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态度及成因分析——基于虚拟民族志方法的研究

崔 波 林芳羽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1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570206）2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国内外学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传播研究从传统媒介拓展到大众媒介，研究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提出了一些创建性的认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学界所关注的因素大多已经是前人讨论过的，相比之下，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研究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目前尚缺乏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反思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同时也缺乏有效的论据支撑[1]。

有学者意识到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建构有着相关性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何同样的风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2]，它深刻影响着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决策。本文希望通过考察“挺转”派与“反转”派在QQ群中风险话语的编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其交往和行为逻辑，从而揭示转基因食品风险知识被建构的过程。

1 研究过程

1.1 研究方法

20世纪中期之后，众多科学哲学家逐渐将研究目光转向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上来，并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中考察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解构与重构。拉 图 尔（B.Latour）、 林 奇（M.Lynch） 等在科学知识建构的研究中引入了民族志的方法，并将其发展成为“实验室研究”范式。民族志方法的引入不仅能够揭示科学知识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而且能通过行动者网络关注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这也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3]。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全新的互动交流方式打破了地域限制，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因此民族志进一步演变成虚拟民族志，这一方法同样也被运用到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研究之中，通过考察线上不同科学群体的互动来理解现代科学知识。

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也被人称为赛博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其与传统民族志最大的不同在于田野环境的变化，即由原来现实的特定地域变成了虚拟的空间。那么究竟什么是虚拟民族志？海因（C.Hine）认为，虚拟民族志指的是在虚拟田野中，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对互联网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的方法[4]，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虚拟环境中数据收集的工具（Evans）[5]，也可以视作为一种可以应用于研究与探讨当前以计算机为第三方（computer-mediated）的社会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R.V.Kozinets）[6]2。总的来讲，虚拟民族志是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田野环境，通过利用网络的互动渠道（如网络论坛、微信、QQ等）来收集田野资料，旨在分析和解释互联网现象及其现象背后相关的意义，注重赛博文化构建的过程。

与民族志一样，“沉浸”（immersion）是虚拟民族志最主要的研究方法[7]，研究者扎根在田野环境之中，通过对群成员行动的长时间观察，以此来了解这一特定而又具体的区域性知识和文化。其优势在于，互联网的匿名环境可以使得研究者不用表明自己的身份，隐蔽在田野之中进行观察和记录，这样被观察者就不易受到研究者的干扰和影响，并且田野中的一切原始资料都对研究者开放。

1.2 研究对象

QQ群作为虚拟社区之一，由QQ群群主建立一个新群以后，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邀请亲朋好友，甚至是志趣相投的人进入QQ群交流。其具有以下三点优势：首先，它结合了人际、群体和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其次，它具有即时性，公众可以就一些问题即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得到一些即时反馈；最后，它具有隐匿性，公众可以不用公开自己的身份而进行交流。

本文通过QQ群查找群功能，输入“转基因食品”进行搜索，最后选取支持转基因食品的某一QQ群（以下称“挺转”群）和反对非转基因的某一QQ群（以下称“反转”群）作为本文的调查对象。选择这两个QQ群是因为：第一，群成员具有相关性，与本文的研究焦点相关；第二，群成员有频繁的交流，是笔者目前所加入的QQ群当中最为活跃的两个群；第三，它们具有异质性，两个群虽然都代表了“挺转”派与“反转”派的声音，但各群中不乏异议者。

“挺转”群建立于2013年10月12日，总共有213个成员，其中男性有145人，女性有65人，未知性别的有3人。从年龄分布来看，17岁（含17岁）以下的成员所占的比例最小，只占10%；18～25岁占总人数的36%，是所占不同年龄层中人数最多的；26～37岁年龄段占29%；38～47岁年龄段占13%；48岁以上所占的比例为12%。从群成员所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华北地区占12.2%，华东地区占12.2%，华南地区占9.3%，其他未知地区的占66.3%。

