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本土化策略探析——以The World’s Desire两个译本解读为例

龚颖芬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翻译文学的本土化策略探析
——以The World’s Desire两个译本解读为例

龚颖芬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目标语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影响翻译文学本土化的两个重要操控因素。林纾、周作人对英国冒险小说家哈格德TheWorld’sDesire的翻译有着诸多差异，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本土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两个译本折射了翻译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演变过程，也对中国文学翻译出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土化；意识形态；诗学；翻译策略；TheWorld’sDesire

一 引言

外宣英译肩负着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的重要使命，探索中国文学作品在外国市场的本土化最佳模式已成为翻译界和传播界的研究热点。尽管近三十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传播的投入，但我国对外宣传译作在欧美出版市场仍然处于边缘状态，这亟待我们深入探讨中国作品在外国市场“本土化”之最佳译介模式。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并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文学如何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著名文化派翻译家韦努蒂(Venuti)从阐释学角度解读了翻译，他认为翻译是对原作语境的解构与重构，毫无疑问受到历史语境和目标语诗学的影响，因此原作的形式、意义或者效果是可以改变的。[1]受这一观点启发，本文截取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历史片段，以英国冒险小说家哈格德(H.Rider Haggard)的TheWorld’sDesire的两个译本为个案，对比林纾的译本《金梭神女再生缘》和周作人的译本《红星佚史》的诸多差异和市场认同度，探讨清末民初外国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元素结合的种种形态，采用反弹琵琶的视角，以期待能对中国文学在国外市场的本土化模式探索有所借鉴和启示。

二 哈氏小说在中国的经典化

哈格德是英国新浪漫主义时期的通俗小说家，以探险小说见长。哈格德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个主流译介刊物在创刊号刊登了西方文豪的肖像，《新小说》选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的是雨果，《月月小说》创刊号上赫然是哈格德的头像。[2]这足以说明哈氏在清末民初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大。英国新浪漫主义代表人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莫属，哈格德在英国本土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二流新浪漫主义小说家，但他在清末民初中国文坛的影响远远超过华兹华斯等人，堪比世界级文豪托尔斯泰和雨果。这一特殊现象充分显示本土化过程中，与目标语文学元素相结合的翻译改写可以实现非经典文学作品在异域的经典化。TheWorld’sDesire是哈格德与希腊神话学家安特路朗(Andrew Lang)共同创作的探险神话小说，由翻译家周作人于1907年首译，中文译名为《红星佚史》，后由林纾于1919年重译，中文译名为《金梭神女再生缘》(以下分别简称为周译本和林译本)。两个译本在某种意义都是一种改写，本文从翻译改写受到了诗学和意识形态操控这一视角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三 周译本和林译本对比

周译本和林译本翻译的策略各不相同。周作人的《红星佚史》倾向采用“直译”与“异化”的方法，而林纾采用了“编译”与“归化”策略。

首先，从文体结构来看，周译本从原本的编次(序言)、文章结构和大小标题上完全忠实于原文，译文相对“忠实”。林纾按照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结构对原文本进行了改造，译作主体部分采用中国传统的三段式，每一章分成上、下两节，原文题目的编次、大小标题都被删除。这种结构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结构如出一辙，如《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有明显的以中律西的倾向。

其次，从人名翻译对比来看，周译本中的人名翻译采用“异化”翻译，用音译加注的方式，名字后面用括号标注了英文原文，如勃罗顿女士(Miss Braddon)、勒凡丁(Levantine)、阿迭修斯(Odyssey)、格兰斯顿(Gladstone)等名字的翻译，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命名方式和措辞差异较大，洋味足，具有很强的异域文化色彩。林译本中人名翻译明显汉化，他把“Odyssey”译成“阿迭修”，将女神头冠上象征物的“蛇”替换成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物“龙”。其中许多中国特色文化词汇，例如“寡人”、“王后”、“羽林诸将”、“升辇”、“守信执义”等，属于中国式宫廷词汇和忠义词汇。从书名翻译对比来看，“红星”取女神的随身星形状配饰，突出了神话的象征意义。而《金梭神女再生缘》中的“缘”这种文学体式注重故事性、情节性和通俗性，类似的文体还有“录”、“演义”、“传”、“记”等，具有显著的中式小说特点。

