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与声援：傅斯年助力《新青年》

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亮点与声援：傅斯年助力《新青年》

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新青年》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纪念创刊百周年的重要内容便是考察那些为其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的作为。傅斯年是《新青年》唤醒的撰稿人，其文章为《新青年》助力添彩，是不可多得的亮点；作为《新潮》主编，他呼应和声援《新青年》倡导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维护《新青年》的地位和声誉，对扩大正面影响，促进健康发展，发挥过很大的推助作用。

傅斯年；《新青年》；声援；助力

2015年是《新青年》①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卷开始为《新青年》；为行文方便，顾及事实——傅斯年与《新青年》的关系始于更名之后，故本文均以《新青年》称之。创刊一百周年。《新青年》犹如一道闪电划开黑云密布的夜空，为探索前进的中国人照亮了道路，将中国社会迅速从近代推向现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周年，一方面要考察它当年做了什么，在当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同时也要考察那些曾经为刊物生存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的作为，没有他们“肩住黑暗闸门”般的艰苦劳作，《新青年》便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也就妄谈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的革命运动。当年《新青年》周围云集了很多人物——创办者、编辑者和撰稿人及其他相关人物，组成阵容强大而成分复杂的群体，他们各自做了些什么？对刊物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是“显在”却被“忽略”的复杂话题。因为围绕《新青年》杂志，涌现出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文史哲三界对他们的研究从未降温，其中自然会涉及与《新青年》的关系；但“聚焦”《新青年》时期，围绕这个话题做专门文章者却不多见，即使涉及也大都集中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主要编辑身上，考察撰稿人贡献的文章并不多，专门文章更罕见。其实，撰稿人对于刊物的支持和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重要撰稿人，他们对于提升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有时不亚于一般编辑。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周年，把他们从背景掩映中突出出来，看看他们当年的作为，对于恢复历史现场中的某些陈年旧影，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青年》高居时代变革中心多年，人来人往，众声喧哗，在此，我们选择傅斯年作为考察点。傅斯年与《新青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既是被《新青年》唤醒的读者，也是重要撰稿人，还是被顾颉刚称作《新青年》“助手”的《新潮》杂志的主编。多重身份形成多重关系。其对丰富《新青年》的内容，扩大正面影响，促进健康发展，发挥过很大作用，值得重视。

《新青年》与傅斯年的关系始于1918年1月15日，这天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发表了他的《文学革新申义》；止于1920年1月1日，该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期发表了他的《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他与《新青年》的密切关系集中在1918年1月至1919年1月。《新潮》创刊后，其主要精力用于编辑《新潮》杂志，所写文章大都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很少在《新青年》上露面。但他与《新青年》的关系却没有中断,两个刊物的编辑部比邻而居，各种往来不断且不说，文字呼应更为其助力《新青年》留下诸多可资考查的资料。在我们考察的这个视阈内，他以“新青年”的学识和胆略在《新青年》阵地上放声呐喊，在《新潮》上纵横呼应，充分显示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的精神气度。综合各种表现，其对《新青年》的助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亮点：傅斯年《新青年》文章释义

