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

时间：2024-06-19

李军，刘延琴

(1．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2．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甘肃兰州730070)

清代乾嘉道之际，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成风。蒙古和宁(1741－1821)的《西藏赋》、吉林英和(1771－1840)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1781－1848)的《新疆赋》，分别描述西藏、东北(卜魁，即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新疆等三边，以其鸿篇巨制和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域及民族特色而为人所注目，最早当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①《西藏等三边赋》共一函两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三赋汇刊的截至时间最早当为光绪九年(1883)。此版本一般称作“元尚居本”。

《西藏等三边赋》不仅是赋作精品，同时也一直被视为史地著作、压缩方志。如关于《新疆赋》，自问世以来，就与徐松的史地著作《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以“西域三种”等名义而广为流传。后来，在光绪年间，还与李光廷(1812－1880)的史地巨著《汉西域图考》一起，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合刊为“西域四种”。梁启超在谈及清代“边徼地理之研究”时，也将其与《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地理著作相提并论。[1]至今，《新疆赋》还经常作为重要的史地参考著作，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三卷本《新疆简史》、[2]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等均援用之。[3]实际上，徐松同年彭邦畴早就慧眼识珠，在为此赋所作跋文中指出:“《新疆赋》二篇，句栉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览。”同为《西藏等三边赋》的《西藏赋》、《卜魁城赋》，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不独体现在史地方面，还体现在诸如宗教、民族与民俗、语言与文字、气候与物产、经济与贸易、官制与兵制乃至天文、历算、医学等诸多方面，将《三边赋》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毫不过誉。如关于《西藏赋》，清人姚莹(1785－1853)在其《康輶纪行》卷九即指出:“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文人学士之披寻也。”民国时期学者丁实存，也在其《清代驻藏大臣考》一书中指出:“《西藏赋》一篇，于西藏之地理、历史、气候、物产、风俗等均有叙述，加以丰富之注释，中具不经见之材料甚多。”[4]而《卜魁城赋》作者英和，在赋序中也明确强调:“事须核实，言贵有征”，还说:“耳食之余，目验所及，询彼故老，证以旧闻，据事直书。”并希望赋作能起到“备乘轩之采”之目的和作用，其文献价值也不言而喻。而《新疆赋》丰富的文献价值，更为人所重视，张锡谦在《新疆赋》跋文中云:“审形势、述沿革、纪勋伐，悉征其物产、民风，援古证今，有若指掌。”张琦在《新疆赋》识文中，更是推崇“此赋于形势、勋伐、建制、物产、土宜，如指诸掌。而庿谟胜算，悉具其中，当为掌故家所珎，不徒艺林宝贵已也。”上述诸方面的特点，笔者亦曾有所提及。[5]

《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从赋作形式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正文加自注的形式。正文为主，自注为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是《西藏等三边赋》共同的形式特点，也是边疆舆地赋创作形式的需要。边疆情势，殊异中原，要将其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尤其是边疆的各种民族、语言、风俗、宗教、名物、特产，必须在正文的基础上，加以准确、明了的自注，方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比如，《新疆赋》中，介绍“变常征怪，荧听骇目”的特产如“雀芋处暵而翘滋”，说的是一种俗称“湿死干活”的奇异花草，赋作自注:“伊犁铜厂沙碛中生草，长茎而细叶，似茑萝，作蓝花。悬之风檐，历久愈鲜;置湿地，即死。土人名曰湿死干活。按，《酉阳杂俎》言雀芋置干处反湿，湿处反干，或即其类。”对这种神奇的花草，赋作通过自注，参以《酉阳杂俎》，进行了细致考辨。再如《卜魁城赋》，在介绍卜魁城一名时，就通过自注，引用方式济的《龙沙纪略》云:“卜魁，站名，在新城之北百八十里，距七站。”这是民间的称呼，而依据卜魁城名在当时的实际情况，经实地考察云:“今卜魁……旧站去城十五里，地名齐齐哈尔。立城后，移站于城，城因站名，官文书皆称之。”这样，就将卜魁城与齐齐哈尔的两个名称的因革介绍清楚了，即民间称卜魁，官方称齐齐哈尔，同地而异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自注，多具有考证性质，是宝贵的文献资料。自注与正文一起，同时还起到了扩大篇制规模、增加信息容量、提升赋作功能、强化赋作效果的重要作用。

