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启示

刘明辉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2.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以下简称“平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教育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平民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湖北平教运动曾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竹山人施洋。发起和推进湖北平教运动是施洋在五四运动中开展救亡运动的延续，也是施洋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主张进行比较鉴别的一次尝试。施洋领导开展湖北平教运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其革命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对湖北平教运动、湖北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平民教育运动的理论依据、性质目的和兴起发展

（一）理论依据

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必须唤醒广大民众。而要唤醒民众，首先就要使广大民众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从愚昧无知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正如晏阳初所言：“四万万民众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会读或写。千百万人对自己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一无所知。这样的民众怎么能够形成一种明智的共同意志并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为什么贪官污吏与列强能够为所欲为？为什么百姓的苦难与社会上贪赃枉法有增无减？民众早一天获得教育，那对人民，对世界都是一件幸事。平民教育运动正是应这一历史使命而产生的。”[1]28晏阳初的这段话形象地阐明了平教运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即通过教育塑造具备“明智的共同意志并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的新人。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酝酿平教运动之时，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中国之行，对运动起到了加速作用。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应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之邀，杜威在中国开展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学术之旅。在各处的演讲中，他对平民教育进行了理论阐释，提出“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使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这些论述契合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规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拉近了同中国人的思想距离，坚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展平教运动的信心。

可以说，开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平教运动是平民主义在教育上的反映和运用，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平民教育理论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具体实践。

（二）性质目的

平教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还是公民教育？平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陶行知曾做过详细的阐述。他说：“现在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平民读书的运动。目的在使平民一面读一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说到国民精神之培养，恐怕有些人要联想到国民常识之灌输。但国民之精神确要在此时养成，若枝枝节节的常识，则平日随地可得。我们在这个短少时间内，贵能给一把得常识的钥匙，教他们以后自己去用。故现在只教他们做人做国民的精神，而不教他们琐碎的常识。”[2]那么，陶行知指的“国民的精神”是什么呢？1924年，他在编制平民教育课本时，对“国民的精神”做了“自立”“互助”和“进步”三个向度的阐释。与此同时，晏阳初也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做‘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德心”[1]122。也就是说，平民教育运动就性质而言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其根本目的就是塑造具有“国民的精神”的新人。

在谈及平教运动的步骤阶段时，晏阳初指出：“所谓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第一步是‘识字教育’，第二步是‘公民教育’，第三步是‘生计教育’。平民教育的最后目的，是在使二百兆失学男女皆具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1]122。在这里，晏阳初虽然也提到了“公民教育”，但并不是从政治层面谈的，更多还是从塑造具有健全人格的能够自力更生的“新人”角度谈的，是从属于国民教育的。

（三）兴起发展

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部分师生组成平民教育社，出版《平民教育周刊》，平教运动雏形已现。1923年8月，陶行知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与会的20个省区均成立了分会，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为解决教科书问题，各地编写了不同版本的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平民千字课》①《平民千字课》有晏阳初和傅若愚编写、陶行知和朱经农编写的两种版本。《农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经过实践，平教运动最终形成了平民学校、以一家一店或一个机关为单位的平民读书处以及随时可以求教的平民问字处等三种运动形式。其中，平民学校是最主要的形式，实行班级授课制。后随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认识的加深，平教运动的发动者们看到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的教育需求。他们提出“到民间去”“到乡村去”的口号，鼓励更多的人“把乡下人的幸福放在心里”，把教育普及到广大农村去[3]。从而拓展了平教运动的场域，增强了平教运动的生命力。

在平教运动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 年，李大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宣传工读主义思想。恽代英指出，平民教育的内容应该以民众的实际需要为教育普及的基本方向，即他们要什么，我们便可以教什么；抑或可以告知他们“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状况，本地生活变迁的原因，改良本地生活的方法”[4]。他们通过兴办平民学校、劳动学校或在校外设平民读书点等方式向劳苦大众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史，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迪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国家意识。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劳工教育为开端的平民教育，逐步发展成为包括革命干部教育在内的工农教育。可以说，平民教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运动的开端之一。

二、施洋对湖北平民教育的发起和超越

当平教运动在全国初兴之时，施洋正以湖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及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奔走在京、津、沪、宁、汉之间，积极进行救亡运动。1919年11月，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施洋因为奔走呼号、功绩卓著，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长，站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的最前列。在总结救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施洋悟出了一个真理，即救亡运动的主力是民众，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救国。那么如何唤起民众呢？施洋接触并参与了正在开展的平教运动。

