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高句丽建筑的影响

李乐营，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2）

高句丽·渤海历史文化研究

佛教对高句丽建筑的影响

李乐营，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2）

自小兽林王时期，佛教传入高句丽，从此佛教文化影响了高句丽社会的诸多因素。从历史遗迹中可以看到佛教因素在高句丽建筑上的重要应用和体现，以便于理解当时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情况，又有助于我们理解高句丽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佛教；高句丽；建筑

高句丽建筑是高句丽民族在其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和发展流变，可以说其独特的民族建筑的形制、手法、规模和结构是随着整个高句丽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逐步演变的。对高句丽建筑的历史发展及流变进行剖析和解读，即是对高句丽历史的梳理和其建筑演变体系的探析。从历史角度而言，高句丽民族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的历史发展和变迁，都从不同角度对其建筑形式的发展和流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反映在建筑形态上，即建筑由原始群落到固定形制的建筑转变。建筑，作为人类整体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文明程度联系紧密、息息相关。可以说，建筑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不侧映了当时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情况，是其所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物化反映和产物。高句丽建筑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继承和学习了中原地区和周边民族的建筑文化和技术，它既有本民族特色，又有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一般共性。因此，对于不同时期高句丽建筑类型的历史考证和文化剖析，首先得研究该民族从属的建筑文化范畴及其文化主客体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影响和制约了其建筑模式的演进和流变。高句丽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各种转变模式，“在经济生活方面，经历了从游猎到农耕的生产方式转化过程；在社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游猎到农耕的文化过渡；在宗教信仰方面，经历了从原始的祖先崇拜、天神崇拜等多种自然宗教信仰到以一神教佛教信仰为思想意识的模式转变。高句丽民族的这种文化流变、宗教信仰、社会生产及自然环境等共同作用于建筑的发展演变，使其建筑模式成为诸多文化因素的集中表现和形式载体。”[1]而就外形与纹饰应用而言，深深镌刻着时代特征和信仰因素，从高句丽建筑早期古朴粗旷的特征可以看出此时出于自然宗教信仰阶段的社会阶段，至佛教传入后，高句丽建筑深深的烙上了新的佛教文化因素的烙印，建筑的社会性与功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反映了高句丽文化在流变过程中的发展与文化融合。高句丽建筑在诸多形制上的规范，也是其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体现，在其发展历史上，中后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佛教信仰文化在诸多建筑中留下了痕迹，甚至形成了高句丽建筑中佛教文化独有的建筑类型、样式和基本的范式要求。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引起了社会诸方面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原文化的输出，中原王朝作为中转站，又将其推广到周边地区。时值四世纪中后期，东北亚三国处于争霸朝鲜半岛的胶着时期，高句丽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社会文明的进步，高句丽传统文化思想不断的受到冲击。长期以来原有的自然宗教业已不能再适应日益发展的历史需求，越发表现出其不能解决和缓解逐步尖锐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此刻，高句丽统治者们急需寻求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正是这种急切的社会需求和转型，使得佛教在高句丽这片国度和土地上得以迅速的传播和推广。而这一新兴宗教信仰的改革，可以说是上层统治者所进行的大胆尝试，是一场由高句丽国王主动迎请的宗教革命。《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年 （373），始颁律令。四年（374），僧阿道来。五年（345）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2]佛教传入高句丽是在小兽林王时期，此时高句丽都城是国内城，即今天的集安，因此，集安应该留有肖门寺和伊弗兰寺的遗址。而顺道和肖门寺应当是高句丽最早的僧人和寺庙建筑。中原僧人顺道和阿道来到高句丽，以肖门寺和伊弗兰寺为中心传播佛法，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和支持，使得佛教在高句丽得以广泛和迅速的传播。

佛教能够在高句丽社会迅速的被统治者们接受并大力推广，正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作为支持以王权为中心的统治机构的精神支柱，对缓解社会矛盾，钳制人民思想，增加国家的团结性和凝聚力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者诏令全国，要求笃信佛法，确定了佛教的正统地位，使其成为国家倡导的国教。由此，可以看到高句丽统治者引入佛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才使得佛教在一经传入后，便有如此之迅速和影响之深远的原因所在。伴随佛教的迅猛发展，高句丽社会亦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渗透到各个领域，除了在思想上的，表现最强烈的就是在包括寺庙兴建在内的建筑上的广泛影响。就形制上而言，佛教文化对于高句丽建筑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筑构件、装饰艺术风格和空间布局等方面。