“反转”群大部分聚集了“反转人士”，该群建立于2015年10月5日，总共有141个成员，其中男性有84人，女性有56人，未知性别的有1人。从年龄分布来看，17岁（含17岁）以下成员所占的比例为13%；18～25岁占总人数的23%；26～37岁年龄段占36%；38～47岁年龄段占18%；48岁以上年龄段仅占了10%。从群成员所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华北地区占17.7%，西南地区占8.5%，华南地区占5%，其他未知地区的占68.8%。

笔者以“中立者”的身份加入这两个QQ群，通过将近9个多月（2017年5月18日—2018年2月28日）的持续参与和观察，笔者每天在群组中进行观察的同时，收集每天的聊天记录并进行编码归类，然后依照观察而得出的现象撰写田野笔记，总共收集了80 000多字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以此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挺转”派成员与“反转”派成员分别在两个QQ群中，其话语表达方式有哪些？2.群成员在群组互动过程中，其态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 进入田野：“挺转”派与“反转”派的互动与博弈

2.1 “挺转”“反转”QQ群的社会网络特征

库兹奈特（R.V.Kozinets）将线上社区参与者分为新手、信徒、混合和行家四种类型，具体来说分别就是潜水者、互动者、结网者和制造者[6]41，见图1。笔者根据库兹奈特的分类标准，对两个QQ群的成员进行了大致的归类。

图1 线上社区参与者类别

第一类是潜水者，这类群体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基本不参与发言，只是默默地围观，与群成员缺乏紧密联系。

第二类是互动者，这类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十分明确，但与群成员只有浅层的联系，平时不愿意参与交流，当他们有诉求、有目的的时候会在群里参与，比如说通过图片或简单叙述来求证某一东西是否为转基因产品。

第三类是结网者，这类群体是QQ群内的友善者，自身对转基因的态度十分明确，与群组内大多数成员都保持着强联系，经常会转发分享一些微信图文链接，但不会参与闲聊。

第四类是制造者，这类群体是群内的活跃分子，在群内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与群成员保持着强关系，并且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进群时间越长，群成员之间通过不断地交流使得关系日益密切，不同类型的群成员间随时都有可能处于变动的状态，所以上述的归类也只能大致勾勒出基本的框架，不能用来鉴别某个群成员的永久属性。

2.2 “挺转”“反转”QQ群的观点辩护

QQ群成员类型的不同也从侧面说明了群组内功能的多元化。笔者发现在两个QQ群内，属于不同类型的群成员在与反对者博弈的过程中，为了维护群体内的共同利益，会自发形成一种“联盟”进行对抗。在长期的话语互动中，也逐渐增强了身份认同与群体意识。通过对群组内的对话观察，“挺转”与“反转”双方相互辩护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并基于此来分析QQ群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对公众感知转基因食品风险的影响。

2.2.1 “挺转”派的观点辩护

“挺转”派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挺转”群，群组成员大都相信和支持转基因食品，从聊天记录的词频分析中，高频词“造福”“增收”“健康”“便宜”“安全”等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而“挺转”派支持转基因食品主要有以下理由。

（1）政府与专家的权威说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转基因作物能够被赋予新的生物特性，为解决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机遇，因此越来越受到科学界和普通公众的关注。到了2009年，国家成立并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还明确了转基因作物未来的发展方针。此外，农业部还为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了三张安全证书，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也被提上了日程。

除此之外，国内一些知名科学家，诸如袁隆平、黄大昉、张启发、黄昆仑等看到转基因技术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发展前景，纷纷转而支持转基因，甚至袁隆平曾对转基因作物明确表示，“‘转基因’生物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8]。

基于此，“挺转”派一方面认为既然专家及政务领导人都支持转基因食品，那么其一定是安全的，比如在“挺转”QQ群中，成员“Coco”说过，“袁隆平曾撰文支持转基因，以袁隆平的权威性，如果他踏进基因工程领域，必然打了无数反转的脸”①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10-12 21:51:26。。另一方面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经过权威科学的安全检测才被允许上市的，所以肯定是无毒的，比如成员“XSYKM”曾说过：“如果连科学检测的东西都不觉得可信，那么所有食品都是不安全的，能明白吗？例如在120摄氏度的温度中土豆和面粉都会产生一种丙烯酰胺的致癌物质，还有香烟中的尼古丁也致癌，没见过其他人抵制照样吃，什么转基因食品致癌，说话要拿出科学证据。”②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27 13:24:08。

