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以意为主”说考辨

杨宁宁，文 爽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船山诗论中，“以意为主”说是一个基础性命题，它关乎船山的主情论、情景论、势论，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但船山的“以意为主”说，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其相关论述矛盾重重，若要把握其真实内涵有一定难度。鉴于这一诗学命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笔者尝试结合“以意为主”说的历时线索和船山诗论中的具体论述，对船山的“以意为主”说作简要考辨。

一 “以意为主”说的历时性考察

作为中国古文论的重要命题之一，“以意为主”说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内涵上有十分复杂的变化，其中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甚至矛盾性因素。这使得这一命题在后世诗学(尤其明清诗学)中的面貌模糊不清，因此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梳理和考察。

中国古代的“意”最早出现在哲学层面，是作为“言-象-意”之辨中的一个要素出场的。《周易·系辞上》提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这段话旨在表明圣人创设《易经》的思路和主旨，但也透露出对言、象、意三者间关系的见解。此时的“意”与“言”、“象”密切相关，是后两者的深化，而其义也与言、象相对应，指向一种内在的思想主旨。可以说，言—象—意之辨乃至后世更为明显的言意之辨，其论争重点即在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其中偏向于内容的“意”可以理解为“思想”或者“意旨”。

在文学层面最早以“意”作为评价标准的，大约是司马迁的“诗以达意”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蒋凡认为，司马迁的“达意”说突出了文学诉诸情感的艺术特征，司马迁所谓的“意”即其“发愤著书”的意思。［3］这一观点值得参考，司马迁一方面认为“《诗》以达意”，另一方面又指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可见司马迁所谓“达意”很有可能暗含抒发悲愤之情的含义，其中的“意”已经具有了较为强烈的情感因素。这一“诗以达意”的观念，上承“诗言志”说、“诗可以怨”说，下接“诗缘情”说，并对后世的“诗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观念不无启发作用。

据现存文献，最早提出“以意为主”说的是南朝宋代的范晔。他提出:“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5］范晔所说的“以意为主”仍然是就言意(即文与意)关系而发的。范晔主要强调了“立意”，即“意”的主导作用，“文”则主要是用来传达“意”的。范晔认为作诗为文应有“立意”，即有一个“旨意”贯穿其中，文辞章句应为表现这一“旨意”服务。此外，范晔还直接将“情志”概念引入，将“情”与“志”并置，并指出文章为“情志所托”，又说“以意为主”，很明显，“意”与“情志”在内涵上多有重合交渗的地方，“意”中的情感元素十分明显。

晚唐杜牧对“以意为主”说有更为具体的阐明。

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词，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6］

杜牧对“以意为主”说的阐释，主要还是继承言意之辨的思路，是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探讨。与范晔相同，杜牧坚持“意”的绝对领导地位。他以帅与兵的比喻形象地指出，“辞采章句”这些“兵卫”应在“意”的绝对统帅下俯首听命，不可喧宾夺主。在杜牧看来，文章的好与坏是与“意”这一帅才息息相关的，而与文辞这些兵卫的关系十分遥远。杜牧对“意”的主导性极为重视，他所强调的“以意为主”主要是以“立意”为主。

至宋代，“以意为主”说得到更多诗论家的重视，但宋人的“以意为主”说相对前人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标志就是“意”与“义”、“事”、“理”相标举。北宋的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7］苏轼也说:“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8］这些诗论中，“意”的主导性地位十分明显，但以“深”来形容“意”，将“意”与“义”、“事”对举，明显体现出对议论性、理论性思维的强调。

“意”与“理”的关系在梅尧臣那里体现得更为明确，《续金针诗格》云:

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统也。［9］

梅尧臣指出“意”有内外之分，何为“内意”，何为“外意”呢?对此，朱光潜曾结合王昌龄的《长信怨》①《长信怨》诗: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作出了阐释。朱光潜认为:“诗里的‘昭阳日影’便是象征皇帝的恩宠。‘皇帝的恩宠’是‘内意’，是‘理’，是一个空泛的抽象概念，所以王昌龄拿‘昭阳日影’这个具体的意象来代替它，‘昭阳日影’便是‘象’，便是‘外意’。”［10］由此可见，所谓内、外意实质上涉及一种代指或隐喻手法的运用，诗中所用的景与物在表层上指一种客观物象，便是“外意”，这一物象所象征的内在含义或者理念，则是“内意”。梅尧臣所提到的内、外意，显然“内意”更为重要，它涉及到诗歌深层的理念意图。“意”、“理”并举的做法显示出宋人论诗的独特倾向——即说理成分的增加与情感因素的减少。