再次，在受众认同方面，林译本远超周译本。从出版情况来看，《红星佚史》完成后，于1907年由出版社商一次性支付二百元稿酬买断翻译版权，该书在1914年再版一次。周作人译著中影响较大的应数《日本小说集》，从1923年6月初版至1925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发行三版。从再版时间间隔看，《红星佚史》并未引起读者很大反响，出版市场反响甚微。[3]而哈格德小说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影响主要归因于林纾，这一点是公认的事实。林译哈氏小说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不少人都深受影响而激发了阅读英文原著并翻译英文小说的愿望。钱钟书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把林译哈葛德、迭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读。[4]鲁迅在回复胡适的信中也提到：林译“每出一本，我总买来看看”。[5]林纾翻译哈格德小说达25部之多，商务印书馆以一千字十元的价格购买林纾的译本，比当时五至六元一千字的行情高出了近一倍。由此可见，从读者的数量、出版情况和薪酬三项指标来看，林纾的重译本《金梭神女再生缘》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周作人的初译本《红星佚史》，林纾的译作读者接受度更广泛，影响力更大，也深受当时出版界追捧。

综上所述，周译采用“异化”倾向的直译策略，较为忠实，林译采用“归化”的编译策略，虽忠实度不高，但林译在出版市场和受众的认同度方面高于周译。美国翻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到：翻译必定受到译者或者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应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译编辑、文学史和工具书等的编写，一律称为“重写”(也称改写)。[6]132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的本土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改写过程，受到目标语意识形态与诗学的操控，也就是源语与目标语意识形态与诗学杂糅的变形。

四 翻译策略受到目标语意识形态的操控

外国文学作品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本土市场须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改写。在清末至五四前期的文学翻译高潮中，无数的西方文学作品无一不是通过“豪杰译”般的改写进入中国出版市场，这些作品必定在中国社会功能导向下改译和编译。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文学就是挪用了外国文本，为本土文化服务，因此，目标语读者所看到的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只能称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一般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满足政治的诉求, 另一种是满足文学发展的需要，这两种取向很多时候并不能协调统一。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翻译文学毫无疑问属于第一种情况，以梁启超和严复等为代表的翻译大家就是以“政治启蒙”为出发点，掀起了近代翻译文学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翻译潮流带有清晰的以文学改良社会的功利思想，这导致了“以中律西”的“豪杰译”成为当时所推崇的翻译典律。林纾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要求下，采用了极度的归化翻译，强调顺应中国本土读者的审美标准，译文经过改写杂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元素。翻译作品的成功受到市场的约束太大。林纾的翻译作品在当时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读者群，他的翻译活动具有专门赞助人——商务印书馆。而赞助人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很严格。[6]134译作的发行直接关系到翻译目的能否实现。因此，这时操控翻译改写的不完全是以信、达、雅这种等值翻译理论所规定的原文，或者原作者希望原文能够发挥的功能，而是由赞助人的需求决定译本的预期功能和目的。[7]因此，翻译具有很浓的“市场导向性”，读者的接受是译本成功的关键。没有大量的读者追捧，出版商将终止发行并终止翻译合作，顺应出版商要求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操控翻译改写的重要因素。如奈达评价《圣经》翻译所言：只有与芸芸众生打成一片——“八面玲珑”用众生化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才能够有效地传播教义。[8]考虑到读者的认同，文学舶来品必须和目标语文化建立某种关联性。林译富有目标语读者很熟悉的中国文化因素，如中国的宫廷词汇和忠义词汇，文学体式采用了中国式的故事情节文学作品模式。他的翻译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学，是一种高度“归化”的翻译，这种翻译作品是赞助人严格控制下的意识形态改写。

