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教：古典小说道德—欲望叙事中的统摄调和机制——以“三言”为例

汪 注

（1.安徽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部，安徽 芜湖 241000）

小说教：古典小说道德—欲望叙事中的统摄调和机制
——以“三言”为例

汪 注1，2

（1.安徽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部，安徽 芜湖 241000）

明清通俗小说的思想教化功能与娱乐消闲功能同时存在，两者互为犄角、辩证统一，被小说教统摄、调和，达成均势。以“三言”为例，小说教在其中既倡导友情至上、轻财重义等符合群际利益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范式，又彰显变泰发迹的种种可能，借以满足市民阶层对获得地位、财富的渴望。整体上，小说教借助对因果循环、节制欲望的生动宣讲，将本质上冲突的名利观与财富观导入遵循天理人心、服从宿命安排的教化轨道，为自身开辟通畅无阻的传播路径。

小说教；“三言”；道德；欲望；调和机制

作为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重镇，“三言”集结了自唐末至明末逾700年散落在市井街头、勾栏瓦肆的民间话本与拟话本，包含了丰富多元的思想意蕴，在映射、满足撰写者的生活体验、人生诉求的同时，折现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群体心理，并构建出了维系人生与人心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范式。两者彼此交织、密不可分，组成“小说教”的“一体”与“两面”，协同引导通俗文学的叙事思想主线，释放出参与世俗世界建构的潜在而强大的力量。

一、小说教的基本释义及功能生成

乍看上去，作为精神范畴专属词汇的“教”，与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之间并无嫁接、交互的可能。然而，当小说被视作有效的大众信息媒介，且的确具备促成受众实现情绪宣泄、达成情感转移功效，并成为受众投射自己的理想、信念、意志和价值的话语构造和叙事系统之后，它便有可能反过来被更多的人们视为客观真实并要求自我及他人去承认，进而使小说被神圣化、信仰化、示范化。最能体现前述大众文化—心理接受机制所起作用的代表性实例至少有三个，一是由《三国演义》所启发的中国人的关羽崇拜；二是《水浒传》由描摹的江湖规矩被次级社会视为圭臬[1]93－97；三是《西游记》、《八仙过海》、《封神榜》等神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仙魔法器被白莲教、义和团成员借用，参与历史的塑造进程[2]67－72。

实际上，清代学者钱大昕早在乾隆年间便首次提出了“小说教”一词。他在《潜研堂文集》第十七卷、“杂说一”中的《正俗》篇里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在他看来，说部站在以儒家道统的对立面，起到了教唆偷盗、偷情、不事稼穑、荒废正务等一系列负面作用。因此，“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达直省，严查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违制之罪。行之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3]272。显然，钱大昕是以皇权专制制度及其衍生的伦理秩序的捍卫者身份，对小说的价值做出了负面论断，其言辞带有鲜明的片面性、偏激性。然而，我们也应承认，他对小说所内蓄的诱导、示范作用已具有了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小说的“魔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创作宗旨各异的写作者们拿来充当意识形态的再现工具，或借以蒙昧众生，或借此开启民智——在清代被多次提及。譬如，地理学家刘献廷则谈到过，“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复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鬓，叹未曾有”（《广阳杂记》卷二）[4]72－73。 值得注意的是，在亟需变革的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改造、利用小说“魔力”的诉求最为突出。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便将束缚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根源直接归结为小说的恶劣影响（“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并发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号召[5]758－760。可以说，历代思想家对小说的传播效应都不乏灼见，但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给出的评价是贬抑性的还是中性的，都没有相对系统、完整地归纳小说教的内涵并就它与纷繁驳杂的民间思想、生活理念之间发生的呼应、互动加以阐释。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在这里不妨对小说教（或曰小说拜物教）下这样的定义，即小说（及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戏曲唱本）中的故事、情节所蕴含的社会理想、群际关系准则、人生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被阅读者（观赏者）接受、放大，继而被其尊奉为衡量现实人生的思想、道德、行为正确与否的权威标准及仿效范式，终而左右个人行为、思维乃至迟滞/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文化学现象。

小说教实际效用的发挥，有赖于小说自身是否具备“代入式”的模仿功能及该功能是否足够强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的创作者（及加工者）不仅担负着编织线索、构设情境、塑造人物、摹写场面等基础性工作，更需要胜任调动读者感官、生成欣赏兴趣、满足接受者对平淡生活的厌倦感和对精彩人生的向往冲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尊重既成的社会权力体制，针对公认的（尤其是礼教）文明传统所倡导的观念（如忠孝节义等）做适当的让步。由此，即便是同一部小说，其可能生发出的道德良知约束力与破坏现行政制、社会结构形态的颠覆力也往往会同步存在，从而使文本呈现出矛盾纠结的色彩。无论是《水浒传》群英的造反——归顺，还是《西游记》孙行者的反叛——皈依，或多或少，皆沾染着回肠荡气与回首黯然彼此杂糅的复杂情调，使后人的解读平添了多义性。

