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女性的婚姻、家庭、社会角色解读——以于氏为中心

王欣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高句丽女性的婚姻、家庭、社会角色解读
——以于氏为中心

王欣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三国史记》记载了高句丽于氏的相关事迹，从对于氏两次婚姻的解读可知，高句丽王室存在着与不同部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通婚的状况，其民族在婚姻关系方面保留着原始的“蒸报”制，“兄死妻嫂”、女性改嫁均未受歧视。从对于氏家庭关系的解读来看，高句丽民族在原始婚俗的影响下，从王室贵族到平民百姓，存在着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王室家庭在一夫多妻的环境下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纵观于氏的一生辅佐三代国王，其在男权社会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说明高句丽女性并未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总体反映出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

高句丽；于氏；女性

朝鲜半岛第一部官修正史《三国史记》中，记载了高句丽于氏的传奇经历，她一生中两次被封为王后，一次被封为太后，辅佐了三代高句丽王，这在高句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过对于氏人生轨迹的梳理，可以折射出高句丽王室的婚姻形态以及其民族的婚俗状况，亦可以反映出在该婚俗下所建立的家庭形态及家庭模式，从而了解高句丽女性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一、婚姻关系中的于氏

于氏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婚姻，其在两次婚姻中都得到了高句丽女性的最高地位，通过解读于氏的两次婚姻可以了解高句丽王室的婚姻形态，进而探讨其民族的婚俗状况。

于氏的第一次婚姻是嫁于故国川王，国王即位后便“立于氏为王后，后提（李本：恐掾之误）那部于素之女也。 ”[1]200由此可知，于氏当出身于提（掾）那部。《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有五族，“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2]《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3]而在《三国史记》中却不见这五部的记载，而是出现了沸流部，椽那部，以及于氏出身的提（掾）那部等名称，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这些部名与五部的对应关系存在较大的分歧，关于与王族世代通婚的绝奴部为何部也存在着争论。孙进己、姜孟山等认为椽那部即绝奴部。[4]杨军认为椽那部即绝奴部，于氏出身的提那部为椽那四部中的一部。[5]刘子敏认为贯那、桓那、椽那、掾那都是同一部落名称的不同写法,皆同于中国史书中的灌奴部。[6]耿铁华则认为,贯那与桓那很可能都是灌奴部,提那部为顺奴部。[7]笔者参照诸位学者的观点，遵从学界普遍认同的椽那部即绝奴部的观点，因《三国史记》亦载，中川王后为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等，在公元190年，于氏家族的亲属于畀留、左可虑 “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1]201即于氏出身的提（掾）那部与四椽那部谋反，由此可见，提（掾）那部并非是椽那部。虽然史书记载到，绝奴部即椽那部世与王通婚，但是由于氏一例可见，与王族通婚的部族并未仅限于绝奴部，而存在着与不同部族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状况，参合《三国史记》的诸多记载也可证明这一点。

高句丽的第二代王琉璃王 “纳多勿候松让之女为妃，……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以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1]177可见，琉璃王的这三位妃子都未出自绝奴部。并且，存在着高句丽王族与汉族通婚的情况。大祖大王“琉璃王子古邹加再思之子。母太后，扶余人也。”[1]190大武神王的王子好童“曷思王孙子所生也”，[1]186曷思王即扶余王带素的弟弟，其到曷思水滨，建立了曷思国。以上两例说明高句丽王族与扶余族通婚亦极为普遍。另有山上王立酒桶村女为小后，东川王在位期间“东海人献美女，王纳之后宫”[1]209，中川王娶贯那夫人[1]210。均可见高句丽王族不仅与绝奴部通婚，与其他部族都普遍存在着通婚的情况。

于氏的第二次婚姻是嫁于故国川王之弟山上王，在故国川王去世后，她协助延优登上王位，改嫁于他，人生中第二次被封后。于氏改嫁王弟一事史书未见有大臣反对的记载，且于氏改嫁依旧可立为后，并未受到任何歧视。而此时，中原汉族倡导的女性婚姻观则是班昭在《女诫》中强调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等观念。[8]即女性要保持贞洁，一女不侍二夫，这显然与高句丽民族的婚姻观念不同。虽然高句丽社会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是显然在婚俗方面依旧保留着东夷民族的特色。“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诱。……兄死妻嫂。 ”[9]“兄死妻嫂”即“蒸报”制一种形式。所谓“蒸报”制，即后来的“转房”制，主要指父子、叔侄、兄弟间先后同娶一妻，这种婚俗在我国春秋时代比较多见，属于原始群婚的遗俗。于氏改嫁王弟的行为正是在原始婚俗指导下的行为，在高句丽社会是为礼法和舆论所允许的，并大行其道的一种风习。

二、家庭关系中的于氏

《三国史记》中于氏在家庭关系中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其第二段婚姻生活，即其与山上王的家庭生活，通过这段家庭生活的探析，可以解读高句丽民族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形态，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生存状况。

