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 莉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学界对于市场融入非遗保护开发一直争议颇多。理论层面上,研究者对于非遗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必要性及 可行性的讨论逐渐形成共识。只有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为文化产业的生产力,才能真正激发民众保护非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非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1]。然而落实到实践领域,非遗保护的市场争议之声却不绝于耳。
戏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支,戏剧生态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运用视听媒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转化性 开发是非遗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黄梅 调 电 影①黄梅调在内地虽被称为是黄梅戏,但港台及海外依然沿用黄梅调的旧称。对 黄 梅 戏 的 产 业 化 开 发 是 非 遗 资 源 市场化运用的较早尝试,从黄梅戏 进入香港,到黄梅调电影大行其道,影响遍布整个东南亚,其整体发展 进 程 都与“ 市场 ”有 着 密不 可分 的 关 系,堪 称 研究文化市场和非遗产业生态关联的极 佳范本。基于此,本文以香港黄梅调电影为例,探究 文化市场与 文 化 资 源 开 发 主 体 内 外 部 生 态 的 多 维 互 动 脉络,以期为当下我国戏剧类非遗产 业开发提供借鉴与反思。
1.戏剧的内部生态与外部生态
戏 剧 生 态 一 般 包 括 内 部 生 态 和 外 部 生 态,其中内部生态是指“戏剧本体 创构中的诸多因素,如戏 剧 的 创作 主 体 、演出 主 体 、舞台 形 貌 、市 场 销 售等一系列环节”,外部生态是指“戏剧与自然环境、社 会 经 济、文 化 语 境、意 识形 态等 产 生 交 互 作 用,形成自身的独特形貌和美学特征”[2]。这种划分对于戏曲电影依然适用。下面将分别从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两个方面探析香港文化市 场对香港黄梅调电影内外部生态的影响。
2.市场选择的香港黄梅调电影
20 世 纪 50年 代,作 为 大 陆“ 戏 改 ”的 杰 出 成果,越剧戏 曲 片《梁山 伯 与祝 英台》、粤 剧 电 影《搜书 院》、黄 梅 戏 电 影《天 仙 配》、京 剧 电 影《杨 门 女将》和 绍 剧 电 影《孙 悟空 三打 白 骨精》等 一 批 优 秀剧目成为广受欢迎的艺术精品,产 生了积极的文化建设效应,在对外传播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戏曲电影南下香港,是为了增进与香港同胞的情感交流,“通过它和香港各阶层接触,广交朋友,团结社会上的大多数以起到扩大宣传影响的‘窗口’作用”[3]。这批戏曲电影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区引发强烈反响,使得具有敏锐商业意 识的香港影人迅速意识到戏曲艺术片极具市 场潜力,并由此掀起戏曲片拍摄的风潮,除了与 香港电影渊源深厚的粤语片外,发展最为兴盛的就是黄梅调电影。
1957年,内地黄梅 戏《天仙配》在 香港大 受 欢迎。长城电影公司很快跟进,第二年就拍摄了香港第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配》,影片同样十分卖座。李翰祥也看准 《天仙配》 在香港引发轰动这一契机,说服邵邨人投资拍摄黄梅调电影。1958年,黄梅调电 影《貂蝉》大受 欢迎,并在第 五 届 亚 洲 影 展上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充分展现 出 黄 梅 调 电 影 艺 术 魅 力 与 商 业 潜 力 兼 具 的 品质。邵逸夫来港重组公司,成立“邵氏兄弟 ”以后,继续任用李翰祥拍摄了一系列 黄梅调电影,包括《江 山 美 人》(1959)、《杨 贵 妃》(1960)、《花 田 错》(1962)、《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 》(1963)、《 花 木 兰 》(1964)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成就上,邵氏出品的黄梅调电影均属上乘,堪称香港黄梅调电影的代 表。 20 世 纪 50年 代 末 期 开 始,“电 懋”“香 港 国泰”和一些独立制片公司也加入到 黄梅调电影拍摄中。可以说,“从 50年代 末期开始的十余年中,香 港 乃 至 整 个 东 南 亚 地 区 的 华 语 电 影 海 外 市 场,几乎全部笼罩在黄梅调的风潮之中”[4]184。
香港电影业之所以垂青黄梅调,是因为黄梅调具有雄厚的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那个政治相对隔绝的年代,戏曲有着 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极易唤起飘零在外的香港、台湾内地移民和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和身份认同。实际上,香港黄梅调电影题材 多 涉 及“历 史 ”“ 家国 ”等 主 题,特 别 是 李 翰祥的黄梅调电影“大都具有‘江山’、‘社稷’之类的国家情 怀,但又以 美 人 为 主体,以 乱 世 为 背 景,将乱世中的儿女情长交织在大社会、大历史中”[4]185。这显然并非只是巧合。黄梅戏之所 以在诸多戏曲种类中脱颖而出,还得益于其优美婉转的唱腔和清新通俗的自然发音。邵逸夫说“京戏不是自然发音,不懂的普通一般人不 能接受,黄梅调是自然发音”[5],最小的传播限制和 最广泛观众的认可,黄梅戏的通俗性成为市场准入的通行证。
