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事件”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宋海洋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1927年“南京事件”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宋海洋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19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兴起，通过北伐战争，北洋军政府被推翻。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期间的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摩擦不断。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亦称“南京慘案”。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在长达一年的交涉中，不断逐渐调整双方关系。“南京事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蒋介石亲美外交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京事件；美国；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事件”亦称“南京惨案”、“宁案”。1926年7月，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北伐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城后，城内发生了骚乱，据当时的《申报》报道：“驻在南京门外之直鲁军退入城内……退走时在城内大肆抢劫，沿途放枪，居民中流弹死伤颇多，各国侨民，分乘美国军舰二只，英国军舰二只逃避上海”[1]。城内的混乱造成了部分外国侨民的伤亡，英美以此为借口，命令停泊在长江下关江面上的美英军舰对南京城内进行炮轰，造成了大批中国军民伤亡、财产损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作为当时的重大事件，尤其发生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敏感时期，南京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中美双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交涉，南京事件对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南京事件”前美国对华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1921年到1932年，美国进入了共和党执政的时代，“支配三届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2]282。因此整个20世纪20年代，就美国整体的外交特点来看，“无论美国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都采取了怎样的套路，在其制定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精神”[3]501。柯立芝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对华态度亦是如此，根据中国革命形势不断调整着对华政策。例如在对待中国政权问题时，“美国表示拒绝承认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但又不承认中国革命政府，”[4]331在中国革命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终保持外交的灵活性和务实性。国民大革命兴起后，美国对华做着两手准备，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谈判两种方式来维护其在华利益。

大革命爆发之后，各国加强在华武装力量。当时“驻华外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总兵力约为9000人，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1500人，当时在中国水域的外国军舰共171艘，其中美国30艘”[5]109。但是美国这种武力炫耀只是为了给中国各政治派系施加压力，并不是真的想要与南方革命軍发生正面冲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越来越不具有可行性，美国也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争取对华主动权。“美国国内公众包括柯立芝总统在内则认为通过对一个弱国使用武力来实现商业利益和特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1927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宣言，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国以同情的兴趣，注视中国民族的觉醒，并且欢迎中国人民在改变政府制度上所获致之每一进步[6]86”。宣言中提到“美国无时不欲中国之统一独立与兴盛，愿将吾人对华条约所规正之关税支配与治外法权从速解放”。“无时不准备与中国任何政府，或可代表中国发言之代表，开始谈判”。“但美政府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其生民财产，美国舰队现驻于中国海面，即以为此”[1]。

美国国会就修约重要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同中国开议新的不平等条约，可以帮助中国巩固稳健分子，对美国人在中国的生命财产保护，颇有益处”[1]，并且指出对于修约态度，中国南北政府是一致的。国会向柯立芝政府提出单独与中国谈判来解决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等问题，并且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第一次正式言论，不赞成英国的武力政策。众议院就修约问题提出了议案，经讨论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中美修订新条约的议案。这一举动引起了中美两国的关注，也被中国认为是“美国以正道待遇中国之初步也”[1]。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少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约束，对华政策也更为灵活。修约谈判，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工具之一，美国试图以修约来争取对华外交的主动权，引诱拉拢当时中国国内各政治派系，维护在华利益。

二、南京事件发生后中美各方的反应

（一）事件发生时中国南北政府的反应

“南京事件”发生时，北京政府依然是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府。1927年3月27日，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就“南京事件”发表了谈话，撇清了北京政府和事件的关系，声明“抛弃南京，系战略上之行动，并非战败之结果，南京事件，发生于北军撤退以后，故与吾等无涉”[1]。关于南京事件的责任，张作霖将其归结于南军中的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声称“南京事件系煽乱者之预定计划，华人本不仇外，但为赤党所煽动[1]”，并且对列强纵容南军表达了不滿，认为事件的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强在撤侨问题上的迟缓所致。

与此同时，3月31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南京事件发表声明，首先“对外侨因反动派骚扰伤亡，表示遗憾[1]”，但是对英美军舰开炮表示严重抗议，派人去南京对南京事件进行调查。4月11日，英美法意日五国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外交通牒，提出了诸多无理要求，要求武汉革命政府为南京事件负责。4月14日，陈友仁分别答复各国外交通牒，承诺对各国进行赔偿，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对于列强的无理要求，陈友仁进行了驳斥，并且提出了废约的要求。陈友仁的答复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满，谈判逐渐陷入僵局，暂时被搁置起来。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

作为当事国，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始，美国对华态度非常强硬，积极与各列强协调对华政策。4月11日，美国联合英法意日等，向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外交通牒，“要求惩凶、道歉、赔偿、保障四端。并谓对于兹项之要求。民党顺从速允诺，否则各国政府将采取适当手段”[7]140。对于各国的无理要求，被陈友仁拒绝。随即各国关于南京事件的谈判，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五国间亦以利害关系之不同，对华方针亦不能一致[7]147”，尤其是美日关系，“日急侵略中国，美必不愿被日利用……英美亦无不相互嫉妒”[7]147。美国态度逐渐转变，力图避免对华实行高压政策，“美国不参加其他列国对武汉国民政府施以强制的政策乃至应惩手段”[1]，试图以单独灵活的外交政策，处理对华关系。随后美国派参赞迈尔赴南京与南方谈判，发布新政策，决定单独与南方进行谈判。

