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荀卿颂》与荀学的清际转型

郎 镝

(吉林省教育学院 初中语文研训部，吉林 长春 130022；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凌廷堪《荀卿颂》与荀学的清际转型

郎 镝

(吉林省教育学院 初中语文研训部，吉林 长春 130022；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清初学术是中国学术实现从理学到朴学演进的重要节点。荀学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种演进体现在荀学研究中是由“抑荀”到“扬荀”学术风气的转变，是“以礼代理”的学风转向。清人凌廷堪私淑朴学大家戴震，其作《荀卿颂》既为师承所原，又源自当时“扬荀”的学风。凌氏以“征实”对待礼学研究，崇礼于训诂考据学问之中，为荀学研究中法先后王、性善恶之辨等有关社会政治理念争论做出解释。这种对荀学实践理性思想特征的提倡，启发了中国学术形上思维传统的新变。

凌廷堪；荀卿颂；荀学；清际转型

清人凌廷堪，私淑戴震，与东原同为徽州学者，以礼学研究为乾嘉汉学殿军。其作《荀卿颂》，褒扬荀学，借此阐释其“以礼代理”朴学理念。其以征实崇礼方法，以先秦古训求证经学意旨；著《礼经释例》，发展戴氏考《礼》观点；承徽歙之学，奠定清代以来以学术实践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和学脉传承，成为中国哲学形上思维体系中灵动的成分。

一、 凌廷堪及其《荀卿颂》

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徽州歙县人。其“慕其乡江永、戴震之学，渐好治经”，以戴震私淑弟子自况。治学承乾嘉学派朴学之风，重训诂考据，平时治学尤重礼学，著《礼经释例》，以例证考察传统礼乐文教的规范；颇通音声调律，考察燕乐二十八调与琵琶四弦之关联，著《燕乐考原》。其他著述、诗文词存于《凌次仲先生遗书》中。其作《荀卿颂》一文，对荀子颇为推重：

七姓虎争, 礼去其籍。异学竞鸣, 榛芜畴辟。卓哉荀卿, 取法后王。著书兰陵, 儒术以昌。本礼言仁, 厥性乃复。如范范金, 如绳绳木。金或离范, 木或失绳。徒手成器, 良工不能。韩氏有言, 大醇小疵。不学群起, 厉声垢之。孟曰性善, 荀曰性恶。折衷至圣, 其理非鑿。善固上智, 恶亦下愚。各成一是, 均属大儒。小夫咋舌, 妄分轩轾。中风狂走, 是谓自弃。史迁合传, 垂之千年。敬告后人，勿歧视焉。[1]77

凌氏文章很出色，曾经得到钱大昕的褒奖：“精深雅健，无体不工；儒林文苑，兼于一体。”[2]此颂文中，可见其对荀学偏爱。以“七姓虎争, 礼去其籍。异学竞鸣, 棒芜畴辟”体现了对礼学没于周秦之际战火的遗憾，同时也对当时礼学淹没与诸子之学的不平，显示其对礼学的情有独钟。“本礼言仁”，则是对荀学循儒重礼的认可，更是表达了以治礼学而发扬荀学的学术指向。对于荀子礼学的具体分析，也见其功力：以“礼”为“范范”之金，“绳绳”之木。以铸器与绳墨为譬，以其为复性之规范和准绳。“所述者皆礼之逸文, 所推者皆礼之精意。”可从中窥见凌氏对于荀学理论的态度。首先，他溢美荀子“卓哉荀卿, 取法后王”，提出了对“法后王”的赞同之意；再次，他以“孟曰性善, 荀日性恶。折衷至圣, 其理非凿”重提性善性恶之辨，“善固上智, 恶亦下愚。各成一是, 均属大儒”，提出并非以孟子“性善”论来贬低荀子“性恶”论之非。而凌廷堪对于一直以来荀子在儒圣当中的卑微地位，似乎颇有微词，从他的另外一段叙述中，可见端倪：