和传统的单篇小说相比，“三言”的传播能力显得得天独厚：“三言”脱胎于民间说唱艺人的底本，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吸引观众、投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内容的热辣新鲜、主旨的世俗平易、语言的生动流畅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三言”的篇目囊括了自唐至明的经典（拟）话本，抓住了古代中国民间思想体系中某些最稳定的要素，为小说教的蕴蓄、显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空间。不仅如此，基于作者构成、撰写朝代、风尚嬗变等情况的千差万别，小说教的因子在“三言”不同篇目之间、同一篇目内部都有相互印证/彼此冲突的记录，为穷形尽相地展现小说教的辩证性奠定了基石。综言之，“三言”是小说教得以寄生、成长的优良母体。以“三言”为观照对象无疑将为我们深入认知小说教的表象及特征开辟一条富于建设性的路径。

二、小说教在“三言”中的多维体认及其调和功能

具体来看，小说教在“三言”当中至少表现为彼此相对独立，间或穿插互证的五个方面:即友情至上、变泰发迹、轻财重义、因果循环与节制欲望。

歌颂友情是中国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树立为友尽忠的典型形象的核心目的在于，讽刺、揶揄了建构在物质权利、现实好处基础上的人我关系，或者说友谊观。在话本当中，作者对交友之难的感慨被浓缩为题为《结交行》的数首唱词，如“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九衢鞍马曰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一关微利己交恶，况复太难肯相亲？君不见，当年羊、左称死友，至今史传高其人。”[6]37、“种树莫种垂杨枝，结交莫结轻薄儿。杨枝不耐秋风吹，轻薄易结还易离。君不见昨日书来两相忆，今日相逢不相识！不如杨杖犹可久，一度春风一回首。”[6]103借以概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6]37。有鉴于此，彰显友谊的忠贞显然是反击社会浊流的有力武器。作为《警世通言》开篇之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书写了管夷吾与鲍叔牙的生死交情，这样的安排从很大程度而言当是编者冯梦龙的有意为之。同样，以倡扬誓与朋友共生死的精神为主题，冯梦龙梳理、编排了《吴保安弃家赎友》（《喻世明言》第八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喻世明言》第十六卷）、《羊角哀舍命全交》（《喻世明言》第七卷）、《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第十八卷）等作品，使之成为建构“三言”文本体系的有机组成。在叙事模式上，它们都遵循“双方结交—友人落难—实施拯救”的写作理路。细节上的区别在于，拯救朋友的代价或为具有标志性的信物（《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或为数额惊人的私人财产 （《吴保安弃家赎友》、《施润泽滩阙遇友》）；或者是最具终极意义的个人性命。在《羊角哀舍命全交》里，羊角哀为了替亡友左伯桃的鬼魂伸张正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自刎化魂的方式在另一个时空与身为厉鬼荆轲一决雌雄，并在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取得了胜利。