佛教在引入高句丽之初便受到极大的重视，享受着极高规格的待遇。在《旧唐书·高丽传》中记载:“（高句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可见，高句丽建筑中佛寺、神庙、王宫、官府使用瓦，而能够用珍贵的瓦来修建佛寺，足以表明其建筑规格、地位的高贵。在修史者陈述时将佛寺列在神庙、王宫和官府之前，可见其数量之众。而自打佛教传入之日起，高句丽便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如好太王（广开土王）二年（393）“创九寺于平壤”，[3]文咨王七年（498）创建金刚寺；宝藏王时期（642-668）有普德和尚主持盘龙寺等。[4]反映了佛教在高句丽的兴盛发展，可见佛教推广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其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当时所兴建的佛塔建筑规模很大，多为一塔三金堂式的伽蓝格局。[5]佛教在传入高句丽后，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佛教主要是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移植而来，但尚未成为底层民众的普遍信仰。这个普及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完成前，就要经历一定阶段。因此，当权者对佛教教义的阐释、佛教建筑的兴建都不是引入和发展佛教的根本目的。这便造成了早期高句丽佛寺庙宇布局极度效仿中原王朝，更像王家神社，其选址基本上都是在王都附近的平地，以佛塔为中心建寺，以严整的秩序为特色，佛寺的核心空间由塔、金堂、讲堂构成。此时的佛教建筑与王宫建筑相映成辉，并未影响普通建筑形制和构建。而且因佛教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所以此时建设了多座宏伟的平地型佛寺。在1936～1938年对平壤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平壤附近多处大寺院的遗址，其中包括清岩里、元五里和山高里的古寺遗址。

因为佛教是作为新兴宗教被引入的，所以其宗教场所——寺庙，是高句丽土地上的新型建筑形式，所以首当其冲影响高句丽建筑文化的因子是佛寺建筑。又因高句丽与北朝关系密切，因此，高句丽的佛教及寺庙受北朝影响很大，可以说初期的高句丽佛寺完全就是中国北朝佛寺的照搬和移植。高句丽佛教传入早期，即建于国内城（3～427）的佛寺，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其具体建筑位置和形态目前无从得知，仅可从相关文献中窥见。所以，想要了解此时的高句丽佛寺情况，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成果。1985年，在集安彩印场建筑工地施工时，曾出土了一批高句丽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件金铜佛造像。该佛像为正面跌坐像，高七厘米，形象为释迦摩尼坐像化身，下部的须弥金刚座已残断。佛像出土地层恰在高句丽文化层中，且一同出土了大量高句丽建筑的筒瓦、板瓦、瓦当残片及较多陶片，从高句丽建筑“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结合出土佛像来看，此处正是高句丽时期的寺庙遗址。据高句丽研究专家耿铁华先生推测，这里可能就是高句丽的肖门寺或伊弗兰寺遗址所在。[6]与高句丽早期佛教寺庙兴建地国内城不同，迁都平壤之后的高句丽佛寺留下多处遗址可考，这些遗址都集中分布于现在朝鲜平壤市及其周边。目前己经发掘的高句丽平壤时期的遗址为金刚寺址、定陵寺遗址、永明寺址、中兴寺址、上五里寺址、乐寺遗址、上城里寺址、平川里寺址等。[7]上述这些发掘的高句丽佛教遗址中，除上五里寺址的建筑配置状态比较难测，尚无定论外，其他的遗址中心部位的建筑布局己基本确定，都是以“三殿一塔”的高句丽格局建造的，即东、西、北面各有一殿，南面是大门。