窃惟《太史公书》以孟子、荀子同传，未尝有轩轾于其间，而孟、荀之称，由汉迄唐无异辞。若夫罢荀卿从祀，祧七十子而以孔、孟并举，此盖出后儒之意，于古未之前闻也今《孟子》得凤石及阎氏、周氏事实求是搜讨靡遗，而《荀卿子》三十二篇，自二三好古君子为之校正审定外，无过问者，甚且遭陋者妄加删改，几失其真，斯亦儒林之深耻也。

这段文字，内容远绍秦汉，以汉学义脉的传承入手，分析并标举荀学之要。并对一直以来的“遭陋者妄加删改”的“抑荀”一派学问给予批评：“小夫咋舌, 妄分轩轾。中风狂走, 是谓自弃。”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鲜明的学术指向。而他举荀学大纛，圭臬其学的旨趣表现为：“若夫荀卿氏之书也，所述者皆礼之逸文，所推者皆礼之精意。故戴氏取之以作记，郑氏据之以释经。遗编俱在，不可诬也。”[1]77作为戴震后学、朴学翘楚，凌廷堪所作《荀卿颂》，并不仅仅是有感而发的不平之言，我们认为，这更是借对荀学一脉中不同观点的扬弃态度，体现乾嘉之学对宋学的学术旨趣的转向意义。

二、 “以礼代理”与清代朴学对宋明理学的反拨

凌氏《荀卿颂》对荀学的概括，除对其作为礼学研究者本身的兴趣外，无疑也带有学术商榷的成分。明清转寰之间，是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过渡的重要时期，这种儒学内部学术思想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在对荀学的态度上。

理学一脉至于清初，对荀子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清初理学家熊赐履《学统》将荀子之学列为杂学，并斥之为“见道不明, 师心自是, 故其为书，皆杂引物类, 踳駮蔓衍, 务弛骋于文词, 而不能一轨于义理之域, 方之田骈邹衍之徒, 殊未见其能远过也”[3]。张伯行《性理正宗序》云：“荀、扬辈或云性恶, 或云善恶混, 邪辟之见, 足以害道。”[4]而事实上，更多的清初学者带着较为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荀学之“杂”。如傅山即言：“《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近墨家者言。”而对荀子的推崇，完全压制了抑荀的声音，如费密有言：“愚常谓诸生：昔者, 孟柯好辩, 孔道以明。荀卿守正, 大道是闳。”谢墉有“荀子生孟子后，最为战国老师。”将荀子的地位完全抬高到了孔孟之中，推崇之心备至。钱大昕有云：“盖自仲尼既没, 儒家以孟、荀为最醇。”郝懿行评价：“其学醇乎醇, 其文如孟子, 明白宣畅, 微为繁富, 益令人入而不能出。”《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荀子“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中为近正”。而我们也发现，持有并倡导这些观点的学人，大多是清代反理学的殿军。诚如凌氏所指出，对于荀子的臧否辨证，也主要集中在荀子对“性恶说”的倡导和“法后王”的提出。