清人吴乔对唐、宋诗歌中的“意”作过辨析:“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11］吴乔在此十分鲜明地指出了唐、宋诗达“意”的差别:一“托比兴而杂出之”，一“惟赋而少比兴”，这种表“意”手段的不同已然表明了二者“意”之迥异，“可兴”之“意”，与“情”相关，“惟赋”之“意”，则以“理”为主。由此可见宋代“以意为主”说重理不重情的主要特点。

明人在强调“意”之主导性方面与前人一脉相承，如黄子肃《诗法》云:

诗如马，意如善驭者，折旋操纵，先后疾徐，随意所之，无所不可，此意之妙也。又如将之用兵，或攻或战，或屯或守，或出奇以取胜，或不战以收功，虽百万之众，多多益办，而敌人莫能窥其神，此意之妙也。［12］

黄子肃论“以意为主”，基本承接杜牧观点而来，甚至同样以“将之用兵”作喻，突出了“意”在诗歌中的主导地位。但相对而言，明人论“以意为主”，重点是在对“意”的辨别上，细言之，明人对“意”进行重新厘定，出发点是对宋人“意”、“理”混淆的反驳与批判。

南宋严羽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首次将矛头指向宋代以“理”为尊的观念。此后，明代的李东阳也指出:“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13］其中的“意”明显不再是纯粹说理的元素，而包含一种情志在里面。杨慎则对宋人“以理为主”说基础上的“诗史”观进行严厉批驳。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14］

杨慎批判宋人的以诗为史说，其立论之基便是高举性情理论而反驳之。在杨慎这里，“道性情”成为诗歌存在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基本特征。因此，总体说来，明代诗人的“以意为主”可以说是“以情为主”，情感维度的重新介入是明人对宋人说理倾向的一种反拨。

通过以上的历时性分析不难发现，“以意为主”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基本呈现出三个特点，即“意”的“主导性”特征、“意”的“抒情性”特征和“意”的“说理性”特征。其中，“意”的“主导性”特征在各个时期基本都被严格遵守，而“意”的“抒情性”与“说理性”特征则呈现出一种水火不容的局面。大致而言，汉唐诗文之“意”偏于“情”，宋代诗文之“意”则偏于“理”。明人诗文或宗汉宗唐，或自出性灵，但无疑都强调诗文的抒情特质。明代主情立场的重新确立，可以说是船山所认可的“以意为主”说得以出场的重要语境因素。

二 船山“以意为主”说内涵辨析

明人重“情”，故推崇有真情实感的诗歌创作，尤其看重情意充沛、兴象玲珑的盛唐诗;与重“情”相呼应，明人多数都轻“理”，排斥爱作翻案文章、演说道理的宋诗。船山虽然对于明代诗坛重诗法、立门庭的风气嗤之以鼻，但对明人重“情”轻“理”的诗歌倾向，基本上持赞同态度。他尝言“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15］654“长言咏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16］829“诗以道性情”，［17］1440直接指出了诗歌重“情”的本质。在此观念下，他对于以说理为主的魏晋玄言诗、宋诗作了较为严厉的批判。

古今文笔之厄，凡有二会，世替风凋，祸亦相等:一为西晋，一为汴宋，虽趣尚不均，而凌杂纷乱以为理，瓜分绳系以为节，促声窭貌以为文，其致一也。［15］694

在船山眼中，魏晋之玄言诗，宋代之言理诗，虽然所求之“理”趣味有异，但其“主理”的倾向却是一致的。对“理”的过分重视和推崇，无疑违背了诗歌的抒情本质，这与船山“诗道性情”的诗歌观念是相轩轾的。在“重情轻理”诗歌观念的观照下，船山诗论中纷繁复杂的“意”之内涵以及“以意为主”说的具体所指，在宏观层面上透露出某种较为鲜明的倾向性。

船山在其诗论中多次提及“以意为主”，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16］819-820

又如:

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陈《书》，无待诗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岂有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哉?此《凉州词》总无一字独创，乃经古今人尽力道不出。镂心振胆，自有所用，不可以经生思路求也，如此!［17］1576-1577

