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美学化解读的意义和表现

王赠怡

(四川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论“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美学化解读的意义和表现

王赠怡

(四川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梦”这个术语具有明显的感性特征。作为政治理念表述，这种感性言说本身需要得到合理性的确证。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就必须要把握到其感性的合理价值。事实上，“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表达，本身具有一种巧妙的美学化运作的策略性，它将严肃的政治话语转换成了具有诗意性的言说。对中国梦作美学化的解读，可以从感性上为人们提供情感认同的文化支撑，有利于人们认识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梦”进入到实践领域如何可能的问题，使“中国梦”的理论及其实践性更加深入人心。而这种美学化的阐释又恰恰表明了这种感性表述在情感认同方面的普遍性。

梦；中国梦；美学化；解读；诗意性；和而不同

***同志自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了“中国梦”。于是“‘中国梦’成为激荡神州大地，承载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梦想和重托的热门词汇”[1]。***总书记多次阐述了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中国梦”凝结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归根到底它是人民的梦。[2]不过，也有人真诚地担心：感性化的术语“中国梦”本身能够承载理性而厚重的治国理念吗？人们之所以有或多或少的疑虑，是因为单纯从政治阐述的角度去规定其丰富性举措总是不能消除“中国梦”这个术语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意即“中国梦”这种感性言说作为政治表述有其合理性吗？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就必须要看到其感性的合理价值。事实上，“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表达，本身是一种巧妙的美学化策略运作，它将严肃的政治话语转换成了具有诗意性的言说。将政治话语诗意化又是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讲话风格，他善于活用传统文化中经典的诗文、谚语、民谣等去增强讲话的生动性、感染力，因此，从美学的角度去阐述“中国梦”的举措亦符合习总书记讲话的运思特点。有学者已经开始从象征性的角度确认“中国梦”美学价值，认为：“中国梦，是一个极为多义的象征性理念，也是一个有着特定所指的复合型理念。它体现了中国政治、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当代关切，也是中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括性理念。”[3]这种评价的确抓住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不过，此处所提到的“象征性”并不是为了论证“中国梦”感性表达之合理性，主要还是服务于“中国梦”的政治阐述功能。笔者认为如果忽视“中国梦”所熔铸的丰富的美学内涵，仅仅阐述它所涵盖的政治意义，很容易使人产生政治与感性嫁接的生涩感觉，而美学解读的功用恰恰有利于消除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生涩感。美学式的解读方法可以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架设一道认识的桥梁，既有利于人们认识具有感性意味的“中国梦”如何可能进入到理性的实践领域的问题；又有利于彰明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梦”如何可能为全国人民提供情感认同的文化支撑，使“中国梦”的理论及其实践性更能深入人心。“中国梦”之所以表现了政治理念的一种美学化运作策略，就在于它将历史文化和现代政治、诗性畅想和理性实践、个体追求和民族发展圆融地统一起来，这是将“中国梦”作美学化解读的深刻意义的根本所在。

一 梦是传统文艺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其文化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深深地植根于中华儿女心灵中

梦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文化意象之一，它既呈现着民族性格的独特性，又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中国人对梦总有一种文化无意识般的认同冲动，总有“家族相似”的亲切感。在中国悠长的历史文化里，梦不仅被用于寄寓关乎个体命运的情感体验，而且亦被用于投注强烈而崇高的国家、民族情怀。