在积极与中国各方交涉的同时，美国最为关 心的是其在华美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南京事件”发生时，在华的美国侨民甚多。由于南京事件引起了针对外国人的伤人事件，因此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外侨的恐慌，并且在全国蔓延，导致“外人继续出境，以美人居多”[1]。对于局面的混乱，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时局未见危象未减之景象……目前若欲与华人作外交谈话，可视为无益，因南军或尚未能巩固其所获地位”[1]。从京津华北地区到华南地区，撤侨问题风波不断。美国将侨民集中在上海地区和天津地区，以准备随时撤离。其实关于这场撤侨风波，更多的是美国的官方政策，并且舆论宣传很大。事实上早在南京事件发生时，北伐军已经颁布命令，严令保护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例如，攻克南京之后，程潜便发布保护外侨的命令，“除加派军警严密查拿，并将抢犯就地枪决多名外，如仍有危及外侨情事，定以军法惩治，对于外人之个人生命财政，应切实保护，以示宽大[1]”。美国在处理“南京事件”时，始终强调对于在华美人和财产的保护，以此来对中国进行施压，实施武力和外交威胁。对与各国的联合行动，并不积极的参与，保持对华外交的独立。而关于美侨生命财产等问题，也成为了美国对华进行干涉的借口和幌子。

（三）蒋介石对南京事件的态度

“南京事件”发生时，蒋介石的身份是北伐军总司令，但是在“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集团通过各种官方的、私人的、直接的、间接的渠道，与美国外交人员保持接触”[3]501。事件当日，蒋介石即派人前往日本驻芜湖领事馆，通过日本使馆向英美传递信息，表示“南军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蒋氏拟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1]。3月25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在军舰上召见了当时的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指示到“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须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以外侨以满意之解决”[8]309。3月31日，蒋介石会见外国记者，谈到“南京事件”时，蒋介石指出“此次南京事件，各西报及通讯社宣传过甚，致多发生误会。本总司令已指示部署负责调查，予以外侨以满意之解决，如查明系革命军所为，自有相当办法”[8]309。4月3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就“南京事件”发表了申明，“国民政府对于南京事件负完全责任、关于暴行当严惩犯人……国民革民军之运动无排外性质”[1]。同时蒋介石将“南京事件”事件的责任嫁祸给中国共产党，认为是由共产党人所发起的暴动事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革命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南京事件”中，列强的威逼利诱，加速了蒋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革命立场发生了巨大改变。

三、南京事件的解决与影响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并立的局面，9月宁汉合流，南京政府成为南方唯一合法政府。打破外交孤立，取得各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新政府外交的重点，“南京事件”则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切入点。5月初，刚刚就任外交部长的伍朝枢同美国进行了接触，但是谈判以失败告终。

1928年2月，黄郛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双方谈判有了新的进展。2月26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了上海，同黄郛进行了谈判。3月26日中美双方就“南京事件”的谈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4月4日，中美双方关于“南京事件”的换文先后公布，这标志着中美双方关于“南京事件”的和平解决。在整个谈判交涉中，国民政府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承担责任，南京政府以屈辱的条件换来了中美南京事件的解决。这也正如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蒋介石南京政府希望南京事件的解决成为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4]333。对日后蒋介石亲美外交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京事件的顺利解决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也为中美双方签订新约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南京事件”谈判过程中，黄郛提出了“南京事件”和中美修约的共同解决的必要性，并且向美国说明了“南京事件”对中美关系和修约的重要意义。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南京政府试图通过南京事件的解决以推动修约外交的进行”[9]324，黄郛“主张双方既为敦睦邦交而解决此案，美国政府应同时表示愿意修改中美条约，贯彻平等精神”[1]。经过几轮商谈，马慕瑞“即允许美政府对于修正条约，可以表示愿意”[1]。“3月30日，南京政府与美国就南京惨案问题以照会形式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愿意修改条约，并承认国民政府为法律实体”[10]651。中美南京事件的顺利解决，为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列强解决南京事件提供了范本，加速了南京国民政府打破外交孤立的困境。1928年7月25日，中美双方签订了《整理中美关税关系之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中美双方而言意义重大。对美国而言“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时又保留与他国应无区别的最惠国待遇，从而获得了名利双收的好处”[2]303。凯洛格在谈到关税自主条约时候就很清楚的指出“具体来说，就是对于美国公民，他们的财产及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保护，而一般地说，则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及国民所享受的待遇有任何差别的待遇”[6]87。但是这一协定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意义重大，关税协定的签订客观上标志着美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地位的承认，美国也是西方第一个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西方国家。此后，中美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主流。

[1]申报[N].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2]王玮，戴武超.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刘绪贻,杨生茂,余志森.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7]洪均培.国民政府外交史[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

[8]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

[9]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10]李育民.中国废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徐星华）

Change of China-US Relation before and after Nanjing Incident of 1927

SONG Hai-y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9,China）

In the 1820s,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the national revolution movement has rise,throug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the northern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During the period,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ended.During the revolution,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entered a new situation,Chinese and foreign friction constantly.In March 24,1927,the"Nanjing Incident"was occurred,also known as"Nanjing Tragedy".After the incident,in the year-long negotiations,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antly adjusted the relationship."Nanjing Incident"ha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lso produced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form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pro-American diplomacy.

Nanjing Incident;America;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K262.8

A

1008—7974(2013)04—0092—04

2013—04—29

宋海洋（1988－）安徽定远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