可 以 说 20 世 纪 五 六 十年 代 的 黄 梅 戏 走 在 因缘际会的十字路口。在政治宣传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语境中,黄梅戏 凭借自身独特优势,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外部机缘。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强大的心理与情感需求为黄梅戏的接受提供了内部机遇。而最终 促成香港黄梅调电影蓬勃发展的则是香港电 影业对市场的把握与迎合。一言以蔽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影响香港黄梅调电影发展的诸多外部生态要素 中,“市场 ”是 最核 心 的要 素,可 以说 是“ 市 场选 择 的 黄 梅戏”。
如果说“市场”是影响香港 黄梅调电影发展最重 要 的 外部 生 态 因 素,那 么“ 市场 ”对于 香 港 黄 梅调电影的内部生态发展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产业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念开拓广阔的海内外市场。以“邵氏兄 弟”和“电 懋 ”为代表的 电 影 企业 大 规 模 兴 建 片场、策划制作大片、提高摄影技术、拓展发行院线,这些举措使得香港电影产业开始摆 脱手工作坊式的制作模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放、通约、高效成为新产业模式下香港电影业的显 著特点。企业成 立多 个 部 门,分 别 负 责 剧 本策 划 、制 作 流 程 、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以流 水线作业方式生产影片,将 制作 、发 行 、放 映 整合 为一 体,形 成 较 为 成 熟 的“垂直整合”模式。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凸显经济效率、专业精神和制作标准,最大程 度保证了高效优质电影产品得以源源不断的 输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黄梅调电影展现 出与大陆黄梅戏截然不同的内部发展生态特征。下面分别从创作团队 、表演主 体 、作 品形 貌 、市 场 销 售 等方 面 对 市 场作用下的香港黄梅调电影内部生态进行论述。
1.组建创作团队,探索不同的黄梅调表达方式
香港黄梅调电影以大量的黄梅戏唱段推动电影叙事,但是不同于大陆 的戏曲艺术片,它更注重电影化的表现方式,是视听造型和 戏曲文本的综合体现。围绕这些,各电影企业都组建了各自的黄梅调电影创作团队。比如“邵氏兄弟”以李翰祥为创作核心的“李氏体系”,“李翰祥为导演或策划,是 体 系中的 灵魂,王月 汀 为 编 剧,高 立 为 副 导 演,李隽青 作词,王 纯 、林声翕 、周 兰萍等人作曲”[4]185,充分发挥电影特效,塑造古典人物画造型,将黄梅调戏曲发音由方言改为国语,音乐上更加精致化、通俗化,创作出香港黄梅调 电影中数量最多,艺术性和商业性成就最高的一批作品。“电懋”本来就以歌舞片见长,其御用作 曲家包括姚敏、綦湘棠等。姚敏喜好将越剧中的绍兴旧调移植于黄梅调电影 中 ,旋 律 不 够 朗朗上 口,在传播效果上远逊于邵氏林声翕、周兰萍等人改良的黄梅调。加之“电懋”更加偏重于现代时尚题材电影的拍摄,在古装道具及场景设置上略显不足,人物造型介于“人物画 ”和粤 剧大 戏 之间,显 得 有些 不 伦不 类,所 以 其黄梅调电影在影像画面的娱乐 性、流行上略嫌不足[4]188。另一电影公司“香港国泰”的黄梅调电影在唱 腔 上“ 则回 头 走入‘江 南 小调、民 间 传 说’的‘ 地方戏曲’圈囿,对极度仰赖海外市场 的华语影坛而言,并非明智之举”[6]。
“ 电 懋 ”和“ 国 泰 ”的 黄 梅 调 电 影 发 展 不 及 邵氏,这在 某 种 程 度上也 表明,考量 市场 发 展,顺 应观众需求有利于戏剧电影内部生态的各个要素更加充分协调的发展。
2.推行明星制,推广企业文化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陆戏改的逐步推行,私家班社被改造为国营剧团,戏剧“名角”的身份转化为“人民艺术 家”,相较于剧目内容的突出,“ 名 角”的 身 份 和个 性 魅 力 则不被 强调,有 学 者 称之为“名角的消亡”[7]。而 在香港黄梅调电影中,明星则被凸显,这也是推广企业文化的一贯做法。各电影公司都开始造星计划,不遗余力地制造广受大 众 欢 迎 的 明 星, 以 此 来 推 动 电 影 产 业 的 发 展 。“各电影公司培训班培育 出来的新星,皆被公司塑造出十分鲜明的形象,以贯彻电影 公司的出品路线。”[8]无论是林黛、李丽华、乐蒂、凌波、石慧还是赵 雷、吕 奇、傅 奇,这些 明 星 都 在香 港 黄 梅 调 电 影中留下鲜活生动的表演。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凌波,由她和乐蒂主演的黄 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 台 湾,甚至 改 变 了 台湾的 院 线 发 展 格 局,很 多 台 湾 西 片 院 线 为 了 迎 合 观 众 口 味 改 放 国 语片,国语片院线因此大为发展。凌 波也因为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一角而获得 1963年 第二 届 台湾 金 马奖“ 最佳 演 技 特 别 奖 ”,受 到 港台和海外华人的广泛喜爱。这部电影也 将邵氏黄梅调电影发展推向高潮。