对荀孟之争的“法先王后王”的争论，清人作了合理的解释。费密云：“荀卿曰,欲观圣教之迹, 则于其集然者矣, 后王是也。”而其他人对“后王”的解释，则表达了清人希望恢复宗周之礼的社会理想。如钱大昕有言：“荀卿法后王之说, 王伯厚深低之……方是时老庄之言盛行, 皆妄托于三皇, 故特称后王,以针贬荒唐谬悠之谈, 非谓三代不足法也。”黄三式也说：“五帝之外无传人, 五帝之中无传政, 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 然则所谓后王者, 指周之文、武也。”这种对三代之世的怀念，既包含了明代遗民对明亡的制度反思，也是异族入侵时期对民族原初治道的怀恋，而如果说带有一种进步历史演进观念的影响，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确是相对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道性善”的异说。宋人攻击荀子，也在于此。而余廷杰、卢文弨却认为荀子所言合情合理，并提出“然其本意则欲人之矫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礼，其功在学”的相反观点。而谢墉更进一步，力倡孟荀位次倒置之说：“然孟子偏于善, 则据其上游；荀子偏于恶, 则趋于下风, 由愤世激俗之过甚, 不觉其言之也偏。然尚论古人, 当以孔子为权衡, 过与不及,师、商均不失为大贤也。”极力抬高荀子在儒家圣王序列中的位置。这种纠缠辩难的政论，似乎又要陷入是非判断，而这时的清儒则更为客观地分析孟荀之分。如钱大昕通过考证“为”、“伪”之义的方法，从人性价值判断的的角度，说明理学于朴学在“性”的判断上是殊途同归的。他认为：“《荀子》三十二篇, 世所共訾之者, 惟《性恶》一篇, 然多未违其旨趣。夫子孟子言性善, 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子言性恶, 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言性虽殊, 其教人以善则一也。世人见篇首云‘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遂掩卷而大诟之，不及读之终篇。今试平心而读之，荀子所谓‘伪’，只作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故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此其证也。若读‘伪’ 如‘为’， 则其说无悖矣。后之言性者，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二之，而戒学者以变化气质为先，盖已兼取孟、荀二义，而所云变化气质者，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是又不可不知也。”而这种考证方法，也基本结束了即将到来的论争。严可均认为：“足怯宋儒积疑。”郝懿行也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伪’即‘为’耳。孟、荀之恉,本无不合, 惟其持论, 各执一偏。”是对钱氏考证之功的肯定。而钱氏的更大功绩在于对宋明理学家倡导的“变化之性”作了“化性起伪”的演绎。将人为之化代替了气质天理，为礼学的重现，提供了学理上的必要性基础。而在这种“扬荀”的学术氛围下，凌廷堪作《荀卿颂》重倡古礼，辨证纷争，倡导“以礼代理”，则可视为清代学风大成的标志。

三、 “征实崇礼”与凌氏对戴氏治学的承续

前清学术，以戴震为大成者。其师从江永，致力训诂考据之学，兼及《易》《诗》《书》诸经。史载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戴震曾任《四库全书》纂修，校订《仪礼·释宫》、校勘《仪礼》全文、《大戴礼记》，辑录宋人张淳《仪礼识误》三卷，厘成李圭如《仪礼集释》三十卷等。虽然考释多端，但是有清学人，对经学的经典地位是不怀疑的，“圣人之道, 惟经存之”。戴震之学杂，而其对礼学似乎情有独钟，治学之法，也素守章句、考证训诂的硬功夫。其自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5]凌廷堪严守师法，毫不逊色，“读书破万卷，肄经，邃于《士礼》，披文摘句，寻例析辞，闻者冰释。至于声音、训诂、《九章》、八线，皆造其极而抉其奥。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6]。师徒之间学脉的赓续，则共之以修礼为要，除了研究对象的类同外，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方法，也是如出一辙。试以一段以证之。贾公彦注《礼记·郊特牲》曰：“主人奠觯于荐北。宾坐取觯，还，东面，拜。主人答拜。宾奠觯于荐南，揖，复位。”戴震考证以实，认为：“上经‘宾北面拜，主人奠觯于荐北’，下云‘主人答拜’，答宾北面之拜也。‘宾坐取觯，还，东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还，东面，就其位’。况宾取觯未奠，亦无持觯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时误衍，宋本已然矣。无宾两拜主人答一次拜者，凡拜皆北面。”凌廷堪对其师的考证甚为服膺，并更说明了贾公彦说之谬：“兄弟弟子洗酌于东方之尊，阼阶前北面，举觯于长兄弟，如主人酬宾仪。”贾公彦疏云：“如主人酬宾仪者，长兄弟北面拜，弟子猷于荐南。长兄弟坐取觯，还，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长兄弟奠于荐北，揖，复位。”并以“还，西面拜”，与上经“还，东面拜”取义相同的证据佐之。而对于戴震考证中的不实之处，凌廷堪并不唐突。反而给予公正评价，并予更正。《礼经释例》中，竟有三处之多。对于戴震以《通典》载贺循引《丧服制》校《封建尊尊服制考·丧服》，而不使用更可靠的直接证据《开成石经》，凌廷堪甚至直言：“迩来校书家喜援别书所引者以改本文，其风皆戴氏开之，流弊恐未有艾也。”而对于《器服之例》之“凡觐礼，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凌廷堪认为郑玄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变，而冕服九章”，贾公彦疏云“此无正文，并郑以意解之”，据此推断天子六冕加上韦弁、皮弁、冠弁，故其吉服应为九。而戴震认为大裘而冕当为十二章之服。由于凌廷堪未能找到合适的证据，故存而不论了。