首先，梦是我们民族性格独特性的一种重要文化表征。中国人对梦的自觉意识源远流长，“梦”字在中国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梦十分重视，人们往往把梦视为自己行为的征兆。《诗经·小雅·斯干》就提到婴儿降生的占梦事件：“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春秋左传》中对梦的记载更为普遍，梦是实施政治方略的重要依据。如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子犯为晋侯解梦的故事：“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晋侯仰卧向上，故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4]459子犯巧妙的圆梦言辞，打消晋侯与楚国决战的犹豫。古人甚至把“梦”纳入国家政治管理的范围内。《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有记：“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恶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5]《周礼·春官》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国家有专门负责“占梦”的职能部门；其二，天象如日月星辰是占梦的客观依据；其三，对梦的类型已经有了多样性的认识；其四，梦属于王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其五，吉梦是人们的共同诉求。自汉代起《礼》、《诗》、《春秋》等都被列入官方经典，作为治国方略运用。单从这个维度讲，将“梦”纳入政治运作的考量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味。从《礼》、《诗》、《春秋》官方经典对梦的记载看，在传统文化中梦对人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其次，在历史传统中“梦”不仅是人们传达、言说自身意志的重要途径，而且本身也被赋予叙述的功能作用。这尤其从传统文学中体现出来：“梦”是文学的重要题材。文学中“梦”作为意象给人们呈现出其内在情感的多样性、丰富性。如《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以梦抒发相思的真切；《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以梦寄寓对“爱”的忠贞；左思《咏史》“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通过梦表达对“机遇”的深沉渴求；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把梦视为穿越物我差别的重要途径；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以梦刻画幽居素处的冲淡；欧阳修《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抒发了“思愁”的浓烈。“梦”还有助于文学情节的跌宕展开。如《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6]李白《梦游天姥咏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李煜《浪淘沙》：“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苏轼《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在文学史上以梦推动情节发展的典型代表当属爱国诗人屈原，其《九歌》、《离骚》、《远游》等篇章中梦的作用甚为重要，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在中国的戏剧、小说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再赘述。上述诸例表明“梦”在文学中不仅是作为传达思想的纯粹意象存在，而且还是作为展开诗文情节的功能而存在，充分起到铺成其事的作用，进而增强作品的文学性。

其三，梦被用于寄寓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怀。从唐宋时期诗歌里可以见出“梦”不仅仅是与个体生存相关的情感抒发，它往往被升华为家国情怀的强烈表达。如崔涂《宿庐山绝顶山舍》“自嫌心不达，向此梦长安”，崔涂《秋晚书怀》“梦唯怀上国，迹不到他岐”，李煜《子夜歌》“故国梦重归，觉来泪双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清平乐》“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些诗词告诉我们，“梦”与崇高、强烈的家国政治情怀之间建立起肯定性的关联性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依据的。

从《周礼》、《诗经》、《春秋》以及诸文学例子可以看出，“梦”作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中的重要意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重想象的独特个性，它既承载了民族心理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又熔铸了从个体生存到家国命运的理想愿景的期盼意识。所以，当中国梦作为政治理念的象征性表达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象征性的言说，更在于“梦”本身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的丰富内涵，正如上面所阐述的那样，它既有传统政治性的意蕴，又有个体生存情感的精微性及家国情怀的恢弘性。再者，正因为梦是传统文化中一个令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的意象符号，当它作为执政理念出现的时候，所产生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普遍性的情感认同。它的亲切性、认同感又转化成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激励人民，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推动国家进步发展强大的合力，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

二 中国梦是诗意畅怀和理性筹谋的交互编织，诗化的修辞手法传达出对命运多舛的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沉忧虑和思考

中国人习惯于把未来的愿景以隐喻的方式在梦中筹谋、展开，并以之作为成就愿景的高标，向着它奋力前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就真切地描述了自己的美好愿景。他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7]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李白“梦笔头生花”的故事。其文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可见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习惯于经验性地以“梦”作为自我发展的激励机制。

不过，中国人的睿智又表现在对“梦”本身的两面性始终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中国人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要让“梦”的愿景只是一梦。于是在“梦”这一意象中又饱含着中国人强烈而深沉的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表现为古人善于利用梦进行含蓄委婉的规劝鉴戒。如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8]无独有偶，唐代沈既济《枕中记》关于卢生“黄粱美梦”的故事却一直在告诫人们要以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传统文化中“梦”呈现出来的两面性恰恰反映了它本身又被熔铸着中国人深刻而理性的反思精神：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梦想的诗性民族，善于以梦想去编织未来；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对梦又保持冷静的头脑。梦本身所蕴含的诗意的畅想和理性的反思无不昭示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深邃的思辨性，在感性的形式中绽放出务实的理性光芒。从梦的两面性看梦是动态的、变化的，其运动起点就像数轴上的原点一样：沿着正方向，就是一个价值的增殖的过程，一个一个的梦解蔽敞开，把不甘于锁闭的梦想者带入敞开领域中，让澄明斑斓的理想世界巍然矗立；反之，则如逆水行舟，在负的方向上一蹶不振，让甘于锁闭的梦想者“死路一条”。所以梦既有鼓的功能，催人奋进，只有求真、进取、不屈不挠才能让人享受梦的馈赠；又有钟的作用，警钟长鸣，慵懒贪享、鲁莽蛮干注定要把人拽入“一枕黄粱”。