（一）主动作为，敢为人先，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

1920 年春，施洋由上海回到武汉，和恽代英、黄负生等在武昌黄土坡创办了“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武汉星期评论》。他经常在《武汉星期评论》撰文，宣传革命思想，鼓吹改造社会，革新和普及教育，以尖锐辛辣的文字揭露旧制度的黑暗和北洋政府的腐败，抨击湖北的政治、教育和社会等问题。以《武汉星期评论》宣传造势，施洋等人发起了湖北平教运动。

1920年2月29日，施洋以临时主席的身份，召集武汉商、学两界举行会议，讨论平民教育问题，恽代英、包惠僧、李书渠等113人出席。经过讨论，大会一致同意创立湖北平民教育社，揭开了湖北平教运动的序幕。3月29日起，由恽代英、刘功辅起草的《湖北平民教育社成立宣言》连续五天刊登于武汉《国民新报》。4月4日，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汉正街举行成立大会，施洋被推为大会主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演说。他指出：“中国外交之失败，是由于国家贫弱无力，是由于教育不发展，实业不振兴。”这是施洋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反应，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思想嬗变的缩影。“现在要救贫弱，挽危亡，应当从根本着手，非一时的空泛运动所能济事。”何为“根本着手”，施洋想到的是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塑造符合共和政治需要的新人。那么如何提升国民素质，塑造新人呢？“我们感觉平民教育，非常切要，所以我们组织湖北平民教育社，从本处做起，以发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识，知道国家是什么，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只有知道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才知道爱国的方法，才能发展实业，才能造就国家富强，才能争得外交独立和世界荣光。在阐述了平民教育的缘起和意义后，施洋呼吁：“可知平民教育是救中国的根本政策，这是我们组织平民教育社的宗旨。希望大家都努力做平民教育的运动”[5]73。

施洋的演讲说理透彻、感染力十足，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次评议会上，施洋被选举为评议员并兼总务主任，总理湖北平民教育社的日常工作。施洋对湖北平民教育运动实有开创之功。

（二）不计报酬，不避利害，引领湖北平教运动深入发展

湖北平民教育社成立后，施洋不计报酬、不避利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引领了湖北平教运动的发展。1920年6月，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武昌武胜门外圣公会及和善堂两处开办第一、第二平民学校，内分教授、理事两部，教学生认字、常识、珠算、笔算等实用知识，专收一般年长失学者加以教授。第一平民学校刚开设便“有学生六十九人，每日报名者仍络绎不绝”，甚至因学生太多，需分为两个课堂，是为湖北平民教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6]。平民学校经费均由教育社社员负担，免费发给学生应用文具课本。为筹措办社经费，社员们慷慨解囊，纾困解难。施洋更是身先士卒，带头捐献了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同时，他还不辞辛劳，串街走巷，进行募捐。当时有人故意刁难诽谤，说什么“施洋律师的生意大概不好吧，不然，怎么会到处伸手讨钱呢？”施洋是名满武汉三镇的大律师，地位尊崇，收入优渥，受此奚落，却坦然处之，“为了平民教育，这些话我经得起”。在施洋等人的努力下，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武汉设立平民学校七所，还创办《平民日刊》、平民图书馆以及平民阅报处，拓展了运动的形式和渠道。

施洋还亲任教员，奔走各校，教课讲演，不辞劳苦。他讲课简明扼要，语言生动，富有趣味；他态度和葛，平易近人，能与同学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及家长的喜欢，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施先生”，家长们称赞他是“贫民的拥护者”。

在施洋等人的倡导和影响下，武汉学生联合会、国立武昌高师、汉口青年会等也筹办起贫民夜校或通俗夜校，从事平民教育事业。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施洋担任书社的法律顾问。恽代英等人还创办利群毛巾厂和浚新学校，给贫苦学生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这些都是湖北平教运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1921年6月，因为兵变，利群书被迫社停止营业。利群书社对于湖北境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湖北早期共产党人的培养，发挥了极大作用。利群书社的主要创办人虽然是恽代英，但作为法律顾问的施洋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苦苦求索，与时俱进，实现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超越

“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给武汉带来了勃勃生机，但也遭到了反动派的敌视和仇恨。北洋军阀和一小摄反动文人视平民教育社“为洪水猛兽之过激派”，施洋“更为当局所忌刻”[5]74。1920年6月，湖北平民教育社终因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和经费困难，被迫停办。

“教育救国”是当时的时髦词汇和时兴运动，也确实在提升国民素质、培育新社会力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并不是“最根本”的方法，它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一个外无主权、内无民主的国家，幻想仅仅依靠教育达到救国的目的，形势不允许，时间不允许。那中国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时，苦苦求索的施洋加入了1920年秋武汉早期党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通过刻苦攻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施洋认识到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离开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单纯提倡平民教育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要想真正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政权问题。他批判了自己的“教育救国”观点，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样，施洋就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对平教运动的超越。