二、大量相关文献的征引。《西藏等三边赋》虽为文学作品，但征实性异常突出，在述及三边的历史、地理、交通、宗教、物产、风俗等的时候，紧密结合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和说明，使之信而有征。如《西藏赋》在述及上元即藏历正月十五的酥油花灯节时，不但描写了其空前盛况，而且征引各种相关文献诸如《周礼·司爟》、《史记·乐书》、《刘向外传》、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唐书·严挺传》、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元》、宋代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宋代诏修的《僧史》、宋代洪迈的《容斋三笔》、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清代官修的《卫藏时宪》等，对灯节的起源和举行时间及其传播、各地异同等举行了细致考辩。像这种情况，在《新疆赋》中体现得也非常突出，其“援古证今，有若指掌”，①《新疆赋》张锡谦跋语，引自朱玉麒《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561页。随处征引大量清代以前的宗教、史地、天文等各种文献，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加以考证、印证。尤其可贵的是，《新疆赋》的自注中，还征引大量同时代学者的著作，充分吸收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齐召南《水道提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皇朝通考》等等。《卜魁城赋》也是如此，仅征引的当朝文献，就有齐召南《水道提纲》、林佶《全辽备考》、方式济《龙沙纪略》，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皇朝通考》等等。《西藏等三边赋》所征引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与正文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赋作本身具有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从赋作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文献价值。《西藏等三边赋》中，对西藏、东北、新疆的历史，进行了细致叙述，这是三赋重要的内容之一。尤其是《新疆赋》，徐松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分别以《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对新疆的历史沿革特别是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如关于南疆的历史，从“回部外区是疆，基祖国于墨克”的历史源头谈起，即南疆的回部，其祖国是西面的墨克、墨得那，后因朝贡才逐渐迁徙南疆一带。然后，征引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西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纪》、陈寿的《三国志》及《晋书》、《南史》、《唐书》、《唐会要》、《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等，对南疆自汉迄明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汉代，叙述了高祖白登之围;武帝卫青等抗击匈奴以及对南疆的管制，如设置都护府、进行屯田;东汉哀帝和平帝之时南疆的分化。三国时，归化中原。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且为当时军威所镇服。六朝时期，南疆和中原开辟通道万里，互相通好。唐代，保持对中原政府的进贡，边贸兴盛。但是，五代以来，由于中原衰乱，南疆“不通私市”，处于隔绝状态。宋代，南疆蜂涌各种政权，互相攻伐。元代，蒙古兴起，南疆重新臣服。明代，重又反叛，脱离中原政府辖制，因此“金印屡褫”。

最后，重点叙述清政府统一南疆的历史进程。赋作涉及平定南疆的历史，主要是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及战后南疆回部对清政府的朝贡作了宏大的铺排，彰显了清政府尤其是乾隆的武功。同时，除了叛乱方主要人物外，大量参与平定南疆的历史人物如阿敏道、雅尔哈善、达克他那、兆惠、明瑞、由屯、三格、高天喜、鄂实、通额、那穆扎尔、三泰、舒赫德、富德、阿里袞等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主要的战役，如黑水之围、库车之役、叶尔羌之役、喀喇乌苏之役、霍斯库鲁克岭大战等，也是如在目前。对平定北疆的历史介绍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叙述，均与史实相符，甚至很多的细节如时间、人物、事件等，还具有补阙的史料价值。在《西藏赋》、《卜魁城赋》中，介绍西藏、卜魁城的历史，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此外，《三边赋》对三边的建城历史，也有详细的叙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玆不一一赘述。

