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遐与崔万秋抗战长篇小说简论

陈思广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将黄震遐和崔万秋两人并提，是因为他俩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都曾在国民党军政内担任过重要职务;都曾在上海《大晚报》及相关报业担任过要职并从事文化工作;都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创作过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在《大晚报》上发表;都曾与鲁迅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曾在人生的后半期移居海外等。正是这几重在今天看来极为正常但在当时却“不正常”的历史，使他们两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中始终找不到应有的位置。黄震遐的“出名”是因他曾是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与“左翼”文艺尤其是鲁迅有过直接的交锋，这才以“御用文人”的形象出现在现代文坛;崔万秋则基本无名。黄震遐的长篇抗战小说《大上海的毁灭》因遭到鲁迅的抨击，遂以“恶名”出现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崔万秋的长篇抗战小说《新路》和《第二年代》则湮没无闻，没有一部文学史或小说史予以评介，若不是《新路》在1989年12月被上海书店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海派小说专辑”为名影印出版，几乎就无人知晓了，而《第二年代》则至今仍未出版。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本文以黄震遐和崔万秋的长篇抗战小说《大上海的毁灭》和《新路》等为中心，对二人的创作成就重新予以客观评定。

一 黄震遐·《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

黄震遐(1907—1974)，广东南海人。中学时开始从事创作，1930年5月投笔从戎，入中央军校教导团参加中原大战。战后积极响应“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前锋月刊》发表中篇小说《陇海线上》(1931年5 期)、诗剧《黄人之血》(1931年7 期)，一举成名，成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代表作家。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黄震遐立即奔赴前线，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采写了大量的战地新闻，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伟大事迹传向全国。“淞沪协定”签定后，他即开始创作以十九路军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5月28日起刊发于上海《大晚报》，至9月11日毕，1932年11月由上海大晚报社出版。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淞沪抗战的长篇小说。之后，他出任武汉《中国的空军》主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震遐迅速以空军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中国空军的第一线，创作了六十余篇反映中国空军光辉事迹的通讯报道，并以《中国新空军的神威》(1937)、《空战实录》(1938)、《光荣的记录》(1939)等为名结集出版，极大地鼓舞了为民族解放而不惧牺牲的中国空军。抗战期间，黄震遐还担任《军学月刊》主编、《中国天下》社长、《新疆日报》社长等职，为抗战奔走、呐喊。1949年，黄震遐南下香港，先后担任《香港时报》主笔，《中国评论》副社长，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化人。1974年1月，黄震遐因病于九龙去世，享年67 岁。

《陇海之战》是黄震遐的成名作。小说以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为题材，真实地描写了中央军将士历经艰辛终于战胜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势力的历史过程，表达了作者为维护中央统一坚决反对封建军阀割据的革命信念。作为一部应急之作，全篇虽叙事大于虚构，但它记叙着一个爱国军人精忠报国的奋斗历程，流淌着一个青年军人为国家统一而不惜生命的一腔热血，可谓时代的、青春的真实记录与历史见证。尤其令人称赞的是，作为一部战争小说，作者以士兵出征时高歌《国民革命军军歌》，战斗前奏唱《轻甲车连歌》，凯旋时高唱《黄埔之歌》，胜利后奏响《中华民国国歌》为情绪流，将军人的豪迈与威武贯穿始终并使之成为小说的总基调，既见证历史，烘托主题，亦凸显军威，彰显军魂，使小说充盈着昂扬向上的崇高品格。这一构思可谓匠心独运，在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当然，笼统地看，小说所描写的还是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混战，但如果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说，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军在这场战争中更具有合理性，因而也具有正义性。也正如此，小说最后对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军人们予以肯定，对他们生之价值与死得其所予以彰显，无疑具有崇高感。这也是我们今天应予以历史的客观的评价的。