本节以《新青年》文章为依据考察傅斯年对《新青年》的助推力。文化和文学革命倡导之初，《新青年》能够写好文章的人并不太多。这是罗家伦在具体分析了《新青年》几个编辑之后得出的结论。②《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该文落款日期是1931年8月26日；系罗家伦乘船赴美国途中向随员马星野口述，由马根据记录稿整理完成的。因其中涉及当事人太多，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才由罗家伦长女罗久芳在整理先父遗稿时挑选出来，交给台北《传记文学》杂志。载1978年《传记文学》5月号，总第324号。而傅斯年写作能力强，鉴别文章眼光高，《新潮》文章无论学生的还是老师的他都毫不客气地删改。罗家伦说他的文章也是在其严格要求中才有很多进步。[1]罗家伦的话符合实情。傅斯年曾说《新青年》里能做内涵文章的是“鲁迅和唐俟”——实为鲁迅一人；[2]他认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思想见解，但对他们写文章的能力却无赞词。他看重文章的质量和章法，逻辑和层次，要求甚严甚高；他自己写文章，除“随想录”“急就章”想到写到不太讲究外，大都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容形式并重，并因文章出彩而赢得好评。鲁迅高度评价《新潮》，并认为其中以傅斯年的文章“为上”。[3]沈尹默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转引自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写作能力的称赞。顾颉刚说傅斯年“很会写文章”；[4]伍俶则说傅斯年的“学问文章，在一般教员之上”。*伍俶《忆孟真》，转引自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83页。这说明，傅斯年在当时已经具有很好的思想基础和写作能力，《新青年》发表他的文章既是编辑襟怀大度也是慧眼识才，因为他的文章不啻达到了录用标准，而且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写作质量均具有为《新青年》增辉添彩的资质和实力。正是、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说傅斯年的《新青年》文章是刊物的亮点和助力。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登上《新青年》的。在其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就许多感兴趣的问题发表了文章。《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系社会问题的调查，[5]其内容是对山东省内(主要是西部)农村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关系、家庭结构和生活习俗、经济收入和思想状况等等所做的调查报告，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具体分析，对于认识民国初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情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内容虽然不在傅斯年的兴趣范围之内，也缺少足够多的时间实际考察，但文章内容丰富，分量厚重，笔墨沉实，且贯穿着思想文化启蒙与促进社会改革的精神，在该期占据突出位置。《中国狗和中国人》[6]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题目，其所探讨的是国民性问题。国民性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讨论较多的问题。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含有批判国民劣根性、引导青年进入“脱愚昧时代”的意图；而鲁迅则在随感录和小说中全面、深刻、无情地暴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期望引起疗救的警醒和注意。傅斯年对国民劣根性深恶痛绝，并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及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中加以批判——《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也包含着对中国农民陈旧的生活方式和愚弱的精神状态进行冷静剖析的成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意识，这当然算不上很新的见解，但重复别人是傅斯年所不愿为的。其文章的新意，一是对于劣根性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指出这是专制历史形成的，带有遗传性，表现出可贵的历史意识；二是阐述劣根性的危害，他历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尤其是民国之后发生的诸如国会解散等事变，说所有失败均与国人无责任心相关——这与鲁迅的“聚焦点”接近，“五四”那群先觉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解读和感受民国现实，在失败的痛苦磨砺中觉醒，他们探索民族前途往往离不开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现实，这是他们觉醒的起源和探索的动力。傅斯年的很多文章都拿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现实说事；三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前途出发探讨国民性问题——其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数月，作为亲历者，他在肯定“五四”爱国运动、总结“五四”运动经验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发扬“五四”运动“传统”，“唤起公众责任心”，促进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这也是“五四”运动过后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鉴于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国民劣根性的普遍而严重，他担心这场革命也结个不成熟的果子。在他看来，要中国人觉悟容易，而维持和发挥觉悟很难。即便是觉悟者，“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且还生活在封建思想文化的酱缸里，接受其熏染，能否经得起环境考验而不被旧思想俘虏还很难确定，因为“我们只可以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他认为不能过高地估计现有青年觉悟者的觉悟，同时提出有觉悟的人也存在改造的必要。无论当时的实际还是近百年的历史均已证明，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国民劣根性至今也没有得到改善，而觉悟者走回头路的现象更是大量存在。他这种批判旧人也审视和疑虑新人的清醒表明，他是有思想深度的觉醒者，也是敢于直面现实的清醒者。就文章本身而言，章法结构并不出色，而其思考的深刻性和现实的敏锐性既显示了“新青年”的思想特点，也突出了《新青年》关注现实、锐进深思的杂志特点。