二、地理文献价值。《西藏等三边赋》所描写的是清代的边疆地区，其独特的山川道里、驿站兵台，对当时内地的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甚至神秘。所以，赋作也花费大量笔墨，进行细致介绍。如《西藏赋》开篇，就对西藏的地理方位进行总体概述:“粤坤维之奥域，实井络之南阡。”自注云:“西藏距京师一万三千里，为前藏。由前藏至后藏，又千里。由后藏至西南极边，又二千余里，乃坤维极远之地。按《星经》，井宿三十度为二十八宿中度数最多者。以陕西、四川分野推之，当在井宿之南。”这样，以京师为坐标，以《星经》为参考，将西藏的大致位置勾勒了出来，易于人们总体上认识和把握这一偏僻而神秘的边疆方位。

接着，分别从阴阳左右，即南北西东四方介绍拉萨周围独特的山川地貌。在赋作后半部分，更是浓墨重彩地细述西藏的山川河流，先山而后川。开始总叙云:“冈底斯郁其岧峣兮，西条山之祖脉;阿耨达淼其滥漫兮，南干水之真源。”分别指出，冈底斯山(即大雪山，梵语谓阿耨达山)是主脉，阿耨达池是主源。另外，总叙以冈底斯山为中心并发自此山的藏地四大水道:分别是东、南的达木珠、朗卜切，西、北的僧格喀、玛卜伽。在总叙的基础上，下面分叙山、川。此外，是进藏要道，包括滇藏驿道、青藏驿道及康藏驿道。这些要路，或积雪不消，或狭仄难行，或瘴气逼人，或鬼魅出没，突出了西藏“一自鱼凫通鹿马，万重山里万重程”的独特险要的地理风貌。

《西藏赋》通过层次分明的叙述，将西藏的山川、道路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构成了一幅清晰的西藏山水图。邓廷桢在跋文中不禁赞叹:“此篇总赋西藏，凡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无一不详，而山水尢晰。”这样的描写，一方面给人以文学艺术上的审美感受，更重要的是使得赋作具有重要的地理文献参考价值。而《卜魁城赋》、《新疆赋》同样如此。

三、宗教文献价值。作为清代的边疆，三边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与信仰，同时，清政府也对三边的宗教一直加以利用，借以巩固对边疆的统治。这方面，藏传佛教尤其明显。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安定地方，羁縻远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利用扶植藏、蒙等民族虔信的藏传佛教作为清朝的一项基本政策。[6]而且，从顺治、康熙、雍正，乃至乾隆等，频繁与藏区统治者尤其是历代达赖、班禅密切接触，多加笼络。①清政府与西藏上层的频繁接触，可参《清史稿》之《世祖本纪》、《圣祖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仁宗本纪》、《宣宗本纪》等。因为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加之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7]所以，清朝统治者借助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辅助教化和管理藏区人民，巩固边疆，这是其直接目的。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西藏赋》中对藏传佛教不厌其烦的细致描述，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和宁任驻藏大臣期间，藏传佛教已然兴盛，格鲁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已经建立，金瓶掣签的活佛认定制度亦已确立。和宁在藏前后八年，对藏传佛教非常熟悉，在《西藏赋》中展开了全方位的细致描写和介绍。

首先，以布达拉宫为中心，详细叙述印度佛教的起源和经义、藏传佛教(黄教)的产生和兴盛。一是各种佛像的大量塑造，二是寺庙的广泛建造。

其次，以两位黄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为中心，进一步突出藏传佛教的崇高。首先浓墨重彩地叙述各自的住处(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及环境、衣食住行、佛法盛况。接着追述清政府在藏传佛教中推行的金瓶掣签、活佛转世的情况，延及各种级别的黄教僧侣及其职责。