而周译的异化策略则是受到了译者自身主体意识的支配。因为没有赞助者，周氏翻译中译者和翻译赞助人身份重叠。周译出版于1907年，当时中国社会由士大夫主宰，处于极度保守状态，中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舶来品奉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指导方针。周作人的异化翻译策略选择了与主流翻译风尚相反的诉求——满足文学发展的需要。这一点《红星佚史》的序言中有所体现，周作人提出了“主美”、“移情”的观点：“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文章与教训，漫无畛。……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已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9]译者所持有的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周作人提倡翻译文学作品“主美与移情”功能，将翻译文学价值取向回归文学本位价值，即满足文学发展的需要。译者兼顾“移情”读者，又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回归文学的“审美”价值本位，为文学本身的发展服务。今天看来，这一“学术性”观点无疑是非常进步和前沿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翻译虽然较为“忠实”，但过于前卫。这反而让他在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有些特立独行，导致读者反映平平。可见正是译者或赞助人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操纵导致了译本的翻译策略差异性和不同的读者接受度，这也充分说明了原作须打上异域文化的印记才能在目标语文化中重生。

五 翻译改写受到目标语诗学的操控

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勒菲弗尔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等, 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10]

译本的选择也是决定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在异域文学中成功移植的重要因素之一。哈格德的《世界之欲》有较强的“趣味性”和“神话特色”，使得它成为周、林两位大家不约而同之选，这也是该书吸引大批读者并在出版市场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该书原型人物是《荷马史诗》中的主角奥德修斯，该书讲述了他回到家乡伊卡大，发现城邦被毁，妻儿失散，阿芙罗狄特指引他前往埃及寻找永生的海伦的故事。原作内容不直接触及社会矛盾现实，情节离奇曲折，充满异域风情，给读者提供了美妙而奇幻的阅读体验。这些因素为该书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周作人与该书结缘不仅因为其主题的趣味性，原型人物的神话性也是该书魅力所在。合著者安特鲁朗给该书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他用人类学法解释神话中的怪诞因素，发展成为了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翻译小说(上)》中周说道：“因为一个著者是哈格德，而其它一个又是安特路朗……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3]周氏翻译该书就是看中了其神秘而隐秘的根——希腊神话。神话传说属于民俗范畴，乃人类社会的共性，也是中国文学作品重要的元素之一，如在中国一向受欢迎的神话小说有《聊斋志异》、《西游记》、《封神演义》。因为原作主题与中国神话文学要素相切，读者具有相类似的阅读体验，能够很自然地接受该书的西方神话色彩。原作的主题和原型人物切合了翻译两大主体——译者和读者的审美期待。