同样，“中国梦”是执政理念的一种诗意化的修辞转换，它很容易引起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具有诗意性的共同体的情感共鸣。就传统文明来说，它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言说，而这种大众化的表达恰恰在人们内心引起一种“家族相似”的亲切感。使用“中国梦”这样一个概念，可以说是最简洁、最直观、最生动、最准确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对梦想追求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中国梦作为梦，它的两面性在中国人的经验性的意识中也始终被理性所规范，人们对梦保持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明白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有投入性的劳动实践，才会有锁闭之大地的丰厚回报。所以，中国梦既让人们有激情燃烧的诗性畅想，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乐于实践的务实精神。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及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1]习总书记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采访时就沉重地阐述了建构“中国梦”的历史原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9]这亦与始终崇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生存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诉求是一致的，“中国梦”的诗意性言说的最终目的又断然不是以审美作为归旨，在文学传统中中国文人对诗意性的追求的根本目的大抵是为了抒发与政治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这种文艺宗旨最早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可见，“中国梦”又是通过一种诗化的修辞手法传达出的对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沉忧虑和思考。

三 中国梦是个体梦想“和而不同”的复调式多声部和谐鸣奏，多样性的个体梦想之间、个体梦想与国家梦想之间是相互指涉、交互呼应的互文性关系

从梦想的不同主体的划分看， 中国梦的构成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体之梦，一是国家或民族之梦。其中个体梦想又分为个人梦想和群体梦想两部分。不过，群体梦想与国家梦想相较，最终可以归属于个体梦想，故而将群体梦想也归并入个体梦想的范畴。中国梦构成主体的不同维度意味着梦的内容、梦的实现形式不是整齐划一的齐步走，而是百鸟鸣春的协奏曲。从个体梦想的维度看，中国梦的内容及实现形式是“和而不同”的，是复调式的多声部、多旋律和谐鸣奏。那么和与同的区别是什么呢？春秋时期的晏子对其差异作了明晰的界定。晏子首先阐述了“和”的特征，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4]1419晏子以“羹”作为注解“和”的例子说明新事物的生成乃是不同成分的他事物以其个性的“质”融入其中而形成具有新“质”的统一体，个体的“质”化成为了具有新“质”统一体的属性，这就是“和”。而“同”呢？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从晏子分析看，“同”则是同质事物在数量上的叠加增减，“以水济水”、“琴瑟之专一”的表述是对“同”之性质恰如其分地把握。再者，从中国梦主体之个体的现实境况看，个体在职业、行业、种族、身份地位、团体组织等方面存在着广泛、必然的差异性。所以从个体梦想的维度考量，中国梦必然是以“和”为特征的统一体，而不是以“同”为特点的集合体。这种个体梦想“和而不同”大抵可以用现代的美学术语“复调性”来进一步阐述。

