使得众人心潮澎湃;到天色渐晚时，黑驴和白马各自都翘起了尾巴拉出了一堆粪便，然后消逝在长安街道的尽头。小说文本将“莫名其妙的现代人”、“绝色女子”、“骑马男子”、“黑驴和白马”放入到这一著名的政治景观空间中，这种“祛魅化”的艺术创作手法使得长安街在传统文学叙事中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小说最后在长安街上的“一堆粪便”更是集中将这种“祛魅化”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长安街作为政治景观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在逐渐褪去，还原成其作为街道和交通出行的最初面目并重新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轨迹当中。而在另一首诗歌《长安大街》中，长安街一直以来所谓的“神圣化”语义场被彻底打破。

国家和皇城，压弯的脊梁/在车轱辘上一步三唱……李老头，二拐子，六指娘/托开摆卖的小摊，贴上两边的墙……一条皇恩浩荡的大道/皇帝在朝大宴群臣/张开大口的酒杯/日子进进出出/淹没一个个王朝/道德经在茶楼唱着乡下小曲/漂泊、疲累，疼痛与无奈赶来歇息/历经沧桑的长安大街咬住嘴唇/无法解决百姓鞋底磨损的难题。。[8]

诗歌中长安街的神圣色彩已经完全褪去，这条街道又复归于平凡而又喧闹，真实而又庸俗的现实生活;底层练摊的平民和小人物才真正意义上成为这条“皇恩浩荡的大道”的主人，庙堂之高的政治生活(“皇帝在朝大宴群臣”)都不能代替平常而又平凡的生活本身，政治意识形态光辉笼罩下的长安街并不能解决“百姓鞋底磨损的难题”。《长安大街》表达出的是新时期文学对政治话题回避和对政治语境消解的总体趋势。

通过对长安街在各个时期文学叙事中的不同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长安街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从“神圣化”到“祛魅化”的文学转变，由政治标志景观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的日常景观，这一个过程实际上暗合着新时期文学现代性中从启蒙叙事到消费叙事的转变轨迹，这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叙事话语逐步变换的轨迹。

三 革命—建设—改革的三重话语转换

“桥”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风景，在文学书写中获得了丰富的张力和意义，其不仅是美观便利的人造景观，也是人们走向理想境地的象征性载体。在新时期的文学叙事中，“桥”经常从一个普通的风景上升为一座城市的象征，从而被赋予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经用“风景之发现”[9]来说明这种演变，他认为风景作为自然风光是先于描写风景的文本而存在的，而风景文本并不是简单的环境描摹，而是经过作家主观创作加工和想象的“第二自然”。同理，新时期文学文本中的政治景观——“桥”也是存在着一个“被发现”的过程，文学文本中的“桥”其目的并不是描写或再现地理事实本身，而是借助“再造”的文本来表达对国家政治、历史变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层次思考。

北京宛平的卢沟桥因其艺术精美和手法细腻而名噪一时，“卢沟晓月”成为当时燕京最具代表性的风景之一。而在1937年发生的事变“卢沟桥”使得这座桥超越了建筑景观的自身价值而成为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卢沟桥便和爱国情结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也成为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精神象征。“从这儿/一幕壮观的序曲/曾拉响过半个神州舞台/硝烟弥漫中枪声不断述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正出现在古长城内外。”[10]当自然景观和政治历史结合在一起时，其政治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使用价值，附加在上面的情感价值就超过了景观自身。这就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是我们卷入其中的社会历史运动。”[1]5所以，在新时期的文学书写中，卢沟桥很快获得了程式化的固定形象，也即宏大叙事中的“革命和解放”。这种固定形象又反过来增强了卢沟桥作为政治景观的代表性。包括在当下，卢沟桥在融合文学创作、红色旅游、爱国教育等时代意义之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参与并融入到中国的新时期现代化进程当中。

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取得胜利后，生产建设取代武装革命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1957年，著名的长江大桥建成，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称之为“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1]这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长江大桥的雄伟气势及其在我国南北交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这诗句在表现了作者豪迈之情的同时，也赋予了长江大桥特殊的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长江大桥作为中国桥梁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其建成并通车意味着中国跨海跨江铁桥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在新中国建设的初级阶段，国内迫切需要这种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民族自信，而长江大桥正好符合这种“建设政治”的要求，并在意识形态的彰显中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景观意象。也正是在当时饱满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的作用下，长江大桥自身的政治涵义和美学功能都在文学书写中得到了无限的放大，反映在新时期文学中，便是浪漫主义式的激情在文本中的集中涌现。如《满江红·游武汉长江大桥》“隔岸龟蛇，心相恋，何曾欢聚?都恼那，大江横阻，断肠难诉!霭霭白云随意渡，悻悻黄鹤乘风去，叹孤楼烟雨伴离愁，凄凄苦。精卫恨，今可补，天地变，鱼龙舞。看霓虹飞跨，北南联住，喜助牛郎逢织女，狂呼崔灏收诗句，甩俄人，中国展宏图，惊天赋。”[12]总之，长江大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叙述中，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在性优势，这种政治优势体现在现实的经济价值意义和象征性精神载体两个方面，昭示出新中国初期举国上下充溢的建设豪情，是特定时期民族自信心增强的景观体现。