多元翻译理论旗手佐哈尔认为：翻译作为一种动态文化活动可以改善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11]翻译让有的文学作品从边缘状态逐渐转向中心，将一国非经典的文学在另一国文化中经典化。译者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的变化而使翻译作品形态发生变化，当翻译中的两种诗学发生碰撞的时候，被认为低级的诗学会主动去迎合高级诗学，被认为高级的诗学占上风，故在目标语文化中大行其道，受到读者的追捧。TheWorld’sDesire除了神话因素，其主题还具有两大特征：探险和爱情。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国家，安分、稳重和中庸一向是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处世准则。TheWorld’sDesire呈现出英雄异域历险的新奇故事，激活了中国读者对异域风土的好奇心和对探险的期待。其次，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西方追求人性解放的自由爱情观彰显了人本主义思潮，这和当时中国社会对封建婚姻的种种束缚形成鲜明对比，迎合了读者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愿望。此外，该书补偿了中国传统文学体式中的“缺失”。缺失是一个修辞学概念，指“当前存在的一种迫切需求，一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亟待更正的偏离常规之举”[12]。假定翻译选题直接从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代表人物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开始，其接受效果或许不如二流作家哈格德，因为华兹华斯属于“湖畔派”，他的诗歌侧重歌颂英国湖区(Lake District)的山水之美，然而中国诗人陶渊明的“田园派”诗歌早已在中国文人心中的开辟了一片世外桃源。远离喧嚣，怡情于山水之中，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文学题材在中国读者眼中并不新鲜，他们不“缺失”这样的文学模式。读者所稀罕的是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哈氏故事主题和情节，正因为TheWorld’sDesire弥补中国文学题材中的“缺失”，才赢得中国广大读者。另一方面，译作要在异域文学界中产生较大影响力，必须获得广大的读者市场。林纾就是以“俗”为切入点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市场。正如林纾在《斐洲烟水愁城录》译序中评价哈格德小说所言：“哈氏所遭蹇涩, 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 以写其悲；又好言亡国事, 令观者无欢!”哈格德很擅长讲故事，其作品可读性强，颇能投合广大市民阅读小说的消遣心理，读者群体广泛，故林纾的《金梭神女再生缘》也受到出版商的大力资助。而华兹华斯的描述自然美景的意象美难以为一般读者捕捉，难免会曲高和寡，不适宜选作英国文学登录中国文学殿堂的先锋者。正如外宣翻译三原则倡导的“贴近外国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那样，哈格德的TheWorld’sDesire贴近了中国读者对外国信息的需求。林纾正是深谙哈格德小说风格和中国读者期待视野中的“缺失”成分，才大胆地选择了重译TheWorld’sDesire，并取得不俗效果。

六 结语

风物长宜放眼量，翻译的典律具有历史语境性，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林纾的翻译，古旧与新潮比肩而立，从广受读者欢迎到饱受读者诟病，其作品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在出版市场已难觅踪迹。但林纾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向所起“媒”的作用, 已经是中国翻译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周作人的翻译，可谓“前卫”而“忠实”，虽在当时的读者中反应平平，但今天仍然由新星出版社再版，见证了其生命力和文学价值。周作人和林纾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推动着近代翻译历史上西风东渐的大潮。正如韦努蒂所言，文学翻译必定受到译者和赞助人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这对当代中国外宣翻译探索欧美市场“本土化”最佳模式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1] 蒋童. 走向一种翻译文化：韦努蒂2009以后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13(4) :12-15.

[2] 郝岚.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J].书城，2008(5):93-96.

[3] 邹瑞玥.林纾与周作人两代翻译家的译述特点[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2):58-68.

[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中国翻译，1985(11):2-10.

[5] 郭丽莎.现代西方俗文学的引介——论林纾翻译的哈葛德小说[J].思想战线，1999(3)：73-74.

[6]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7] Gentzler, Edwin.PoeticsofTranslation[M] //InBaker,Mona(ed)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8] Venuti, Lawrence.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EthicsofDifference[M]. New York: Rutledge, 1998.

[9] 止庵.序[M]∥红星佚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 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04(2):89-105.

[11] 杨柳.翻译的诗学变脸[J].中国翻译，2009(6):42-47.

[12] 陈小慰.翻译研究的“新修辞”视角[D].福建师范大学位论文, 2011.

(责任编辑：王学振)

OntheStrategyofLocalizationforTranslationLiteratureandItsRevelation——ACaseStudyofTwoVersionsofTheWorld’sDesire

GONG Ying-fen

(SchoolofForeignStudies,GuangdongInstituteofPetrochemicalTechnology,Maoming525000,China)

The ideology and poetic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pares differences in the two versions ofTheWorld’sDesire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nalyzes the roles that ideology and poetics have played in translation localiz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s not only refl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during its spread in China but also of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outbound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localization; ideology; poetics; translation strategy;TheWorld’sDesire

2013年度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13056)；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委托项目(编号：20120035)；广东石油化工学院2013年校级青年人文社科项目(编号：513012)

2014-04-18

龚颖芬(1981-)，女，湖南湘乡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二语习得。

H315.9

A

1674-5310(2014)-08-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