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研究

李文峰，刘世敏

（1.重庆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重庆401331；2.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重庆401120）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研究

李文峰1，刘世敏2

（1.重庆科技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重庆401331；2.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重庆401120）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作用。市民社会思想伴随马克思一生研究的全过程，该文对其发展轨迹进行清晰的梳理，主要从两个途径进行研究：一是对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与分析，促使唯物史观的萌芽。二是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使历史唯物主义得以最终诞生和确立。

马克思；市民社会；发展轨迹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考察，肇源于他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认识上的反驳。应当说理性国家观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之程的起点。马克思曾一度相信，“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1]14认为通过它能够达到对自由之本质的准确把握和对现实制度的深刻批判。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逐步看清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不是当时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某种客观关系，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期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与法的问题，国家问题的核心和难点是国家与法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带着这些“苦恼”和“困惑”重新深刻反思并投入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详细的批判。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社会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马克思也是肯定地指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是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1]338但他只是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作事情的本质。其“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命题体现了黑格尔力求“用国家来超越（自在的）市民社会”的深刻之处。但黑格尔用“外在的伦理批判”克服“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虚幻性与无力性，最终促使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颠倒中，把“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提升为了“现实的个人”。很显然，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的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语境中来进行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进程。

但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范畴的划定，远远超过了黑格尔：黑格尔是以观念观察市民社会及其个人，将个人看做是伦理精神发展过程的低级阶段，在这里，人是不现实的存在，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马克思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市民社会及其个人，把个人看做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存在。黑格尔是用“需要的体系”来规定作为商业社会之核心的物质领域；而马克思是用“物质交往的关系”来界定。很显然，马克思的规定更深刻、更全面。

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才找到了解决其苦恼疑问的钥匙，那就是：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不应当到黑格尔所描绘的国家的大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其所轻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也就是说，作为特殊的现实的存在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高于国家这个一般规定的。在这里，马克思同时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由此实现了从理论上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唯物主义颠倒，使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原则。最终得出了绝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

二、《德法年鉴》：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学转向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论犹太人问题》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宗教观，通过对犹太人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研究，进而深入到市民社会的使命，从而提出了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最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鲍威尔认为，一切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宗教，要想消灭社会压迫，就得必须消灭宗教。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能获得政治解放，政治解放的前提是放弃宗教。认为只有政治解放才能彻底消灭宗教，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一切的社会矛盾才能彻底解决。马克思批判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把政治解放归结为宗教解放，而且宗教解放也不包括在政治解放中。马克思详细的论述是“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1]425

批驳鲍威尔对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混淆之后，马克思开始对宗教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此推动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矛盾才是宗教产生的世俗根源。正是由于二者的矛盾，“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世俗存在物……相反地，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2]173这里的矛盾有：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对立；公人和私人的对立；目的和手段的对立；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使得政治生活成为抽象、虚幻的脱离自我的普遍性的“类”生活，而市民社会则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充满物质欲望和私人利益的特殊的“私”生活。由此人才分裂为“私人”（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私人）和“公民”（国家的抽象公民），两者相互对立和冲突，人们互相交往的共同体成了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虚幻的彼岸存在，最终宗教产生的世俗根源得以揭示。

通过对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区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了解进一步深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厮杀的战场，是利己主义的舞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对立是宗教产生的世俗根源。因此，只有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即对使犹太原则普遍化的市民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解放犹太人。由此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区别开来，认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彻底解放，因为它一方面把人变成了独立的、利己的个人，即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另一方面把人变成法人和公民。这种解放不但没有消除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反而加深了这种异化。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彻底解决这对矛盾，使个人在个人关系中，在自己的劳动中成为类存在物。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另一部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马克思通过分析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最终找到了工业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德国的解放“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就是无产阶级”。[1]466无产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可能解放自己的领域”。[1]466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转向