学术研究是傅斯年的志趣和强项，从学术角度倡导文化和文学革命是傅斯年《新青年》文章的一大亮点。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初衷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允诺“尽心灌输”“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7]《新青年》从十里洋场的上海迁至北京大学之后，其宗旨没有变化。尽管编辑和撰稿人是拥有广博知识的大学教授们，但学术研究却不是重点。他们所热衷的，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辨书》[8]中所说，是“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在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下讨论社会、伦理、道德、家庭、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学术研究被热心社会和文化革命的学者们冷落。后来毛子水、胡适提出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整理国故，学术研究才得到重视，但也因此发生争议。傅斯年很早就热衷于学术思考，且形成坚实的学术积淀和锐敏的学术眼光，即使在新旧文化和文学搏斗厮杀的战火中也不忘学术思考，撰写了《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误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等学术含量厚重的长篇论文。他创办《新潮》，撰写杂志“旨趣书”，提出的“四大责任”，均与学术相关，足见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1号。其中说，“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基于这种思想，他把“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当作《新潮》的“第一责任”。鉴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导致“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的严峻现实，又提出《新潮》的“第三责任”：“鼓动学术之兴趣”。在此责任的阐述中，他提出了“学问”、“学业”与“学术”三个词，认为“学问”和“学业”对“学术”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第四个责任”便是“尽力研求”“修学立身之方法和途径”，并“晓之于众”以“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脱离“思想厉鬼”的影响——这主要是就“出版界评”和“故书新评”两个栏目而言，其所表现的则是傅斯年对于学术的热衷。一篇发刊词，浓缩了《新潮》四大职责，昌明学术占据三条；而宽泛地说，“第二责任”即探寻改造社会和国民精神也与研究学术有密切关系。他坚持在《新潮》上开设学术性很强的“故书新评”栏目，就是要“讨论读故书的方法”；他撰写的“故书新评”极具学术水准，如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朱熹的《诗经集注》和《诗序辨》的评论，即使现在来看也不乏深度和卓见。他倡导文学革命的重要论文大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和分析，故与一般文章相比，显得严肃厚重，有学理性和说服力。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是一篇充分显示傅斯年对中国学术问题深入思考的长篇大论。他为中国学术归纳了七大基本误谬，并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学术以“家学”为单位，而不讲“学科”分别，容易滋生“派别”且影响学术创新和发展；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以圣贤之言为标准，陈陈相因，非非相衍，缺少创新，拒绝个性；“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他说这些基本谬误贻害无穷，导致中国“教皇政治”、“方式宗教”、“阴阳学术”和“偈咒文学”。[9]傅斯年的概括符合中国学术思想实际，分析切中积弊深入肌理，反映了他对该问题思考的全面深刻，自无需说；我们看重的是，傅斯年对于影响中国学术发展问题的思考既着眼于中国学术文化建设，更着眼于文化和文学革命，立足于社会革命和人生自觉，是与科学、民主、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倡导一致的。因为这些误谬影响了科学、民主、自由和独立，制约着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着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所以傅斯年深恶痛绝，将其误谬昭示于众。“中国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此病不除，无论抱残守缺，全无是处。”中国要发展进步，就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而“欲收容西洋学术思想以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误谬”。这是傅斯年学术思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而这也说明，傅斯年热衷于学术问题，既非汗漫而谈凌空蹈虚，也非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操中国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以研西土近世之科学、哲学、文学，则西方学理，顿为东方误谬所同化。”这类情况十分严重。他担心文化和文学革命重蹈覆辙，所以在革命倡导之初就通过《新青年》昭示于众，意在提醒倡导者，学术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切勿忽视。《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的发表，丰富了文化和文学革命内容，增添了理论思辨色彩，拓宽了革命空间。文章的知识内容、理论构架和切入点均有新意和深度，是一篇为《新青年》增加学术含量、提升理论高度、强化现实意义、增辉添彩的文章。

