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活化的实践路径探索——以黄埔古村为例

戚干舞，缪 芸

(1.广州市洋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东 广州 510302； 2.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黄埔古村(以下简称“古村”)，位于广州核心城区——海珠区琶洲岛东南侧，毗邻“粤海第一关”“黄埔挂靠口”所在地——黄埔古港(以下简称“古港”)，具有800年历史。2002年“古村”古建筑群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南方日报社评选为“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之首；2015年被列入住房及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单(第二批)。村内住有本村居民1200余人，8个村民经济社，出租屋3000余间，外来租户6000余人。本文剖析了黄埔古村活化的现实困境，探索并反思了近年来古村活化的实践路径，期待对古村的未来发展有所裨益。

一、古村活化的现实困局

(一)古村整体文化形象缺乏

“古村”有人文村史展览馆，然而展品、图片关联更多的是空洞历史名词；“古村”有祠堂、家塾、民居逾百间被列为文保，然而分布零散、新旧混杂、代表性建筑缺乏，难成整体；“古村”有文化旅游开发公司，然而定位不清、利益不明、资源有限无法整体规划；“古村”有各种广告、媒体、活动宣传，然而没有很好的观赏指引。

(二)文保空间活化不充分

“古村”文保单位的使用现状复杂，从功能看分成具有公共属性的建筑(如祠堂、家塾)，私人属性的建筑(如民居)；从归属看分成公共所有(如村集体、宗族)，私人所有(个人或小家族)；从使用上分为经营性场所、私人性场所(自用或外租)、闲置等。尽管分类不同，但整体而言活化不充分：开放性空间较少，缺乏文化内容展示；用途单一，经营性空间普遍存在经营困难。

(三)古建筑破坏严重

业主外迁、产权不清、成本过高等因素，影响到古建筑的处置方式，部分古建筑遭到持续破败、部分则被违规拆建。古建筑的留存或拆建影响到周边的环境和古村的整体风貌。

(四)村民与古村的保护、开发缺乏联结感

商贸因素、政治原因导致乡土精英不断流失。随着一代代外迁，中青年与“古村”联结已弱，只有居村长者较多保有对“古村”的记忆和情感。然而，古村的保护、开发以外部推动方式进行，村民缺乏足够的参与渠道。村民普遍将古村的保护、开发等同于发展旅游，并认为外部因素的介入带来了“古村”生活的障碍。

(五)游客无法与古村人文、历史产生共情

“古村”吸引大量游客流连，但数量在逐年减少。政府与旅游开发商主导的花灯节、祠堂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客观上起到引流效果，但缺乏与古村本身的互动，不具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将形成对古村形象的消耗。“古村”缺乏有文化内容的活动作为载体，游客无法产生共情进而成为保护、开发古村的一份子。

(六)管理权责不清晰

以行政区属看，“古村”属村转居社区，为原黄埔村民委员会改制后的黄埔村经济联社所辖区域的一部分；后又成立了黄埔南居委会居民自治。“古港”则属另一村转居社区(石基村)范围。因为“管委会”仅有协调职能而无行政职权，“古村”“古港”的管理与开发实际是独立运作。2012年起，“古村”引入企业文旅开发，后成果不显撤出；2015年新开发商入驻。

“古村”名为历史文化景区，主要功能实为居住，商业、教育、医疗机构与文化景区并肩而存。经济联社、居委会、村民小组、宗亲会、旅游开发公司、“管委会”等组织，均不同程度享有“古村”管理职权。

(七)缺乏清晰可辨的未来图景

在旅游开发已成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古村无法退回安宁的自足生活，就只能创造出村民、游客、文创工作者的新联结形式，推动“古村”远离城中村、通俗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轨迹。然而，传统文化、建筑、历史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被消耗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内容单薄、文化反思不足的深层逻辑。古村代表的传统文化形象，如果进入不了日常生活产生意义，看得见的未来将是支离破碎的文化片段和满目疮痍的凭吊遗迹。

二、古村活化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实践策略：路径依赖中寻找空间

古村活化，需要推动区域的整体变革。杰布·布鲁格曼从推动城市变革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三个要素：一是稳定的治理联盟，权力与资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起来，愿意规范市场与私人开发行为，共同参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二是清晰的城市化路径，理解并接受城市的各个部分将联盟的目标与标准转化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与宜居性；三是拥有技术人才与行政权力的专业机构实施这些城市化方案，努力使自身的解决方案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1]。 “稳定的治理联盟”“清晰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专业化的权力机构”，都要求公共部门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职责。“归根结底，有关历史保护与控制的问题就是公共福利(如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及其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之间的抗衡问题。”[2]