马克思在前面的法哲学批判中，尤其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学转向中，对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做了区分，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认为仅仅从法哲学的视角对市民社会的把握，并不能把人的解放具体化，由此必须转向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市民社会。也就是说，1844年后，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重点开始由法哲学转向经济学领域，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手稿》首先赞成国民经济学从劳动出发的逻辑起点，并且首次提出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劳动以及认为财富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本质，这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掩盖了对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异化和对立，把私有财产看作天然合理的事实予以肯定，这种对立，只有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基础和国民经济学加以分析才能得到解决，即充分分析私有财产的来源和本质。于是，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敏锐地洞察到了劳动的异化，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即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和劳动本身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这里不做详细阐述）。这是马克思手稿中的基本思想，是他对市民社会内部经济关系研究得出的重要成果。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最重要的是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自己活动的，都与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的完善和成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法哲学转向经济学的。当然，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1844年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开始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批判以及对法与国家本质的研究和分析，进而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关系，从上层建筑入手，去寻找它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其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使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具有划时代变革的崭新视角。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劳动是社会和人的基础，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人类自我发展、自我生成的唯一源泉。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类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并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接近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孕育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萌芽。

四、《神圣家族》：市民社会的政治社会分析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会晤，感觉到有必要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于是就写了一部著作即《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其中，他们强烈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历史唯心论观点，从而发展了其在探索新世界观过程中获得的理论成果，逐渐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他们提出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的观点，要正确了解历史，就要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强调生产实践的重要性，前提是必须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恩格斯仍然使用市民社会来概括现存的社会关系，只是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他们在评判蒲鲁东的平等占有观念时，认为鲍威尔等人曲解了他的经济学说，并且从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依赖关系中得出人们必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相互关系的结论。把“实物”看做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把物当成中介，揭示出人与物的关系背后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结论虽然仍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其生产关系范畴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不再强调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和分离，而是强调它们的一致和统一。提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把国家看做是自己特殊利益政治上的确认。既看到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看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同是通过考察社会历史，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自然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3]145这里所谓的自然基础无疑是马克思创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学说，是形成社会经济形态的雏形。

五、《德意志意识形态》：市民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该著作既使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次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也使市民社会理论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涵，广义的市民社会指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40根据这一看法，也就是说哪里存在生产力和交往，哪里就应该有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构成一切时代国家的基础和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联系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就会发现这里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与上层建筑相对立的经济基础。当然，作为经济基础，它自然存在人类的一切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把市民社会仅仅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那种看法是行不通的，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形态而已，不可能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里的市民社会深刻内涵是针对黑格尔左派的历史唯心主义提出的，他们用自我意识、绝对观念和唯一者等精神因素解释历史。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现实物质生产来解释生产过程，把市民社会看做整个历史的基础。狭义的市民社会含义指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的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4]41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马克思曾经也使用过中世纪的市民社会以及旧市民社会等概念，由此看来，市民社会将包括存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但是，马克思此时所说的市民社会是18世纪伴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近代市民社会，不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他们都是市民社会产生以前的共同体形态。马克思狭义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暂时的、历史的，最终会走向消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前提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出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在深入分析生产活动时，发现了劳动包含的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交往形式或社会关系。生产是以交往为前提，以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所有制和整个社会关系。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来源于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确立，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最终确立。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发展轨迹的梳理，可以发现市民社会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确实是一条具有枢纽性质和基础、中介作用的的重要线索。马克思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运用和把握市民社会概念的，第一种是用来指“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市民社会的具体形象，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段时期。第二种主要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在一切历史阶段上被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抽象形象，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开始上升为一种解释原则和方法论。尤其是在《哲学的贫困》以及晚年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全面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使“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市民社会”成为彼此相通的概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

（责任编辑：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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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7974(2013)05—0078—04

2013—04—25

李文峰（1984－）山东省菏泽人，硕士，教师；刘世敏（1984－）女，重庆江津人，硕士，讲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AZX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