傅斯年思考最深入、倡导最得力的是文学革命问题。作为“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其文学积累和学术兴趣决定了他在此问题上投入的精力比任何问题都多，而思考的深度和倡导的新锐以及具体实际、细致全面，也超出一般倡导者，成为走在“革命”前头开拓前进的极少数人之一。1935年胡适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选编了傅斯年的7篇文章，这个数字仅次于胡适本人，而与钱玄同相等，文学革命的名将周作人也只有4篇；而钱玄同的7篇文章中，有几篇是与胡适有关的信件。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在胡适心目中、当然也是在文学革命中的位置。似乎有些“偏爱”，但以胡适当时的境界而论不会相差太多，所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文学革命在“建设理论”中的情景，进而框定了傅斯年在“理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胡适说傅斯年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他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10]4这是就傅斯年关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全部文章而言，而我们考察的是傅斯年的《新青年》文章及其影响以及对杂志的推助力。

傅斯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4篇与文学革命相关的文章。即《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以及《戏剧改良面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后两篇文章应胡适组织的“戏剧改良问题”讨论而作。戏剧是文学家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因社会影响广泛而引起文学革命倡导者的高度重视。《新青年》曾经开辟“易卜生专号”，也曾就戏剧改良问题开展讨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主编陈独秀均参与了相关讨论，批判中国戏剧维护者的观点。傅斯年说自己是“门外汉”，但因戏剧关乎社会和人生，遂应邀写了这两篇文章。*傅斯年《戏剧改良面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4号，本段引文均出自此。傅斯年凭借新锐的理论思考、开阔的知识视野对相关话题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既有宏观把握的高度，也有细及具体剧目的情节、人物、内容、唱词以及化妆、表演、音乐、唱功等技术问题的微观分析，显示出“门外汉”的冷静苛刻。《戏剧改良面面观》长达万数千言，《再论戏剧改良》近万言，均属长篇大论。主要论及两个方面：旧戏必须改良，新戏必须创造。这是两个基本问题；胡适、钱玄同等人也围绕这两个问题做文章。傅斯年文章的亮点在于：其一，文章分析透彻，批判猛烈，驳斥有力，思考深入，观点新锐，分量厚重；而带有感情色彩和极端性的语言表达更增加了批判力度。诸如“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 当作戏剧正宗!” “中国戏剧，全以不近人情为贵”；其表演“千部一腔，千篇一面”，“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旧剧本没有一驳的价值”之类的“判决词”，是傅斯年的基本态度。其他人的文章也有大胆直率的否定和批判，但就彻底极端而言，傅斯年似乎更加彻底决绝；其二，傅斯年将戏剧改良的讨论与文学革命、社会批判联系起来，批判和否定，建设和提倡，均以文学革命的宗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赋予戏剧改良讨论更宽泛的社会意义。他以提升人生自觉、促进社会改革论是非优劣，批判中国戏剧不切合人生实际，不近人情；批判戏剧脱离社会现实，其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傅斯年纠正了《新青年》上“中国戏剧助长中国人淫杀心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戏剧问题与社会问题互为因果，而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社会，是中国社会政治的糟糕透顶导致中国戏剧乃至整个文学的不尽人意。这种说法有些宽泛但更符合实际；其三，傅斯年文章的亮点在剧本编写、戏剧创作方面更为鲜明突出。他将剧本编写与文学革命紧密连在一起，无论《戏剧改良各面观》中的宏观性原则思考还是《再论戏剧改良》中的具体主张，都贯穿着“人的文学”这一中心。他主张编写剧本要取材于现实社会、摈弃大团圆结局、反映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平常人物、“引起批评判断的兴味”、要“有真切道理做个主宰”……这些建设性意见，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既新鲜锐进又切实可行，符合文学创作规律，且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戏剧理论建设。还原当时，实属《新青年》在戏剧理论建设中的远见卓识。当然，傅斯年对中国戏剧尤其是表演艺术的批判，也的确显示出“门外汉”的审美盲点，他忽视了中国戏剧表演体系的特点，按照话剧艺术理念和表演特点棒打中国戏剧，其偏颇也是十分明显的。