3.通约的作品形貌
作 为 20 世 纪 五 六 十年 代 香 港 电 影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黄梅调电影具有显著的片场印记,呈现出通约的形貌。这在开黄梅调电 影风气之先的邵氏黄梅调中就有突出的表现。邵氏黄梅调 电影大都采用来自中国古代名著、流传广泛的传统民间故事或戏曲经典剧目,这些故事妇孺 皆知,历史久远,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邵氏黄梅调电影以宏大艳丽的搭景和风景优美的实地取景,着力营造出大众印象中的中国皇 宫、亭台楼阁或者江南风光,多用大全景或全景加以表现,凸显投资与制作的精良,也呈现出情景交融的中国韵味。最大限度地弱化戏剧的舞台色彩,而 以适合电影表现为准则,镜 头运 用 、美 术设 计 、服 装和 化 妆等,无 不 体 现 出统一性与模式化的特征。特别是通俗化、流行化处理的黄梅调音乐,在安徽黄梅调的基础上融合西洋 编曲 手 法 和 越剧、粤 剧 、民 歌 等曲 调,唱 腔 婉 转细 腻,朗 朗上 口,赢 得了 民 众 的 广泛 喜 爱 和 传 唱 。通 约 化 保 证 了 香 港 黄 梅 调 电 影 能 够 持 续 高 效 产出,为其赢得东南亚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4.面向国际的全球化策略
香港黄梅调电影的主要生产者邵氏兄弟和电懋公司,其公司领导者邵 逸夫、陆运涛等企业家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有着把中国 电影发展至与好莱坞和东京齐平的美好愿景,邵 逸夫更是多次表达出通过电影将中国文化和 艺术传达给世界的理想。为了实现全球化发展策略,他们的市场早已突 破香 港,放 眼台 湾 、东 南 亚 乃 至日韩 、欧 美 等 更为广阔的领域。引进日本导演和摄影人才,提高生产效率,如邵氏公司引进 的日本摄影师西本正、柿田勇在黄梅调电影《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均有出色的表现。参与国 际电影节与“华纳兄弟”“环球”等美国大电影公司合作制片是邵氏公司推广华语电影的重要举措。黄梅调电 影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和中国韵味,是遴选参 加戛纳、旧金山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的首选。如《杨贵妃》一片获得1962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内景摄影色彩奖。《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在 1963年第 7 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亮相。平心而论,黄梅调电影主要影响区域在港台和东南亚一带,对欧美市 场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香港黄梅调电影为香港电影实践和摸索全球化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利用的一次提前尝试,香港黄梅调 电影在技艺传承、文化传达和经济效益上斩获颇丰。梳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市场化发展道 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启示。
1.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应 该 顺 应 市 场 与 媒 介变化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很难摆脱市场影响。实际上,很多曲艺、技 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发 展 从 来 未 曾 脱 离 市场,它们之所以被称为“遗产”,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市场”角度的权衡与选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黄梅戏而言,从最早以小戏为主发展到幕表戏逐渐占据主流,就是为了适应演出场所固定所带来的加速剧目更新的要求,是根据 演出市场需求所做出的及时调整。黄梅戏流传到香港,虽然本身负 载 着 思 想 意 识 宣 传 和 增 进 民 族 情 感 的 政 治 意图,但是使得 黄梅戏从蜚声大陆的 著名剧种摇身转变为风靡港台和东南亚的戏 曲电影形态,其根源则是香港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的内在需求。