凌廷堪与其师戴震对礼学经典的考释，与钱大昕、郝懿行等人对荀学的考释，相映成趣。反映了清之朴学思想尽成一代风气。我们知道，礼学在历代发展中经过若干转翕。经典尤以汉之郑玄注、唐之贾公彦注为标准。虽然一度礼学即郑学，但也经历了“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和宋儒对郑学的打击。凌廷堪之学，师法戴震，而戴氏作为徽州学者，师从江永，体现了对朱熹之学的继承，而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创建紫阳书院，并颇通音律，凌氏学问之中对音声调律所长，极有可能远绍朱子。钱穆曾云：“徽歙之学，源于江永，以补紫阳之未备。一传为东原……再传为次仲，则分树理、礼，为汉、宋之门户焉。”[7]547但是，这种学脉的继承关系，并不影响学术之间对真理的追求，这种死守家法师法的汉儒旧制，已经为求实重证的考证的科学性所代替。

四、 清学对荀子“礼学精神”的转换与超越

从“次仲论学，极尊东原”[7]542出发讨论凌廷堪的治礼思想及其与戴震的承续关系，可见其朴学治学思想和方法对有清一代学术兴盛的刺激作用。而钱氏又云：“东原论性本近荀子，而空尊孟子性善以为说。次仲深慕东原，乃论古径推荀卿，较东原条达矣。”[7]545既承礼学，荀学又成为凌廷堪与戴震之间学术联系的纽带。我们试从荀学自身的特征出发，探讨清人对荀学情有独钟的原因。

荀子兰陵为令、稷下为祭酒的经历，使其学说具有齐文化的特点。其“明天人之分”的特征，正是对哲学混沌学说的反拨，更是对模糊不清的天性学说的质疑，其“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正与以孟子“天命之谓性”为基础的宋学有着本体的冲突，荀子是将天的命题更多的作为一个事实判断的证据提出的，本身具有启蒙的意味。其次对于思孟学派而言，他们尊崇“仁义礼智根于心”，而老庄则认为“绝圣弃智”是心法高妙的表现，但荀子则以“凡以知, 人之性也；可以知, 物之理也”[8]406作为开启民智的理论基础。有此两点，则是对中国哲学久而未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解放，不但如此，荀子对逻辑更为重视，他力倡“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所为有名”的明贵贱、辩同异之学。另外荀子对“学”的态度也是为后学推崇的。《荀子》开宗明义以《劝学》肇其端，从其理论体系对知的提倡，就能够推知其对“学”这一认知实践培养的重视和提倡。在《劝学》中，荀子认为“终乎读礼”、“学至乎‘礼’而止”，[8]12这是与孟子主张依靠道德的自觉内修而获得认知是不同的。齐学即以“尊贤尚功，重法简礼、尚智重学”为风尚。[9]这种颇为灵动的理性思维情趣，直接引导了政治哲学朝向知识形态的逻辑结构发展， 如齐学的另外一本代表作《管子》所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10]906、“有名则治, 无名则乱, 治者以其名”[10]241，是更贴近“西化”了的认知理性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讲，戴震、凌廷堪等几代学人建构起来的清代乾嘉学术体系，并非如有学者所说，是“义理、考据、辞章”[11]的简单结合，并非如梁启超、牟宗三所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12]43“明亡以后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13]而是从认识论开始，在思想内部进行的“基调转换”[14]，这种转换，正是以对学术思想体系及方法论的进化为标志的，正如梁启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15]对于凌廷堪而言，身处这种“新义理学”形成的风头，一定有深刻的感受。正如梁启超所云：“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12]35荀子的“齐学”客观对立、逻辑精神、理智的实践理性的精神，必定是其在荀子礼学研究中所追求的目标。