（2）绿色食品公司争夺利益的阴谋论

绿色食品（green food），顾名思义，是指产自优良的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施全程质量监控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农产品。其标志申请认证标准中有一条明确表示，由转基因原料生产或饲养加工的任何农产品均拒绝[9]。原因在于，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未完全被证实；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如果使用不当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基于此，一些“挺转”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必定会触犯某些绿色食品公司的商业利益，因此某些绿色公司会通过造谣的方式将转基因食品污名化，以此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比如在“挺转”群中，成员“WILL”说过，“反转最强烈的还是那些所谓的绿色天然食品的公司，为了凸显他们自己的东西有多好多好，就一定要给转基因扣上屎盆子，仿佛没有任何人工干涉的就一定是最棒的”③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17 13:37:02。。

（3）暂无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害

自1994年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即转基因番茄上市以来，公众消费转基因食品已有20多年，并且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一例转基因危害人类健康的例子。比如在“挺转”群中，成员“ZSST”说过“这些人一上来就先入为主地说化学制品有害，他们每天吃的油盐酱醋不也含有化学物质，怎么就没听见他们说有害？那些苏丹红、三聚氰胺只不过就是有人借化学来损人利己，化学制品本来纯度就很高而且还没污染，一样都可以放心吃”④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12-15 23:15:12。。

此外，针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存在潜在风险的问题，有人认为人类疾病的平均潜伏期一般为15～20年，转基因食品的出现已经超过20年，但因为吃了转基因食品引发疾病并经过确诊的案例基本为零，所以转基因食品没有潜在的致命危害，比如成员“FXY”曾说过，“毒理一般作用于人都会在第一代表现出来，如果要作用到下一代的话，我的生殖功能就会在体检的时候检出异常，没有什么病是可以潜伏到下一代再表达的”①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2-12 14:58:34。。

（4）转基因同西医一样同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

“挺转”者与“反转”者在相互辩护过程中，涉及中医存废的话题，一般来说，“挺转”者会选择支持西医而反对中医，原因有三。

一是中医的理论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没有创新和发展，仅靠望闻问切就能判断病因和开药方，是一种诡辩论。反观西医，西医是建立在各种学科之上的，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各个医学科分类明确，十分专业化，比如在“反转”群中，持有异议者的群成员“amgauss”说道：“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西医是建立在生物学、临床医学、解剖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而且还通过各种解剖的方法研究病理知识。而中医呢？没有任何学科背景，也没有实验依据，完全就靠医生的主观观察和判断来诊断，如此主观，那么靠谱从何而来？”②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7-04 18:09:05。

二是西医依靠精密的医疗设备进行诊疗，病因诊断精确度高，能对症下药，比如在“挺转”群中，成员“YF”认为，“西医在仪器检测上非常优越，可以准确到确诊，实践检验真理”③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16 22:15:36。。而中医仅仅是依赖于中医医生的经验判断，所以有人认为，“中医就是人类在愚昧时期总结出来的玄学，和跳大神没两样。医院里喜欢开西药加一堆中成药，中成药死贵！医院靠这个赚钱，其实真正治病的还是那几粒西药”④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7-04 18:49:21。。

三是中医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会让许多人盲目追求捕杀或采摘野生动植物，久而久之也会导致这些物种灭绝，比如在“挺转”群中，成员“LT”说道：“许多中医粉号称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到头来就是这帮人在破坏自然，把二级保护动物吃成了自然灭绝，许多动植物都是被中医害死的，特别是中医崇尚原生态，野生动物简直是定点屠杀，就像穿山甲在大陆自然灭绝就几年的工夫，还有黄花雀以前是铺天盖地的，现在几乎灭绝，再说植物，野生甘草、肉苁蓉也是进入濒危状态，中医的罪孽越来越深重。”⑤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16 22:18:34。