高句丽佛寺形制及规格，从目前发掘出的遗址来看，与当时中原基本保持一致，采用了堂塔并立的建筑形制，是出于对输出地的效仿和学习。这种中原北朝典型的佛寺结构是以塔为中心设置廊院，整个建筑一般位于城市内的平地上，采用依中轴线对称配置建筑设施，追求严整的空间秩序。上述朝鲜平壤市发掘的金刚寺、定陵寺、上五里寺址、上城里寺址都是这样的布局及建筑构造，凸显了这些仿习的彻底性。而这些佛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佛寺布局与宫殿类似，采用的都是以寺庙主门的南门当做类似王宫的正门，而中心建筑的金堂又形同王宫前朝的正殿，整个佛寺以围墙合围，中间各建筑以同廊相连，保证了相互间的交流不受天气影响。从这些遗址所反应出的特点来看，高句丽所建的佛寺与中原魏晋立塔为寺初期的佛寺布局，形制形似、方式相同，而且从这些遗址均以八角形木塔为中心建筑来看，恐怕可以反推中国魏晋及北朝时期中原佛寺的某些特点。[8]

随着佛教文化在高句丽社会的深入发展，逐步从佛寺建筑开始扩张到高句丽建筑的诸多方面，因为高句丽建筑多毁于战乱和年代久远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我们今年能看到的佛教文化印记多是在出土的高句丽建筑构件上以及数量众多的高句丽古墓壁画之中。

在高句丽建筑构件中，瓦当是数量众多，且富含文化信息的器物，出土可见的大量瓦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被赋予了极多的佛教文化内涵，首屈一指的便是莲花纹饰的大量运用，从出土情况来看，花样繁多的莲花纹饰瓦当极为常见，佛教文化赋予高句丽建筑构件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高句丽的瓦当纹饰图案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代表了其文化发展的演进过程，不同时期的瓦当纹饰透露出该时期的时代特点，蕴含着不同文化内涵。从当前出土情况来看，高句丽早期瓦当纹饰比较粗犷，多以自然飘逸的云为题材，即卷云纹饰瓦当，当面较平，主体纹饰为浅浮雕卷云纹，其特征为半球形或圆形当心，外有一周凸弦纹，有的在纹饰中有连弧纹饰，整个当面可分作四、六或八界格等分，每界格凸印云纹或双云纹，有的还有铭文。随着四世纪后期佛教的传入，传统的云纹瓦当流行趋势开始被有着佛教寓意的莲花纹瓦当所逐步取代，数目繁多的莲花纹饰瓦当开始出现并流行。莲花纹瓦当相比卷云纹瓦当，纹饰更为多样，线条更为唯美，成为高句丽建筑中流行最广、遗存最多的构件及瓦当。与卷云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相比，最晚出现的就是忍冬纹瓦当，这种纹饰盛行于五世纪以后，同样是受到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和流行的。

从出土的文物纹饰中，我们即可探析出佛教文化对高句丽建筑的深远影响。首先是莲花纹饰在高句丽建筑中的大量使用。莲花纹饰通常是以彩绘、雕刻等形式，大量出现在高句丽建筑、尤其是墓葬建筑的天井、梁枋、墙壁及其它建筑构件的装饰上，其表现形式及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高句丽本民族的特色。独具特色的莲花纹饰是因为高句丽民族原本就有尚莲文化及受到中原莲花纹饰的影响，在早期高句丽建筑中既已出现了莲花纹饰。但是这一时期的莲花纹图案比较简单，线条粗犷，所装饰的建筑部位也很单一。尚未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直至四世纪后期，由于佛教传入高句丽，并得以迅速传播，使得莲花纹饰图案产生极大的流变和进一步发展，本身也变得更加复杂，艺术形态也在逐步成熟，并呈现出与其他纹饰相结合的趋势，线条蜿蜒复杂多变，所装饰的建筑部位也更为广泛和自由灵活。[9]莲花纹饰之所以流行，盖因其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相传，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的家乡盛产莲花，而莲花的自然特征清新脱俗，出淤泥而不染的生命特征与佛教教义中倡导人生于凡世而不为世俗欲念所动的理论相符，因而被奉为佛教的象征物，在佛教建筑和饰品中被广泛应用。随着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莲花形象影响逐步扩大，莲花纹饰作为高句丽社会生活中主要的纹饰之一，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各类装饰之中，这其中自然包括建筑装饰。因受建筑遗存现状的影响，我们更多可见的莲花纹饰题材大都集中在高句丽墓葬壁画中，其中代表性的当是集安长川一号墓的壁画，该组壁画中展现了大量莲花图案，还绘有须弥座上佛、莲台菩萨、莲花化生、天界伎乐以及当时高句丽人拜佛图等，反映了当时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五世纪开始，大量忍冬纹饰开始出现在高句丽建筑构件及墓葬梁枋壁画中。忍冬为一种蔓生植物，俗呼“金银花”、“金银藤”，通称卷草，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半，因名金银花。凌冬不凋，故有忍冬之称。东汉末期开始出现，南北朝时最流行，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以后又广泛用于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品的装饰上。之所以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盖因此时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处于乱世的人们希望在心灵上找到寄托，因而佛教在此间大为盛行。迤至四世纪末，佛教又通过北朝的前秦传入高句丽，加速了其与中原的文化交流，随着高句丽与内地交往的频繁，忍冬纹作为佛教常见的装饰也开始在高句丽逐步盛行起来，并且应用到建筑装饰当中。忍冬纹与莲花纹一样，以陵墓建筑中应用和出现最盛，究其原因，盖因生者用象征生死轮回的佛教装饰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成为高句丽墓葬建筑里常见的纹饰图案。[10]