“中国梦”必然是不计其数的个体梦想的多声共振，个体梦想之间是一种美学式的复调性关系。复调作为音乐术语，相对于单声部音乐而言，是一种多声部音乐；相对于主调音乐而言，它是按照对位法则结合在一起的多个旋律性声部的音乐。复调音乐注重每个声部的旋律性，各个声部在重音、力度、节奏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声部间没有主次之分，或者相互对比，或者相互补充，但各声部之间又彼此成为一个整体。复调能够准确地描述文艺创作中由无数个体意志所构成的事件：“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越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就在于将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10]中国梦同样可以被视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中华民族一道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交相编织的一幅波澜壮阔的恢弘图景或一部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而正是无数个体意志(梦想)的复调结构形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件，整体上又是一个统一体。复调自身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对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把握中国梦构成主体的结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如复调音乐的个体声部具有独立性一样，个体梦想具有独立性。保持个体梦想的独立性，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它有利于激发个体价值的创造性；同时，保持个体梦想的独立性又意味着保持了个体价值的混杂性、多样性，混杂性、多样性的个体又产生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思维是创造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可以想象依靠一支形形色色的不同意志的人所组成的团队的人们比那些仰仗由相似意志人群所构成的团体的人们更可能进行革新和创造。另一面，对个体梦想独立性的强调归根到底体现了梦的人民性，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全国各族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直接受益者，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老百姓的梦。***同志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2]其二，个体梦想之间、个体梦想与国家梦想是相互关联的互文性关系。我们说个体梦想具有独立性主要是指个体梦想的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价值，尊重、肯定这种个性价值更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实际上也肯定了价值的多样性。但是对个体梦想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个体梦想之间、个体梦想与国家、民族梦想之间是断裂的。事实上，个体梦想和国家梦想是相互联系的，至微的个体追求与至大的民族发展是统一的，他们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呼应，它们之间是一种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表现为：国家、民族梦想具有导向性，它是梦想的核心，制约着个体梦想，如果个体梦想没有融入到国家梦想的合力中，甚至与国家、民族梦想背道而驰，个体梦想就会破灭。而个体梦想是国家、民族梦想大厦之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失去这个联系，国家、民族梦想就没有了实际内容，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割裂了个体梦想(意志)与国家或集体梦想(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非全面发展的不协调形势：早期极端的国家或集体意志掩盖、遮蔽了个体意志，个体成了一种自发的存在，个体感受不到国家或集体的裨益作用，造成了个体的公共意识观念、集体观念和国家观念事实上的淡漠，反而促成了极端个体价值的滋生、泛滥，结出了诸如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帮派主义、垄断主义等极端个体意志的恶果，最终造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思想意识上的松散存在，一个极端个体价值泛滥的民族、国家就很容易屈服于外来力量的内在或外在的入侵。可见，中国梦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复调式的统一体，正确认识这种关系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前提。中国梦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意味就在于：中国梦将民族复兴的普遍性与个别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四 结语

对“中国梦”作美学化的解读，从文化的角度证明了“中国梦”作为执理念的合理性：其一，这一理念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具有以情动人的效果，进而彰显其人民性和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其二，以“中国梦”作为政治理念有文化和历史的依据。其三，梦之两面性或二重性足以使执政党和全国人民保持清醒而警惕的头脑。其四，对梦的美学化解读更有利于人们形象而全面地认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进一步为实现“中国梦”扫除认识上的障碍。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梦”就是中国理想，这种理解没错，但是如果完全将两者无差别地等同起来，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能全面理解***同志以中国梦作为执政核心理念的基于振兴传统优秀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和注重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深刻用意。因为中国理想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它并不能全面涵盖“中国梦”这个讲法所蕴含的能引起普遍共鸣的大众性、复归诗意家园的精神性、振兴传统优秀文明的民族性。“中国梦”之所以表现了政治理念的一种美学化运作策略，就在于它将历史文化和现代政治、诗性畅想和理性实践、个体追求和民族发展圆融地统一起来，这是将“中国梦”作美学化解读的深刻意义的根本所在。

[1] ***总书记15篇讲话系统阐述“中国梦”[EB/OL].(2013-06-19)[2014-02-14]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619/c64036-21888801.html

[2]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3-17.

[3] 金元浦.“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4)：48-57.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744-1745.

[6] (宋)林希逸.庄子鬳齋口义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7:44.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3.

[8] 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345.

[9] ***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EB/OL].(2013-03-20)[2014-02-14]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0/c1024-20845460-3.html.

[10][俄]米·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50.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SignificanceandRepresentationofAestheticInterpretationof“ChineseDream”asaGoverningIdea

WANG Zeng-yi

(Sichu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Dazhou635000,China;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term—the Chinese Dream, has an obvious feature of sensibility. As a political idea, this sensibility-embodied term needs to be justified. Therefore, we must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sensibility embodied by the term—the Chinese Dream—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rofound connotation. In effect, as a governing idea, the term, the Chinese Dream, demonstrates an ingenious and aesthetic strategy, which transforms solemn political expressions into poetic ones. The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can provide people with some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ir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assist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hinese Dream’s practical use as a governing idea so as to highlight the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Dream. Besides, the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is also demonstrativ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such sensibility-embodied expressions in affective commitment.

the Chinese Dream; aestheticization; interpretation; poetic quality; harmony in diversity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梦’美学化解读的意义研究”

2014-04-27

王赠怡(1972-)，男，四川平昌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艺术美学。

B83-02

A

1674-5310(2014)-08-0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