傅斯年最感兴趣、投入精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倡导文学革命。无论批判还是倡导，破坏还是建设，其见解都非同凡响。《文学革新申义》和《文言合一草议》是他在文学革命倡导初期发表的两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文言合一草议》，载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2号，本段引文均出自此。前者继胡适“刍议”、陈独秀“革命”之后所撰，系傅斯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众多“从风者”中颇新人耳目。文章从“理论”即旧文学性质、“历史”即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时势”即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趋势等三个方面论述旧文学之当废除、新文学革命势在必行。观点没有太多新意，他自己也说“全无妙义，又多盈词，实已等于赘旒”，但分析论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高度、研究深度、视野广度、知识密度、批判力度以及逻辑思辨性和文采气势，均非同凡响，故被视为文学革命以来对旧文学打击最有力的一篇文章。其所谓“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乡愿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闽派，横塞域中。独不当起而剪除，为末流文弊进一解乎！”皆声震瓦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胡适说这篇文章是经他校阅发表的，感觉到“那时候，他就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10]5。“最能”有些过誉，而提升《新青年》理论高度却实实在在。《文言合一草议》远不如前者文采飞扬，但实际效果却深厚隐悠。其时，“废文词而用白话”已成定局，文学革命倡导者开始讨论白话文建设问题。文言是否要全部废除？是否把市井语言直接拿来做文章？杂言碎语，莫衷一是。傅斯年认为，所谓用白话就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应该说，这是科学态度，符合建设实际；但他觉得表述还不明畅清晰，又径直地提出“文言合一”的主张。这篇文章就是结合“文词与言语”的特点详细探讨“合一”问题。傅斯年观念超前，思维缜密，对取舍标准、原则方法、在什么情况下完全用白话、什么情况下取文言的长处、什么词类用白话、什么词类适宜用文言等具体内容都做了细致说明。因其主张具体科学，切合汉语实际，大都被现代汉语所遵循采用。他所提出的制定国语标准的“八事”，也大都被采纳或者参考——国语标准的许多条目与傅斯年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如关于统一读音问题，章太炎曾经主张“侵”、“谈”之类的“闭口音”“宜取广东音补苴之”。傅斯年认为“此种闭口音，自广东外，无能发者。令二十一省人徇一省，无论理有未惬，即于势亦有所不能行。”胡适十多年后说，现代汉语发展所遵循的是傅斯年所设计路线，并为傅斯年的很多建设性意见没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遗憾。[11]几十年后他还念念不忘，说“他的早年思想是前进的。他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10]5胡适强调傅斯年对文学革命的建设性意见十分重要，我们考察历史，意在说明，青出于蓝胜于蓝，傅斯年接受《新青年》的影响引发思考，而他的思考提升了《新青年》的份量和质量。

傅斯年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数量不多，亮点不少，对于拓展刊物事业、突出刊物特点、扩大刊物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声援：傅斯年《新潮》文章内外

《新潮》杂志创刊后，傅斯年将精力花费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8个月的时间里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只给了《新青年》两篇。但他与《新青年》的联系并没间断。《新潮》编辑“天天与《新青年》的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1]疏淡的是杂志与作者的关系，杂志与读者的关系没有改变。《新潮》和《新青年》是文化和文学革命阵营的两大主要阵地，作为“指挥机关”的两个编辑部比邻而居，彼此都很熟悉。《新潮》垫高了傅斯年在文化和文学革命中的地位，方便了与《新青年》的沟通，也丰富了其间的关系。因为《新潮》，傅斯年从有战斗力的猛士转而成为统帅一方的青年领袖，他利用有利条件为《新青年》宣传助力，维护《新青年》的声誉，捍卫其在文化和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尊严。《新青年》因为他的助力而增添了些许战斗性和公信力。