两段文字均在讲“以意为主”，但船山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第一段引文中，船山极力推赞“以意为主”说，其要点有二:第一，船山认为，不论是诗还是文，“意”应该是作品中的主导。他以李、杜诗歌为例，以引景入诗的创作为例，指出“以意为主”是诗歌创作的关键，是统摄字句、辞采、物象的主导性力量。在这里，船山继承了杜牧、黄子肃等人以兵将作喻的笔法，突出了“意”在诗文中的统帅地位，而他这里的“意”也正是延续前人而来，主要内涵即“立意”。船山的“立意”说还体现在他的“宾主”说中，他曾言:“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立一主以待宾，宾无非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16］821此处的“主”，正是指诗文中的立意主旨，而“宾”则是指一切写景修辞的表现手段，诗文中的字句、辞采、物象都必须统一在立意之下，才具有完整的生命力。第二，船山提出齐梁诗及宋诗的两个弊端，一是过于注重雕词琢句、炼字显才的表面功夫，二是缺乏自己的真情实感。船山不看好脱离全篇立意主旨的秀句，因此不难理解他对单纯以字句本身为目的的雕琢功夫的排斥态度。诗歌中的真情实感，是船山极为重视的，正如本部分开篇所言，船山持一种“主情”的诗歌观念。他不仅在多种场合明确提出“诗道性情”的说法，在论及诗“意”的时候也喜欢与“情”并举，如“意旖旎以无方，情纵横而皆可”，［15］663“用意迎情”，［17］1322“动情起意”，［18］958这里的“意”都与诗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综合以上要点，船山所推崇的“以意为主”，主要强调诗歌立意的主导作用，而且这一“立意”应建立在诗人真实情感的基础上。

在第二段引文中，船山则对“以意为主”说展开了批判。船山认为，诗歌能做到“深远广大”、“舍旧趋新”，与“意”是没有关系的，正是以此“意”为标准作古诗、律诗、绝句，所以这些诗体分别消亡。这里所说的“意”显然迥异于第一段引文中的“意”，这是一种什么“意”呢?船山给出的直接解释是“入微翻新”、“经生思路”，间接提示是《易》、《书》具备而诗歌不具备的一种特质。综合考察以上提示语可知:船山此处所批判的“意”主要指以“入微翻新”为创作特征，以记事说理为主要内容，以逻辑思维取胜的作诗理念。因此，这里的“以意为主”，其实质即“以理为主”。这种只注重哲理性、逻辑性的“意”，处于“情性”的对立面，明显是从宋人那里流传而来。船山论诗重情，面对这种“以理为主”的宋诗流弊，无疑是排斥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船山对于“以意为主”的理解基本未逾出历代诗论家的阐释范围。他所推崇的“以意为主”说，继承的主要是“意”的“主导性”与“抒情性”特征。但与此同时，船山也并未完全遗弃诗歌中的“理性元素”，而是对“理”的合理性作了深入思考。他曾指出:

议论入诗，自成背戾。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故说诗者于兴、观、群、怨而皆可。若先为之论，则言未穷而意已先竭。在我已竭，而欲以生人之心，必不任矣。［15］702

《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此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16］839

船山承认诗的作用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即读者通过对诗歌的自由品味，引申出某种道理，最终在理性层面上受到启发。这种“引发性”与“自得性”可以说是船山对诗歌中理性元素的独到之见。出于这种观点，船山提出《大雅》中理语的“造极精微”，并对陈白沙诗歌大加赞赏。陈白沙，即陈献章，明代著名理学家，他曾言:“作诗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来，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19］诗中的道理应融入到自己性情中发出，不能直接作议论，否则便是步宋人后尘，丧失了诗歌中的“情”本体。船山对诗中“说理性”元素的看法与陈献章基本一致，他曾言:“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鱼累情尤甚，不徒理也。”［15］588船山在这里进一步提出，“情”与“理”并不是“分辕反驾”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这便是“自得”。在认识事物、感受事物的过程中，缺少了“自得”的环节，不仅理性认识难以深入，情感抒发也会受到影响。唯有做到“自得”，“情”与“理”才能各自实现其实际价值，并形成一种同一交融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船山诗论中的“情”是高于“理”、重于“理”的，所谓“有无理之情，无无情之理”，［20］324正是言此。船山将这种改造之后的、内隐式的融情之“理”放入到“意”之中，使船山诗论中推崇的“意”成为以“性情”为本体、并融入内隐式理性元素的综合体。