山上王与于氏婚后多年无子，山上王求子心切，祷于山川。一次郊豕逸的活动，酒桶村出现了一位帮助掌者的貌美奇异女子，“王闻而异知之，欲见其女，微行夜至女家使人说之，其家知王来不敢拒，王入室，召其女，欲御之，女告曰‘大王之命，不敢避，若幸而有子，愿不见遗’王诺之，至丙夜，王起还宫。……王后知王幸酒桶村女，妒之，阴遣兵士杀之。”慌忙逃窜的酒桶村女没能躲过兵士的追杀，她便说出自己怀有皇子的真相，兵士不敢轻举妄动，回来报告于氏，结果于氏依旧不依不饶，“王后怒，必欲杀之，而未果。”山上王知晓了此事，警告于氏，其才不得已而作罢。后酒桶村女产下王子，即后来的东川王，其母凭子贵，被立为小后。[1]204-205

山上王立于氏为后，在家庭关系中作为丈夫的他夜晚来到年轻女子的家中召其御之，该女子也并未反对，只是要山上王做出如有子莫抛弃的承诺。以当今的观点来看山上王的行为不仅有失九五之尊的威严，而且也是对家庭的不忠，酒桶村女子的行为也不免有些轻浮，但这却恰恰反映了高句丽民族的家庭社会观念。史载其民族，“风俗尚淫，不以为愧，俗多游女，夫无常人，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有贵贱之节。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10]由史料分析，高句丽民族有游女，其丈夫不固定，反映出一种不稳定的家庭关系，同时夜晚男女群聚游戏，已婚的男女自然也会加入，体现出“高句丽人在婚前婚后性生活方面约束不甚严格。大抵是原始群婚遗留下的影响。”[11]在史书上也多次记载到高句丽上层贵族，“并势骄侈，掠人子女”，常有奸淫之事发生。这些都体现出其民族风俗尚淫的特点，总体造成了家庭关系不稳定的状况，并非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

由山上王立于氏为后，又可再立小后一事可知，当时王室家庭由一夫多妻组成，参见史籍的诸多记载可知高句丽王有王后、小后、元妃、次妃、夫人等居于后宫，还可以选纳美女入后宫。同样，在高句丽的壁画中也可看出王室贵族家庭中存在着妻妾，在年代较早的角觝墓和舞踊墓中均绘有男主人以及两名女性宴饮的场面，可判断这两名女性的身份为男主人的妻妾。另有三室墓较为典型，“十一人一字雁行向东。前数第一人是引导的男仆。第二人为男主人，第三人为女主人，二人画像特大。第九人是女人相，比例仅次与男女主人，疑为男主之妾”。[12]关于平民的家庭情况，史书记载相对较少，但从一些史料可以管窥一些状况。大武神王时，大臣仇都、逸苟、焚求，“此三人为沸流部长，资贪鄙，夺人妻妾、牛马、财货，恣其所欲。有不与者,即鞭之，人皆忿怨。”[1]185-186可以看出，平民百姓也可以有妻妾。由上述可知，高句丽民族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存在着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

由于高句丽民族家庭模式为一夫多妻，加之其民族风俗好淫，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王室多妻制家庭环境之下矛盾重重的局面。于氏面临山上王临幸酒桶村女子时，便利用王后身份欲将其除掉，由山上王多年无子也可推断，定是于氏的从中迫害导致国王多年无子，从而巩固自身地位。在高句丽历代王的后宫家庭中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争斗。琉璃王时代，鹘川禾姬与汉女雉姬之间因出身于不同民族而存在着矛盾，最终汉女雉姬被排挤出宫。大武神王时代，王子好童出众，王后元妃恐其夺自己嫡子的太子之位，便诬陷好童“好童不以礼侍妾，殆欲乱乎”，好童认为自己辩解有损母亲次妃的名誉，便伏剑而死。[1]186元妃诬陷好童，既是为了自己的嫡子，也是为了谋害次妃。中川王时代，王后椽氏与贯那夫人争风吃醋，几番明争暗斗之后贯那夫人丧命。[1]210由此可见，在高句丽王室大家庭多妻的环境下，存在着各种矛盾与争斗，有后妃荣宠之争、身份高低之争、太子嫡位之争，以及不同民族女性之间的排斥之争等等，生活在后宫家庭中的女性为了生存采取各种方式博弈着。而关于民间百姓生活的具体记录，史料较为匮乏，想必同王室后宫一样存在着各种矛盾。

三、政治关系中的于氏

于氏在婚姻和家庭中扮演着妻子和王后的角色，而在男权社会之中亦可掌控政治，在国之大事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于氏在政治中的施展表现在助延优夺取王位，左右了王位的嬗替，以及对于东川王的政治考验。