然而，古村却缺乏“稳定的治理联盟”，各种正式、非正式组织不同程度享有古村的管理主权。2015年，受海珠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委托，广州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进驻古村，以项目方式推动具有古村管理职权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同治理”。该项目的设计初衷是针对问题的根源，通过“居民议事会”等制度创新，推动综合问题的解决，达至“协同治理”的成果。但代表“专业化”的机构，无法获得足够的授权，一旦进入现有权力结构，就形成路径依赖、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协同治理”项目最终停滞，需另辟蹊径推动“古村”的活化(以下简称“活化项目”)。不同于“协同治理”必然纠缠于既有结构，“活化项目”选择的是制造增量的现实逻辑。项目选择的是一种尊重事实又批判当下的立场，将古村的公共属性，作为项目正当性的基础。公共属性是公共部门主动作为的正当性前提。但公共部门缺席，并不意味古村就不具备公共属性，无法以此作为行动依据。在未获得足够专业授权，无法推动“治理联盟”的项目环境中，在“公共属性”的基础上具有主动作为的空间。

(二)重新定义空间：挖掘古村的深层价值

古村的深层价值，需要在城市空间关系中被定义。古村的价值，在于保留摆脱异化的想象空间。“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什么样的想象构造什么样的城市……。”“在某些情况下，城市想象代表着我们试图摆脱被城市异化的感觉，在另一些情况下，城市想象又是异化的结果。”[3]

现代城市空间，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非人性特征。首先是：封闭性。鲍曼认为当今城市大量被看作是“公共空间”的场所，“都在两个相对的地方。然而又是互相补充的方向上背离了(文明空间)的理想类型。”第一类是封闭的、严禁进入的城堡(修道院)。从外表看傲慢专横和不易损伤，让人产生敬畏和灰心。第二类服务于消费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让城市居民变成消费者。“这些公共空间鼓励的是行动，而不是‘互动’。”[4]其次是：断裂性。佐金以连续性看待空间的“本真性”，认为“起源”暗示着让人落地生根的道德权属。“它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依然如故的期待。”这种经验由空间中的人所拥有，不能被消费。“当这种连续性中断，城市就失去了灵魂。……有些变化让你在居住多年的社区中感觉自己倒像是陌生人。”[5]最后是：疏离感。桑内特认为，“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6]“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没有将来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相遇，在到场和它持续的那个时间里，它就会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着有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将未了之事推迟到另一次相遇中。”[4]

古村所代表的异质空间，是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想象。19世纪末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对城市的想象，都伴随着对现代性的反叛。“具有浓重的怀旧情绪——从根本上是要弃绝城市的不确定性与现实性，弃绝城市文化的混乱不堪与不可预知。通常，人们所要追求的，是一种经过浪漫化的‘失落了的’乡土存在，即宁静、同质化，以及紧密的人际关系；即使是对差异性的赞颂也是在可预期的范围内的。”[7]

(三)文化共识：古村活化的基本前提

公众意象是文化对话的基础。王宁认为传统村落开发的关键在于“找到让进步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和解合作的路径。”“借助传统村落的旅游化和商品化，实现城乡之间的功能交换和文化对话。通过让村民从传统村落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中获益，从而找到村落保护的内生变量。”[8]“通过文化规划战略实施复兴，对本土认同的重新建构至关重要。”[7]这种“本土认同”只能在环境一致性、连续性与人类共通的心理安全机制的关系中寻找。林奇从“公众意象”中寻找环境一致性与共同心理的关联。公众意象指物质环境、文化背景和生理特征相互作用，在不同受众中呈现出一致的心理印象。他认为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所形成的清晰印象，组成了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甚至，“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9]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期待，恰恰是传统村落有待挖掘的独特性，是文化共识的基础。现代性都市的普遍形象是陌生人。古村可以拯救“陌生人”，“陌生人”也能摧毁古村。

公众意象的塑造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任何在城市历史街区中的振兴尝试都要审慎地考虑其文脉与环境，因此必须处理好难以阻挡的经济发展的需求与为保护物质景观而使这种发展受到限制和控制之间的矛盾。”[2]公共部门是促进合作的推动力。在旅游文化区域发展中，公共部门一般都在“旅游策略的建立和协调中扮演关键角色”，要回应“保护物质和文化环境的责任”的特定问题。“旅游通常被认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但是，“私人部门的主要目的是从其投机中获利。”“因此，地方政府要经常起到协调的作用，并且要促使不同的参与者通力合作。”欧洲和美国的经验都表明，政府通过专业力量采取主动行动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来自公共部门的规划师对旅游业和遗产资源保护的促进，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管理的市场管理者，还直接成为城镇资源市场的缔造者”[2]。