2.2.2 “反转”派的观点辩护

“挺转”派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反转”QQ群，他们大都反对转基因食品，从聊天记录的词频分析中，高频词“反转”“害人”“病毒”“不吃”等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而“反转”派反对转基因食品主要有以下理由。

（1）非纯天然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

反转者认为，转基因是一种自然界本就不存在的事物，它的出现是人为通过基因改造产生的，违背了万物固有规律，纯天然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比如在“反转”群中，成员“SYMJ”说过“坚决反对转基因，抵制一切违反大自然的东西”⑥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10-06 21:00:17。。也有人认为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非天然的“异物”，其所具有的“草甘膦”杀虫剂，拥有比自然物种更大的优势，会对周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而且会对人体有害，比如成员“XR”说过，“美国往中国进口的转基因黄豆就喷洒了‘草甘膦’毒剂，大家一定要注意”①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9-24 08:23:40。。但“挺转”者群成员“Yo”认为，“反转的都是流氓逻辑，什么虫子不吃人就不能吃，各种野兽吃了上百万年的生肉也照样繁衍生存得好好的，动物和人类的消化系统都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②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27 16:07:50。。

另外，在“反转”群中，成员“DZZJYDL”说过“凡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苏丹红、大头娃等事情了”③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7-05 07:49:56。。可见，“反转”者认为，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导致公众把“含有化学物质的东西”等同于“有毒物”，所以转基因食品也自然被误认为“有毒物”，更要加以抵制。

（2）转基因食品标识模糊侵犯基本权利

自1993年开始，我国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转基因的管理办法与条例，并明确表示任何一种投入市场销售的商品一旦含有转基因的成分，都必须要标识出来，以此来保障法律赋予公众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然而，一些商家由于害怕因为标识给公众带来负面引导，所以不愿标识，即使标识也不会很醒目。例如2014年发生的“金龙鱼转基因标识案”就曾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关注。截至2014年，有9起转基因标识案已被法院立案，包括金龙鱼、福临门、香满园等多个知名品牌生产的食用油[10]，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政府监管的不力。

基于此，在“反转”群中，群成员“1441”说过，“对不标识出来的产品，就代表我们丧失了基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建议大家不要去采购”④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10-05 06:43:48。。可见“反转”者认为部分转基因食品的包装上没有标识，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利。除此之外，也有“反转”者认为，“部分转基因食品并未标识的原因在于其背后藏有猫腻，所以我们要坚决抵制转基因。”⑤引自“挺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9-25 09:49:01。

（3）转基因技术引进中的阴谋论

在QQ群的讨论中，许多“反转”者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引进来的“外来产物”，有可能对中国粮食主权和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影响百姓日常食品安全。但在“挺转群”里，针对这样的话题，有的成员却认为该结论是子虚乌有。

可见，互联网及新兴媒体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宣泄渠道，同时对矛盾冲突的宣泄也开始在话语表达中体现，所以公众反对转基因食品也可以视作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因而转基因食品在双方的互动与争论中，逐渐被塑造成“各利益方争夺利益的武器”的印象，不断影响着公众的认知。

（4）非转基因食品同中医一样符合“天人合一”观

在涉及中医存废的话题中，与“挺转”者恰恰相反，“反转”者则会选择支持中医而反对西医。一方面，西医同转基因一样，是人造的产物，必定加了许多生物化学成分，长此以往，对人体的伤害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在“反转”群中，就有成员“PZFYZY”认为，300年前，英国人也是用草医。而反观中医，中医不仅能够治本，而且中草药是天然无毒的，可以食用，如有人认为“大多数被西医牵着走的都是被西方思维转化了基因，要信赖传承五千年的古中医文化”⑥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2-10 19:13:56。。