傅斯年对《新青年》最大的推助力是创办《新潮》杂志，密切呼应和全力支持《新青年》所开展的文化和文学革命事业。首先，《新潮》杂志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单兵作战的局面，缓解了《新青年》的压力，壮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势力，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和文学革命的蓬勃发展——这是学术界的定论。作为《新潮》的实际主编，傅斯年把关定向，将《新潮》和《新青年》焊接在一起；《新潮》作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顾颉刚语)，“辅佐”《新青年》开展文化和文学革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新潮》是“助手”，但不示弱，在傅斯年主持下，《新潮》对于科学、民主、自由、独立精神的张扬，对于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的批判以及所表现的勇猛精神和武断态度，对于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学的提倡以及所表现的锐进超前的见解和激烈偏颇的决绝，都显示出“新青年”的朝气和锐气。《新潮》也许没有《新青年》深刻厚重，但在激进勇猛方面却甚于《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些”；[1]罗家伦的话反映了当时的某些情形，鲁迅就认为《新潮》“颇强人意”。傅斯年司职主编，既是进攻的发动者又是阵地守门员，是《新青年》革命斗争的急先锋。其三，傅斯年因博学深思而在学生中颇有影响力，他对《新青年》及其所开展的事业的态度，也影响着同学及其他青年。其影响，有的源于他学问和性格的感召力，有的则与编辑《新潮》杂志有关——《新潮》提升了傅斯年的高度，他登高振臂，影响力倍增。受其影响，很多同学离开原来的读书轨道，开始关心新文化运动，原本旧学空气笼罩、“暮气甚深”(鲁迅语)的北大学生开始活跃。即便是在老先生们影响及其他因素作用下仍耽于旧学营垒的同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伍俶是傅斯年的同学，因崇拜刘师培而参加了“国故社”，视傅斯年及“新潮社”为“敌国”。但读过傅斯年的几篇文章后，觉得与这样的对手冲突占不了上风，于是闭门读书，不再关心新旧文化阵营的论争。[12]这不是个案。这在印证了胡适所说的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就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同时，也丰富了傅斯年对《新青年》及其事业的潜在助力。

傅斯年主编《新潮》后，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意识和全局观念。过去是文化和文学革命的“从风”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撰写文章，为《新青年》的革命事业呐喊助阵；而现在掌管《新潮》阵地，密切配合《新青年》，强力推助其所开展的文化和文学革命。他知道《新青年》的地位，也清楚《新潮》的使命，更知道在文化沉疴蔓延、学术厉鬼遍布、文学雾霾弥天的空气里，《新潮》和《新青年》两个刊物必须协同作战，彼此呼应，形成合力。而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积极为《新青年》宣传助力。所以，他无论写文章还是编发别人的文章，都以《新青年》为参照物和资源库，或直接引用，或消化活用，或当作议论对象，或充作写作材料，或作为立论依据，或藉以牵出话由。他说《新青年》上的话，为《新青年》说话，借《新青年》说话，发挥《新青年》的话……直接或间接地呼应《新青年》的倡导，宣传《新青年》形象，扩大《新青年》影响。翻检傅斯年当时撰写或者编发的文章，时常读到与《新青年》相关的文字，发现与《新青年》或隐或显的关系。如《新潮》第一卷第二期辟设“书报介绍”栏目，专门介绍《新青年》杂志，介绍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大齐的《辟“灵学”》等文章。而对鲁迅《狂人日记》及“随感录”，更是及时宣传和扩张。《新潮》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四则“随感录”，其内容多与鲁迅杂文和《狂人日记》有关。其中说，“《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的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2]其对《狂人日记》更是推崇备至，“随感录”中多次涉及相关内容，还专门撰写了《一段疯话》，阐释和发挥鲁迅《狂人日记》的内容，说狂人见解透彻，“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13]这是对《狂人日记》所表现的狂人觉悟和孩子情结的深切解读和热情赞美。该文被视为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篇文章，具有开拓性意义，自不必说；我们所看重的是傅斯年对于《新青年》文章的充分肯定和热情张目，为《新青年》所作的正面宣传。