最后，用相当篇幅，以重大佛事与节俗为重点。一是除夕跳布;二是元旦宴享众番;三是正月初二飞绳戏及至元夕前的赛马、举重、角抵、赛跑等节日赛事;四是孟春上旬的穆隆经会，汉语译为“攒招”，在大招举行，盛况更是空前，要召集远近大小喇嘛三万余众，达赖和善男信女均要前往参加。接着，还要“转寺”，由数百人拖曳四轮车装载弥勒佛像绕大招一匝;五是二月下旬送罗公甲布(牛魔王)。相传牛魔王作祟，与达赖争布达拉，所以在这一天由两个人分别扮演牛魔王、达赖喇嘛，掷骰子以决胜负，自然是牛魔王输却而逃。这时，喇嘛诵经，施放鸟枪，番众随之送牛魔王过河;六是三月初一日的亮宝，这时，佛事才算完毕。亮宝，就是在布达拉宫悬挂大佛二轴，又尽出大招库藏宝物，在奇形怪状的乐器幡幢簇拥之下，绕行布达拉宫。相关的节俗，还重点介绍了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沐浴节，即初秋时候的“祓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大量藏传佛教人物、事件、信仰、节日等进行介绍时，和宁在赋作中还随时征引各种历史和宗教典籍，进行考证。

另如《卜魁城赋》，对卜魁(实际涉及整个东北)一带富有东北边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宗教也进行详细介绍。赋作主要从最能体现宗教特色的庙宇着手，除了保持中原特色的万寿宫、先农坛、关帝庙、文昌阁、土地庙、城隍庙外，还有当地特色的马神庙、江神庙、龙王庙、娘娘庙、鬼王庙、真武庙、牛神庙以及各匠神庙。这些宗教庙宇的记叙，也有重要的宗教文献价值。而《新疆赋》对南疆的伊斯兰教，也多有叙述。

宗教总是动态发展的，《西藏等三边赋》对宗教的描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清代及以前的边疆宗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四、民族与民俗文献价值。三边向来以迥异于内地的众多少数民族和独特的民俗而著称，《西藏等三边赋》对此也是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介绍。如《西藏赋》介绍藏民族的起源:“吐蕃别种，突厥流延。”自注征引《唐类函》等进行了详细考辨。西藏部落众多，非常复杂，赋作也描述了西藏五百余户蒙古部落、三十九族吐蕃部落，并叙述周边众多部落的来源、历史、辖制及风俗，还涉及各部落间的纠纷:

其部落，五百馀户之蒙古，驻自丹津;三十九族之吐蕃，分从青海。其西，阿咱游手于边陲，卡契精心于卖买。布延、业楞、库木，巴勒布之三罕;噶毕、诺彦林亲，布噜巴之两解。额讷克横行梵字之源，甲噶尔平写翻经之楷。拜木戎、赛尔之一线才通，哲孟雄、臧曲之千家尚骇。作木朗唇亡齿寒，洛敏汤皮存毛在。库努屏藩，拉达邑宰。第哩巴察，人隔重洋;噶哩噶达，道通近载。惟廓尔喀之投诚，乃唐古特之乐恺。其东，工布、达布、江达，险凭隘口;波宻、拉哩、边埧，隶属西招。硕板多之么□，宰桑就获;洛隆宗之孔道，第巴输徭。类伍齐红帽之流，土城寺建;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遥。乍丫多盗，桑艾为枭。巴塘授宣抚之司，二山界定;里塘属营官之长，五寨尘消。近瞻对之族，达中甸之苗。打箭炉雪嶂重开，严四川之门户;明正司衣冠内附，树六诏之风标。

而关于藏族的独特民俗，更是详细介绍。如除夕的跳布札，即跳神节，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盛况空前。据说，意在驱除魔鬼，预祝来年吉祥如意。[8]内容有演述佛法的灵异和喇嘛的神奇，以及禽兽护法、鬼魅护教、驱除鬼祟。《西藏赋》自注，对此进行了生动解述，如关于驱除鬼祟，描述道:

洞噶，海螺也，佐以铙鼓、长号。冈洞，人胫骨也，吹之以驱鬼祟。巴陵者，以酥油和面为之，高四尺，如火焰形。除夕前一日，布达拉众喇嘛妆诸天神、佛及二十八宿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铺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护法神往捉之。末则排兵甲、幡幢，用火枪送出布达山下，以除一岁之邪。达赖喇嘛御楼以观，四面环睹者男女万人。