另一方面，西医同为从西方引进的产物，同为一种西方国家控制人口的手段，服用西药等于慢性自杀，所以，成员PZFYZY也说道：“西医的控制人口的手段是一流的。300年前，英国人口8 000万，中国人口才7 800万，英国的马尔萨斯才搞人口论，决定减少人口，所以取消草医，用瘟疫、天灾……控制人口。很多西医专家也揭露西医无用呀，但是用中医、草医能控制人口增长吗？”①引自“反转群”聊天记录，发言于2017-07-04 18:57:53。

3 “挺转”与“反转”态度成因分析

通过对两个QQ群的观察与记录，每个群的成员在长期的对话交流和信息置换中增强了彼此的兴趣，在这一过程中，群成员们的意识共同体也由此形成。通过他们在群组内的交流对话，以及与反对声音的抗争，可以看到双方为此辩护的情境，双方的博弈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支持转基因食品的“挺转”派认为，第一，转基因技术能够通过基因改良的方式，实现作物的增产增收，从而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第二，批准入市流通的转基因食品都通过了生物安全检测，对人们的健康肯定是没有伤害的。第三，我国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强制标识”政策，不存在标识不明确的现象。第四，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是由国家资助、审定的，并没有受任何跨国或者是外来利益集团的操控。

然而在“反转”者看来，首先，转基因技术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主要表现在转基因作物能够通过传粉的形式导致“基因漂移”，使得附近的原生作物被污染；其次，转基因食品的危险是隐形的，它既然能抗虫，那一定也能“克人”。还有的人认为我国研究和推广转基因食品是受到了外国经济利益的驱使，置普通公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众基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好奇心为目的进群参与互动，随着群成员不断分享、不断互动，逐渐形成文化凝聚力，公众的认知行为基于一定的文化基础，它是在特定的背景或者语境中习得的。在此意义上来说，转基因食品风险知识同样也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认知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且还需进一步地解释与讨论。

3.1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中国农业文明，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片独特的“土壤”中孕育发芽，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精髓，这也就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天人合一”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先秦时代，“天人合一”观念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统一，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必须遵循的法则，人们要在实践活动中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千百年来儒、道、释三教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如果人类不尊重万物规律将会引发灾变。而转基因作物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经过基因的分离和重组，使原有作物改善不良性状或是产生本不具有的优良性状，这就正好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相悖。在“挺转”与“反转”风险话语编织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转基因食品利用生物技术打破了不同生物体之间物质交换的天然樊篱，使得不同生物之间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换和组合，从而产生新的生物性状。基于此，在“反转”态度十分明显的“反转”群中，“反转”者认为转基因是一种自然界本就不存在的事物，它的出现是人为通过基因改造产生的，而人工改造基因这种干预自然、违反规律的行为，必定会受到惩罚，是不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也是不安全的。

“挺转”者却认为，转基因在自然界中本就普遍存在，如近缘/远缘杂交现象等，存在即是合理的，只要在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必然是符合了自然规律。所以转基因只是人类利用、仿造自然界本就存在的生命现象，将其发展成具有操作性的生物技术，以此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生物，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

通过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不难发现，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即“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无形中直接影响着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

另一方面，“天人合一”观念追求一种返璞归真之道，主张人类无为而治，放弃改造自然的意图，回归淳朴的人性，从而建立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美好世界。在这种崇尚自然、返璞归真思想的影响下，长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大自然原本的样子最符合人的本性，所以“纯天然”之物比“人工”的好。

转基因食品本身是一种人为改造基因的产物，在人们的眼中，是一种非天然的“异物”，它不仅破坏了原来生物的特性，还违背了自然的生命规律，有悖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可能对人类导致潜在的风险。所以在对虚拟民族志的观察与记录中也发现，常常有人会号召大家保留自家的天然种子，不要被转基因种子污染。

“天人合一”传统观念讲求人与自然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由此可见，当公众面对这种非天然之物时，心中自然会存有疑虑，同时还会调动已经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作出选择，因此，文化传统塑造下的价值观念与基因改造原理之间相互矛盾，也阻碍了转基因食品的传播和发展。