含有倡导重义轻财思想的作品有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第五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第二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及《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等。需要解释的是，这些作品所指涉的“义”应被划归入社会规则范畴，并可以被理解为符合集体性公正—合理原则的广义道德标准。站在“义”的立场上，对财物的垂涎觊觎、无礼占有都会招致“命定”的灾祸，反之，“自觉”放弃意外之财则会“自然”带来绵延的福泽。《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以对比的方式演绎出了对“义”所采取的顺逆态度及其附带后果。在引子中，浙江嘉兴府长水塘地方的吝啬财主金钟不肯施舍僧侣，继而投毒杀僧，反致误害幼子、家破人亡；而正文里的常州府无锡县平民吕玉却能够不贪图意外之财，苦苦找寻失主，最终，在失主的帮助下，吕玉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并发家致富——显然，金钟、吕玉所经历的阶级地位逆转、家庭伦理调整的根源在于两者是否遵循“义”的基本要求并付诸实践。这个道理用故事点评者所题的诗歌来表述，那就是，“天上鸟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昔年歌管变荒台，转眼是非兴败。须识闹中取静，莫因乖过成呆。不贪花酒不贪财，一世无灾无害。”[6]237最能践行“义”的话本莫过于《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在《三》中，许氏兄弟骨肉相爱、妯娌和睦，在家产分割问题上展现出了大公无私、推让与人的良好品格，恰如其分为“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6]9添加了生动的注脚。类似地，《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的悲剧故事之所以会上演，都无一例外地源于始作俑者对“财”的割舍不下、对“义”的忽略不行。实际上，不贪财绝非“义”的内涵的全部，不违背誓约也是它的构成因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故事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都与男主人公的背信弃义构成鲜明的因果关系。在《杜》中，出于软弱、自私的性格和对礼教观念的屈从，李甲狠心抛弃了从良的名妓杜十娘，使后者在痛斥负心汉李甲、登徒子孙富之后，怒沉百宝箱并愤而投江自尽；而在《王》里，周廷章为青云直上而另攀高枝则酿成了王娇鸾羞愤难当、抑郁自戕的惨剧。违背承诺的不“义”之举害人害己、令人不齿。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构成了“三言”小说教系统的第三个层面。“三言”中的相关篇章文学化、世俗化地解释了佛教中的因缘果报论，前者并不执着于后者所包含的深奥知识，规避了后者所特有的晦涩用词（如异熟、等流、增上、三恶道等等），而是以简单直白的口语讲述犯戒与守戒各自意味着什么，并证明果报在冥冥之中早已存在。这样的话本被集结在《喻世明言》的后半部分，它们分别是《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十卷）、《闹阴司司马邈断狱》（《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其中，《月明和尚度柳翠》讲的是高僧触犯色戒而导致一系列悲剧性的连锁反应：犯戒者必将坠入轮回道，而诱使犯戒的元凶也将难逃报应的罗网。有道高僧玉通禅师被出于恶作剧心理的柳府尹设计而破了戒，遂坐化转世，成为柳府尹的独生女，成人后主动献身娼门将柳家曾经的清白门风涤荡地一干二净，使柳府尹活活气死，报了前世的夙仇。《明悟禅师赶五戒》则叙述了禅师之间的援救经过。明悟禅师偶入魔道，不得不面对失却慧根、坠入阿鼻地狱的命运，他的挚友兼师兄五戒禅师与之同日入寂，在来世成为佛印长老与才子苏东坡，通过佛印的指点度化，苏氏最终大彻大悟，皈依正途。《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薛录事鱼服证仙》试图证实人应当对动物（生灵）怀有慈爱之心而不可为满足食欲而狂捕滥杀。《闹阴司司马邈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借助“文人游地狱”的叙事模式，表明“命运前定”、万事有因也有果的主旨。对惨淡人生满怀牢骚的落魄文人司马邈、胡母迪，被地府的掌管者带至幽冥世界见证人类的命运安排与其前生、今世、来生的所作所为之间所固有的逻辑关联。别具意味的是，司马邈甚至被邀请参与评判、决定昔日的人间帝王、忠臣良将在未来的生命际遇，显示出了小说本身属文人小说、寄寓文人趣味的审美取向。

有别于说佛谈禅的清淡刻板，变泰发迹故事因其惊心动魄更能满足市民阶层渴望财势兼收、出将入相的文化品位。在此情形下，与之适配的话本及拟话本应运而生。若按照主人公的政治作用来加以区分，这些故事可分为文人受圣眷入朝为臣（《警世通言》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世通言》第十七卷《钝秀才一朝交泰》、《喻世明言》第十一卷《赴伯升茶肆遇仁宗》）、武将打天下风云际会两类（《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醒世恒言》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但无论具体分类如何，变泰发迹者愿望的达成都离不开三重因素的促成:其一是他们自身天赋异禀，要么才华横溢，要么气力过人；其二是权势的掌握者能够在偶然的场合“巨眼识英雄”，且与之结成类似于桃园三义的“兄弟+君臣”关系，共同谋取更大的利益；其三是周围人群的无私帮助和鼎力提携。最能体现这三者互动及其影响力的当属《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故事中的郑信曾是罪人，后来因机缘巧合冒死勘探深井，竟意外进入仙境，与娇媚的仙女成婚，并依凭仙妻的力量成就了盖世功业。毫无疑问，乌托邦话语在变泰发迹文本中俯拾皆是。几乎雷同的情节设置、大同小异的叙事脉络一次次被重复、模仿，但依然可以长盛不衰，被听者和观众所接纳。究其原委，踏上便捷快速的上升管道实现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的朴素冲动很容易被前述的故事所唤醒重启，虚拟的“成功者”被现实的百姓视作样板来加以膜拜、品谈，借以为冲淡平凡人生增添一抹亮色。然而，变泰发迹故事存在客观上的风险，那就是：受众一旦突破真假之间本来就不明晰的界限（这些故事形象本来便是历史人物），并从榜样的“上进之路”中汲取了营养和灵感，把舞台从瓦肆勾栏直接搬到杀戮战场，演出“王侯将相宁有种耶”的活报剧，“戏”假“做”真，扰动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面貌。为了制衡、调控这一危险苗头，“三言”以大量篇幅对节制欲望的人生态度和克己复礼的生活方式予以大加倡导，继而构建出了维护“三言”小说教系统正常运行的整体安全机制。