这种跳神，藏语叫“羌姆”，本意是法舞、宗教舞蹈，即汉语所谓“傩”戏一类的舞蹈。据藏文文献载，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开始这一活动，跳神驱鬼不但在布达拉宫及各大寺院中盛行，各地小寺院及村寨、部落于年节时均有之。

《西藏赋》还介绍了藏地迥异内地的奇特丧葬习俗，如提到了清代时期藏族的丧葬类型有弃尸、塔葬、火葬、天葬、地葬、水葬等等，并且详细进行自注。再如婚姻习俗:“三男共女，罔有先后。”并自注云:“弟兄两、三人，共娶一女为妻，为其和也。”这种一妻多夫制，至今还在延续。

而新疆，历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秦汉时期起，北疆的少数民族就有塞种、乌孙、匈奴等，南疆城邦诸国以维吾尔族为主，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民族。这些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各种民俗，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清代，新疆天山南北重新统一，随着戍边、屯田、经商等活动的展开，除了维吾尔族，还有汉、满、回、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族军民乃至中亚、俄罗斯境内的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人，也纷纷来到新疆并定居，形成了今天新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基本格局，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大融合、大发展，新疆的民俗也因此愈加丰富多彩。《新疆赋》对此也是细致描述，构成了一幅斑斓多彩的民族与民俗画卷。

卜魁城，地处东北边陲，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俗丰富多彩。《卜魁城赋》对此也进行了细致描述，尤其是引用被称为“龙江三纪”的《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龙江纪略》，对清代黑龙江的民俗，起到了重要的记载和传承作用。

五、语言与文字文献价值。三边一带，聚居着众多的民族，有着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和文字，对内地人们而言，显然异常陌生。所以，《三边赋》，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也是进行了饶有趣味的介绍，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新疆一带，语言和文字是人们认识上的巨大障碍，早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序》中就曾苦叹:“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曰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曰书缺有间，文献无征。”可以看出，新疆一带语言和文字的难度之大，就连徐松这样的学者，也感叹“译语难晓”。更头疼的是，回部、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沙毕纳尔、扎哈沁、乌梁海、杜尔伯特、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布哈尔诸种人“或逐水草，或居城郭，嗜欲不同，言语互异。国语谓山为阿林，蒙古语则曰鄂拉，回语则曰塔克，西番语则曰里;国语谓水为穆珂，蒙古语则曰乌苏，回语则曰苏，西番语则曰楚。复有重译难通、象胥不能尽解者。”所以，《新疆赋》中，对当地各种语言和文字就不厌其烦地随时解释。在新疆，有一种供来往行人休息的驿站，类似于内地的茶亭，名曰“博斯腾”，自注云:“回疆驿路，每间数十里，则树白杨一丛，引水环之，为行人憩息之所，如内地之茶亭，其名曰博斯腾。”另外，新疆是瓜果之乡，品种繁多，名称各异，如“哲纳斯台”(樱桃)、“阿纳尔”(石榴)、“阿勒玛”(苹果)、“毕也”(木瓜)、“洋阿克”(核桃)等等。再如极富新疆特色的集市，名曰“巴咱尔”，即巴扎，《新疆赋》自注云:“回俗以岁首第一日为沙木毕，二日为雅克沙木毕，三日为都沙木毕，四日为赛沙木毕，五日为插沙木毕，六日为排沙木毕，七日为阿杂那。遇阿杂那日，则为市名，其市曰巴咱尔。”又如南疆的服饰，即得斯挞，自注云:“得斯挞，回人缠头帽。按，虞集《曹南王勋德碑》:‘旦耳答者，西域织文之最贵者也。’或得斯挞译语之转。”如此等等，不可殚述。通过赋作的介绍，将新疆的语言和文字解释得清楚明白、趣味盎然。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语言文字，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西藏赋》、《卜魁城赋》中，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亦多涉及。如《西藏赋》中，对名称各异、五花八门的地名，就进行了语言和文字方面的详细注释。举一例，可见其余:

达木珠而朗卜切兮，象与马之番语。僧格喀而玛卜伽兮，狮孔雀其译言。

这里，介绍的是西藏的山、川。自注云:

冈底斯之东，有泉流出，名达木珠喀巴普。达木珠者，马王也;喀者，口也;巴普者，盛糌粑木盒也。以山形似马口，故名。冈底斯之南，有泉流出，名朗卜切喀巴普。朗卜切者，象也。以山形似象，故名。

冈底斯之北，有泉流出，名僧格喀巴普。僧格者，狮子也。以山形似狮，名也。冈底斯之西，有泉流出，名玛卜伽喀巴普。玛卜伽者，孔雀。以山形似孔雀，名也。

这样一注释，使得人们对艰涩的藏语一目了然。东北的言语和文字，也极具特色。再如东北民居中的火墙，《卜魁城赋》云:“居则拉核之是蔽。”并自注云:“《龙沙纪略》:‘拉核，墙核，犹言骨也。木为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如柱五尺，为间层，施横木，相去尺许，以□草络泥挂而排之，岁加涂焉，厚尺许者，坚甚于甃。一曰挂泥壁。’”这样，对满语的“拉核”一词，就有了准确理解。

六、气候与物产文献价值。边疆地区，气候也与内地截然不同，物产更是丰富多样。《西藏等三边赋》中，对此也是进行大量的介绍。而气候和物产，也是动态变化的，《西藏等三边赋》为我们保存了清代时期三边一带珍贵的气候与物产文献参考资料。如气候方面，《西藏赋》介绍:“风来阊阖”，并自注云:“今藏地，西南风最多。若东风，非雨即雪。”突出了藏地多风、多雨雪的气候特点。但在秋季，藏地还是风和日丽的，如初秋的“祓禊”即沐浴节前后，“霞天绣幄，锦地花沟。清凉入榭，大愿维舟。意树心花，岁进佛桑之供;喜园忍草，人欣衣影之留。”而黑龙江的气候，突出地体现在冬天的严寒，赋作云:

其气候也，暖薄寒重，少雨多风。秋霜肃沃，春露□□。夏雷间作，雨雹相从。凛凛冽冽，可畏三冬。阴则积素盈尺，晴亦舞霰长空。冻合地而缝裂，雾罩树而林封。屋藉草以覆顶，虞焚轮之掀冲;窗涂油而护纸，虑惊砂之击撞。

在这种奇寒的气候条件下，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居住和出行方式，即火墙与爬犁(今狗拉雪橇)。

尽管总体上看，三边属于苦寒之地，但物产还是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西藏等三边赋》对此均不惜笔墨地加以铺叙。如《新疆赋》对南、北物产都细致介绍，如北疆的物产，包括树木如柽柳、松樠(盖即今衫松也);药材如沙参(如党参)、黄连、羊乳(即枸杞)、茇葀(即薄荷)、桂荏(即紫苏)、芣苢(即车前子)、勤母(即贝母)、益母、黄结(即山豆根)、黄良(即大黄);菜蔬谷物如四叶菜、千岁谷(又名回子谷);瓜有麦瓜(一种西瓜，其子白色，如小麦，故名);花草如柳叶菊、鹿葱(即萱草)、莺粟(即罂粟，今俗名大烟)、鸱头(即贯众)、地丁(即蒲公英)、石竹(即石竹花)、萹蓄(俗称胡蝶花)、豨莶、□蒿、苁蓉、苜蓿。而“变常徵怪，荧听骇目”的则有雪莲(状如洋菊，生深山积雪中。其生必双，雄者差大。然不并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两丈。望见此花，当默往采之。若指以告人，则缩入雪中，虽劚雪求之，不获)、冰雀(大如燕，鷇卵冰穴，一曰雪燕)、雀芋(沙碛中生草，长茎而细叶，似茑萝，作蓝花。悬之风檐，历久愈鲜;置湿地，即死。土人名曰湿死干活，《酉阳杂俎》曰雀芋者，或即其类)、石油、红柳(乌鲁木齐山中，有人高尺许，遇柽柳吐花时，折柳为小圈，着顶上跳舞。柽柳花，淡红色，极可爱，俗名红柳，因呼人为红柳娃)。众多的北疆物产，令人应接不暇。最后，赋作以古籍所不载录为由而省略了过分的铺排。这部分的描述，可谓将北疆的物产特色坦露无遗，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赋作并未因此而收束，而是进一步以狩猎为名，又从北疆名目繁多的野兽入手进行皲染。其中，有櫜、騉、骥、马录、狐、貒、麖、鹿、羊、狼、虎、狍、鹿、雉、兔、鵌、鼵、鷟鸑、熊、罴、虎、豹等等。在《西藏赋》、《卜魁城赋》中，对物产的介绍也是重点内容，玆不赘述。