3.2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的影响

饮食是一种文化，中华美食则闻名世界。俗话说，“人生万事，吃饭第一”，饮食不仅带给人们物质上的饱腹感，还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感，不仅如此，其中蕴含的饮食文化观念，即食医合一、本味原则、饮食养生、孔孟食道的原则[11]，也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食物，这种“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对其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饮食文化追求食材的纯天然，并且重视饮食的健康，这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推崇的“茹素修行”观念有着相通之处，中国佛教文化中的素食也就指的是植物性食材制成的食物，所以也叫“吃斋”。两者都倡导着一种“以自然之物，养自然之人”的寓意。

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如苏丹红鸭蛋事件（2006）、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8）、湖南“镉大米”事件（2013）等，不仅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还消极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导致了许多难以预估的二次风险。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人造产物”，受到“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影响的公众会把转基因食品等同于一种“危害”之物，因而对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添加了有毒物质、食用后是否存在潜在致命风险或者是长期食用会不会引发人体基因突变等。足以见得转基因食品面临着与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崇尚自然”思想相悖的困境。

其二，中国饮食文化还注重健康，养生为尚。而转基因食品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其安全性完全没有一个定论，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危害还需要长时间的科学研究，这与饮食文化所崇尚的安全健康是相违背的，所以公众在面对转基因食品时就会避而远之。例如在日常的群互动中，大多数持有“反转”态度的公众认为，被广泛运用于转基因作物的“草甘膦”杀虫剂既然能够杀虫，同样其本身的毒性也能够“害人”，虽然这样一种观点至今没有权威的科学报告能够证明，但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却激发了其他公众不安的心理，从而给转基因食品打上“危害健康”的标签，使得公众对风险有了更高的预估，这与中国饮食文化中追求健康、长生不老的目标相违背，要加以抵制。

由此可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转基因食品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中国的饮食文化存在着矛盾，使其被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给公众带来了焦虑和担忧，所以公众才会出于对自我保护的本能警惕着转基因食品。

3.3 制度信任危机影响公众的认知

信任是风险传播的主要机制之一，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指的就是公众相信政府及其科学家能够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1]。吉登斯（Giddens）认为，制度信任是整个社会系统得以维系和个体“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达成的关键，并受到了“现代性反思”的挑战[12]。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有60%的美国公众认同科学家在转基因食品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3]；但在中国却有超过一半公众不认可政府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的行为[13]。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转基因食品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制度信任这一因素决定着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那么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又是什么决定着这种信任呢？

一方面，现代社会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频发，风险感知和风险的社会扩散常态化，不少风险事件进入大众传媒报道之中，转基因食品风险也包含其中[14]。由于这些风险议题通常牵扯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助长了公众的风险意识，但现存的体制机制仍存在着沟通的缺陷，导致传播效能不佳，甚至在某些风险事件的刺激下，公众的情绪产生极化趋势。虽然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实行的是“强制标识”的政策，但一些商家由于害怕因为标识给公众带来负面引导，所以不愿标识，即使标识也不会很醒目。比如2014年的“金龙鱼转基因标识案”曾引发大家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关注，可见，这样的做法不仅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也暴露出政府监管的不力。

面对政府在转基因问题上公信力的缺失，公众自然而然地减弱对相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同。所以在“反转”的诉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公众潜意识中会认为政府推行转基因食品的背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公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可见在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上，政府在公众中的公信力的缺失，使得公众倾向于选择、接受与政府意图相反的信息，加之专家在转基因食品方面的传播技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科学、系统、全面地认知转基因食品。

另一方面，由于转基因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在知识上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接受存在着知识壁垒困境，所以只能把目光转向权威专家，然而权威专家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一是在转基因食品的传播过程中，权威专家沟通的缺位、传播技巧的缺乏，造成了公众认知的偏差。二是科学的商业化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产生，同时也使得科学研究带有一些功利的色彩，消解了专家的权威性[15]。因而这种价值认同破坏了他们对权威专家的信任，造成“反转”舆论占领上风，形成了公众认知的固化。笔者在对QQ群的观察与记录的时候也发现，已经出现了公众不信任专家的现象，其中就有人认为，“证明转基因是不是有害，还不如自己做个小白鼠对比实验，光听专家说有什么用，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专家”①引自“支持转基因与生活”QQ群组聊天记录，发言于2018-01-16 07:17:36。。