除了纹饰上的佛教图案大量盛行，随着佛教在高句丽国教地位的确立、影响的扩大，高句丽墓葬中还出现了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作品，尤其是在佛教影响最盛的五世纪前后的墓葬中，已经可以睥睨佛教文化对高句丽社会的深刻影响，可以看到诸多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著名的有：舞踊墓、长川一号墓、大安里一号坟、双楹冢、德化里一号坟等墓葬中的莲花图饰；长川一号墓中的大型拜佛图；五盔坟四号墓中的颂经和尚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长川一号墓中的壁画，这座墓葬中的壁画拜佛图描绘了一百多个人物参佛、礼佛、拜佛、敬佛的形象。展现了高句丽社会生活风貌和浓重的佛教气息，该礼佛图是迄今发现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所仅见的，为研究佛教在高句丽流传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对高句丽建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有效的思想统治手段，在高句丽得到广泛推广，尤其是统治阶层，都虔诚信奉，崇尚佛法，势必影响底层大众的信仰和生活，在高句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佛教布道传教等宗教仪式活动需要一定场所，由此便进一步推动了佛寺建筑的发展，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构成部分。从史料和出土遗迹可知，佛寺建筑在高句丽城市建筑的地位仅次于宫殿，无论是建筑选址上还是规格上，在都城地区都享有特殊地位，而在其他非都城地区的城市及村落中，佛寺建筑则位于中心地址，是这些区域的核心所在。经过上百年的推广，虔诚笃信的佛教信仰深刻影响了高句丽建筑构造及装饰体系，在其社会生活中，涌现出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建筑形制、构件及附属纹饰图样。不限于此，同时高句丽建筑有还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在其保有独特风格的基础上，还拥有融合周边多民族文化特色的痕迹，兼容并包，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也反映在吸收中原佛教文化于建筑形式之上。随着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佛教文化融入高句丽民族，文化融合使高句丽文化内涵呈现多元化。佛教文化，深刻影响高句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建设形式，文化交流促进了高句丽建筑风格的形成。

[1]崔莉.高句丽都城历史演变体系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5.

[2]【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社,2003.221.

[3]【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社,2003.223.

[4]耿铁华，倪军民.高句丽历史与文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5]吴焯.朝鲜半岛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

[6]耿铁华.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J].古代文明. 2007（4）.

[7]【韩】尹张燮.韩国的建筑[M].首尔：汉城大学出版部,1996.82-86.

[8]李东华.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分期及各时期寺刹的特点[J].建筑学报.2009（S1）.

[9]杨子明，朴玉顺.莲花纹饰在高句丽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初探[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0]杨子明，朴玉顺.忍冬纹饰在高句丽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初探[J].建筑史（第26辑），2010.

（责任编辑：徐星华）

K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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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3)06—0012—04

2013—03—05

李乐营（1962－）吉林通化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东北民族疆域。

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