新媒介不断涌现是当下文化市场发展的显著特征,适应并运用新媒介承继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市场”主导下的香港黄梅调电影避免了过分的艺术争议,没有拘泥于戏剧表演和舞台化的限制,突破 艺 术分 类 原则 拘 囿 和“以 影 就 戏 ”的 清 规 戒 律,其运用电影媒介对传统戏曲继承创新的大胆尝试和丰富经验是弥足珍贵的。香 港黄梅调电影的发展与繁荣历程昭示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市场潜力和顺应新媒介形势、丰富非 物质文化遗产表达 样 态 是 继 承 发 扬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有 效 手段。
2.融 入 市 场 能 有 效 激 活 非 遗 文 化 产 业 的 内 外部生态系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内外部生态的谐调。外部生态刺激内部生态变化,内部生态 根 据 外 部 生 态 进 行 积 极 改 革 或 者 相 应 调 整,良好的内部生态对外部生态产生有效的影响,由此内外部生态形成多元和谐的互 动关联,非遗文化产业开发才能生长繁荣,根深叶茂。在这个生态体系中,市场既是外部生态 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刺激内部生态主动变革的强大力量。
中国 的 海外 侨民 数 量 众 多,在“ 冷 战 ”的 特 殊背景下,海外华人更加需要文化传统的认同、民族身份的建构和思乡情感的宣泄,意识形态特征不太明显的戏曲成为沟通交流的“软性制作”。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政治背景 、受众心理和经济发展等外部因素的香港电影产业通过黄 梅调电影找到了华文文化的代言。不仅如此,为 了适应外部需求,以“邵氏 兄弟 ”和“ 电懋 ”为 代 表的 电影企 业 在内容改编、制作发行和民族文化传播等方面积极跟进,揣摩民众心理,组建创作团队,从镜头拍摄、影像造型和戏曲唱腔等多角度探索黄梅调电影多元表达方式,打造出大量优质、通约的黄梅调电影作品。它们采用明星制和垂直整合模式等现代化营销手段,并尝试将以黄梅调电影为代表的香港电影推介到全球,最终形成持续十数年的黄梅调电影风潮,产生巨大的文化效益,在 香港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黄梅调电影与同时期大 陆 黄 梅 戏 和 黄 梅 戏 电 影 在 内 部 生 态 上 差 异 迥然,各有千秋。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发展表明,在非物质遗产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中,越是充分遵循文化市场规律,尊重民众的审美文化需求,越能实现内外部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3.戏 剧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应 该 加 深 市 场介入程度
当 前 我 国 很 多 地 方 剧 种 面 临 着 发 展 困 境,黄梅戏作为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剧种,其发展境况堪称当前我国戏 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缩影。苛求艺术创新,着力提升品位,走向“精致化”和“高雅化”的当下,黄梅戏时常以“高雅艺术”现身,黄梅戏的“民间性”和“通俗性”渐行渐远,与普通民众生活越来越远的黄梅戏陷入了脆弱、逼仄的生态发展困局[9]。不仅仅是黄梅戏,当前还有很多其他戏曲剧团热衷于通 过新剧目创作来争取政府和基金资助,对普通观众的欣赏需求考虑不足。不能严格遵循市场规律、艺术规律进行人才与资源配置,展开创 作演出,偏离市场和观众诉求是影响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10]。可以说,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市场介入的程度不是太高了,恰恰是非常不足。
破 除 戏 剧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发 展 瓶 颈,就要深入文化单位企业化改革,培育健全非物质文化市场,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介刺激非物质文化产品需求,让市场成为推动非遗传承与生长的长效手段,并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来 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继承与创新,充分反映当代受众的心理需求,持续打造深受群 众喜爱的优质文化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承担的角色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发展提供 健全的法治保障,给予相关产业相对宽松的生长环境,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大力培养懂得 非物质文化市场运作的专业人才,促进非物质文 化市场实现良性循环。
总之,市场作用下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黄梅调电影发展为当下我国非遗保护特别是戏剧类非遗产业开发提供了典型借鉴样 本,其生态衍变历程一再昭示,正视市 场力量、加深市场介入程度是促进我国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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