至此，船山所认可的“以意为主”说中的“意”之内涵已基本厘清，但尚未完全解决。船山还对诗“意”提出了“简约性”的要求。

有求尽于意而辞不溢，有求尽于辞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从其类。意必尽而俭于辞，用之于《书》，辞必尽而俭于意，用之于《诗》;其定体也。两者相贸，各失其度，匪但其辞之不令也。为之告诫而有余意，是贻人以疑也，特眩其辞而恩威之用抑黩。为之咏歌而多其意，是荧听也，穷于辞而兴起之意微矣。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20］596

这段话指出，《尚书》与《诗经》的差别即“意尽辞俭”与“意俭辞尽”，这也可以看作是诗歌与叙事纪实性散文的文体之别。纪事文体需要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充分的意义，而诗歌则应对简明的诗意反复咏叹。“意”的简约性可以说是诗歌抒情特质的重要基础。船山在诗论中多次强调了简约之“意”的重要性:

古人之约以意，不约以辞，如一心之使百骸;后人敛词攒意，如百人而牧一羊。治乱之音，于此判矣。［15］495-496

扣定一意，不及初终，中边绰约，正使无穷，古诗固以此为大宗。［15］653

歌行最忌者，意冗钩锁密也。［17］1206

在船山看来，古人之诗文之所以多有优秀之作，是因为“约意不约辞”，以简明之“意”统摄繁尽之辞，恰如“一心之使百骸”，驾驭得当，主次分明。后人无视这一传统，在作诗行文时主张“敛词攒意”，这就像百人牧一羊，主次颠倒，层次混乱，明显是一种流弊。“扣定一意”的简约性要求，是诗“意”之完整内涵的重要一维。

三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船山“以意为主”之“意”有四点需要说明。

第一，船山“以意为主”说中的“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广义，一狭义。船山所反对的“意”，实质是一种狭义之“意”，主要指承袭魏晋玄言诗及宋诗观点而来的以说理或纪事为主要内容、以逻辑思维取胜的作诗理念。这种“意”强调逻辑性、哲理性，是一种脱离主体情感的创作观念。此外，船山曾提到的齐、梁诗与宋诗中刻意追求辞藻、炼字、用典、才学等缺乏“己情之所发”的种种弊端，也可归入这一狭义之“意”。

第二，船山所推崇的“以意为主”之“意”是一种广义之“意”。它不但继承了“意”的“主导性”与“抒情性”特征，而且对“说理性”元素也给予了合理改造，在坚持简约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一种崭新的广义之“意”。简言之，船山所推崇的“意”，是以“性情”为绝对主导、以内隐性哲理元素为辅助、在遵循简约性原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诗之“立意”。

第三，对这一广义之“意”还有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意”中之“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意蕴，船山称之为“贞情”，强调雅正与节制。其二，这个广义之“意”中，不论是情还是内隐的理，都应是诗人“自得”的，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得来的，在传达时也应结合自己的“己情”感发而出，从而起到感发读者的作用。

第四，关于“以意为主”这个命题，也有一点补充:“以意为主”说是从整个中国古代诗文论系统中生发出来的，它不仅适用于诗论，更适用于文论，可以说是整个古典语言艺术的共同本质，因此它并不像“诗言志”与“诗缘情”那样具备一种更加确切的文体指涉性。但船山在运用“主意”命题时，仍主要是将其控制在诗歌文体内，相对于他的“诗道性情”理论，船山“以意为主”说的内涵显然更为厚重，也更具反思性与综合性。

总体来看，船山诗论中散布各处的“意”在具体含义上十分复杂，①杨松年在其《王夫之诗论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4页)中，曾对“意”作了九种释义，其中主要几种为:尚未表达而具存于文人心胸之境界;无视诗文特质而刻尽心思，追逐摹拟之写作态度;与情感较少关涉之哲理或思想;作品的内容;写作过程中，落笔时或完篇后所展现之境界;展现于语言之外，可由读者领略而得之韵味，等等。这些“意”大部分可用以上提到的狭义、广义内涵结合不同语境作相应阐释，但仍有一些“意”难以涵括其中而另有侧重。要厘清船山诗论中的“意”之内涵，还需展开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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