蕴含节欲主题的故事不下29篇，依次为《崔待诏生死冤家》、《苏知县罗衫再合》、《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桂员外途穷忏悔》、《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乔彦杰一妾破家》、《王娇鸾百年长恨》、《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警世通言》第八、十一、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八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闲云年庵阮三冤债》、《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梁武帝累修成佛》、《任孝子烈性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喻世明言》第一、二、三、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张孝基陈留认舅》、《金海陵纵欲亡身》、《隋炀帝逸游召谴》、《吴衙内邻舟赴约》、《杜子春三入长安》、《汪大尹火焚宝莲寺》（《醒世恒言》第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七、三十九卷）。这样一列数目客观的文本组合彼此呼应，训诫世人在处理金钱、美色、权力时一不可违背良心、有悖天理，二不可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三不可不听良言、执迷不悟。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小说教的构成主体——友情至上、变泰发迹、轻财重义、因果循环联合为节制欲望这一机制提供运转动力——男女相约，男子纵欲横死，原是前世冤孽（《闲云年庵阮三冤债》）；雁过拔毛、从不仗义疏财者终将自食其果（《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英雄身为草莽时便已具有自觉抵拒美色诱惑的成事利器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色欲熏心、狡计百出，欺男霸女得到的只能是“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结局（《金海陵纵欲亡身》）。

总体而言，构成“三言”小说教体系的友情至上、变泰发迹、轻财重义、因果循环与节制欲望五大板块之间是以彼此交融、相互纽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它们立足市民文化消费需求，基于一代代文人的加工改良，被揉入了世俗力量与欲望和文化人构筑礼法社会、清明政治的期望。这两种力量有交集，有抵牾，但最终归于妥协和修正，稳定、沉淀并固化为“三言”小说教得以合理存在、经久不衰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结语：中国小说近代化演进与小说教的新变

有识者指出，小说教的最大功用在于参与塑造中国民间社会，特别是次级社会（江湖社会构建），或者说，小说教对既有的非主流/离经叛道的思想残片进行整合并有所创新，结晶出相对完整的思想意识体系，为未来的社会组织重构，乃至政权更迭做好铺垫[7]16－17，这样的论断在学理上无可指摘。而当我们放宽探究的视野之后，将不难看出，小说教的工具性价值是使之被宗法社会、皇权政体同时接纳的关键所在。诚如冯梦龙所言，“通俗意义”足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喻世明言》序言）。填补单一伦理说教的教条性、机械性所致的接受鸿沟，小说责无旁贷，从书斋案几走向街头市井，化为教化宣讲的有效载具，体现“文以载道”的终极目的。随着岁月的演进，时至天演之说席卷海内的近世，小说教所包含的内容成分被先进知识分子视作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败坏民族心灵的毒药而大加批判。为了中国的新生，“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理应被打倒，而“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必须被建设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8]95－98——作为文化先觉者的知识精英不但义愤填膺，并且身体力行，掀起了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改革狂飙。在这样的大潮冲击下，小说从创作立意到叙事形式都受到了彻头彻尾的革新，但就小说教的发展态势而言，它并未消亡枯萎，而是以更换荷载对象/装填材料的方式继续发挥其参与历史、构建社会的核心功能，生动体现出了中国文学泛政治化的本质属性。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下册）[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2]（美）柯文（Pail A.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清]刘献廷.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7.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第二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6][明]冯梦龙编著.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王学泰.王学泰自选集:江湖旧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8]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Novel Fetishism:Classical Novels'Morality and Desire Coordina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WANG Zhu1,2
（1.Graduate Schoo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2.Publicity Department of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hu,Anhui 241000,China）

Ideologic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 exist paradoxically in popular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They are regulated by the“novel fetishism”in two ways,on one hand,advocating the friendship,prizing 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ce which subject to group interests and moral paradigm;on the other hand,showing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success and richness,meeting the public desire for status and wealth.With the help of the vivid narration of circular causation and controlling desire,the“novel fetishism”guide the essentially conflicting concept of fame and fortune into the predetermined way that constituted by conscience and foreordination.

novel fetishism;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morality;desire;harmonic mechanism theory

I207.419

A

1008—7974（2014）04—0055—05

2014-04-26

汪注（1981－）安徽芜湖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

（责任编辑：章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