《大上海的毁灭》是黄震遐的代表作，但不幸却因鲁迅的批评而被长期误读。其实，这部以“一·二八”淞沪大会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讴歌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地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小说，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抗战文学的先声之作。作者写浴血奋战、保卫大上海的十九路军准备后撤，五团三营的汤营长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战斗中，八连连长罗毅心与全连战士在黄渡车站英勇殉国。与此同时，大上海的另一些人如罗连长的未婚妻阿霙和她的密友露露，却在醉生梦死之中，她们毫不关心国事战局，照常出入于舞厅酒会，纵情享乐。受复旦大学义勇军精神的感召，草灵和一些热血青年决意投奔十九军。根据斗争需要，旅长让草灵他们作为便衣队回到上海租界骚扰敌人，配合十九路军的正面进攻。由于十九路军作战计划的改变，失去主力部队配合的便衣队行动失败，队员们大多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十九路军西撤，草灵决定只身抗敌。他爬上闸北东方图书馆5 楼，拿起了枪，以仅存的3 发子弹向敌人打去。在消灭了一个敌人后，壮烈牺牲。

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贺玉波就认为:“万国安的抗日战事小说《三根红线》等，黄震遐的《大上海之毁灭》以及陈大悲等人的作品，便是最好的抗日文艺之代表作品。”［1］不过，鲁迅在《止哭文学》一文中却认为:“一部《大上海的毁灭》，用数目字告诉读者以中国的武力，决定不如日本，给大家平平心;而且以为活着不如死亡(‘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但胜利又不如败退(‘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总之，战死是好的，但战败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国的完全的成功。”［2］33这显然是误读了。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文学”是1930年6月由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黄震遐等国民党文人策划发起的以“民族主义”为旗号，以《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为阵地的一场文学运动，因其官方性质和反苏倾向，便被以鲁迅、瞿秋白等为首的左翼作家视为“宠犬派”，特别是鲁迅，“始终把民族主义文学视为仇雠，不管是什么场合——杂文、杂文集后记、海外宣言、友人通信等——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态度，较之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更为决绝，从运动的宣言到刊物、作品及其他活动，从有政府背景的发起人到追踪其运动的文学青年，统统施以重拳，毫不留情。”［3］因此，作为“民族主义文学”倡导者之一的黄震遐及其创作，自然被鲁迅“恨屋及乌”地予以抨击。他说:“‘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2］33这当然是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了。因为紧接小说所写的一段话:“躺在床上，我拿这四个答案翻来覆去地想着，卒於又发现了许多的矛盾与错误，而尤其是，自己看到的那些‘我们’，只是些躲在外人保护下的苏秦张仪们，那又何必提?”对其中的“我们”即那些空谈家讲得很清楚，何况这并非作者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本意。遗憾的是，鲁迅的曲解被反复征引。

其实，《大上海的毁灭》主要写了三方面:一是汤营长、罗连长等为代表的十九路军的正规军抗战的英勇行为;一是战争期间罗连长的未婚妻阿霙和她的密友露露、买办张先生等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三是以草灵为代表的自发的个人的为民族而战，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的爱国民众。三者相互交织，彰显抗战军民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抨击那些苟且偷安者，抒写爱国民众自发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以讽刺那些只说不做的可怜虫，同时也流露出对中日两国军力不对等致使中国政府被迫撒退的失望之情。可以说，这部以“一·二八”淞沪大会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部不折不扣地讴歌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地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小说，虽然其艺术表现力略显不足，但其主题的积极意义无论如何都应予以充分的肯定。鲁迅抱着对“民族主义文学”论者的成见批判黄震遐及其《大上海的毁灭》，恰恰是他性格偏执一面的流露。而“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努力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认识这些现象的本来面目及其发生的原因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不应只是以一方的言论作为根据，片面地剪裁历史”。［3］我以为，这才是历史的、科学的态度。一些学者至今仍信奉鲁迅对《大上海的毁灭》的批评而忽视甚至否定这部小说，［4］是草率而令人遗憾的。而有的学者自称“不偏不倚，天理良心”地认为这些作品“仅如匆匆的过客，实在没有分量，对历史毫无贡献”［5］，笔者实在不知这种“不偏不倚，天理良心”从何而来。