而到了1978年，由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性转折。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改革开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和发展走向，也正是在历史选择和文化能指的共同聚焦下，景观的政治文化涵义得以明白地彰显。一般而言，“景观在政治语境中必然会关系到文化意义的生成和表征。”[13]而以上海“南浦大桥”为标志的系列新桥的诞生就暗合了这种景观政治语境中“文化意义的生成和表征”的过程，在改革的春潮中，上海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南浦大桥”和后来的“杨浦大桥”、“徐浦大桥”等等新桥不仅仅是连接两岸的交通枢纽，更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象征性景观标志。譬如颍秋水在《望海潮·过览南浦大桥》中的礼赞:“烁星稀朗，轻舟唱晚，穿银线架飞桥。霓海浩天，弦牵碧月，江边绿水乘邀，追浪自逍遥。急流车如吊，鸣笛吹箫，来往织梭，眼中风景眨间抛。滨城处处楼高，耸叠连山昊。欲晓东朝，霞映紫阳，虹桥倩影，光环普照英豪。扬盛世能人，赞后生有志，携手来描，祖国山河在望，数一代天骄。”[14]不仅如此，上海一系列新桥的建设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上海人积淀已久的文化性格和生活心态。周永平曾经观察并论述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典型的‘亭子间心态’，因为占有空间的狭小，上海人失掉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性格”。[15]所以，南浦大桥等新桥带来不仅是交通的便利、空间的拓展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还有文化心理结构层面上的改变。可以说，南浦大桥作为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标志，在上海自信地融入现代国际化过程中居功甚伟。

卢沟桥、长江大桥和南浦大桥等政治景观暗含着中国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这三重话语的全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各阶段的发展诉求。就这些政治景观而言，它们依照不同历史时期现代性的获得而不断得到新的历史起点，并且伴随着历史重大事件而生产出新的意义。所以，我们对现代化的想象被具体化约为对各阶段城市景观的集体认同。而从文学家对其的文学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主流话语转换。“桥”的文学叙事一方面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城市现代性在从建国之初的政权建设向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性话语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逐次展开，理想/现实，革命/反动，进步/落后等等非黑即白、截然对立式的文学叙事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叙述逻辑。就新时期文学而言，这种规范的约束力量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文学文体和语言的选择以及情节模式的构设等多个层面。所以，文学叙事中对政治景观的书写呈现出同质化、单一化的审美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鲜明的意识形态观念。“文学始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以宏大的现代性寓言化形式生动地表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16]政治标志景观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涵义是由其负载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文学往往作为现代性变革的先行者，总是会集中的体现出这些政治意识的基本特征，这也是文学审美形式所具有的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政治性;其二就是大量象征性文体被广泛地得以运用。就体裁和形式而言，表现政治景观的文学样式以诗歌为最，其次是散文、戏剧，鲜有长篇叙事类的文艺作品。张鸿声认为这种文体的倾向性其原因在于创作者要将“新中国首都与北京之外的红色革命史作非历史状态的横向连接，这样一来采用纯粹的修辞学方法来进行表现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具体而言即采用类比、比喻、跳跃等方法直接与红色政治连接。”[17]这是普通叙事类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无法展现的，而却又恰恰是非叙事性文体的专长之处。可以说，象征性文体中大量直接的抒情和直观的白描更加适合于来表达政治理念和抒发政治激情，同时这种象征性文体对政治话语的介入也使得诗学和政治学、革命浪漫和政治现实之间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距离和艺术张力。

[1]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莫耶．延安颂[J]．新音乐．1940(3)．

[3] 贺敬之．延安颂[M]．贺敬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97．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5] 袁鹰．袁鹰散文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12．

[6] 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先生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N/OL]．(2012－10－11)[2012－10－12]．http://news．qq．com/a/20121011/001858．htm

[7] 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23．

[8] 游鱼．长安大街[EB/OL]．(2007 －07 －10)[2012－11－02]．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55b61e010009bh．html．

[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7．

[10] 陈运和．陈运和政治抒情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21．

[11] 毛泽东．毛泽东诗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55．

[12] 孙根超．满江红· 游武汉长江大桥[EB/OL]．(2005－02－25)[2012－11－16]．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1．

[13] 张一兵．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J]．学海，2005(5):173．

[14] 颍秋水．望海潮·过览南浦大桥[J]．上海文学，1991(10):9．

[15] 周永平．南浦大桥落成的那一天[J]．上海文学，1993(10):127．

[16]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28．

[17] 张鸿声．文学中的“新北京”城市形象[J]．扬子江评论，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