七、经济与贸易文献价值。清代对边疆地区的经济与贸易发展一直高度重视，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升，呈现出一时的繁荣景象。《西藏等三边赋》对此也是多加叙述，尤其是《新疆》、《卜魁城》二赋。比如，《新疆赋》第二部分《新疆北路赋》中，徐松以“屡丰接乎青黄，荒服臻乎富庶”来高度概括，花了大量篇幅对清代在新疆的屯垦开发，从兵屯、旗屯、民屯、遣屯、回屯等各种屯田形式方面进行了细致描写，同时通过自注的方式，介绍细节及来龙去脉，为我们保留了18至19世纪新疆经济的宝贵资料，极具文献价值，至今还为诸多史地和经济著作所征引。《卜魁城赋》中，对农业、渔业、林业、畜牧业等也进行细致介绍。而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贸易的繁荣。《西藏等三边赋》也着墨极多，详细叙述。如《卜魁城赋》重点介绍边贸盛况:

若其大辟市廛，时届五月。贡貂少余，各辏方物。商贾咸集，旗民毕达。蚁聚蜂屯，车膏马秣。褰帐连云，编茅荫暍。携累重以偕行，听子女之欢萃。通有无以懋迁，储经岁之生计。羡户籍之益繁，增倍蓰而犹未。奄十屯之广袤，为东北之都会。

交换的物品，名目繁多，如土物(东珠、松子、蜂蜜、鱼类)，异产(木变石、桃皮木)，还有来牟(即小麦)，还有鹰、海东青、貂皮等等。可见这里的边贸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而新疆的贸易，尤其是民贸，更是独具特色。南疆地处边疆一带，西接中亚、南达印度等国，所以其集墟八方辐辏、百物交汇、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极富西域特色。南疆的集墟，最热闹的就是每年岁首第七日阿杂那节这一天，专门名其集墟为“巴咱尔”。所以，《新疆赋》紧紧围绕巴咱尔而展开:“徵逐奇赢，奔驰妇孺。”交换的货物，本地有番红花、紫铆、黄牙(即黄硇砂)、白坿(白石英)、青蛤粉(即青黛)、水晶盐、鸡舌、马乳(一种紫葡萄)、羊剌蜜、胡桐泪、金线矾(用以磨刀剑，使之有花纹)、白叠(即棉花);异域有大秦的迷迭香、兜纳香、玻瓈，波斯及狮子国的珊瑚、齐墩树(即齐墩果)、摩泽树(即没石子)、底珍树(即无花果)、阿梨树(即皂荚)、薰陆(即乳香)、芦荟、辟邪(即安息香)、□齐树(此树能出蜜)、阿月浑(即胡亲子)、骨路支(即飞藤)、必斯答(一种果名)、锡蔺脂(一种银铆)、拔兰鹿、榾柮犀(传为一种千岁蛇角)。由于边贸的兴盛，随之传入了异域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在南疆回部非常兴旺。