五、 结论

焦里堂、王静安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固有一代之学术。清代汉学，是中国古代对历史现实学问的自觉反思。学术历史的历时性，决定了逻辑体系的演进，而共时性特征则表现为学术方法的流传和使用。从先秦墨学的“三表”之法对历史学术的追问，到顾亭林“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拨乱反正”，古代学术终于实现了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理论根柢、“实行其道”为旨趣的实践理性的复归。这不仅表现在对以“明心见性”为基础的宋学学理的广泛质疑，更是对盲目崇拜“圣人之言”、以“圣人之见”的绝对性为前提的“六经注我”的“空虚之学”的反拨。知识分子对经学义理的解释，便脱离了盲目空疏的僵硬传统，将实践与理性进行结合，形成带有经世精神的礼乐传统。在方法论上，更重视“下学而上达”的归纳发挥。“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16]为学如“采铜于山”，这种实学风气，经过有清一代学人陈确、颜元、唐甄、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的赓续发扬，臻于鼎盛，形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如钱大昕所说：“俾知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毋徒执村书数箧自矜奥博也。”[17]从而启迪了“讥切时政”“托古改制”的政治变革思想，为后来章梁对西学的吸收继承，作了理性思辨的铺垫。

[1] 凌廷堪.荀卿颂并序[M]∥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凌廷堪.点校前言[M]∥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3.

[3] 熊赐履.荀子学统·杂学[M]//荀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56.

[4] 张伯行.性理正宗序[M]∥正谊堂文集：续集(卷4).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216.

[5]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M]∥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217.

[6]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770．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高晨阳.荀学的基本精神与齐文化[J]．管子学刊，1995(1).

[10]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余英时.清代学术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上海：三联书店，2000：254-269.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23.

[14] 赵伟.乾嘉荀学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5.

[16] 顾炎武.潘耒序[M]∥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7] 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M]∥潜研堂集：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21.

(责任编辑：袁宇)

LingTingkan’sAnOdetoXunZiandtheChangeofXunZiIdeologyintheQingDynasty

LANG Di

(SchoolofEducation,JinProvincialInstituteofEducation,Changchun130022,China；SchoolofLiterature,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The academic are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the key node in the change from Neo-Confucianism to plain learning for Chinese academic arena. Since Xun Zi ideology was a key school of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arena, such a change as embodied in Xun Zi studies is one from “suppression” to “eulogy”—an academic change to “replace Neo-Confucianism with rituals”. Ling Tingkan, a scholar in the Qing Dynasty, once studied plain learning under Dai Zhen, a great master in plain learning, and Ling’s masterpieceAnOdetoXunZiwas not only a succession of teachings from his master Dai Zhen but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then style of study—“the eulogy of Xun Zi studies”. Using positivism in his approach to the ritual study, Ling Tingkan promoted the ritual study in the exegetical textology and expounded on the debate over som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The promo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reason in Xun Zi ideology has inspired new changes in the thinking and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arena.

Ling Tingkan；AnOdetoXunZi; Xun Zi ideology; the change of Xun Zi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代社会转型、文化整合与文学变革研究”(项目编号：08CZW011)

2014-05-19

郎镝(1980-)，男，吉林延吉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省教育学院初中语文研训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

K203

A

1674-5310(2014)-08-01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