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刊物要想生存发展，就要扩大自己事业的影响；一个刊物所推广的事业要想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评价宣传是断不能少的。《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之初，响应者稀少，批评者也不多，“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寂寞难耐的情形令人窒息，孤立无援的事业缺少活力，自己演戏自己看、或只给圈内的人看是无趣的事。鉴于此，钱玄同和刘半农演出了“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静轩”，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网罗种种谬论向文学革命倡导者发难，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文章对其攻击言论逐一驳斥。尽管“双簧戏”文章不甚高明，但这一策略却起到明显效果：文学革命就此轰轰烈烈展开，《新青年》杂志也声誉日隆。傅斯年评论文章的影响力固然无法与“双簧戏”相比，但多种方式的推介宣传定会增强影响力，激发读者对刊发文章的阅读兴趣；读者不一定因为傅斯年的赞赏找来作品阅读，但傅斯年的推介却会激发阅读兴趣，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力——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刊物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转载率、引用率和影响力，其影响是逐渐形成、“层累”扩大的，“始作俑者”的推介非常重要，后续影响由此开始如波纹状扩散开来。《新青年》及其所开展的事业正是因为有傅斯年这批青年读者的青睐、凭借这些热心读者的呼应宣传而迅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广阔的读者市场，而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傅斯年的推助力还表现在积极维护《新青年》的声誉。《新青年》和《新潮》高举文化和文学革命大旗，无论批判否定还是倡导建设，都引起守旧势力的嫉恨。新旧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在有限的时空展开论战，旧势力的矛头集中指向《新潮》和《新青年》。傅斯年曾概括当时的情形：“现在骂我们的人真是多极了，有几个人和几家报纸竟似以骂我们为职业样的”，“不是‘人首蓄鸣’的形容词、‘祖龙一炬’的愿欲词，就是混混沌沌的非难词。”[14]“我们”即《新潮》和《新青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记者张东荪就曾多次“痛骂”《新青年》——骂《新青年》提倡汉字改拼音文章是“狗心”，“轻佻”，“狂妄”；骂鲁迅“头脑不清楚，可怜！”《时事新报》“以骂人两字把《新青年》上的建设事业，一笔勾销”，激起傅斯年的强烈不满，遂仗义执言，著文反驳。他高度评价《新青年》及鲁迅文章的价值，直言《时事新报》记者“没有读懂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的攻击是“驴唇不对马嘴”。傅斯年因此“惹火烧身”。本来《时事新报》记者文章是称赞《新潮》、痛骂《新青年》；傅斯年文章发表后，对方“大怒”，改变了攻击目标，将矛头对准他，谩骂、漫画之外还有粗言村语的人身攻击。二十几天后，傅斯年作长文《答〈时事新报〉记者》，[15]梳理论争缘由和过程，充分肯定了《新青年》的事业功绩，维护了《新青年》的声誉。

傅斯年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论战，涉及对鲁迅文章的态度、汉字改用拼音以及“偶像崇拜”等问题。在其开始，尽管情绪愤激，语言粗鲁，却仍在思想文化论争范围。《新青年》和《新潮》被“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刊物所秉持的“勇猛的精神”和“武断的态度”，源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观点和极端表达。但到后来，论战超出了学术范围，或者进行人身攻击，或者居心叵测做“题外”文章——张东荪曾发表题为《北京大学之……主义》的文章，下面还特意注上“教育部其知之乎？”文章在“痛骂”了一通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新潮》之后，又说，“教育当局其绝无所闻乎？吾诚不知教育当局何以善其后也！”这就带有试图借力打杀的意思了。[15]但《时事新报》总的来说是有新的编辑理念和旨趣的报刊(鲁迅称其为“新旧未定派”)，所以傅斯年在揭露批驳的同时提出了忠告，希望努力进取。也有些论敌，则是旧学营垒所为，或者编辑刊物对《新青年》《新潮》大肆攻击，或者“倚老卖老”在教员休息室或其他场所对革命倡导者当面羞辱和背后愤恨，均有言辞激烈、行为过分的地方。但他们守护的是自己一生所信奉和经营的学问和事业，且与《新青年》《新潮》一样属于文人学者的过激和偏执。傅斯年虽然觉得“受气负苦”，却没有计较。但社会上某些守旧势力的攻击，则无论行为还是动机均非善良。傅斯年在回顾《新潮》办刊过程时曾经说：“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交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淑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他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罗唣当局，当局罗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16]