故国川王于其在位的第十九年（197）去世了，王后于氏为了自身利益，控制局势，选择了秘不发丧，由于故国川王无子，她要在新王的确立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其夜晚来到国王的长弟发歧处向其表明愿立他为王之意，发歧则表示：“天之历数有所归，不可轻议。况妇人夜行，岂礼云乎。”发歧羞辱了夜行至此的于氏，于氏断定发歧继承王位不会保证她日后的地位和利益，便转而来到了国王的次弟延优处，延优盛情地招待了于氏，于氏便道：“大王薨，无子，发歧作长当嗣，而谓妾有异心，暴慢无礼，是以见叔。”延优明白了于氏的来意便更加百般有礼，亲自为于氏操刀割肉，不慎割伤手指。于氏由此确认了延优对自己的态度，次日便利用王后身份 “矫先王命，令群臣立延优为王。”发歧知道此事大怒道：“兄死弟及，礼也。汝越次篡夺，大罪也。”此后，发歧心有不甘，奔走辽东，借兵攻打高句丽，兄弟之间的王位之争导致了兵戎相见，后发歧失利，恼怒惭愧自刎而死。[1]203-204由发歧的反应可知，王位继承立嫡立长合乎礼法，发歧理应即位。但是由于于氏的背后操控，使得政治上不占优势的延优战胜了政治上占据优势的发歧，本应承袭王位之人最后落得叛国自杀。在这场王位嬗替之争中，于氏成为了左右王位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事可见，女性于氏在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山上王去世之后，于氏无子，小后之子郊彘被立为东川王。于氏再一次面临王位的更迭，她要考验这个当年险些丧命于她手的东川王是否仍忌恨于自己，以确保自身安危。史载：“王性宽仁，王后欲试王心，候王出游，使人截王路马鬣。王还曰：‘马无鬣可怜。’又令侍者进食时，阳覆羹于王衣，亦不怒。”在其即位的第二年便“封于氏为王太后”。[1]207-208于氏对于东川王的考验一方面是验证其对自身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向东川王放出信号，身为两朝王后的自己能够截王路马鬣，也能令进食者在王衣上阳覆羹，自己对于国王政治上的存废享有话语权，依然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东川王对于氏亦保持着退让的态度，并尊其为太后，于氏继续尊享昔日的荣耀与地位。

由于氏助山上王即位及对东川王考验之二事可见，此时的高句丽王室女性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于氏能够秘不发丧控制局势，并且最后矫诏立王，可见她对于政治的干预与操控，而指使东川王身边的近臣听命于自己并考验国王，也显示出王后的权力之大。同样，在《三国史记》有这样的记载：高句丽第五代慕本王暴戾不仁，其死后，国人认为“太子不孝，不足以主社稷，国人迎宫继立……以年七岁，太后垂帘听政。”[1]190太后的垂帘听政更是反映出王室女性未被排挤出政治生活，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权力。高句丽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源于其婚俗中的母系氏族的某些遗存因素。“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 ”[2]“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归妇家。”[3]这说明在高句丽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子女随母居，保留原始母系社会的遗风遗俗，其母亲较父亲要亲近很多，这便不难理解其民族女性的地位较高。同样“又有神庙二所：一曰夫馀神，刻木作妇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馀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10]相似的记载也见于《周书·高句丽传》。由此也可见，高句丽民族祭祀的祖先一位是男性朱蒙，另一位是女性河伯女，女性同男性一起受到祭祀与尊重，反映出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于氏在政治上的施展一方面与其个人敏锐、果断的品质有关，另一方面则更源于高句丽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使其未被完全排除于男权社会之外。

综上所述，通过解读于氏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事迹，反映出高句丽婚姻关系方面存在着从女居的婚俗及原始的“蒸报”制，高句丽王室与不同民族部族之间通婚，并且其民族普遍存在着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在原始婚俗下的这种家庭关系并不稳定，由此，导致王室家庭中的女性存在着各种矛盾，而在婚姻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中高句丽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总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M].孙文范，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宋]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晋]陈寿.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孙进己,艾生武.关于高句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J].朝鲜史通讯,1982;姜孟山.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和五部[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3.

[5]杨军.高句丽五部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4).

[6]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

[7]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宋]范晔.后汉书·列女·曹世叔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唐]姚思廉.梁书·高句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唐]李延寿.北史·高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耿铁华.高句丽人的婚姻和家庭[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12]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M].长春：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出版,1954.

（责任编辑：徐星华）

Gaogouli Female Marriage,Family,Social Roles Interpretation

-Taking the Yus as Center WANG Xin-y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recorded the related events of the Gaogouli's Yu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Yus'two marriages showed that Gaogouli royal family had intermarriage with different tribes and other nations.Their ethnic group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custom of“Zheng-Bao”marriage.The female remarried concept was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Yus'family,we can see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riginal marriage customs,Gaogouli nation had the polygamous family model from royal families to civilians.The royal families had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interest confli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ygamous environment.Looking at the Yus'life,she assisted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kings and had a certain political rights under the patriarchal society,which illustrated Gaogouli female had not been excluded from outside the core power.These reflected the female higher social status in general.

Gaogouli;the Yus;female

K289

A

1008—7974(2014)04—0021—04

2014-05-11

王欣媛（198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高句丽史、渤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