(四)功能交换：空间文化的形成过程

黄埔古村是一所“学堂”。“古村”不仅有类型多样的艺术文化工作室，还有大量闲置的公共空间。通过在古村举办文化活动，可以形成城市与古村的功能交换和文化对话。“古村”和“教育”更深入的关系是，“可见的历史证据对人们建立文化认同感、延续与某个特定场所或个人有关的记忆都具有教育意义。这种对过去的诠释有助于明确当代社会与历史传统的关联性并赋予其以现代含义。”[10]“是生活教育和自然教育，是源于实践、融于实践的‘活教育’，具有终身性、全民性与生活高度融合等本质性特征。”[11]

黄埔古村是一个“生活的可能空间”。“古村”是一个匠人、文化人、艺术家、生活家多元生活的场所，已有不同生活形态呈现，显现出“生活异化”的城市群体所期待的“理想面貌”；同时，古村有大量的空白留待填补。历史的活化本质是寻找现今生活的良好状态。在与城市的对立关系中，构建出古村与生活价值之间的关联，又通过寻找良好的“城市生活”将“古村”与“城市”统一。

黄埔古村是“城市中央的故乡”。“故乡”是更具象、更本质的关系，从而对应更普遍的情感需求。“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抵制变化的安全区和庇护所的角色，似乎是一种稳定不变、可见而有形的历史参照物。”[2]“故乡”是意义的归拢，是“古村”的第一属性。“身在此处”的普通人已难脱离城市生存，而故乡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识，破局的希望只能存在于“城市中央的故乡”。现代性的普遍进程造就着“城市困局”，也孕育着“破局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故乡”是“城市”的反面。异质性的空间保存着创造某种“本真性”文化的可能。

三、项目成果：促进文化反思，打开未来想象

不同于“协同治理”项目的原初设计，“活化项目”试图摆脱古村发展的路径依赖。从挖掘空间价值、创造文化共识、推动功能交换的视角，推动古村的文化反思，打开未来的想象。通过不同的活动，激发“古村”物质空间的公共属性：作为导赏空间感受本土文化，作为戏剧舞台开启文化对话……这些活动预示着更多运用可能。这些活动，构建出不同以往的关系，推动功能交换和文化对话。

2015年7月，“古村”实践与各艺术文化工作室合作开展“社区学堂”；10月，“社区学堂”模式获得了街道文化站的认可；12月获得经费及场地支持，将闲置的左垣家塾升级为“文化学堂”。“学堂”带动利益相关方资源进入，推动空间活化。“学堂”培育了第一批古村关注者，实践者根据需求设计社区导赏，搭配其他活动形式。实践者会把活动分为“招摇过市”和“登堂入室”两类。前者在“古村”整体空间中移动，后者在“祠堂”等室内空间与所在地资源发展联接。两种活动形式，产生着不同的关系：前者会引来村民好奇，有时村民还会兴奋地带着游客进入自家，做义务讲解员；后者则让新村民逐渐形成共同体，共同行动创造更多可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市黄埔古村文化传承促进会，并举办了黄埔古村民间文化艺术节。

随着时间的沉淀，经验的积累，形势与内容也多样化发展。生长出来的文化，有独立的逻辑和自身的力量。2017年11月，英国导演Alan在黄埔古村举办了社区戏剧工作坊。短短三个月内，3个不同主办方在“古村”胡氏宗祠举办了超过20天的戏剧活动。想象被打开，未来就有无限可能。三首“古村”民谣被创作、录制出来；“村民们”还进棚录了顾城的《任性的孩子》；陆陆续续，又有其他的“献词”产生新民谣。民谣创作出来，作用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设想。

“活化项目”创造了一种主观真实，用文化感知代替客观现实，不同人群对“古村”都有了新期待。但这种在空隙中寻找生机、催化活力的方式，无法替代现实的发展逻辑。黄埔古村的真实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以“活化项目”意愿为转移。因为现实的权力、利益边界难以触及，“活化项目”也难以有效推动黄埔古村的整体发展。“活化项目”创造出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但未来以何种面貌展开，需要时代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