可见公众已经将权威专家与商业利益集团视为利益共同体，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自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论证都受到了公众的质疑，甚至还受到了辱骂、诋毁和污蔑，不知不觉中使得多数从事转基因食品研究的专家畏惧而选择沉默，从而也就导致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成了主导转基因食品舆论的主流，这十分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科学的传播。

3.4 线上赛博文化：知识建构的“地方性”

对于双方在争论中以“中西医存废”作为辩护的观点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学中的“三段论”进行推理。通常，那些支持西医的“挺转”者站在了西方科学的角度来进行衡量，他们认为西医与转基因食品一样是经过严谨的科学实验而产生的，有着一套严密的知识论证体系，是可靠的；那些支持中医的反转者则站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判定，他们认为中医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同为天然的东西，符合“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所以西医与转基因食品被贴上了“有毒”的标签。

那么，如何来阐释这两种争议的关联性？人类学与科学哲学视域中关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研究则为这种合理性的阐释提供了一条路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兹（C.Geertz）确立，而后美国哲学家劳斯（J.Rouse）尝试引入科技哲学中，确立了科学实践哲学。然而与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不同的是，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由特定情境所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16]。这样的社会语境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没有框定任何的界限来束缚知识的生成和人们的辩护。

由此看来，人们由于生活情境的不同，产生的价值观念也就必然不同，所以会用不同的认识来阐释和处理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当人们在讨论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的话题时，就会唤醒这样的认知，因而会无意识地讨论到中西医的话题中来，比如有的人在潜意识中认为天然则是好的，那么基于此得出“人造产物”（如西医、转基因食品）都是有毒的结论。

可见，中国人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是基于当地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换言之，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及饮食观充当了风险的社会放大器的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认为，各种各样的风险信号刻画了风险事件，与此同时还能强化或弱化风险的感知，并作用于整个社会[17]。为了更好地理解地方性知识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放大的影响，笔者依据“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18]建立了一个“转基因食品风险社会放大的模型”（如图2所示）。

从“转基因食品风险社会放大的模型”中可看出，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不被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正是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中国以加速度进入现代社会，但由于公众认知的局限性，所以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还并不能跟上中国发展的脚步。尤其是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公众受到了“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只愿意相信那些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对现代科学充满恐惧。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公众自然会谈转基因色变。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无论是政府、权威专家还是大众传媒发布的正面信息，都很难破除那些荒谬的谣言，也无法改变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刻板偏见”。

此外，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有关不确定性的知识和与此相关的风险知识，将成为当代社会的常态，政府的公信力和专家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信任是脆弱的，建立信任很难但破坏极其容易，所以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事件中，如果政府和权威专家的声音不被公众所信任，那么每次发声就会被驳斥、被调侃，公众基于一种负面偏好心理则更容易接受转基因食品的负面信息，引发了对转基因食品抵抗的心理。

转基因食品阴谋论的盛行，利用了公众的“受害者情结”心理，这种心理既不能被说服，也不能以亲身经历加以纠正。但这也是长期信息的不对称及对制度信任的缺失，从而过度保护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可见地方性知识是推动转基因食品风险社会放大的潜在放大站，并作用于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风险感知，最终放大风险形成社会反应的涟漪效应。

综上所述，从“挺转”与“反转”态度成因上看，转基因食品为何在中国迟迟不能形成一个共性的话题，并且传播还遭遇了如此多的困难？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并且这样一种情境可以视为是转基因食品风险传播中的一个潜在的放大站。因此，转基因食品的科学传播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差异性对公众理解科学的作用，使其成为转基因食品与其他文化、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对话的桥梁。转基因食品的传播也只有如此，才能在信息纷杂的“后真相”时代，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离，重塑信任，人类才能在认知转基因食品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文化象征意义，从而去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