二 崔万秋·《新路》·《第二年代》

崔万秋(1903—1982)，山东莘县人。1924年赴日留学，1933年3月回国后任上海《大晚报》副刊编辑，并在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兼课。抗战前期，他一直以报人、教授、作家等多重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化界。作为报人，他主编《大晚报》副刊《火炬》《剪影》，并在《火炬》副刊上连载了万国安的抗日小说《三根红线》。鲁迅逝世后，他很快就在《大晚报》头版披露相关的消息，同时刊出了鲁迅先生的遗容及绝笔，又根据《阿Q 正传》卷首的先生《自叙传略》刊登了他的生平事迹及著作目录。抗战时期，崔万秋随国民政府经武汉去重庆，也曾以第三方面军随军记者的身份从事新闻活动。作为教授，除教书外他还出版过几本学术著作，如《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等，也翻译过一些日本文学作品，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孤独之魂》《忠厚老实人》《母与子》等。作为作家，“九·一八”后，他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新路》，表达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之心。1943年4月又出版抗战长篇小说《第二年代》。1948年后，崔万秋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官员，不再从事小说创作。1971年退休后移居美国。1982年辞世，享年80 岁。

《新路》初刊于上海《大晚报》1933年3月30日，1933年11月由上海四社出版部出版。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从留学生的视野反映“九·一八事变”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写《北平早报》冯景山因不满国内言论不自由决定去日本做研究，在日本下关乘火车邂逅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林婉华。在随后的接触中，林小姐对冯先生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冯景山有家室有儿女，虽然是包办婚姻谈不上爱情，但他是个传统知识分子，他知道如果离婚对于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的妻子来说，是怎样沉重的打击，对于失去父亲的孩子幼小的心灵又是怎样的创伤，他决定做一个时代的殉道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人一片欢呼，而中国留学生一片愤慨。日本警察对他们进行软硬兼施，希望在日留学生不要与日为敌，并暗示警察在监视他们的举动，留学生们也知道王文尤这样的东洋狗在出卖灵魂，但仍决定联合起来，发传单，反对日本继续出兵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天，林婉华向冯景山表达了自己的爱情，遭到冯景山的拒绝，失望之下，林婉华开始整日出入于舞厅、酒吧、咖啡厅，甚至开始做舞女，堕落了下去。一向爱慕林婉华的徐博追求林婉华却未能如愿，非常痛苦，看到她堕落也很伤感，自身也陷入苦闷中，不久生病住院。不过，虽然“九·一八事变”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但留学生与日本人民的关系还是友善和好的。院里的日本护士惠美子劝他眼光放开一些，多想想国家派你们出国的目的，想想一个男人的社会责任，不要仅沉溺于情感。徐博听了后深受感动，他感谢惠美子的好言相劝，决定努力发奋而不自暴自弃，将全部精力用在学问与事业上。林婉华苦闷之际决定出游，遇见冯先生的朋友袁安北，得知许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组织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日，内心深受触动。回来后，她看到冯景山给她的信，劝她在民族危机时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应该肩负起振兴民族之责任，而不是纸醉金迷，消沉堕落，各地的留学生们都在为抗日做着自己的贡献。这天，又是日本出兵之日，冯景山和爱国的留学生们又四下撒传单，宣传抗日。看到冯的壮举，林婉华非常激动，她厉声指责日本兵不能乱抓人，结果被日本人抓走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在火车上，冯景山与林婉华约定，回国后参加抗日工作，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去——这就是中华儿女的新路。