这些生动而又客观的叙述，描绘了鲜明生动而又珍贵的北疆经贸情况，是研究清代边贸重要的参考资料。

八、官制与兵制文献价值。清政府为了有效地实施边疆管理，不遗余力地对边疆进行规划和建制，其中，官制与兵制是重中之重。《西藏等三边赋》以细致的描述，翔实的资料，为我们保存了清政府在边疆的官制与兵制的珍贵资料。如《西藏赋》所述官制与兵制，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对廓尔喀战争之后进行重新调整的建置。西藏的官府机构主要有:商上(布达拉一切收纳、度支、办公之所)、噶厦(噶布伦等办理通藏事务之所)。各级官员及其职责分别有:“噶布伦领四方之政治，权居岳牧之尊;仓储巴综五库之藏储，职等金仓之掌。希约第巴秸粟征科，业尔仓巴廪糈给养。浪孜辖稽市井之奇袤，胁尔邦听闾阎之直枉。亦系五品衔，听番民词讼。卓尼奔走，鳬侣维勤;孜琫会要，漆书无爽。密本司版户之登，达本任马闲之长。第巴分治于外寨，厥品维三;中译书记于公衙，其阶有两。”西藏的兵制，主要提及“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戴琫四品，管兵五百名;如琫五品，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六品，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七品，管兵二十五名。’共额设番兵三千名，前藏驻札一千，后藏驻札一千，江孜五百，定日五百，俱隶绿营，将备随时一律操演。”这些，都具有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再如《新疆赋》，详细介绍清政府统一南北疆以后的城建，以及与此相关的官制与兵制。南疆统一后，清政府还是保留了一些原有的官制，但任免权收归中央。《新疆赋》对此描述为:

当此之时，世家袭职，伯克任官。

自注云:

回部世家居哈密者，郡王品级多罗贝勒一;居吐鲁番者，多罗郡王一、一等台吉一、二等台吉一;居新疆者，散秩大臣晋固山贝子一、贝子品级辅国公一、公一、三等轻车都尉一。皆世袭罔替。回部设官，皆因其伯克之旧名，而冠以天朝之品秩。自三品至七品，其伯克之名:曰阿奇木、曰伊沙噶、曰噶匝纳齐、曰商、曰哈子、曰讷克布、曰茂特色布、曰木特洼里、曰密喇布、曰都官、曰巴济吉尔、曰巴克玛塔尔、曰什呼勒、曰阿尔巴布、曰帕察沙布、曰明、曰克勒克雅喇克、曰匝布梯墨克塔布、曰赛特里、曰哲博，凡二十级，各有专司。

这样详细而层次分明的自注，其文献价值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对北疆官制与兵制的介绍更为详细而显得弥足珍贵。如介绍伊犁九城时，对城防相关官制与兵制的设置深入细致到各机构、各角落，如单就惠远城而言:

沉沉幕府，奕奕元戎。武士执戟以就伍，众司操简以趋公。广诹咨于队帅，交翊赞而和衷。察嘉肺之必立，典琛币之恒充。

自注云: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各一员，驻札城内。承値将军，署公事者。印房、驼马处、粮饷处、功过处，则有司员。营务处、满营档房，则有侍卫、协领、佐领。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领队，皆驻札城内。又有惠宁城领队及绥定城总镇公署。设抚民理事、同知各一员。设仓员，司仓库。

而对北疆的兵制，《新疆赋》异常细致地加以叙述，限于篇幅，仅以满营为例:

至其设兵也，屹屹两营，实维驻防。西安滦阳，凉州庄浪。六千君子，守节知方。

自注云:

惠远城满营，调自热河、凉州、庄浪，共四千三百余名;惠宁城满营，调自西安，共二千二百名。圣制《实胜寺后记》:‘索伦兵，马射虽精，而知方守节，终不如我满洲世仆。’又，

至厄鲁之遗种，滋爱马以繁昌。沙毕纳尔之后附，达什达瓦之先降。判上三与下五，亘南山而作障。

自注云:

厄鲁特，本准噶尔遗种，生息日久，今渐繁盛。圣制诗注:‘厄鲁特，亦呼厄鲁。爱马，见元至元六年勅，犹言部落，疑即爱曼之讹。’达什达瓦者，准噶尔台吉小策零敦多布之子。为其汗喇嘛尔达扎所杀，属众投诚，安插热河。事在准部未灭之先，是为达什达瓦厄鲁特。乾隆二十九年，自

热河移驻伊犁，编为左翼上三旗。其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