在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等好友的帮助下，施洋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开办粤汉铁路工人补习学校，施洋慷慨地将自己在徐家棚的一处房屋借作校舍，他还时常去夜校授课。施洋授课通俗易懂，常常联系工人生活困难实际，深入浅出，既教工人认字，又教工人明理，深受广大工人的欢迎。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为反抗外国老板加租举行同盟罢工，施洋积极出面从法律上为工人说理、呼吁。罢工胜利后，他担任了汉口人力车夫公会法律顾问。1922年1月，又担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法律顾问。6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施洋就在革命实践上实现了对平教运动的超越。

施洋在1920年上半年投身平教运动，以期实现“教育救国”，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觉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到1920年6月，因为反动派的迫害和经费问题，平教运动的实践失败，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并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

三、施洋发起的湖北平民教育运动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启示

发起和推动平教运动虽然只是施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部分，持续时间不长，但其历史价值和时代启示仍然值得总结和汲取。

（一）历史价值

虽然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施洋已经不再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心放在平教运动上，转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作为主要倡导人发起的平教运动，是近代湖北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在湖北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提高了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平，初步启迪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国家意识。平教运动以劳苦大众作为教育主体，实现了受教育权的下移，创设了平民学校、平民阅报处、平民问字处等层次分明、渠道多元的教育机构，从最基本的识字教育开始着手，符合当时中国劳苦大众的受教育实际和劳动实际。作为基本教材的《平民千字课》，以对话等形式介绍了领土、人民和主权的内涵，启迪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国家意识。施洋在湖北发起平教运动，从细微处着手，俯下身子到工农中去，进行知识普及和意识提升，对于提升劳苦大众的知识素养、生存技能和家国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培养了一批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湖北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施洋等人为发动平教运动，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创办了利群书社。这些重要载体除了宣传平教运动的理论和主张，还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给湖北知识界、劳动界带来了新思想，给湖北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施洋本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比较，最终抛弃了单纯的“教育救国”主张，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运动中，众多像施洋这样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湖北早期党组织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第三，湖北平教运动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平教运动中，施洋等人借助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各级劳动组织、学联组织的作用，在农民、工人、青年学生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农民、工人、青年运动的途径，积累了经验。1925年1月，党的四大指出：“平民教育界的运动，现在有发达的趋势，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极端注意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的机关，在这里边，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对他们宣传并可以增加他们的智识，使他们一天一天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尽量吸收青年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重要的职务”[7]。这就让平教运动纳入了党的各项活动之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二）时代启示

施洋牺牲于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已过百年，其所发起的湖北平教运动也走进了历史尘烟，但其对于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一，新时代教育强国事业要注重教育主体的大众化。平教运动的主体是不识字或初步识字的劳动大众，对不识字的平民先施以识字教育，让他们会写自己的名字，懂得公民权利和义务，具备实施选举、参政、监督的基本能力；对已识字的人施行“平民继续教育”，灌输程度较高的公民常识，培养他们的“国民的精神”。这种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延续，做到了因材施教。将受教育权下移，以提高劳苦大众的素质为抓手，实现教育救国。这一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但这种扩大受教育面，实现普遍提升的教育理念，在新时代仍然值得借鉴。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既需要扩大教育面，又需要分层教育，实现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

第二，新时代教育强国事业要注重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平教运动时期，采取了平民学校、以一家一店或一个机关为单位的平民读书处以及随时可以求教的平民问字处等三种形式，进行识字、读书教育，实现了学校、家庭、社会等教育主体的共同参与。建设教育强国，也要注重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到处处可教育、事事可教育、时时可教育。新时代学校教育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活用一切教育资源进行党情、国情、世情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家庭教育要培育和践行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的优良家风家教，扣好孩子“人生第一粒扣子”。社会教育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

第三，新时代教育强国事业要注重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平民教育不论从其性质上讲，还是从其真义上看，说到底是一种国民教育，是对国家不能普及的义务教育的一种不得已的补充。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平教运动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起到了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平教运动虽然已成往事，但塑造现代国民的任务却是长期的、复杂的。新时代，对国民性的塑造更侧重于培养国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做到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活用一切教育资源，培养担当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新人。

施洋等人发起的湖北平教运动不仅是一场教育运动，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这场运动中，施洋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所以，施洋不仅是“劳工大律师”，还是一位平民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