由此可知，这同样是一部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留日学生在日本感受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历史氛围为主线，以一批爱国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行为为中心，热情歌颂了他们虽身处侵略国但却丝毫不失爱民族爱中国之心，坚决反对一切外来者侵犯中华民族主权的凛然正气，强烈批判了丧失民族大义的民族败类和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批评了沉溺于个人情感迷失自我的糊涂行为，奏响了一曲别致的爱国主义颂歌。小说题材别致，构思新颖，作者没有简单地反对日本人民，而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与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区分开，在艺术描写时能真实地刻画日本人民友善的情谊，日本国土美丽的自然景观，而将愤怒的笔墨指向日本特务、警察、军人等这些向中国留学生施威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历史观、战争观清晰，民族观、国家观强烈，难能可贵。由于是报载小说，全书笔墨匀称，描写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只是小说单看各章，中心突出，主题明确，整体观之，尚未严丝合缝，前面从容不迫，后面收之仓促，人物的交代与主题的展示也有理念化的成分，稍感遗憾。不过，即便如此，《新路》这部高举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旗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也应因主题的别致与题材的独特而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年代》是崔万秋以“八·一三”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抗战第二年的历史时段为线索，借从事抗战工作的文化人叶唯明与他的爱人女兵郑撷华悲欢离合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徐州大会战至武汉撤退到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年来的历史境况，描绘了抗战第二年武汉一些党派人士的活动情形。由于作者是新闻报业人出身，又由于读者的阅读期待，小说便多了许多纪实与报告的色彩。书中许多人都确有其人，许多事亦有史可征，以至于书出版后许多人一眼就指出书中的朱佛山即周佛海，孟伯文即曾仲鸣等。不过，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后任陆军总部情报处长纽先铭的故事。纽氏当时是南京守光华门的工兵营营长，为了掩护国军撤退未能在日军到达前退出，过江时又被挤入江中，幸亏会游泳才保全性命。上岸后，为避免日寇俘虏，他化装成和尚在南京鸡鸣寺念了八个月的经，又机智地躲过了日军的盘查才逃回后方。不料，到了汉口后，他的妻子已经与同乡同学同僚的雷大声同居了。这件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被崔万秋如实地写进了《第二年代》，只是将纽先铭改为柳剑鸣而已。这一实记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也引起了许多中国读者的好奇。纽约先锋论坛报曾撰文介绍此书，将其与张恨水的《大江东去》一书一起称之为于中国抗战故事中的杰作。应该说，“杰作”确实有些夸张，但许多情节取材于真实的事件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正由于作者过于纪实的写法，致使小说纪事有余而灵动不足，称其为“纪事小说”并不为过。比如，作品中关于徐州会战与武汉“四·二九”空战的记述即是基本照搬报纸的介绍，小说对战争的描写也多靠报纸提供的素材，在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作者书写的艺术也就显出报业人的特点。正如公羊谷梁说:“作者所取的虽然是小说体裁，而实在却是历史纪录。”“历史纪录就要相当忠实于历史，这样一来，作者为了‘真’，有时便不免疏忽了故事性的发展，本书的优点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小说’，而缺点也就在于是‘小说的历史’。”［6］

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遗忘每一个在中华民族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艰难岁月中为民族解放作出贡献的人。就黄震遐和崔万秋的战争小说创作而言，虽然总体艺术水平有待提高，但其爱国的思想及其文学史意义仍值得我们充分地肯定。这就是:黄震遐的《陇海线上》是一部在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中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抗战文学的先声之作，是一部不折不扣地讴歌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地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小说。崔万秋的《新路》同样是一部高举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旗的优秀作品，其主题的别致与题材的独特将使它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二年代》虽然纪事有余而灵动不足，但作者的爱国热忱还是应予以充分的肯定。我相信，随着新文学研究的深入，随着人们对历史观与战争观的理解不断深化，在将来的战争文学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中，黄震遐和崔万秋的长篇抗战小说还会得到新的阐释，《大上海的毁灭》与《新路》也将在抗战文学史上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

［1］贺玉波．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J］．前途，1934(8)．

［2］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M］//伪自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秦弓．鲁迅对20 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J］．南都学坛，2008(3)．

［4］吴晓东．“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M］//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4－225．

［5］张大明．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3．

［6］公羊谷梁．由《第二年代》想起——长篇创作选读之四［N］．国民公报，1943－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