傅斯年所述并非虚妄。此处所谓“文通先生”便是桐城古文学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张某”便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林四娘运动伟丈夫”出自林纾的小说《荆生》，而所谓“地位最高”的便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 面对这种情势，傅斯年没有畏惧和退缩，他坚守《新潮》阵地，与《新青年》一道勇敢地维护文化和文学革命的原则立场。

考察傅斯年对《新青年》的助力作用，总要说到傅斯年与《新青年》编辑的关系。就像傅斯年的转变进步离不开《新青年》编辑的支持和指导一样，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对《新青年》编辑如胡适也给予很大助力。从考察他与《新青年》编辑的关系并作用于杂志发展的角度说，其影响力虽然不如创办《新潮》吸引和影响同学走进新文化阵营那样明显突出，但其对胡适的支持却值得一说。这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掌故：当年胡适受聘北大教授，因为年轻，因为授课内容打破了惯例，因为知识和见解超前等原因，开始不被认可，学生议论纷纷，偏激者甚至要将其赶下讲台。傅斯年获悉后亲自听胡适上课，随后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10]5他的话说服了同学，稳固了胡适在北大讲台上的地位，同时也为《新青年》留住了一个重要的编辑和撰稿人。没有傅斯年的表态，学生能否赶走胡适且不说，起码会影响胡适的威信和自尊。胡适对于《新青年》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段——文化和文学革命的发动和推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戏剧改良的讨论、白话小说和新诗发表、人生和社会诸多问题的讨论等等，均与胡适的组织倡导密切相关。胡适年轻充满锐气和朝气，其编辑理念和思路直接影响着《新青年》的发展方向。傅斯年“保护”胡适，使他得以自信而体面地登台授课，自信而体面地编辑写作，对《新青年》十分重要。

当然，即使没有助动力天才也会成长，光芒也不会被遮蔽；但助动力却能够减少损耗，让天才充分发挥正能量。《新青年》正是在陈独秀、胡适及众编辑的主持作用下，在傅斯年及众作者和读者的推助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黑暗中探索前进的人们照明了方向。

[1]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N].中央日报(台北)，1950-12-31.

[2] 傅斯年.随感录(四)[J].新潮(第一卷第5号)，1919-05-01.

[3] 鲁迅.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C]∥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125.

[5] 傅斯年.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J].新青年(第七卷第2号)，1920-01-01.

[6]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J].新青年(第六卷第6号)，1919-11-01.

[7] 陈独秀.社告[J].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09-15.

[8]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辨书[J].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1919-01-15.

[9]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J].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1918-04-15.

[10]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C]∥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11] 胡适.建设理论集导言[M]∥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35：24.

[12] 伍俶.忆孟真[C]∥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83.

[13] 傅斯年.一段疯话[J].新潮(第一卷第4号)，1919-04-01.

[14] 傅斯年.随感录(一)[J].新潮(第一卷第5号)，1919-05-01.

[15] 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J].新潮(第一卷第3号)，1919-03-01.

[16] 傅斯年.《新潮》回顾与前瞻[J].新潮(第二卷第1号)，1919-10-30.

(责任编辑：毕光明)

HighlightsandSupport:FuSinian’sContributiontoNewYouth

SHI Xing-ze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

The journalNewYouthha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thus an important part in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initial issue ofNewYouthlies in a survey of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journal. As a contributor toNewYouth, Fu Sinian has assisted and added luster to the journal through his articles, which is an exceptional highlight.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another journalNewTides, Fu Sinian has worked in concert with and supported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initiated byNewYouth, and striven to safeguard its status and reputation, thereby having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anding its positive impact and promoting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Fu Sinina;NewYouth; support; contribution

2014-06-04

石兴泽(1954-)，男，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4)-07-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